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榮（資料圖）
6月12日中午，當王榮那幅濃眉朗目的照片衝上各大網站頭條時，海內為之注目。這一天，之前任蘇州市委書記的王榮被任命為深圳市代理市長。
對江蘇省的組織部門來說，這並不是什麽特別稀奇的事——“過去為蘇州主要領導辦理調動手續我們已習以為常了”，江蘇省委組織部的一位幹部對紛紛打進的采訪電話回應說。
有人計算過，這樣辦理調動手續，從1998年到2004年，平均每兩年一遇，而且都發生在蘇州曆屆主政者身上。這次，輪到了從2004年10月起任蘇州市委書記的王榮。
從長三角到珠三角，從蘇州到深圳，從“蘇南模式”到“深圳模式”，在引領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兩個城市，王榮開始了新的使命。
蘇南政壇上的10年行走
王榮的簡曆，標示著他在蘇南政壇上一步一個台階的前行足跡。
2001年6月，在南京待了24年的王榮來到無錫，就任代市長。是時，他從江蘇省農科院院長調任省教育廳廳長剛滿1年零1個月。
到無錫兩年後，2003年，王榮履新無錫市委書記，又一年後，46歲的他被擢升為蘇州市委書記，並成為最年輕的江蘇省委常委——從處級到副省級，王榮隻用了10年。
“王榮到無錫再到蘇州的這段時間，外界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正進入一個高潮”，江蘇省委黨校教授儲東濤回憶說，那時無錫、蘇州、常州的發展高度同質化，重複建設、惡性競爭帶來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經濟轉型迫在眉睫。
而王榮是唯一在無錫和蘇州都當過書記的幹部，“我個人認為，當時調他過去，是希望他承擔起‘蘇南轉型’的探索重任，找到江蘇下一輪的經濟增長點”，儲東濤表示。
儲東濤和王榮相識很早。
1993年前後，省委黨校縣處級幹部培訓班的一個學員給時任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的儲東濤留下深刻印象。
“他上課看老師、看黑板的眼神很專注，一節課下來幾乎不見他動身子”，儲東濤回憶說，“他當時既不是班長，也不是團支書”。
這人就是王榮，當時他是南京農業大學農業經濟學係主任(正處級)。
按照幹部管理的慣例，一旦成為省委黨校縣處級培訓班學員，也就意味著進入了省委下一輪擬提拔任用幹部序列。
這期省委縣處級培訓班大約有50名學員，但有博士學位的極少，同時喝過“洋墨水”的更少，王榮是當中的佼佼者。
與其他學員不同，王榮下課後特別喜歡與授課老師“私下交流”。當時，關於“蘇南模式”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是兩人交流的重要課題。
“談到這個話題時，王榮先不說話，他一直注視著我，聽得很認真”，儲東濤說，“等我說完後，他再講他的想法。”
儲回憶，王榮在和他談話時說，他們這一代人經曆過改革開放的前後，對改革堅定，當國家需要一批人去推動改革時，他們中許多人準備放棄個人的追求去投身改革大業。
王榮也談到自己這代人的“不足”：對世界的認知和對市場經濟的把握還在適應當中，要邊幹邊學，“始終在不斷調整、完善自己，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發展經濟學的高材生
王榮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二屆大學生，1978年進入江蘇農學院(南京農業大學前身)，就讀農業經濟係農業經濟管理專業。1985年，他考入我國農業經濟學泰鬥劉崧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
“當時考進的博士隻有兩個人，另一個是從北京中科院來的”，現年75歲的南農農經係原主任顧煥章回憶說，“王榮比那人早3個月答辯，因此成為中國首個農業經濟學博士。”
學生時代的王榮不僅學習優異，且多才多藝，拉得一手令人陶醉的小提琴。
王榮的大學同班同學、南京農業大學經貿學院教授鍾甫寧介紹說，王榮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自己考取，並非係裏保送。這顯示了他紮實的學術功底。
王榮的主攻方向之一是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按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發展”的概念不僅指經濟增長，更包含了社會的變革和協調前進。
1987年，王榮和鍾甫寧一起跟隨導師、資源環境經濟學教授劉書凱去鹽城考察灘塗利用。“這次考察使我們全麵認識了什麽是發展”，鍾甫寧說。
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對王榮影響至深，並體現在他任職無錫、蘇州時的施政理念上。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發生後，王榮率先表態：蘇南發展欲上新台階，必須樹立以環保優先為核心的發展目標和方向。
完成學業後王榮留在母校任教，並在當年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鍾甫寧透露，按照資曆和學術成就，王榮原本可以破格晉升教授，但為人低調的他放棄了這一機會，堅持按照常規程序，在6年後才獲得教授職稱，而那時，他已是南農的副校長。
