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最聰明的大腦，在哪裏？誰為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利用過去、把握現在、鋪墊未來？
我們當然首選政府。其次是匯聚集體智慧的群策群議機構。再次是社會各界的意見領袖。
在意見領袖中，智庫(Think Tank)是中國長期缺失的一種類型。
身份獨立、價值中立、研究專業、決策科學，是智庫的立身之本。表麵上看，中國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到2000多家。而在《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中，中國僅有74家智庫被認可，而美國有1777個。
豢養型學者、憤青型專家和商業型機構，冒“智庫”之名，透支了意見領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庫為訴求的民間智庫，在人才、體製、資金來源和合法性等方麵都步履維艱。
中國的決策失誤率達到30%，西方發達國家隻有5%左右。(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毛昭暉教授語)在公共決策議題上，群策群議是不夠的，專業、獨立的第三方——智庫的重要性因中國人屢屢失策而凸顯。
基於政策和輿論的公共需求，基於市場經濟多元利益格局的現實需求，基於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國對大策略大思維的未來需求，中國迫切需要智庫，需要“獨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決方案。
《新周刊》采訪了新近成立的“中國最高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在其主辦的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上，《新周刊》求教於多家全球頂級智庫。《新周刊》解讀了市長和省長們偏愛“洋顧問”的現象，並調查出“誰是最值得中國公眾信賴的意見領袖？”。中國第一家民營智庫創辦人曹思源、北京奧運會安保方案《魚鉤與長矛》提供人高誌凱、從為老板謀到為城市謀的“丙方”王誌綱、深圳的“理想主義”智庫因特虎，也直麵《新周刊》道出中國“智庫”的成長命題。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智庫是國家軟實力中的硬實力，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智商，替決策掙尊嚴、替民眾掙信心、替國家掙未來。
我們歡迎中國智庫時代的到來！
國力升級的智慧儲備
中國無智庫？
糧食儲備、石油儲備、黃金儲備是硬實力；智庫儲備則是軟實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後者更是前者的決定性力量。中國缺智庫，中國求智庫。
文/朱坤胡赳赳
將企業比做國家的血液，家庭與個人比做國家的組織、毛發與神經末梢，政府比做國家的大腦，智庫就是其中的“外腦層”。國家之間的發展與競爭，不應僅是經濟實力與軍事的比拚，也應包括思考與學習能力的競爭。
所以，中國不僅應該有世界500強和航空母艦，還應該有諾貝爾獎獲得者、藝術大師、大文豪、世界級大學與頂尖智庫。
智庫，Think Tank，也稱“思想庫”，即智囊機構、智囊團，是指由專家組成的多學科的，為決策者在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麵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的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的定義，智庫就是一個“思想工廠”，一個沒有學生的大學，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卻同時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一個敢於超越一切現有智慧、敢於挑戰和蔑視現有權威的“戰略思想中心 ”。
為什麽需要智庫？
