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4日，著名的新左派、清華大學中文係曠新年副教授在烏有之鄉大講堂發表演講《中國之路：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他的主要論斷是：“正如20世紀民族主義救不了中國一樣，21世紀民族主義同樣救不了中國。”
曠新年說：“最近幾年，中國的政治表麵上有一種左轉的勢頭，但是，實質上卻在急劇地右傾。同時，左翼思想進一步衰退。我發現一些左翼朋友迅速地轉向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一些人自稱左派卻不假思索地批判‘普世價值’，盲目地搭上了民族主義便車。曆史上任何進步的階級和文化都自認為代表了普遍價值，《國際歌》就是以‘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結束。當今這種民族主義轉向並不是個人主觀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曆史條件的限製。左翼思想向民族主義退化，是中國思想萎縮和危機的一個重要症候。”
曠新年在演講中援引了張承誌在《三笠公園》中話：“已經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勢。海水被艦首劈成兩片白浪，他們隊形嚴整，奏著進行曲駛過來了。而這一邊卻還沒準備好——連民主都沒有準備好。”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即使我們“崛起”了，也會是一種巨大的災難。在張承誌看來，正確的取道應當是，我們必須側身而立，“一麵迎戰著史無前例強大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唯有在劇痛中，去追求徹底的人道主義。”
曠新年最後說：“我注意到何新最近從國家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個有罪的知識分子。他終於反省：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是，我要強調，隻有民主才能救社會主義。事實證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必須走憲政社會主義道路。在憲政的櫃架下，擴展自由、民主和人權，創造自由、平等和有尊嚴的生活。”
老左派的代言人、《09建言》的作者甄衛國則按照列寧、斯大林的一貫做法，把新左派視為最具迷惑性的、最危險的敵人。他說：一些左派“認為資本主義複辟已全麵完成，必須響應西化派‘聯合左派，打倒政府’的號召，共同推翻現行的政治製度；認為共產黨已徹底變質，不僅不應再維護它的執政地位，反而應通過實行西方國家的多黨製以便把它趕下台。可見，這實質上是一種和認為搞社會主義革命便要依靠工人在城市武裝暴動，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相類似的錯誤傾向。如果我們按這種主張辦，就會失去一次用黨內社改派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曆史機遇。但由於它是以比誰都革命的麵目出現的，迷惑性特別大，隻有下特別大的功夫糾正，才能防止其誤導群眾。”
一位署名“清源”的左派，發表題為《左派不要幹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的文章，反對甄衛國聯合當權派的主張。他指出：即使出現了中國的葉利欽（一般資產階級）與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官僚資產階級)之間戰略決戰，中國的勞動人民也不應該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脅——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一邊。“因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社會的革命性質雖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但是由於曆史是螺旋的上升和回複，現中國社會在表麵和形式上出現了一個類似封建社會的官僚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一個比一般資產階級還要落後和反動的階級，它的官僚專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統治是勞動人民當前最主要的威脅。為了更有利於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在這個封建的、官僚專製的、法西斯的統治下，就必須要首先爭取有利於勞動人民反抗的權利和形式。要爭取這個反抗的權利和形式，社會主義的民主現在又無從談起，這隻能借助資產階級的民主來更好的進行自己階級的鬥爭。因此，在當前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進攻的一個陣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即使出現了中國的葉利欽與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之間的戰略決戰，中國的勞動人民也不應該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脅——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官僚資產階級)一邊，因為在這個封建的、官僚專製的、法西斯統治下，更不利於勞動人民反抗鬥爭。”他說：“置得注意的是，當前左派中一個危險的傾向，就是要幫助那個咬自己的大狗去咬那個小狗，這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愚蠢透頂的行為。”他要求左派警惕的就是類似老左派代言人甄衛國的言行。
曠新年說：“最近幾年，中國的政治表麵上有一種左轉的勢頭，但是，實質上卻在急劇地右傾。同時，左翼思想進一步衰退。我發現一些左翼朋友迅速地轉向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一些人自稱左派卻不假思索地批判‘普世價值’，盲目地搭上了民族主義便車。曆史上任何進步的階級和文化都自認為代表了普遍價值，《國際歌》就是以‘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結束。當今這種民族主義轉向並不是個人主觀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曆史條件的限製。左翼思想向民族主義退化，是中國思想萎縮和危機的一個重要症候。”
曠新年在演講中援引了張承誌在《三笠公園》中話：“已經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勢。海水被艦首劈成兩片白浪，他們隊形嚴整，奏著進行曲駛過來了。而這一邊卻還沒準備好——連民主都沒有準備好。”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即使我們“崛起”了，也會是一種巨大的災難。在張承誌看來，正確的取道應當是，我們必須側身而立，“一麵迎戰著史無前例強大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唯有在劇痛中，去追求徹底的人道主義。”
曠新年最後說：“我注意到何新最近從國家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個有罪的知識分子。他終於反省：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是，我要強調，隻有民主才能救社會主義。事實證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必須走憲政社會主義道路。在憲政的櫃架下，擴展自由、民主和人權，創造自由、平等和有尊嚴的生活。”
老左派的代言人、《09建言》的作者甄衛國則按照列寧、斯大林的一貫做法，把新左派視為最具迷惑性的、最危險的敵人。他說：一些左派“認為資本主義複辟已全麵完成，必須響應西化派‘聯合左派，打倒政府’的號召，共同推翻現行的政治製度；認為共產黨已徹底變質，不僅不應再維護它的執政地位，反而應通過實行西方國家的多黨製以便把它趕下台。可見，這實質上是一種和認為搞社會主義革命便要依靠工人在城市武裝暴動，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相類似的錯誤傾向。如果我們按這種主張辦，就會失去一次用黨內社改派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曆史機遇。但由於它是以比誰都革命的麵目出現的，迷惑性特別大，隻有下特別大的功夫糾正，才能防止其誤導群眾。”
一位署名“清源”的左派，發表題為《左派不要幹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的文章，反對甄衛國聯合當權派的主張。他指出：即使出現了中國的葉利欽（一般資產階級）與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官僚資產階級)之間戰略決戰，中國的勞動人民也不應該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脅——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一邊。“因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社會的革命性質雖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但是由於曆史是螺旋的上升和回複，現中國社會在表麵和形式上出現了一個類似封建社會的官僚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一個比一般資產階級還要落後和反動的階級，它的官僚專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統治是勞動人民當前最主要的威脅。為了更有利於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在這個封建的、官僚專製的、法西斯的統治下，就必須要首先爭取有利於勞動人民反抗的權利和形式。要爭取這個反抗的權利和形式，社會主義的民主現在又無從談起，這隻能借助資產階級的民主來更好的進行自己階級的鬥爭。因此，在當前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進攻的一個陣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即使出現了中國的葉利欽與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之間的戰略決戰，中國的勞動人民也不應該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脅——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官僚資產階級)一邊，因為在這個封建的、官僚專製的、法西斯統治下，更不利於勞動人民反抗鬥爭。”他說：“置得注意的是，當前左派中一個危險的傾向，就是要幫助那個咬自己的大狗去咬那個小狗，這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愚蠢透頂的行為。”他要求左派警惕的就是類似老左派代言人甄衛國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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