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彥芳寫道：《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節失實"的報道，新華社記者隻用了三天采訪，片麵聽取了焦裕祿"親密戰友"張欽禮的匯報，沒有深入調查核實。麵對質疑，該報道的主要撰稿人新華社老記者周原認為不值一駁，但回憶往事，他卻隻覺虛無。
電台節目錄製過程中，播音員齊越幾次泣不成聲。節目一經播出，整個中國都被感動落淚。頃刻間，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區黨委、無以計數的基層黨組織，紛紛發出號召向焦裕祿學習，全國各新聞單位也紛紛派出記者，湧入蘭考--此時距離焦裕祿去世，已近兩年。
2009年5月14日，是焦裕祿逝世45周年。這個全中國最著名的縣委書記，1964年5月14日因肝癌病逝於工作崗位。焦裕祿“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精神，成為各級領導幹部的楷模，聲名遠播。
很少有人注意到，榜樣的赫赫聲名始於一則“遲到”的新聞。更少人了解的是，這篇使焦裕祿形象深入人心的著名報道，四十年來說法不斷，質疑的聲音至今沒有停息。
新華社報道史上的“孤例”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新華社供稿，署名作者為穆青、馮健、周原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同時通過電波向全國誦播。電台節目錄製過程中，播音員齊越幾次泣不成聲。節目一經播出，整個中國都被感動。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區黨委、無以計數的基層黨組織，紛紛發出號召向焦裕祿學習，各新聞單位也紛紛派出記者，湧向蘭考—此時距離焦裕祿去世，已近兩年。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下稱大通訊）所引發的社會反響，創下了新華社報道史上“空前”的紀錄，而它對新聞當事人、新聞記者的命運牽連之深刻、久遠，恐怕更是孤例。
這篇報道的主要采訪對象、焦裕祿事跡介紹者張欽禮，時任蘭考縣委副書記，他的名字曾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中出現多次，其中一處還加了一個定語：“焦裕祿的親密戰友”。文革後這位“親密戰友”被判刑13年，逮捕時的罪名之一是“文革中在蘭考炮製了以‘樹’還是‘砍’焦裕祿這麵紅旗為鬥爭焦點的‘兩點一線’反革命謬論”。對他的終審判決，按追隨“林彪”、“四人幫”、煽動打砸搶、迫害幹部定罪。此後焦裕祿大通訊重印出版，“張欽禮”三個字便全部消失，由“一位副書記”代替，內容情節卻保持不變。
大通訊署名作者之一穆青，寫報道時是新華社副社長，1982年升任新華社社長、黨組書記，《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直被列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本人更被譽為“焦裕祿式的好記者”，成為新聞宣傳戰線的典型。
另一位署名作者周原，卻幾乎因這篇報道喪命。文革一開始，《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就因為沒寫階級鬥爭，被批判為“一株修正主義的大毒草”，一批批紅衛兵湧入新華社河南分社揪鬥周原，不得已他藏身蘭考，被群眾一家家輪流保護，才得以保全性命。
四十年後，作家重提大字報觀點
焦裕祿大通訊甫一發表，在全國掀起學習熱潮的同時，蘭考縣委縣政府裏就已經起了紛爭—焦點在大通訊為張欽禮戴上的那頂“親密戰友”的帽子。一些縣領導認為焦裕祿生前與張欽禮不睦，所謂“親密戰友”是編造的謊言，是張“想借焦裕祿之名，把自己宣傳出去，搞政治投機”。
幾個月後“文化大革命”開始，北京八個院校和單位的紅衛兵來到蘭考串聯，聽聞對大通訊和張欽禮的質疑後，他們在縣委機關大院裏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同一天，蘭考縣委機關紅衛兵也貼出大字報響應，要求把“汙蔑、誹謗、攻擊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誌的一夥黑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字報上寫道：“那些混蛋的修正主義王八羔子，在采訪當中，對人所共知的舉旗抓綱，卻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農兵群眾當中去采訪，隻聽信那些企圖想騙取政治資本的扒手亂說一通。”