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前夕，針對“中國是否會出兵朝鮮”的議題，蘭德公司得出結論：中國將出兵朝鮮。蘭德想將此報告以200萬美元——一架戰鬥機的價格賣給美國對華政策研究室，被婉拒。
其後，果然中國出兵朝鮮，美國在朝鮮戰場遭遇大敗，美軍司令麥克阿瑟後來感慨說：“我們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幾百億美元和數十萬美國軍人的生命，卻吝嗇一架戰鬥機的代價。”
在中國，因為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和危害，要嚴重得多。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經說，中國最大的浪費莫過於戰略決策的失誤。世界銀行估計，中國七五到九五期間，投資決策失誤造成的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大約為4000億—5000億元。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毛昭暉教授說，從國際視角看，中國的決策失誤率達到30%，西方發達國家卻隻有5%左右。
在企業管理上，現代西方管理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資產超過1000萬美元，如果它沒有智囊團的話，其生命周期不會超過5年，隻要有一個重大的決策失誤，就會葬送這個企業。
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是獨立於政府機構的民間組織。它不是大學研究所，不是商業谘詢公司，不是策劃人，不是遊說公司，也不是智囊高參的官方研究機構。
雖然不少智庫都依托於大學，但它與普通大學研究所的最大區別在於：它開展研究的目的不僅在於探討自然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更重要的是將之轉化成可操作的政府或企業決策。
智庫與商業谘詢公司的差別在於，商業策略研究隻占它業務的很小部分，而且智庫的策略谘詢相當宏觀，它體現的是大時代背景下全行業的嬗變與利益格局的重新劃分。
智庫不是“點子大王”式的策劃人，它不擔負將某個人或某種產品脫胎換骨的責任，它需要做的是比較各種決策的可能利弊，提供操作方案以備選。
相對於官方智囊的依附地位，智庫的身份可謂相當獨立，他們可以相當自由地發表言論。但所謂屁股決定腦袋，雖然大多數智庫都宣稱中立、客觀與無黨派，他們還是有著難以規避的一致立場、傾向與趣味。如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就是著名的民主黨大本營，其貢獻了奧巴馬政府內的20多名高層官員，今日奧巴馬政府操作的國際貨幣體係改革方案，就由布魯金斯學會直接送交；傳統基金會因恪守傳統價值與自由資本主義傳統，則一向被認為是美國共和黨的大本營。
智庫改變世界
縱觀西方近500年曆史，幾乎每一個強大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該國智囊機構的湧現。
1560 年前後，荷蘭人Cornelis de Houtman在葡萄牙首都裏斯本蟄伏三年，獲取了葡萄牙帝國稱霸世界100年的秘密——香草群島航線圖，他回荷蘭後創辦了東印度公司。以現在的眼光看，東印度公司不僅是世界上第一個跨國公司，還部分地承擔了國家智庫的職能：它開創了商業壟斷的方式，以經營公司的方式經營龐大的海外殖民地。
稍後崛起的英國，其工業革命的直接發動機就是現在還未中斷的智庫——英國皇家學會。在皇家學會的激勵與鼓動下，不列顛成了當時的“世界工場”與“日不落帝國”。
至於美國，在20世紀的崛起中，強大的智庫群層出不窮。既有曆史悠久的胡佛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會，也有現代意義上最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在全盛時期，美國幾乎所有的內政外交都由蘭德一手策劃：它曾經完全主導了美國的核戰略、策劃了越南戰爭、謀劃了裏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發動了兩次“海灣戰爭”。甚至，今天才被廣泛運用的互聯網，其最重要的技術基礎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被蘭德公司研究員發明了。
