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族記者：對在內地的南疆民工境遇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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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來特·尼亞孜的日誌 2009-07-10 10:33:37
南疆三地州的貧困問題由來已久，我們每一位有良心的正常人目睹這些貧困現象，不得不悲然淚下。從1983年至2000年間，我作為一名記者和一家雜誌社的副社長，每年都要下這些地州采訪和工作兩三個月，足跡遍及這23個縣市的一百多個鄉鎮和上千個村子，接觸過無數社會最底層的乞丐、佃農、農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訪過幾百名各族從基層鄉村幹部到地縣級領導，對這裏的貧困和經濟發展滯後的情況有所了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三個地州總人口目前估計至少在500萬以上，基本上從事傳統的農業和畜牧業，農牧業資源不謂不豐富，糧食、棉花、油菜及林果業產量在全區名列前茅。但是農牧業生產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資源的嚴重束縛，外加國家資金、政策和技術投入少，自解放以來遭受的所謂“土改”、“三反五反”、“社教”和“文革”等左傾路線的嚴重幹擾，使普通幹部群眾的國家歸屬認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點，形成了解放後南疆三地州“疆獨”勢力得以產生的溫床，遇到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蠱惑煽動和國外敵對勢力的影響，甚至引發了一係列的分裂和恐怖事件。通過近幾年來“反分打恐”的維穩工作擴大化（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高壓政策），反而使經濟沒有得到像樣兒的實際發展，更使當地老百姓窮困潦倒，黨和國家的威望降到了冰點，正常合理的民意訴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機四伏。另一方麵，下派到這些地州的各級幹部，特別是漢族幹部，由於基本指導思想的偏悖，隻是簡單地將維穩作為要務和體現所謂政績的傾向，加之一些幹部的腐敗作風，導致他們在這裏除了狠抓穩定和個人的政治資本和經濟私利之外，幾乎沒有認真地抓過經濟發展和當地老百姓的福祉，因此造成了老百姓與政府幹部的對立和不信任的關係，且這種幹群鴻溝越來越深，如此惡性循環的往複，終於使當地的政府決策者發現，南疆三地州的經濟發展和貧困問題，已經到了非“瀉洪減壓”不可的地步了。於是乎，從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萬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政策出台了。
我們知道，南疆三地州除了農牧業和旅遊資源相對豐富之外，基本上沒有可供大量開發的工業資源，最近發現並開發的石油資源似乎基本上與當地無關，充其量也就是改善了當地的交通和通訊狀況，稍微帶動了一些相關的餐飲行業的發展，資源轉換戰略實施緩慢，豐富農牧業資源開發利用，延長農副產品產業鏈的進展不過也隻是開了個頭，目前尚不足以吸納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唯有組織這些剩餘勞動力外出打工，成為改善南疆三地州貧困狀況必由之路。
萬事開頭難，通過上述情況可以得知，這一政策的具體實施不是那麽容易的，絕大部分農民有抵觸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今年3月份，我家過去的一位保姆領著她的兩個妹妹突然來到我家，聲淚俱下地求我救一下她兩個妹妹的命。原來，她們老家莎車縣某鄉的一位副鄉長，將她們的父親關在了鄉政府，要求這位農民交出已經參加漢語培訓的兩個丫頭。因為早已聽到風聲的這位農民，早已將還沒結業的丫頭，偷偷藏在了另外一個鄉的親戚家。而他在鄉政府附近開飯館的二女兒（就是我家以前的保姆，已婚），得知父親被關在鄉政府，又偷偷將兩個妹妹帶到了烏魯木齊。我當時的確為鄉幹部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風感到不理解，甚至感到憤怒，遂打電話給該縣的一位朋友（副縣長）詢問詳情。當我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就為如何處理眼前的問題而頭痛。經與前保姆苦口婆心地“商量”後，決定答應留下這對女孩的妹妹在我家暫避風頭，姐姐必須回鄉“救出”父親，並如約前往內地打工。我請一位朋友幫忙，出具了一張“妹妹”已在烏魯木齊一家公司打工的證明，並通過那位副縣長朋友幫忙疏通，到三甬碑客運站送走了前保姆和她的大妹妹。
我的這位“新保姆”的姐姐目前在青島打工，她經常打電話“報告”她在那裏打工的情況，所說情況與本報記者帕熱紮提采訪報道的情況基本相同。但是，雇用廠家拖欠工資、不按規定支付報酬的加班現象、維吾爾打工妹的生活待遇人前人後不一致（即應付媒體監督玩花架子的情況）等情況，還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個別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員性騷擾的情況也偶有發生。根據我目前得到一些情況分析，在青島打工的這批維吾爾女工，可以分成兩頭小中間大的三個部分，一頭積極一頭想跑，中間的那部分基本上也傾向於拿上工錢早點兒離開，而我“新保姆”的姐姐也屬於中間派。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們畢竟是第一批，又是從未離開過家鄉和父母的小姑娘，更何況她們基本上都是“被迫”而來的。