2009年1月，作家任彥芳出版了《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一書，書中一些觀點，竟與43年前的兩張大字報的定論驚人地一致。任彥芳寫道：《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節失實”的報道，新華社記者隻用了三天采訪，片麵聽取了張欽禮的匯報，沒有深入調查核實，一個錯誤樹立起來的“親密戰友”，間接導致了蘭考在文革十年中的一係列慘劇。
該書的封底印著一段某權威機構的批注，認為它“對焦裕祿事跡進行了更為準確、深入發掘”、“對一些重要史實的澄清對於了解這一段曆史是有意義的”—這樣的肯定評價，不能不引起注意。
任彥芳的繼父曾與焦裕祿共事，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蘭考縣委副書記，兩家做過鄰居。1964年2月，北大中文係畢業四年、任職於長春電影製片廠的任彥芳赴蘭考探親，在不到一周時間裏，他與焦裕祿碰過幾次麵，聊過幾句家常，三個月後焦裕祿病逝。這短暫的相識卻一直被任彥芳強調：“在全國作家中，我大概是唯一在焦裕祿生前就與他相識的。”
1965年3月，任彥芳受長影廠委派，到蘭考組織創作焦裕祿電影劇本（該劇本始終沒有成型，最後夭折）。“半年之後，新華社記者才到蘭考來寫通訊。”他說：“我因而知道了這篇通訊的寫出和發表的前前後後。”
由於繼父的便利，任彥芳從蘭考的檔案中看了焦裕祿主持工作以來起草和批閱的全部文件，“根據縣委的工作日誌及同誌們的回憶，我編寫了《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記下了焦裕祿從到蘭考報到，到告別蘭考去開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麽。”
他在《焦裕祿身後》一書中寫道：“看焦裕祿的475天的生活，我才發現，迄今為止，不論是穆青等同誌寫的聞名世界的大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還是之後出版的焦裕祿的傳記、紀實文學，這些文章和著作在宣傳焦祿精神上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但卻都有著令人遺憾的缺陷。他們全有意或無意地忘記和回避了曆史……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祿到蘭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壓力最重的事情丟掉沒寫。這就是作為黨派來的縣委書記，他在忠實地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即以階級鬥爭為綱，抓農村的兩條路線鬥爭，刹單幹風，鞏固集體經濟。”
關於“親密戰友”的謎題
任彥芳認為：“真實地寫下焦裕祿在蘭考的作為，絲毫不會影響他本身的光輝。”他一再強調，“曆史事實就是如此”，“焦裕祿無條件地執行黨的決議，他不可能對毛澤東的‘反修防修以階級鬥爭為綱’有絲毫懷疑”，“大通訊沒有寫階級鬥爭，隻著重寫除三害，這與當時主抓除三害的副書記張欽禮的介紹有直接關係，他將一些自己做的事情安在了焦裕祿身上”。
1980年2月新華出版社重新出版大通訊，“張欽禮”的名字消失。任彥芳以此作為重要論據：“那明顯是（大通訊）前頭在說瞎話，編的‘親密戰友’啊。可是穆青也不好改，他怎麽改呀，怎麽改才是真實的？他得重新寫。所以他就用了一個辦法，把張欽禮的名字勾掉。名字雖說不是張欽禮了，但是張欽禮說的瞎話、那些‘親密戰友’的情節還在這大通訊裏存在著，所以就理所應當地遭到了一些當事人的反對。”
然而，當時代周報記者帶著這本書赴蘭考、鄭州采訪，向依然健在的親曆者、當事人求證時，卻發現這本自稱“寫曆史真相”的著述，激起了許多老人憤慨，其中一些段落被指為不真實。
更讓人震動的，是位於蘭考縣南彰鎮張莊的張欽禮墓地。墳墓本身極簡陋，一抔黃土，既沒有水泥鋪蓋，也沒有茵茵綠草，墳頭前麵就是菜地，種著油菜和大蔥。但在這個土堆周圍，百姓自發豎起了大小四十多塊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塊碑上都刻有張欽禮的事跡，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來自蘭考不同的村莊、河南各地、山東、河北甚至台灣。其中一塊碑上刻著：“從我曾祖父、高祖父、爺爺還有我父親一百多年來曾雕刻過許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從沒雕刻過像那麽多平常百姓給張欽禮書記的讚碑，也沒有見過一個普通縣官有那麽多百姓前來祭念……”署名的丁勝傑，是附近白茅石雕廠的老板，祖上幾代都以刻碑為生。