正是因為美國智庫的強大研究能力與參政能力，幾十年來它一直左右著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科技等方麵的重大決策，以至於有人將智庫視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後的“第五權力中心”。
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智庫
表麵上看，中國似乎不缺研究人員和機構。據統計，中國研究機構有2500多家，專職研究人員3.5萬人，工作人員27萬人。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到2000家。
而在今年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稱，中國僅有74家智庫被認可，而美國這一數字是1777個。
英國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訪中國社科院，當他獲知社科院有50個研究所，260個研究室，4000名全職人員時，他被徹底雷到：整個英國的全部智庫人數加起來也隻有1000人左右，全歐洲總人數不到5000人，加上美國(智庫的天堂)，整個西方智庫的研究人員也不超過10萬人。而中國社科院僅僅隻是中國官方智庫的一個，還有中央黨校、各省社會科學院、各級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等。
Leonard震驚之餘，也感到好奇：為什麽數十萬人在為政府決策做研究，他卻始終不知他們的研究方法與結論，世界人民也對中國政府的行為充滿好奇？所以他寫了一本書：《中國怎麽想？》，在西方世界獲得暢銷。
2000 個中國智庫，抵不上一個蘭德公司。智庫的研究深度，往往也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思考深度。由於政府強大的控製能力，中國官方智庫大多言不由衷，淪為替政府背書的境地：官方智庫享用著高額經費與話語權，卻不時提供數據混亂不堪、結論欠缺邏輯、唯長官之命是從的垃圾報告。民間智庫一欠渠道，二缺影響力，三缺經費，因此舉步維艱。
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曾說，衡量一個好智庫的標準是質量、獨立性和影響力。但對大多數中國智庫來說，獨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質量與影響力也大打折扣。
“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智庫。”一位行業協會的負責人這樣說。在中國，行業協會屬於半官方組織，在民政部注冊，掛靠於官方機構下，受命也受製於官方的指示，是介於政府與民間之間的組織，有時也承擔課題，研究產業，但在人才、體製、資金來源等方麵卻顯得“畸形”。
中國式智庫三大病
有人總結出中國式智庫的三大類別：豢養型學者、憤青型專家、商業型機構，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中國式智庫的三個毛病：與體製過近、專業程度低、以賺錢為目的。由此而導致的結果就是：看似專家學者無數，他們手中經費多多，項目多多，且在媒體頻頻曝光、滿天飛四處參加各種名目的論壇、研討會或谘詢會，但實際上卻是 “滿嘴跑火車”，影響力和公信力急劇下降。
新近成立的中國最高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國交中心”)，實質也是出於高層對現存智庫的極度不滿，但依然有著強烈的官方色彩：事先聲明 “隻談經濟”，與“思想無禁區”的智庫宗旨背道而馳；高層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層官員組成，中國的旋轉門隻開了半扇，什麽時候國交中心能走出未來的總理副總理？沒有強大的研究實力，最高智庫也隻能是一句空談。
這次由國交中心舉辦的全球智庫峰會中，像蘭德公司這樣重量級的智庫公司並未參與。“它們的觸角比我們想的還要深入、靈敏，你以為它會需要這樣的平台，但有可能它對這個論壇不屑一顧。”主辦方的一位代表私下透露心聲說。
放眼望去，中國的智庫更像是“偽智庫”，零點調查集團總裁袁嶽甚至用了“蠢庫”這樣的字眼，他是從研究方法而言的：在智庫人才的使用上，多的是學院教育出來的，把“大詞”掛在嘴邊，張嘴中國閉嘴世界，但卻缺乏基本的研究具體問題的能力。而安邦集團的總分析師賀軍則同樣麵臨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他甚至開動腦筋，想與大學聯合開辦信息研究這樣的專業。
