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或許從來都沒有這麽艱難過。一季度，上海的GDP暴跌至3.1%，隻相當於全國的一半，位居全國倒數前列。
重慶預計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2%以上，全年目標是14%
國家對重慶的萬億投資級別：今年重慶固定資產投資5300億。到2012年，工業化方麵1萬億，城市化也有1萬億左右的項目，一年5000億，四年兩萬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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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最繁華的地段——解放碑
編者按：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
重慶上海，一西一東，一快一慢。
過去幾年裏，重慶在諸多方麵一直效仿上海。黃奇帆，上世紀90年代開創“浦東開發模式”的靈魂人物之一，自2001年到重慶就任常務副市長以來，複製當年的浦東經驗，利用金融手段盤活了山城沉睡的土地資本，迅速改善了基礎設施，並做大了國有經濟。
然而，真正讓重慶異軍突起的是這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重慶因其“內需主導、統籌兼顧”的“重慶模式”而令海內外矚目，被很多人看成是中國經濟向內需轉型的先驅。
今年，這兩個直轄市都收到了中央的大禮包。
1 月，國務院出台了國發3號文件，將重慶的改革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賦予重慶西部重要增長極、國家重要現代製造業基地、長江上遊地區金融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內陸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擴大對外開發先行區等十多個“黃金定位”。其政策力度，用黃奇帆的話說，“不亞於1990年浦東開發對上海產生的推動力 ”。
3月底，把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亦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在金融危機中備受打擊的上海經濟轉型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提供政策支持。
上海和重慶，濃縮了危機中中國經濟的複雜現實：上海體現了東部外向型經濟的困境及轉型之痛，而重慶展示了中西部內需型經濟的生命力，盡管兩者的體積，或者說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重慶逆勢崛起，上海艱難轉身，是為快慢雙城記。
在一季度GDP幾乎墊底之後，上海謀求絕地逢生：在打造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以向服務業轉型的同時，又瞄準以新能源等九大高新技術的產業化，迥異於上海原來的汽車、鋼鐵等六大支柱產業的定位
上海突圍新能源引領製造業升級
大上海，或許從來都沒有這麽艱難過。
一季度，上海的GDP暴跌至3.1%，隻相當於全國的一半，位居全國倒數前列。相反，此時原來中西部、東北等落後地區，以及與浦東越來越可以相提並論的天津濱海新區，卻在大踏步地飛速發展。“市裏領導和底下壓力都很大。”上海一位政府官員如是說。
跌入穀底之際，各方開始積極謀變。一季度以來，先是國務院正式通過了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和航運兩中心的意見，力推上海向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型。為配合該戰略，不久又批準了擁有陸家嘴的浦東區和擁有洋山港的南匯區合並。
緊接著5月底，上海又宣布要推進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力圖使上海製造升級。“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是戰勝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決定著上海未來的發展。”對這個戰略轉型，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寄予厚望。
新能源上位
在5月31日出台的《關於加快推進上海市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實施意見》中，上海提出了新能源、民航製造、先進裝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製造、新能源汽車、海洋工程裝備、新材料、軟件和信息服務等九大產業，希望在2012年把這九大產業的產值提高到1.1萬億。