結論：就目前情況來看，政府組織南疆三地州農民到內地打工，一是必須加強組織領導工作，多一些解釋說服工作，少一些簡單粗暴作風；二是相關的服務保障措施必須配套到位，必須派出得力的領隊幹部，堅決依法維護維吾爾民工在內地打工的各項合法權益，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三是盡量拓寬勞務市場信息渠道，適當增加組織男性維吾爾民工的外出打工的比例，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何況這涉及到民族宗教問題，民族宗教向來無小事，政府應該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大批組織南疆農民到內地打工，畢竟是開天蔽地第一遭，是一個不易被普通大眾正確理解和接受的好事，建議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門製定常年的報道宣傳計劃，辟出專門經費，組織新聞媒體進行長期的宣傳報道；有關科研單位和有條件的大專院校，也應該組織適當的科研力量，對這一改變維吾爾社會結構的重大曆史事件，仔細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盡快為決策部門提供科學翔實的依據，促使決策部門盡快製定出相關的政策法規。
最後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維吾爾社會，包括知識階層對此問題的不理解和接受的現象，甚至是暫時的不明白情況而持反對意見的人，絕不是所謂的“分離”情緒，更不是別有用心，與境外的分裂勢力和恐怖組織基本沒有關係，隻是人民群眾對這一新鮮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認識，隻是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上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絕對不能與分裂勢力劃等號，不加分析地隨便地亂扣帽子、胡打棍子，更不能借此歧視和排擠他們，而是應該以春天般的溫暖說服教育為主，甚至可以特事特辦，適當組織維吾爾社會的頭麵人物組團到內地，實地考察同胞在那裏的工作生活情況，然後到南疆三地州“現身說法”，幫助廣大農民盡快打消顧慮，熱情迎接維吾爾社會轉型的春天。至於對付那絕對一小撮確有別有用心的敵對分子，那就是司法部門的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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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來特·尼亞孜的日誌 2009-07-10 10:33:37
南疆三地州的貧困問題由來已久，我們每一位有良心的正常人目睹這些貧困現象，不得不悲然淚下。從1983年至2000年間，我作為一名記者和一家雜誌社的副社長，每年都要下這些地州采訪和工作兩三個月，足跡遍及這23個縣市的一百多個鄉鎮和上千個村子，接觸過無數社會最底層的乞丐、佃農、農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訪過幾百名各族從基層鄉村幹部到地縣級領導，對這裏的貧困和經濟發展滯後的情況有所了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三個地州總人口目前估計至少在500萬以上，基本上從事傳統的農業和畜牧業，農牧業資源不謂不豐富，糧食、棉花、油菜及林果業產量在全區名列前茅。但是農牧業生產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資源的嚴重束縛，外加國家資金、政策和技術投入少，自解放以來遭受的所謂“土改”、“三反五反”、“社教”和“文革”等左傾路線的嚴重幹擾，使普通幹部群眾的國家歸屬認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點，形成了解放後南疆三地州“疆獨”勢力得以產生的溫床，遇到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蠱惑煽動和國外敵對勢力的影響，甚至引發了一係列的分裂和恐怖事件。通過近幾年來“反分打恐”的維穩工作擴大化（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高壓政策），反而使經濟沒有得到像樣兒的實際發展，更使當地老百姓窮困潦倒，黨和國家的威望降到了冰點，正常合理的民意訴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機四伏。另一方麵，下派到這些地州的各級幹部，特別是漢族幹部，由於基本指導思想的偏悖，隻是簡單地將維穩作為要務和體現所謂政績的傾向，加之一些幹部的腐敗作風，導致他們在這裏除了狠抓穩定和個人的政治資本和經濟私利之外，幾乎沒有認真地抓過經濟發展和當地老百姓的福祉，因此造成了老百姓與政府幹部的對立和不信任的關係，且這種幹群鴻溝越來越深，如此惡性循環的往複，終於使當地的政府決策者發現，南疆三地州的經濟發展和貧困問題，已經到了非“瀉洪減壓”不可的地步了。於是乎，從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萬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政策出台了。
