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Source:
http://news.mingpao.com/20090717/fac1.htm
杜大衛﹕中印異同 西方不能忽視
"認為落後10年的印度可以有接近中國的經濟升軌，卻是太天真的看法。"
【明報專訊】當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由意大利的八國峰會倉卒地回國處理新疆的政治地震，隻留下印度總理辛格獨自充當代表發展中國家觀點與關注的旗手。這是尷尬的，雖然世界各國常把印度和中國混為一談，但兩國在很多事件上常抱不同的意見，甚少意見一致。
大部分西方國家將印度、中國、巴西和俄羅斯合稱為「金磚四國」，卻沒有考慮過這4個國家實際相類似的地方，就如拿足球明星朗拿甸奴對比籃球明星姚明，或如瀋陽對比深圳。
多哈回合的全球貿易談判已經拖拉進行了差不多10年，中國和印度通常被誤視為是反映了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意見。順理成章，當12月哥本哈根舉行全球暖化峰會時，中國和印度亦被視為同聲同氣。
無論你喜歡與否，大部分人都是以西方歐洲或美國的角度及方式看亞洲，所以看來相似之處比不同之處明顯。儘管有大量人口，兩國在20世紀用了數十年在國際外交邊緣佔重要的一席位，但對世界富裕地區的影響仍然有限。但今日，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已經深受關注，隨後而來的是印度。西方領袖現在要開始了解兩國的微妙差異，認清他們的異同。
應以中國為主而非印度
在個人層麵，西方的無知亦令人非常沮喪。當1983年《金融時報》在香港開設分社時，作為一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我花了數百小時嘗試說服倫敦總部的上司，指出我們需要優先覆蓋中國和東亞地區的新聞，而不是花費數以百萬英鎊在印度安排本地印刷和建立強大的發行網，不過我所做的都隻是徒然。
應以中國為主而非印度，我的論據是中國對需要投入全球經濟的堅持，並對貿易和投資提供了獨特而優厚的經濟環境，但他們充耳不聞。倫敦方麵認為印度是會首先抬頭，因為按上市公司數目計算印度是最大的股票市場，有活躍的私人經濟，有出版自由，再加上英語廣泛通行。相對地他們眼中的中國，是隱蔽的極權共產主義國家，傳媒受控製，國有企業主導經濟，私人企業近乎零，幾乎沒有人可以說英語，所以你們可以理解為何我沒有辦法說服老闆開始東亞的出版業務。
等了差不多又10年，《金融時報》才開始在香港印行。時至今日，在浪費了數以百萬英鎊的投資後，《金融時報》尚未在印度印行。
在這同一個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堅定地重新投入環球經濟，成為世界出口的大體係，每年吸引500億美元國外投資，每年平均增長10%，帶動了10倍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相對而言，印度仍然處於世界貿易體係的邊緣位置，同期隻吸引略多於500億美元總投資，每年平均增長4%，帶來每年3倍的財富增長。
當總理辛格的政府謹慎地將過去每年平均3000MW（百萬瓦特）的產電量提升至10,000MW時，中國的能源公司已在過去10年平均每年提升75,000MW。當中國近年每年興建5000至8000公裏的高速公路時，新德裏的領導才剛談論每年數百公裏的新公路。
中印會緊密合作應付挑戰
中國在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務實主義，容許外國公司在國內設立企業，對進口產品少設關卡；與投資印度或出口到印度時遇到的錯綜複雜的官僚政治，形成強烈對比。最後，有?象顯示印度會推行向國外公司開放的經濟政策，但認為落後10年的印度可以有接近中國的經濟升軌，卻是太天真的看法。
大量的不同可能仍未被注意，但一些相似之處的重要性卻在增加。如同中國的13億人口，他們開始成為世界的消費者；印度數以百萬的人口同樣仍然過?單調乏味的生活。這25億的新顧客開始成為世界的曙光，他們對冷氣機、電視、電腦、手提電話和汽車的需求，對環球經濟會有激烈的影響。
思考如何在合理提高這些人的生活質素的同時，不損害環境、氣候和目前的天然資源，會是未來10年的國際大挑戰。毫無疑問，中國和印度會緊密合作，應付這挑戰。西方領導人忽視他們的論點隻會是置自身於險境。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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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mingpao.com/20090717/fac1.htm