這一高新技術產業的布局，迥異於上海原來的汽車、鋼鐵、石化等六大支柱產業的定位，最為顯著的是新能源產業首次上位並位居九大產業之首。按上海的規劃，三年後，新能源總產值將達1100億，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將從目前不到1%提高到3%。
“新能源產業被提升到上海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頭號重點，是對國家新能源戰略的回應和緊密結合。”上海社科院城市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鬱鴻勝這樣分析。
近年來，在石油價格節節攀升，鐵礦、石油等資源外部依賴日益嚴重後，中國將節能減排上升到國家戰略並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但上海的產業規劃並未對此有明確和有力度的回應，依然沿用世紀初的主要判斷。而這與上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模範的上海的政治經濟地位並不適應。
2007年，上海新掌舵人俞正聲的到來，改變了這種局麵。
在湖北任上就接觸過東風新能源汽車的俞正聲，對新能源汽車情有獨鍾。在2007年11月履新上海市委書記後，俞正聲出席的首次大型公眾活動，就是在2007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上，興致勃勃地與眾人一起試坐新能源公共汽車。
此後，俞正聲對新能源產業保持了高度的關注。
2009年一季度，俞正聲曾對上汽集團、同濟大學汽車學院以及航天集團上海新太陽能中心等企業和科研機構對新能源汽車和太陽能等產業的技術發展多方調研，最終將新能源列入上海高新技術產業首位，形成了核電、風電、煤氣化、太陽能和新能源汽車五大板塊。
實際上，在新能源的某些領域，如太陽能領域，上海並不占優勢，反而是江西新餘賽維和無錫尚德，不僅在規模，甚至包括技術等方麵，都走在上海前列。對此，上海的思路是錯位發展，不與無錫和江西能耗高的多晶矽太陽能生產技術正麵競爭。“現在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更為關心的是薄膜電池的發展，其生產1瓦的能耗可以降到很低，比如0.6-0.8度/瓦。”上海交大泰陽綠色能源有限公司總經理朱元昊說。不久前，俞正聲剛去過這家公司考察。
擋不住的外遷潮
上海對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調整，是對此前產業定位的重新修正。
主要布局於浦東張江的醫藥產業，是張江聚集程度最高的高技術產業，僅張江藥穀孵化器就孵化了110家左右的醫藥企業。但是，由於醫藥的研發周期一般長達10年以上，新藥的研發成本國際上約在10億美元以上，因此即便經過成十年發展，完成了研發型企業的聚集，張江醫藥的產值還是非常低——2009年一季度，張江醫藥的產值雖然增幅達34%，但絕對值隻有23.82億，短期內難以完成對GDP的支撐作用。
醫藥產業發展的巨大困難，使得張江桑迪亞等大量本打算發展原創藥的醫藥企業，迫於市場和生存壓力，開始為國外跨國巨頭提供醫藥研發外包服務，成為張江醫藥產值和收入最主要的來源之一。而部分對成本高度敏感的中小型醫藥研發企業，則因難以獲得充分的資金支持，開始在周邊地方政府高額資助的誘惑下，離開上海。
2008年，張江藥穀黨委書記楊振發在蘇州、平湖等地調研時，看到了不少張江麵孔的醫藥企業，讓他心痛不已。在2008年浦東政府部門組織的調研中，楊發現，60%的醫藥企業都有外流傾向。
還有部分“曾經”的高新技術產業也讓上海不得不重新看待。典型的是2009年初開始的英特爾外高橋芯片封裝測試工廠西遷成都。
位於浦東外高橋的英特爾芯片封裝測試工廠是1994年最早進入外高橋的大型生產企業，當初上海將它作為高技術企業的典範。但是，當因為上海房租、人工成本上升，導致英特爾芯片封裝測試工廠外遷之後，對上海刺激相當大。上海政府更加明白，靠土地和人力方麵的成本和資源優勢發展，最終不會有出路。“現在上海的高新技術產業化實施意見，更強調自主知識產權，並不盲目追求產值和GDP。”上海浦東發展改革研究院秘書長楊周彝說，部分省市正在走上海十多年前走過的老路，而上海已經走到了另外一個階段。“這次九大高新技術產業的選擇，充分考慮上海的既有優勢和技術積累，與以前的高新技術產業定位而言，是漸進的調整，不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浦東新區科委主任朱旭東說。
產業調整曆史
產業調整，對上海來說並不是第一次了。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海製訂了“三二一”的發展戰略，淘汰了部分沒有競爭力的輕工製造業，試圖努力發展第三產業，增強上海中心城市的輻射和服務功能。