中國式智庫的未來
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智庫最終的成型與確立將會是在民間，民間智慧以及互聯網渠道可能是智庫大放異彩的決定因素。但袁嶽並不這麽看，他說：“現代型的智庫是集體作業、多人分工協作的，現在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智庫機構，仍然沒有擺脫個人作坊式的模式。”
《超限戰》的作者喬良也許是唯一一個向世界輸出過中國國防思想的中國人，據說美國五角大樓人手一本，認為他的思想預見到了“9·11”。他此次接受采訪時舉了個例子：在香港回歸之前，撒切爾夫人說了一句話——“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撒切爾夫人這句話揭示了智庫的一個元命題，即智庫是為未來服務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局促地為當下服務。
我們的所謂智庫目前基本還在忙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他們的智庫已在探討將來的問題及其各種可能性。在此次智庫峰會上，中糧老總寧高寧的一句話深得媒體好評：中國遠遠還沒有達到對外輸出資本的國力，什麽時候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谘詢公司和智庫到國外掙錢了，中國才能成為大國。而現在我們都要靠全球的智庫來辦事。
智庫競爭：國家智商的競爭
零點調查集團帶有1/3智庫的影子，這正是中國智庫成長道路的一種典型模式：邊緣化生存、商業化運作、專業化發展。成立於1992年的零點集團，伴隨著中國跨越式的經濟發展，“自身發展既不快也不慢”，與這個時代合拍。袁嶽覺得零點兼跨三個角色：調查、管理谘詢、決策谘詢。“如果比喻成蓋樓房，調查是地基，管理谘詢是第一層樓，決策谘詢就是第二層樓。”他說，“調查不是最終的追求，從一開始，零點就有社會性和提供公共政策的目的。”他們曾遊說北京市政府，將寵物管理費由每年5000元調低至900元，這一遊說被采納。
袁嶽從實操性的角度總結了中國智庫與國際上的智庫存在的差距：一、個體化。二、資金來源的單一化。三、人力資源的嚴重不足。
與零點調查集團同時期成立的安邦谘詢集團也是一家民營信息谘詢公司，它也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智庫的角色。在它長期推出的30種信息產品中，其客戶包括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以及4000多家企業，其中覆蓋1/3的世界級500強企業。
1998年從科技部“下海”到安邦的研究員、現任總分析師的賀軍說：“10年來我看到五六茬信息谘詢公司起來又倒下了。”他對中國智庫的現狀用了一個比喻——“一麻袋土豆”，“小個很多，大個很少，專業性不夠”。
目前，安邦集團已經是整個行業的“定價標杆”，而當年他去這個公司時，在北京南城一個車隊的舊樓裏辦公。從小公司發展到現在的“戰略信息綜合服務商”，可謂智庫行業發展的一個縮影，現有7個分公司分布全國。
賀軍所著《政策思維》一書中，披露了大量案例，他的特點是迅速對時局變化提出預警、專業分析和策略應對。2007年5月，他在簡報中向客戶提出預警；而一篇名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機與進程》的文章早在2002年就擺在央行和國家外管局的案頭；在中美關係接近冰點的時候，他準確作出了“政經分離”的判斷。
中國政府內有大量信息傳遞渠道，為什麽還需要安邦這樣的外部公司呢？“我們在行業內充當意見領袖的角色。”賀軍這樣說。像北京市政府，則是他們長達10年以上的合作方。
一個國家的智商並不是由民眾腦袋的總和來決定的，相反，智庫的智力水平和人才優勢以及發展規模才決定了國家智商。如果說政府是國家主腦，智庫則是小腦，維係格局平衡。政府是國家左腦，主理性建設；智庫則是右腦，主形象思維、提供預測和想象力。
遺憾的是，作為中國人，我們現在還不敢給自己的智庫評分。
中國第一家民營智庫創辦人曹思源：很多話他們不能說，我能說
“我認為我下海做研究，並不亞於在國務院辦公廳做研究，因為我有獨立性。”