給記者帶路的出租車司機對“張欽禮”這個名字也並不陌生，他回憶起五年前張欽禮病逝時，靈柩運回老家安葬，途徑蘭考縣城的情景：“本來二十分鍾就可以走完的路，結果走了四五個小時還沒通過，街上至少有十萬人，靈車根本走不動。有的老人舉著吊瓶從醫院跑出來，還有好多人趴著靈車哭，一直哭昏過去……像我們這些出租車司機，那天都免費搭客，隻要是趕去送張書記的，一分錢不收，完全是自發的……”
任彥芳筆下那個“靠說謊話爬上高位、擅自挖開黃河大堤淹沒農田、胡亂指揮生產破壞生產力、殘酷迫害幹部群眾”的張欽禮，在經曆了13載牢獄生涯、從蘭考公眾生活中消失了27年後，竟獲得了一個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的哀榮結局。
老百姓為他豎了40多塊碑
焦裕祿來到蘭考，正是蘭考三害最嚴重的時候，他就把這個重擔交到張欽禮手上。張欽禮這個副書記主抓除三害，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這個工作中去了。他們兩個配合得非常好。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裏，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在1979年河南省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一紙刑事判決書上，他成了“林彪‘四人幫’的追隨者”。
張欽禮究竟是誰？加諸他名字前麵的定語為何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
敢言者
張欽禮是土生土長的蘭考人。他的父親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解放後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領導的濉（縣）、杞（縣）、太（康）農民起義運動。起義失敗後，回蘭考和妻子一起組織農民打遊擊、打鬼子。張欽禮從小受到父母熏陶，1943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1945年入黨，24歲時已經任蘭考縣縣長。
1957年“反右”，蘭考縣不到1000的脫產幹部劃了366名右派，原因是一張大字報引發的風波。風波的起因是縣委某幹部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農村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複員回來，幹部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1957年號召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幹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後來轉入“反右”，所有簽名者全部被劃為右派。
時任縣長的張欽禮不能接受對這二百多名幹部的結論，為他們大聲疾呼，鳴冤叫屈，說他們都是好同誌，揭發的問題也是事實。結果他被省委組織部領導批評“是典型的右派言論”，受到“降級內部控製使用”的處分。
1958年“大躍進”，張欽禮在省裏召開的地、縣秋糧征購大會上公開發言，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二十萬斤、小麥畝產五千斤、芝麻稈能炸出油，批評省委帶頭搞浮誇。省委立即組織對他的批鬥，他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職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1959年冬、1960年春，自然災害加上“大躍進”的後遺症導致大饑荒，大批群眾偷偷外出逃荒要飯，在農村親睹慘狀的張欽禮再也無法沉默，夜裏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燈，開始給周總理寫信，呼求總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1960年10月28日。
