2009年上半年地方應對網絡輿情能力排行榜
說明：本表數據為11位輿情分析師采用德爾菲法，對地方政府應對網絡輿情表現進行分項評估後得出。其中政府響應、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項為常規指標，分值區域分別為－10~10分；恢複秩序、動態反應、官員問責三項為特殊指標，分值區域分別為－5~5分、－3~3分、－3~3分。輿情分析師依據以上各項指標對政府表現分別做出評價，政府表現越出色、應對越得體則得分越高，反之則得分越低。最終依據各項表現綜合所得總分，得出藍、黃、橙、紅四級警報級別，警報程度相應由低到高。其中總分20.00分以上為藍色警報，政府應對總體較為得體；總分 15.00~19.99分為黃色警報，政府應對有待進一步加強；總分10.00~14.99為橙色警報，政府應對存在明顯問題；總分10.00分以下為紅色警報，政府應對嚴重失當，存在重大缺陷。
今天，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2009年上半年地方應對網絡輿情能力排行榜，對10件地方熱點輿情進行研判點評，就地方政府的網絡輿情應對處置能力做出客觀分析。
這10件地方熱點輿情分別是，四川成都市“6·5”公交車燃燒事件，陝西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上海市戶籍新政，河南靈寶市王帥案，雲南晉寧縣躲貓貓事件，浙江杭州市飆車案，河南鄭州市副局長“替誰說話”，重慶市高考狀元造假事件，湖北巴東縣鄧玉嬌案，湖北石首市騷亂。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表示，通過對各地政府在網絡突發公共事件應對方麵的政治智慧和創造性工作的梳理和小結，希望能為黨和政府提高社會管理水平，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維處置突發事件，采取科學的、專業的手段化解群體性事件，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排查處理矛盾糾紛，提供盡可能客觀、科學的輿情參考數據和輿論引導建議。
湖北巴東縣鄧玉嬌案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單學剛：
“網絡民意”的力量在鄧案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可以說網絡不僅僅監督了事件過程，也起到了直接推動甚至改變方向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此案的信息透明方麵與過去相比並非毫無進步，然而，這起案件也突出反映出基層政府對信息公開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十分陌生。這一起並不複雜的刑事案件，卻因沾上了“鎮招商辦主任”這一在中國幹部體係中根本不入流的“官”而演變成“泛政治事件”，並引發了網絡上“仇官”情緒的集中爆發。
對此，地方政府要敢於和部分無良官員“切割”，不能讓任何個體的無良官員都要去“代表”整個黨和政府，而不假思索、不計代價地去維護。
特邀專家曹景行（著名時事評論員、專欄作者）：
民間輿論的一邊倒同情鄧玉嬌，是因為民眾無法再容忍某些官員憑仗權勢胡作非為他們普遍擔心，在鄧貴大、黃德貴之輩可以如此囂張的地方，司法公正能不能得到保障，“弱女子”鄧玉嬌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但互聯網的力量改變了鄧玉嬌案中的強弱對比。
互聯網上的輿論傾向有沒有幹預司法或扭曲司法公正？就鄧玉嬌案來說，至今為止，互聯網的最重要影響是有力地促使司法部門較為公開透明地查案辦案，特別是還原案發真相。同時，在地方法製並不完善的現實環境中，網上輿論有效地遏製了地方權力幹預司法的可能，起到了一種特殊的製衡作用。
四川成都市“6·5”公交車燃燒事件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韓長青：
當“6·5”成都公交車燃燒慘案被最終認定是“人為故意縱火”時，普通百姓的心理恐慌可能是深遠而長久的。
輿論從成都的公交車燃燒案，關注全國各城市普遍存在的上下班高峰期過度擁擠、公交車的嚴重超載運營等問題。駕乘安全檢查製度的紕漏，突發事故自救設備的缺失，普通市民應對危機事件能力的疏於演練，以及公共安全監管中的責任不清、權力不明、追究不嚴，使網民批評的聲音早已越出城市公交車，指向了地鐵、列車、輪船、電梯、大型遊樂場等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場所。
特邀專家楊良化（人民日報《新聞戰線》原總編輯）：
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件一是突發，二是惡性。像這樣一個爆發於都市街頭、立即被所有渠道傳播的事件，卻在市民驚悚和警醒之餘，並沒有誘發重大不滿和群體事件，一度出現的謠言和猜疑也迅速消退，“6·5”事件平穩落幕。
之所以能有效掌控輿論，化險為夷，關鍵是當地政府應對得當。三天五場發布會，體現的一是反應迅速，二是公開透明。很多情況下，往往是麻木引發不滿，拖怠貽誤主動，本來可以講得清的事情、解得開的矛盾，硬是被層層請示、遲遲未決、遊疑再三、官僚迂腐而拖得民情不滿、情緒對立。而另一方麵，流言止於公開，透明贏得人心，把涉及群眾利益的公眾事件真相原原本本揭示給群眾，換來的恰恰是享有知情權的民眾的理解、諒解和支持，謠言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場。
河南靈寶市王帥案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何新田：