鄺新華文/對於中國第一家民間智庫的創辦者曹思源來說，1987年的一件往事，記憶猶新。那是在一個名叫《時局與選擇》的座談會上。中央電視台的攝像機已經對準了場中的演講台。在眾多的發言者中有一位叫曹思源，他放了一炮，在會上提出政治體製改革要從人大入手，建議實行人大旁聽製，電視台同步直播人大會議，讓老百姓旁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必坐飛機，不必坐火車，不必跋山涉水，打開電視就可以旁聽人大會議啦。”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中央台的《新聞聯播》、《天氣預報》之後，《焦點訪談》開始播放座談會上的場景。製片人從當時的演講者中選出十個，曹思源的演講放在了第一位。旋即雪片般的信件寄到中央台，曹思源也很興奮，匆忙趕到電視台把信件都複印了帶回家。“老百姓很讚成，評價很高。”
但後來曹思源接到命令：以後不經領導批準，不得擅自到電視台發表長篇演說。像其他體製內的學者一樣，曹思源隻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研究，很少在媒體露麵。“其實他們不是沒話可說，而是他們的話大多一針見血。”
這是曹思源在講述中國第一家民營智庫如何成立之前的開場白。
下海——“我們希望成為中國的蘭德”
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後在中南海幹了6年：國務院研究中心、國務院辦公廳、國家體改委。到現在六十多歲的他還在為自己當年的頑皮事跡感到興奮：“在國務院時，領導讓我起草文件，我就偷偷地塞進我的私貨。譬如說，論證破產法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下海之時，曹思源有兩個選擇：四通和首鋼。首鋼已經發出商調函，希望曹思源去組建首鋼改革與發展研究所。首鋼是部級單位，鐵飯碗，而且首鋼當年在股份製改革方麵也走在了全國前列。或許是曹思源對國有單位已經失望了，或許是曹思源有著更大的理想，他選擇了四通給他的泥飯碗——曆史證明，這個飯碗實際上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四通是當年最有影響力的民營IT企業，相當於現在的聯想。四通希望他進入公司，為四通做公共關係維護。而曹思源的目標是辦一個研究所，還要研究社會問題。最後協議是，曹思源成立一個研究所，四通每年支付18萬經費，掛上“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牌子。相當於四通成為曹思源的投資人。
與此同時，曹思源已經準備了兩個牌子：“思源兼並與破產谘詢事務所”和“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前一個牌子是用來谘詢掙錢，後一個牌子是用來研究實現理想。那時是1988年10月，曹思源成為中國第一個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庫的人。兩年後，四通易帥，接班人不想花這個錢了，曹思源就把四通的牌子摘下來，在抽屜裏翻出這兩個牌子掛上，真正走上“民營”的道路。
1988年12月3日，在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成立後不久，曹思源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到美國訪問。曹思源利用機會去了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他發現在美國，主流的智庫都是非官方的。
“給我印象深的是他們的獨立性，他們提出的觀點可以跟美國政府相反。美國政府經常委托蘭德做研究，但沒有一個條件是——你的觀點要跟我的一樣。”這次訪問讓曹思源樹立了“成為中國的蘭德”的夢想。
曹思源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蘭德那樣在市場上被政府承認。
第一單——“你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但錢是要付的。”
“下海就不要寄希望於誰給你公平，誰給你條件，都要自己創造。”
曹思源下海後的第一個項目來自深圳市政府。在他還沒有下海之前，改革的前沿陣地深圳市就找過曹思源，大意是希望宣告5個企業破產，想讓曹思源做方案，策劃一下。
到了四通以後，曹思源試探著打電話過去，說明已經下海，是否還需要谘詢——現在是商業機構，要收費。
深圳那邊也很爽快：沒問題！