在進入新世紀，上海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第一次超過了一半，上海的增長動力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三二一”策略基本成功。
但是，2000年之後，上海第三產業發展又有了瓶頸。2001-2003年的3年中，上海服務業發展增速不斷變慢，2003年，上海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下滑而再次低於50%，與此同時，上海外資進入速度開始下降，2003年上海吸引外資輸給了鄰近的蘇州。
2002年年末，上海提出科教興市戰略，試圖擺脫經濟增長的資源依賴，轉而依靠創新來推動經濟發展。此後，“走通華山天險一條路”這一科教興市戰略，成為市委書記陳良宇逢會必講的口頭禪。
然而，這一戰略，被2003年的“173計劃”擾亂。當時，上海從嘉定、青浦、鬆江三個區的試點園區圈出173平方公裏土地，以更低的商務和土地成本吸引外資，防止產業外移，與蘇州、杭州等長三角二線城市形成激烈競爭。消息一出，江浙不滿之聲沸沸。
但是，2003年後因中國房地產和汽車業啟動的重化工業高潮，讓擁有上海汽車、寶鋼、金山石化、上海電氣和眾多大船廠的上海開始了新一輪工業的突飛猛進，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上海不再提“三二一”戰略，取而代之的是“二三產業並舉，融合發展”的新思路。
工業園區模式，明日黃花？
然而，隨著土地的逐漸減少和地產價格的猛增，產業外移的趨勢還是不可阻擋。2005年，聯合利華開始把生產基地轉移到了合肥，上海保留了總部和研發部門就是證明。
上海的各級官員也意識到這一點。發展總部經濟和生產性服務業，是上海應對這一趨勢的重要手段。
2008 年初，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與江蘇南通啟東市的啟東產業園合作，借地8000畝，成立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控股60%的外高橋集團(啟東)產業園。 “包括稅收等收益在內，發展成果按股權比例分配。”啟東經濟開發區濱海工業園主任助理胥宏鋒認為，這個辦法充分利用了雙方各自優勢，實現了雙贏。
但啟東方麵不僅滿足於引進從外高橋淘汰的製造業，他有自己的小算盤——借機吸引高技術企業進駐。“我們給落戶這裏的研發企業和機構的本科生每月補貼 500、研究生1000、博士3000，還有安家費，根據項目情況還可給予項目資助。”胥宏鋒坦陳，與上海在這些方麵肯定是有競爭的，隻是怎麽平衡的問題。
蘇州高新區吸引高科技研發企業的力度更大。“我們這裏企業最高拿到的政府資助可以超過1000萬。”蘇州高新區管委會科技局副局長韋純青介紹，對領軍型科技創新人才，他們給200萬的安家和項目啟動資金。蘇州高新區和工業園區有不少研發型企業係從上海出走。
實際上，外高橋集團（啟東）工業園的運轉並不理想。至今為止，外高橋集團（啟東）工業園的外高橋園區隻吸引了兩家公司，其中一家還是醫藥研發企業。
但在上海方麵，則試圖通過這一模式，把外遷企業的總部和研發運營等機構留在上海，同時分享企業外地成長的稅收等利益。
外高橋與啟東合作的模式實際上是上海地方利益，在產業轉移過程中，實現的最理想的模式。“我們集團上海部分的增加值大概四五成，但整個集團在上海創造的利稅，能占到集團全部利稅的三分之二。”上海迪賽諾生物醫藥公司董事長李金亮說。
迪賽諾是生產抗艾滋病毒藥物和製劑的醫藥公司，在江蘇鹽城和大豐，以及江陰、蘇州都有產生基地，年產值達到了20億元左右。是上海張江最早走出去到長三角布局生產基地的公司。
迪賽諾沒有把總部遷出上海。對李金亮來說，成本很重要，但人才更重要，公司的研發和營銷等運營，他還是放在上海張江。
但一些技術含量高的製劑的生產，雖然外地比上海張江的成本一年低1000萬，李金亮還是選擇在上海南匯臨港新城生產——臨港的成本比張江一年節省500萬左右。
李的做法是上海最希望看到的。浦東與南匯的合並，就是上海希望突破行政阻礙，將浦東高技術產業研發成果的產業化項目內部消化，轉移到南匯，GDP和財政收入、就業等留在上海，肥水不流外人田。
這將使浦東金橋、張江等開發區走出上海的步伐暫時停滯。張江等開發區在市政府發文推廣外高橋經驗之後，都已到長三角甚至內地做過多次考察，希望複製外高橋模式。但南匯的加入，整個浦東和上海的產業規劃將重新改寫，上海和浦東的產業外移，將更多采取自我消化的方式。
從政府規劃的角度，浦東南匯的合並後，上海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發展與城市建設布局，也將不同。
在上周上海市政府就兩區合並舉行的專家谘詢會上，上海社科院副院長左學金提出：由於現代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是依賴人的聚集的，所以功能單一靠項目集聚的工業園區建設模式，已經不適應上海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發展需要。