他不敢貿然把信從郵局發出，偷偷扒火車到北京，幾經周折將信送到周總理手裏。周總理隨即接見了他，並對他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了幹糧。” 他從一個布袋中掏出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嚐嚐！”伸手接時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成碎渣，總理彎腰拾一塊放到嘴裏，流著淚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
回到河南，省委給張欽禮平了反。他回到蘭考，把三年勞改補發的1264元工資全部捐給縣救災辦公室。
與焦裕祿的關係
不久，蘭考主持工作的一把手、縣委書記王金碧因經濟問題下馬。按照慣常的程序，縣長張欽禮接替王金碧似乎順理成章。但地委領導並沒有做這樣的決定。時任開封地委書記的張申多年來一直對張欽禮有一個看法：愛出風頭，個人主義，不適合當一把手。有一件事給了張申很深的印象：“省委書記劉建勳到蘭考視察工作，我陪著他，張欽禮也陪著他。走時群眾歡送劉建勳，劉建勳招招手，張欽禮他也招招手。當時劉建勳也有些反感，對我說：這個人的思想……哎呀，愛出風頭。”
1962年冬，焦裕祿調任蘭考一把手。
張申認為，對地委的這個決定張欽禮心裏很有意見：“有一次焦裕祿來地委匯報工作，對我說張欽禮不好合作，建議把他調走，我勸說焦裕祿，說張欽禮對蘭考很熟悉，你剛去不久，不要那麽快調他走。後來，聽說他們合作得還可以。”
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後》一書，依據蘭考縣委幹部劉呈明、程世平的敘述，認為焦裕祿初到蘭考時張欽禮采取不合作的態度，舉了好幾個例子來說“傲氣”的張欽禮如何給焦裕祿潑冷水，並背後打焦裕祿的小報告。
但依據新華社記者陳健在張欽禮生前對他、對焦裕祿時期蘭考“除三害”辦公室工作人員長達數年的采訪，結論卻完全相反：“張欽禮一直想成立一個‘除三害’辦公室。但因為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而他又一貶再貶，長期被‘控製’使用，他終不能如願。焦裕祿來到蘭考，立即采納了張欽禮的建議，並一眼識別卓興隆是個人才，從公社調到‘除三害’辦公室任主任並兼宣傳部副部長。”
當年經常跟隨焦裕祿下鄉的縣委辦公室通訊幹事劉俊生，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焦裕祿來到蘭考，正是蘭考三害最嚴重的時候，他就把這個重擔交到張欽禮手上。張欽禮這個副書記主抓除三害，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這個工作中去了。他們兩個配合得非常好。如果配合不好，蘭考多年存在三害，為啥焦裕祿來一年多時間，治理成效這麽高呢？”
任彥芳用以證明張欽禮和焦裕祿不睦的，還有一個重要論據：張欽禮是蘭考縣委常委裏唯一沒有參加焦裕祿追悼會的。
陳健的回應是：“在焦裕祿追悼會的那一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權縣召開一個沙區造林會議，張欽禮主抓除三害，必須參加。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張欽禮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災幹部和省裏的負責人，聲淚俱下地講述了焦裕祿在蘭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跡……”
命運的吊詭
文革當中，張欽禮的命運幾經沉浮。1967年1月至7月，他被關押批鬥半年，身體備受摧殘。在當時與他一起坐監、陪綁陪鬥的“難友”楊捍東家裏，記者看到了幾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張欽禮雙手被捆綁、反扣在身後，後衣領被三個荷槍實彈的武裝人員勒住，胸前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大牌子。
1971年，張欽禮又被檢舉為“在蘭考搞劉少奇的生產黨”，被時任河南省委二把手的王新派人送到信陽大別山軟禁。
兩次都是周總理聞訊解救了他，命令地方即刻把他送到北京。