曹思源很高興，馬上帶了一個助手到深圳，連夜看資料，召開座談會。曹思源跟當時的市長提起谘詢費的事。市長說，沒問題，這是應該給錢的。雙方簽下了一個5萬元的谘詢協議。一個星期後，曹思源出了一個報告，建議深圳不要宣告5家同時破產，5家的影響太大。應該先宣告一家，再慢慢推開。並把整個法律程序的執行步驟詳細列在後麵。
事辦完了，曹思源也快要走了，再問起谘詢費的事，那邊卻說：“哎呀！會計不在，出差了。”曹思源一看收錢無望，隻好賭氣說：“我來的時候沒有帶回去的路費，你不給錢我不走。”深圳市體改委不得不給曹思源一行買了兩張飛機票回北京。
“谘詢好做錢難收。”
到了1991年，曹思源再到深圳去，拿著協議專門去討債。深圳那邊繼續推托。好不容易最後追到債了，“但不是頭給的，是辦公室主任給的，相當於他個人對我的同情或者支持”。曹思源收下5000塊錢離開了深圳。
為國家謀——“我的谘詢是為了養我的研究，而不是為了發財。”
“智庫有兩種，一種是為國家研究，一種是為企業研究，我90%的時間都花在了國家政策研究上。”
之後兩年間，曹思源在四通再也沒有做谘詢項目，而是全心投入到議會民主改革的研究裏來。發表了很多研究報告，用曹思源的話“都是賠本的事”——“不花國家一分錢，為國家研究宏觀問題，而且有時還受到打擊”。
即使在四通研究所關門以後，曹思源仍然沒有放棄宏觀問題的研究。宏觀問題是國家的事情，誰會為國家問題的研究支付費用？
“如果你研究一台電扇，倒還能賣出點錢。我們研究修改憲法，誰會出錢支持你？尤其是宏觀問題方麵的研究，當局不一定喜歡。”
曹思源不得不以企業破產谘詢來維持生計。“有些企業破產了，不知道怎麽辦，找我了。”曹思源說，“我的目標很明確，我的谘詢是為了養我的研究，而不是為了發財。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精力不夠，如果宏觀研究忙不過來，我隻好放棄一些微觀谘詢項目。我賺錢靠破產谘詢，但這隻是一種過渡的方式。”這種過渡方式一直持續到2009年本次采訪的那一天。
曹思源說：“雖然我們所實力不雄厚，慘淡經營，但我們的員工工資從來不拖欠。”現在的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編8人，二十多年來做了一百多個項目。其中包括修改憲法、法院改革、銀行改革、國籍製度改革、醫療改革、財政支出結構改革、土地製度改革、地方政府破產製度等。
下海21年後，這位中國民營智庫的先驅已經在北京北二環邊上買下一套商住房，不遠處就是首鋼國際大廈，多年前他放棄的一個選擇。幾個牌子也一塊跟著曹思源來到這個新地點，結束了21年來流離的生活。他的助理說，這邊是辦公區，那裏是住處，曹老工作累了就直接到隔壁休息去。
“20年來，我覺得對得起良心，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公民。”
智庫不是麵子工程，智庫不是養老院。大國大思維，呼喚中國獨立智庫，國有依托、民有期待。
文/肖鋒
智庫需有體製和利益的獨立性，思想觀點的創新性，以及發布思想觀點的傳播力。以此三點評判，稱當下中國無智庫，實非冤枉。
決策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
“中國製造”行銷天下。反思我們的製造成本則是日本的8倍，即是說今天的中國人在透支祖上留下的自然資源以換取廉價GDP。自豪之餘當有些許懺悔。而相對製造業的浪費，因公共決策失誤導致的浪費更為觸目驚心。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煉鋼鐵，一鍋鍋土法煉就的廢鐵，學界竟無人說不。代價是勞力的巨大浪費，林木的大片消失，更關鍵的是錯失戰後黃金發展機遇。60 年代一句“人多力量大”，批臭一個人、多生兩個億，導致當今就業、社保、未富先老等所有問題的結症。那些聰明腦殼都到哪裏去了？建國初北京漠視梁思成建言今天淪為“堵城”，通勤族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占去閑暇時光的1/3，北京人生活質量下降、痛苦指數上升。那些有眼光的規則專家都哪裏去了？至於取消婚檢這樣的“ 小議題”，也會導致生育質量下滑的大問題，中國殘疾殘障人口已達到驚人規模。人口生產的浪費才是最大的浪費。
中國人聰明，中國人不聰明，他們精打細算，卻製造了這個地球最大的浪費。
所以我們呼喚智庫。智庫應是獨立的第三方，這個理念雖來自西方，卻是決策科學化的必然要求。今天，智庫的重要性因中國人屢屢失策而凸顯。