左學金提到一個案例：一家外資銀行打算將數據中心從南京西路轉移到張江的銀行卡園區，但考察後發現，那裏晚上加班的話，連公交車都坐不到，隻好放棄這個打算。
2008年左學金去深圳光明新區參觀發現，以高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定位的光明新區，自成立後，已放棄園區發展模式，而是以建設新城的模式來發展產業。
這一切新的規劃，將在浦東與南匯合並完成之後具體確定。現在，新浦東的人大和政協會議正在籌備，8月，會議選出新領導班子後，一切就會更加明朗。
全國“保 8”，重慶為什麽是14——黃奇帆解密重慶經濟增長
■重慶預計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2%以上，全年目標是14%
■1-5月份,重慶貸款餘額增長45%,在31個省份中排名全國第一
■政府財政擔保和大集團、國家批的大項目發揮作用，使重慶成為融資全國第一
■重慶飛紐約和上海飛紐約物流成本一樣，凡是適合空運的加工貿易，西部就有競爭力
■如果重慶有108個山寨大王聚集的一個高地，那將是在新的內需型形勢下誕生的加工貿易新基地
■貸款規模超過GDP一倍以上是金融中心的前提，銀行、證券、保險規模要足夠大，六種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平台金融品種要足夠豐富
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是中國內陸第一個保稅港。圖/CFP
金融危機將會長周期地影響中國，即使美國走向複蘇，中國也還得受複蘇後的美國經濟結構變化帶來的衝擊性影響——那就是當美國人去杠杆化以後，需求將不再那麽瘋狂。
中國以外需、以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來拉動經濟發展的好日子，可能難以回來，而將麵對的，是外需型經濟向內需型轉化的轉型，是過剩的生產能力通過新的投資或收購重組進行的結構調整，是生產力布局在東中西部、在城鄉之間進行的統籌調整。
這樣的格局下，重慶既要保增長，還要實現經濟轉型。
全國“保8”，重慶衝14
重慶的工業增加值一度從原來的20%降到3%，但很快經濟企穩回升，GDP增速逐月增長，一季度GDP增長從1-2月份的6%上升到9%，1-4月份增加到10.3%，1-5月份繼續增高為11.3%。重慶預計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2%以上，全年目標是14%。
重慶之所以能夠平穩保增長，有三個宏觀的原因。
第一，中央保增長的戰略措施在重慶貫徹落實比較好。比如保增長裏麵有投資項目拉動這項內容，在中央的第一批、第二批2200億的財政性的撥款投資中，重慶就有七十多億，超過重慶的人口在全國的比重與GDP在全國的比重。這七十多億可以拉動五六百億的項目群；國家十大產業振興計劃，與重慶強相關的有8類，對重慶製造業有普遍的推動性；國家金融寬鬆政策的推動，1-5月份，重慶貸款餘額增長是45%，全國是30%多一點，在31個省份的貸款餘額增長率中，央行統計重慶排名全國第一。
第二，國務院3號文件推動。這個文件有12條重大政策和10項專題政策，這些政策措施不亞於1990年中央給上海浦東開發的十大政策。
第三，重慶政府應對金融危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去年4、5月份的時候就出台了七條對經濟危機有對衝作用的調節措施，去年底又按中央的要求出台了 12條措施，對重慶保增長、保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貸款增速為何能全國第一
今年重慶固定資產投資5300億，大體比重是1/3是基礎設施投資，1/3是工業項目，還有1/3是包括房地產投資在內的第三產業服務業。到2012年的投資總量，工業化方麵1萬億，城市化也有1萬億左右的項目，一年5000億，四年兩萬多億。
今年的貸款增長全國排名第一，事實上從2003年一直到2008年，重慶貸款餘額增長在18%以上，高於全國15%左右的平均水平。
這跟重慶的金融生態有關。
重慶這五年不良資產率下降速度幾乎是全國最快的。2002年時重慶地區的不良資產率還在27%，但是現在的不良資產占全部銀行貸款餘額在2%，低於全國平均值，在全國的31個省份裏麵排名第四位。所以各總行都比較願意調資金到重慶。
另一方麵是及時調整，讓政府和大集團、國家批的大項目發揮作用。
今年年初我們內部開會討論如何來承接中央銀根放鬆政策，我們判斷是通過國家級的大項目、大集團和信用十分好的省級政府的財政信用，所以年初重慶啟動大集團跟銀行借錢。另外，重慶政府過去六年不搞赤字財政，量入為出，到2008年財政收入已近千億，債務餘額還控製在500億左右。但金融危機中，政府要增加杠杆比，要放開思想，所以今年重慶政府財政擔保比往年大大增加。