我們知道，南疆三地州除了農牧業和旅遊資源相對豐富之外，基本上沒有可供大量開發的工業資源，最近發現並開發的石油資源似乎基本上與當地無關，充其量也就是改善了當地的交通和通訊狀況，稍微帶動了一些相關的餐飲行業的發展，資源轉換戰略實施緩慢，豐富農牧業資源開發利用，延長農副產品產業鏈的進展不過也隻是開了個頭，目前尚不足以吸納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唯有組織這些剩餘勞動力外出打工，成為改善南疆三地州貧困狀況必由之路。
萬事開頭難，通過上述情況可以得知，這一政策的具體實施不是那麽容易的，絕大部分農民有抵觸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今年3月份，我家過去的一位保姆領著她的兩個妹妹突然來到我家，聲淚俱下地求我救一下她兩個妹妹的命。原來，她們老家莎車縣某鄉的一位副鄉長，將她們的父親關在了鄉政府，要求這位農民交出已經參加漢語培訓的兩個丫頭。因為早已聽到風聲的這位農民，早已將還沒結業的丫頭，偷偷藏在了另外一個鄉的親戚家。而他在鄉政府附近開飯館的二女兒（就是我家以前的保姆，已婚），得知父親被關在鄉政府，又偷偷將兩個妹妹帶到了烏魯木齊。我當時的確為鄉幹部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風感到不理解，甚至感到憤怒，遂打電話給該縣的一位朋友（副縣長）詢問詳情。當我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就為如何處理眼前的問題而頭痛。經與前保姆苦口婆心地“商量”後，決定答應留下這對女孩的妹妹在我家暫避風頭，姐姐必須回鄉“救出”父親，並如約前往內地打工。我請一位朋友幫忙，出具了一張“妹妹”已在烏魯木齊一家公司打工的證明，並通過那位副縣長朋友幫忙疏通，到三甬碑客運站送走了前保姆和她的大妹妹。
我的這位“新保姆”的姐姐目前在青島打工，她經常打電話“報告”她在那裏打工的情況，所說情況與本報記者帕熱紮提采訪報道的情況基本相同。但是，雇用廠家拖欠工資、不按規定支付報酬的加班現象、維吾爾打工妹的生活待遇人前人後不一致（即應付媒體監督玩花架子的情況）等情況，還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個別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員性騷擾的情況也偶有發生。根據我目前得到一些情況分析，在青島打工的這批維吾爾女工，可以分成兩頭小中間大的三個部分，一頭積極一頭想跑，中間的那部分基本上也傾向於拿上工錢早點兒離開，而我“新保姆”的姐姐也屬於中間派。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們畢竟是第一批，又是從未離開過家鄉和父母的小姑娘，更何況她們基本上都是“被迫”而來的。
結論：就目前情況來看，政府組織南疆三地州農民到內地打工，一是必須加強組織領導工作，多一些解釋說服工作，少一些簡單粗暴作風；二是相關的服務保障措施必須配套到位，必須派出得力的領隊幹部，堅決依法維護維吾爾民工在內地打工的各項合法權益，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三是盡量拓寬勞務市場信息渠道，適當增加組織男性維吾爾民工的外出打工的比例，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何況這涉及到民族宗教問題，民族宗教向來無小事，政府應該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大批組織南疆農民到內地打工，畢竟是開天蔽地第一遭，是一個不易被普通大眾正確理解和接受的好事，建議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門製定常年的報道宣傳計劃，辟出專門經費，組織新聞媒體進行長期的宣傳報道；有關科研單位和有條件的大專院校，也應該組織適當的科研力量，對這一改變維吾爾社會結構的重大曆史事件，仔細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盡快為決策部門提供科學翔實的依據，促使決策部門盡快製定出相關的政策法規。
最後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維吾爾社會，包括知識階層對此問題的不理解和接受的現象，甚至是暫時的不明白情況而持反對意見的人，絕不是所謂的“分離”情緒，更不是別有用心，與境外的分裂勢力和恐怖組織基本沒有關係，隻是人民群眾對這一新鮮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認識，隻是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上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絕對不能與分裂勢力劃等號，不加分析地隨便地亂扣帽子、胡打棍子，更不能借此歧視和排擠他們，而是應該以春天般的溫暖說服教育為主，甚至可以特事特辦，適當組織維吾爾社會的頭麵人物組團到內地，實地考察同胞在那裏的工作生活情況，然後到南疆三地州“現身說法”，幫助廣大農民盡快打消顧慮，熱情迎接維吾爾社會轉型的春天。至於對付那絕對一小撮確有別有用心的敵對分子，那就是司法部門的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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