在涉及公共決策議題上，群策群議是不夠的，專業、獨立的第三方才是必需的。網絡民意，社評建言，雖是民主決策的進步，但離形成一個科學的決策尚相去甚遠。不要以為，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科學不取決於意見數量的多寡，而取決於一套嚴密的研究邏輯和程序。隻有智庫能幹這個事。
什麽叫決策的科學化？它不是官場上的漂亮話語，不是說起來順溜做起來難的正確廢話，它是減少中國天量浪費的迫切需要。因為再這樣下去，中國已浪費不起、也無可浪費了。
智庫與智囊：公家與私家
專家學者的良知相比學問，哪個更重要？經濟學家在利益捆綁之下，民眾投資到底聽誰的？
智庫與智囊有根本區別。中國兩千多年前就有智囊，昔孟嚐君三千門客，不乏雞鳴狗盜之徒，但主要是智囊們。那是一種委托與委身關係，有良士擇明主，委身投靠的意思。智庫則不同，這個現代概念包含獨立、創新及一套嚴謹的研究邏輯。通常智庫與智囊的混用，說明我們對智庫還很陌生。
前國家智囊機構人士吳稼祥發出重炮，稱那些中國研究院所不是智庫，充其量隻是翰林院罷了。話語尖刻，卻一語中的。
這裏嚐試從智庫的獨立性、創新性與傳播力三方麵指標評判，顯現中國智庫們的窘境：
獨立性即獨立的第三方，智庫直譯為“思想庫”，沒有獨立何來思想？在美國，每逢重大政策決斷，一般先由智庫提建議，然後在媒體上討論，再經過國會聽證，最後由政府采納，智庫的參與度、公信力都很高，其公信力來自獨立性。
創新性也非點子或錦囊妙計，而是一套科學論證基礎上的創意或靈感。有人對20家主要的中國智庫進行了不完全統計發現，200多名智庫的負責人中，有48人為退休官員，占兩成以上。雖然薑還是老的辣，但創意、創新畢竟是項年輕事業。
傳播力則直接關係到上通下達、溝通民眾，也關係到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中國缺乏專家與民眾溝通的渠道，傳媒正在擔當這一重任。中國也缺乏有影響力的智庫將國家形象傳播出去，海外主流媒體上很少聽到中國智庫的聲音。在國際事務中中國的議程設置能力和話語權弱小，難以與活躍在全球政治經濟社會諸多方麵的西方智庫相匹敵，例如在2008年的“3·14”事件、西方抵製北京奧運、北京舉辦奧運三個典型案例中，非政府組織和學術界沒有自己的聲音，無力運用設置議程改變宣傳劣勢，更別提三鹿奶粉這樣的危機公關了。
所以從私家的智囊到公家的智庫，中國研究院所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智庫不是養出來的，而是練出來的。與其等待，不如呼喚民間智庫的茁壯成長。
民間智庫為人民
具體講，在當下紛紛擾擾的房市、股市中，我們到底聽誰的？主流經濟學家和評論家都不可信。民眾恐怕隻有憑自己的常識下判斷了。這是民眾的不幸，更是智庫的恥辱。
智庫的首要職責是影響公共政策和輿論，它們來自民間、服務民眾。從現實條件上看，表麵上中國智庫缺乏資金，但其實更缺乏公共理念導向和公眾意見平台。隻要有市場需求、民眾需要，何愁沒有支持資金？
智庫首先要潔身自愛。中國智庫不但需要更多“智”，更需要更多的“心”，這樣才能心智兩全。中國智庫的發展，首先是一個立場或屁股坐哪裏的問題，從服務於利益集團的私家改製為服務於民眾的公家。
智庫不是麵子工程，智庫不是養老院。大國大思維，呼喚中國獨立智庫，國有依托、民有期待。看權力臉色編說法的智囊少一個，中國的決策浪費就少一分。
學界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一天，數學家、會計師和經濟學家應聘同一個職位。麵試者問數學家：“2加2等於多少？”數學家不假思索地馬上回答：“4！” 麵試者再問一次：“真的是4嗎？”數學家不慌不忙地說：“從數學家的角度觀之，的確是4沒錯！”同樣的問題，麵試者問會計師。會計師回答說：“平均而言是 4，正負誤差為10%，但平均而言是4沒錯！”同樣的問題，麵試者問經濟學家。經濟學家低聲地回答說：“你想讓它等於多少？”——這樣的笑話聽起來是令人發笑還是令人辛酸？
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共有2500多個，被國際上認可的隻有74家。國際智庫業界人士認為，中國正在世界崛起，中國智庫在組織、財政和法律的獨立上麵臨著巨大挑戰，如果中國想在未來20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那麽就需要大策略、大思維，而中國智庫在這一進程中可以大有作為。
我們希望有一天，大到汶川地震或美國金融危機這樣的事情，國家不會麵臨測不準的困局，小到投資股市、房市，民眾不會聽風就是雨。如是，豈不是中國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