這幾方麵，使得重慶融資成了全國第一，也有效應付了金融危機。
空運帶來加工貿易轉移
在啟動內需的總體方略下，重慶依然應該加大對外開放，但怎麽開放？除了國家給的政策，比如像保稅區、交通樞紐，各種有助於開放的戰略措施以外，很重要的是我們對加工貿易的理解。
大家會說西部要成為沿海地區加工貿易的承接基地，但是完全簡單的就照此去沿海招商引資是不對的。為什麽沿海地區加工貿易受衝擊？金融危機造成市場萎縮，另外煤電油運各項成本提高。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覺得要做兩件事。一件事就是凡是符合三個降低、兩個打平、一個高效的模式的加工貿易就可以來重慶。意思就是說如果重慶能符合以下條件，發展加工貿易就具備競爭力：如果勞動力成本、油電煤運等各種要素成本比沿海低40%-50%，加上西部15%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同時，還必須具備進項和出項兩個物流成本的打平——加工貿易產品所需要的零部件（或者是本地化生產，或者是全球運輸過來）成本，產品做好後要運往市場的成本。
在物流成本方麵，如果汽車、火車、輪船運輸，內陸要增加2000公裏，重慶沒有優勢，但如果是空運，從重慶飛紐約和從上海飛紐約是一樣的，物流成本也相同。凡是適合空運的，西部可以有效競爭。
按照這個模式，西部可以加工筆記本電腦。中國內陸六個省份和西部十二個省到今天為止事實上還沒有筆記本電腦的加工。但因為筆記本主體是航空運輸，那麽隻要組織得好，就能夠通過高效服務使得筆記本電腦的整機出項物流成本和零部件供應的進項物流成本跟上海一樣。這時候你有另外的三個比沿海低的成本優勢，你就有競爭力，就有可能讓跨國公司把產能基地轉到內陸來。所謂的加工貿易的承接基地是要通過這個概念來轉移的。
重慶版山寨
加工貿易的概念，就是人家掌握著市場和品牌，將加工外包給你。這個意義上說，出口轉內銷是不合適的。
現在跨國公司中品牌和市場萎縮了，加工能力卻還存在，所以要轉為內銷，但不能仿冒、假冒跨國公司的品牌然後自己就這麽生產了就內銷。
不過你可以山寨。什麽叫山寨版？山寨版就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一些民營企業，中國的一些非常有創意的企業自己創設了品牌，而且在中國內銷的市場打通了銷售渠道，這些掌握了品牌和市場的企業委托有生產能力的企業進行外包加工。
這種加工貿易不是兩頭在外，而是兩頭在內。不是內陸地區到沿海去承接一塊什麽東西，而是自己模仿著OEM、ODM模式，自己創造品牌和開拓市場。
我覺得這個山寨版裏麵有巨大的智慧和創新。事實上，如果重慶有一平方公裏的寫字樓盤，能夠容納上千個山寨公司，創設自己的品牌和自己的銷售渠道，然後在重慶其他的各個工業園區去搞幾十平方公裏的生產基地——你甚至可以把它叫做108個山寨大王聚集的一個高地。那將是在新的內需型形勢下誕生的加工貿易新基地。所以在這個階段要創新模式才能解決加工貿易轉軌的過程。
中小企業融資
重慶對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有重要促進化解意義的一些金融機構平台進行了推動。
現在已經有七十多個小額貸款公司，有七八十億的資金借貸到社會上，利息20%以內，是中利貸，就把典當行、高利貸的那些70%、80%利息給衝擊掉了。實際上是幫助危機當中的中小企業化解融資難問題。
一百多個擔保公司資本金達100億以上，按銀行的規則，100億資本金可以擔保七八百億的貸款。還有像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他們就像啄木鳥，專門對一大批中小企業中的優秀的企業進行選擇，通過他們的投資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資本信用，推動了各類銀行金融機構為這些企業放貸，甚至推動他們走上股票市場。另外，信托與租賃也得到發展。去年信托公司發行了200億信托資金，今年繼續發行200多億，主要是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托和租賃。
通過這六種金融機構的發展，促進重慶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的解決。今年重慶貸款餘額可能八千多億，2012年的時候可能就到一萬五千億，2015年就可能是兩萬多億貸款。
貸款規模超過GDP一倍以上是金融中心的一個前提條件——上海GDP一萬多億，貸款餘額有三萬多億，北京GDP一萬兩千億，貸款餘額也有三萬多億。
要做到這樣，銀行、證券、保險規模要足夠大，六種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平台金融品種足夠的豐富，同時還要有法律法規、人才支持、比較好的金融生態等。
通過這樣的這些措施，最終要使重慶成為中國西部地區、長江上遊地區的一個金融中心，成為西部發展的突破口、領頭羊、增長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