杜大衛﹕中印異同 西方不能忽視
"認為落後10年的印度可以有接近中國的經濟升軌，卻是太天真的看法。"
【明報專訊】當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由意大利的八國峰會倉卒地回國處理新疆的政治地震，隻留下印度總理辛格獨自充當代表發展中國家觀點與關注的旗手。這是尷尬的，雖然世界各國常把印度和中國混為一談，但兩國在很多事件上常抱不同的意見，甚少意見一致。
大部分西方國家將印度、中國、巴西和俄羅斯合稱為「金磚四國」，卻沒有考慮過這4個國家實際相類似的地方，就如拿足球明星朗拿甸奴對比籃球明星姚明，或如瀋陽對比深圳。
多哈回合的全球貿易談判已經拖拉進行了差不多10年，中國和印度通常被誤視為是反映了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意見。順理成章，當12月哥本哈根舉行全球暖化峰會時，中國和印度亦被視為同聲同氣。
無論你喜歡與否，大部分人都是以西方歐洲或美國的角度及方式看亞洲，所以看來相似之處比不同之處明顯。儘管有大量人口，兩國在20世紀用了數十年在國際外交邊緣佔重要的一席位，但對世界富裕地區的影響仍然有限。但今日，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已經深受關注，隨後而來的是印度。西方領袖現在要開始了解兩國的微妙差異，認清他們的異同。
應以中國為主而非印度
在個人層麵，西方的無知亦令人非常沮喪。當1983年《金融時報》在香港開設分社時，作為一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我花了數百小時嘗試說服倫敦總部的上司，指出我們需要優先覆蓋中國和東亞地區的新聞，而不是花費數以百萬英鎊在印度安排本地印刷和建立強大的發行網，不過我所做的都隻是徒然。
應以中國為主而非印度，我的論據是中國對需要投入全球經濟的堅持，並對貿易和投資提供了獨特而優厚的經濟環境，但他們充耳不聞。倫敦方麵認為印度是會首先抬頭，因為按上市公司數目計算印度是最大的股票市場，有活躍的私人經濟，有出版自由，再加上英語廣泛通行。相對地他們眼中的中國，是隱蔽的極權共產主義國家，傳媒受控製，國有企業主導經濟，私人企業近乎零，幾乎沒有人可以說英語，所以你們可以理解為何我沒有辦法說服老闆開始東亞的出版業務。
等了差不多又10年，《金融時報》才開始在香港印行。時至今日，在浪費了數以百萬英鎊的投資後，《金融時報》尚未在印度印行。
在這同一個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堅定地重新投入環球經濟，成為世界出口的大體係，每年吸引500億美元國外投資，每年平均增長10%，帶動了10倍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相對而言，印度仍然處於世界貿易體係的邊緣位置，同期隻吸引略多於500億美元總投資，每年平均增長4%，帶來每年3倍的財富增長。
當總理辛格的政府謹慎地將過去每年平均3000MW（百萬瓦特）的產電量提升至10,000MW時，中國的能源公司已在過去10年平均每年提升75,000MW。當中國近年每年興建5000至8000公裏的高速公路時，新德裏的領導才剛談論每年數百公裏的新公路。
中印會緊密合作應付挑戰
中國在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務實主義，容許外國公司在國內設立企業，對進口產品少設關卡；與投資印度或出口到印度時遇到的錯綜複雜的官僚政治，形成強烈對比。最後，有?象顯示印度會推行向國外公司開放的經濟政策，但認為落後10年的印度可以有接近中國的經濟升軌，卻是太天真的看法。
大量的不同可能仍未被注意，但一些相似之處的重要性卻在增加。如同中國的13億人口，他們開始成為世界的消費者；印度數以百萬的人口同樣仍然過?單調乏味的生活。這25億的新顧客開始成為世界的曙光，他們對冷氣機、電視、電腦、手提電話和汽車的需求，對環球經濟會有激烈的影響。
思考如何在合理提高這些人的生活質素的同時，不損害環境、氣候和目前的天然資源，會是未來10年的國際大挑戰。毫無疑問，中國和印度會緊密合作，應付這挑戰。西方領導人忽視他們的論點隻會是置自身於險境。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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