王帥案之所以在網上引發如此大的反響，主要原因就是他因發帖獲罪，觸犯了網民言論自由的底線，每一位對政府提出批評意見的網民都有可能成為王帥，被“跨省抓捕”，網民的憤怒和嘲諷也都集中在這一點上。
對網絡輿論批評，靈寶市一些官員一邊露出被誹謗的委屈模樣，製造不存在的“誹謗政府罪”，一邊舉起刑罰大棒對網絡批評進行打壓，不遠千裏將發帖人抓回。
這一案件涉及基層政府對互聯網的合理監管問題。網絡監控手段需要嚴格執行法律法規，不能打壓正常的網絡輿論監督。
特邀專家於建嶸（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河南靈寶王帥案是源於網絡、最終又在網絡推動下獲得解決的典型案例。對各級政府而言，如何使執政能力與網絡時代相適應，已是一個現實問題。
這個事件首先告訴我們，各級政府應正確對待網絡民意。一些地方黨政幹部並不知道網絡時代的政治生態已發生了變化，不了解網絡時代民眾的權利意識日漸高漲，參與方式更加靈活。而且，在網絡這個開放的世界，任何網絡意見都相當於公告天下，如果不能正確處置，就有可能成為影響廣泛的社會事件。
在人民網等主流媒體積極主動的幹預下，河南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秦玉海在人民網公開承認王帥案是錯案，使這個事件最終獲得了解決。可以說，他的行為開啟了省級幹部在網絡上公開承認錯誤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對政府重新獲得民眾的認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應成為各級領導幹部對待同類事件的示範。
重慶市高考狀元造假事件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刁煒：
“高考公平”素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故重慶市高考狀元何川洋少數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一經披露，迅速引發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切。
而重慶有關方麵在事件處置過程中所表現的強勢與冷漠招致了更大的不滿，特別是在重慶招辦拒絕公布違規考生31人的完整名單後，該部門某官員的不當言辭對媒體和公眾來說更是火上澆油。對既得利益群體的公然袒護，將使普通公眾在“贏家通吃”的對比下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公眾對狀元民族身份改變的不滿，就是這種相對剝奪感產生和滋長的明證。
最終，重慶方麵宣布取消31名違規考生的錄取資格，又引起網民一片唏噓。按說家長違規，孩子無罪，但過於強勢的家長對社會資源的壟斷性占有，使得這樣決絕的處罰又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正義性。
特邀專家舒立（《財經》雜誌主編）：
重慶包括高考狀元在內的31名考生因偽造少數民族身份加分作弊，重挫社會對“最後一塊淨土”大學招生製度的信心。
重慶市政府最終選擇取消31名考生的大學錄取資格。這個決定對這31名寒窗學子來說令人扼腕，但對於政府施政和市場的三“公”原則（公開公正公平）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在三“公”之中，“公開”居於首位。公眾之於政府的知情權，媒體之於政府的批評權，需要首先得到尊重。31名學生的名單從保護年輕人隱私的角度可以不公布，但對幫助31名學生身份造假的長輩必須進行問責。重慶市政府最終滿足了公眾的要求。
當前經濟危機陰影尚未驅散，又逢新中國建國60周年之際，亟需緩釋社會積怨，體現政府“執政為民”的誠意，維護大學招生製度的公正權威是一項最起碼的工作。
陝西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潘宇鋒：
神木縣在全國率先施行“全民免費醫療”，本該讓抱怨看不起病的中國人喜出望外，卻在媒體和互聯網上引起了不少疑慮。神木縣委、縣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表示新型醫保在公共財政可以承受的範圍內，會繼續實施下去。
神木的嚐試沒有引起普遍的激動，卻遇到了眾多的質疑，這個反常的現象與這些年來一些改革措施向官商特殊利益集團傾斜、民眾普惠減少有關。從網絡反響可以看出，麵對這些質疑，當地政府的表態恰到好處，僅僅就事論事而不涉及任何對改革問題的爭論，使醫改新政能夠被更多人接受。
特邀專家吳長生（人民日報國際部原主任）：
神木在全國引起強烈反應的背後，是普遍存在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嚴峻現實，是人們對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極度不滿，是人們對加快醫療改革的急切渴望。這些情況，卻是不易“淡出”的，隻要醫改沒有按人們所期望的步履持續推進，民怨就會不斷積鬱，並 “潛伏”著隨時“尋機”爆發。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由於“神木醫改”是一樁正麵事件，除了引發一些諸如財政能否支撐等質疑，它基本沒有帶來負麵效應，沒給地方政府招惹麻煩，縣領導的“低調”應對也算恰當。這也恰恰證明，凡是得民心的事情，哪怕有點“過分”，也會得到民意的支持。
但願當政者不要因為神木醫改“沒惹麻煩”就忽視它，而是透過神木醫改引發的強烈反響進一步體察真實的民情，切實加快包括醫改在內的各方麵改革的步伐。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