王榮為人穩重、厚道，但在任經貿學院院長和副校長期間，他從不偏袒自己的學生，也從未替親友“打招呼”，“他把這種作風一直帶到了後來從政時期”，南農大的老同事們評價說。王榮謙和的個性也頗有口碑。鍾甫寧回憶，2006年南農大舉辦農業經濟研究生教育60周年國際研討會，王榮應邀出席。但他的身份是“學生代表”，隻被安排在主席台的最邊上就座，而且最後一個發言。王榮以副省級高官的身份，毫不介意地接受了這一安排。
“每次到南京，隻要不是特別忙，他總會到南農大來看看我們這些的老頭子”，顧煥章說，“王榮學生時代就善於與人相融，在無錫當書記就和搭檔市長蔣定之(現任銀監會副主席)的私交很好，所以有王榮在的地方，領導班子都特別團結。”
巧的是，備受爭議的改革者仇和與王榮都來自江蘇濱海縣，在同年考入江蘇農大，仇和學的是植保。兩人都在省農科院任過職。
今年初，顧煥章受仇和之邀前往昆明辦講座，他將對王榮說過的一句話告訴仇和，“你們兩人都很穩重，愛思考，想得遠，不受慣性思維約束；你(仇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有開拓性、膽子大；他(王榮)在經濟發達地區，細膩謹慎。”
兩人聽後的反應都一樣——笑了笑。
小橋流水間的轉型探索
蘇州履新後，王榮對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探索更為執著和係統。
“蘇州從來不會停留在一種固定的模式上麵，我們始終在探索、創新，這是多年來我們不斷前進的一個重要法寶。”他讓世人10年後再回首。
王榮反複告誡蘇州官員，在科學發展時代，蘇州沒有驕傲的資本，全國都處於一條起跑線上。
“30年來我們聽到的讚美聲太多了，我們不能沉浸在已有的成績之中，否則就是影響蘇州發展的‘罪人’。必須反驕破滿，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動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從2004年開始，蘇州市委市府連續三年的“一號文件”，清晰地展示了蘇州對自己發展道路的思考——2004年是《關於促進民營經濟騰飛的決定》，直指“富財政，窮民間”的短板。
為解決“老蘇州人”與“新蘇州人”之間的“差距感”，蘇州市財政投入巨資，解決“新蘇州人”的子女入學難問題。
為致富民間，王榮不斷鼓勵蘇州人創業，“蘇州過去缺乏創業文化，工商氣氛不如無錫，”他說，“今後我希望300多萬外來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來創業的，而不光是就業。”
2005年，蘇州出台《關於促進服務業跨越發展的政策意見》，率先提出“優二保三”。這早於江蘇提出“(製造業和服務業)雙輪驅動”戰略。
在這年出訪新加坡歸來後，王榮向同僚們傳遞了他的新思路：蘇州要重點發展兩個方向：一是加快以信息科技為主要內容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二是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而製訂的“四大行動計劃”被王榮天天帶在包裏。
王榮推動產業升級的另一措施是對蘇州文化的發掘。“蘇州博物館就是他頂住各方麵壓力建起來的。”蘇州同裏原黨委書記嚴品華說，眼下，江蘇即將召開文化產業創新大會。而在蘇州，這早已實踐。
從追趕深圳到執政深圳
產業升級轉型的共同命題，使得蘇州與深圳這兩個分屬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有一種奇妙的關聯。主政蘇州時的王榮一直緊盯深圳，研究深圳，把深圳作為追趕目標。
2007年，蘇州市GDP為5596億，在全國城市中排名第五，和排第四的深圳相比，總量相差約1000億。
“這1000億當中，金融業占500億”——2008年5月蘇州首屆金融會議上，王榮對分管金融服務業的班子和銀行、證券、保險巨頭指出——“各位要負一半的責任”。眼下，蘇州風投基金全省第一，超過了其他12個市的總和。
蘇州與深圳的差距在哪裏？王榮一言以蔽之：“活力不夠，發展方式落後”，最為突出的是科技創新驅動力不強，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大量物質投入。蘇州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僅為1.7%，與深圳相差一倍。
王榮對此思考的結果是：如果不是自覺地利用資本市場，如果沒有良好的創業投資環境，深圳不會取得今天的成績。
2008年2月，廣東省代表團考察江蘇，在蘇州舉行兩省座談會。會上，王榮脫稿發言說：“我們去深圳參觀過一個企業，大眾激光，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一個老師南下創業所辦的。深圳是創業的好地方！”
他說，很多人去深圳發展，是帶有冒險甚至投機的心理，而選擇到蘇州來落戶，大都是把風險看透了、想明白了才來的，“這說明我們的創業氛圍還不夠，風險意識還不夠，我們要努力，把蘇州從打工者首選變成人才創新創業的首選。”
如今，戲劇性的安排發生，王榮來到他多年追趕的深圳執政。兩地共同關注的轉型課題，前期對深圳模式的深入研究，無疑成為他履新的有利條件所在。
“蘇州與深圳的探索模式是全國學習的典範。”一位學者評價說，王榮帶著“蘇州模式”空降深圳，代表中國發展最前沿的兩種模式可望在未來得到融合，引領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