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後》一書第248頁中寫道，“張欽禮確實在1967年7月見過周總理”，但1972年再次被周總理接見“隻能是幻想”、是“製造的大謊言”。下了如此絕對的判斷，卻沒有給出任何根據。
帶著疑惑，時代周報記者特意拜訪了曾任林縣縣委書記、後調任公安部副部長、國務院三西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的副部級離休幹部楊貴。
楊老先生找出當年的紅頭文件和自己的日記，證明1972年10月張欽禮確實曾和他一起麵見周恩來總理，“林彪事件以後，周總理讓河南省委省軍區領導到北京匯報批林整風，專門點名讓我和張欽禮兩個也參加這個會議。
“會議開始前一晚，李先念副總理先跟大家座談，他對王新說：‘總理叫我給你捎個口信：你為什麽非要砍林縣、蘭考兩麵紅旗？等到周總理接見的時候，你必須把這個問題說清楚，說不清楚你是過不了關的！’會開到最後，中央政治局接見我們，在人民大會堂。省委書記陪著周總理，一個一個介紹。王新在我旁邊坐著。介紹到我時，周總理握著我的手，就指著王新說：‘你為什麽非要打倒他！’介紹到張欽禮，總理又看王新：‘你為什麽非要整他呢！’葉帥（葉劍英）在旁邊也說：‘焦裕祿的事跡報道以後，我們看了都非常感動，結果你非要把接替焦裕祿的張欽禮打倒，非要砍掉焦裕祿這麵紅旗，你這個人思想反動到什麽程度啊！”
會後，王新很快被捕。楊貴和張欽禮這時才知道，文革中迫害自己的王新，是“林彪的死黨”。
對於1979年張欽禮被以“追隨林彪‘四人幫’”的罪名逮捕，判刑13年，楊貴至今無法接受：“張欽禮跟林彪‘四人幫’完全是兩碼事，他怎麽可能追隨迫害他的人？”
從未披露的焦裕祿大通訊始末
2009年3月，北京。新華社一棟老宿舍樓的頂層，周原、陳健夫婦正共度他們82歲的生日。這一對攜手近六十載的新聞伉儷生於同年、並不同日，但多年來保持了在同一天一起過生日的習慣。陳健目前精神矍鑠。周原“反右”時勞改四年，留下了多種疾病，如今小腦萎縮，行走艱難，生活不能自理。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幅金婚時周原送給陳健的字：
青山易隔水難斷，日東月西兩相懸。幾多恩愛幾多愁，風風雨雨五十年。
其中的疾風驟雨，一部分便與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相關。
這篇通訊署名穆青、馮健、周原，但多年來關於采寫的經過，一直由穆青、馮健進行說明，很少能聽到周原的聲音。待到話說從頭，老人一聲歎息。他對記者抬了抬手：“你寫吧。我們都八十多歲了，還能把我們怎麽樣呢。”
“在普遍的消極中，找一個積極的典型”
1966年初，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從北京去西安參加一個會議，取道鄭州，在河南分社短暫停留。到達後，穆青與同行的馮健、楊居人等召集河南分社記者座談，座談會上周原一直保持沉默,“誰能發言誰不能發言，事先已由分社社長朱波內定，他沒有安排我。”
1957年，周原因一篇反映三門峽工程鋪張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內參，被劃成“右派”，1958年發配河南林縣勞動改造，四年後才“摘帽”。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他能夠重回新華社當記者，已算特殊照顧了。
出乎周原和分社領導意料的是，在指定的記者全部談完後，穆青直接點了周原的名：“周原，我來了，你為什麽不發言？”
穆青早就知道周原。原名喬元慶的周原，父親是與範長江同時代的新聞人喬秋遠。1942年在太行山隨左權將軍的部隊采訪戰事時，喬秋遠與左權同時死於對日軍作戰，同墓安葬。1948年，為繼承父誌，周原放棄了擔任區委書記的安排，主動要求調到新華社當記者。
既然穆青指定他談，周原便將自己在豫北黃河故道老災區采訪七個月了解的情況和盤托出。這片土地曆史上就飽受“旱、澇、蝗”之苦，經曆了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更是千瘡百孔、困難重重。周原專挑最貧困的地方去，就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極中，找到一個能夠振奮人心的積極典型。他給穆青講了一個故事：“原陽縣農村有位老太太，經常在糧店一坐就是半天，問她坐在這裏幹什麽？她說，俺連年吃國家的救濟糧，啥時候能拿條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種的餘糧到公社走走，心裏就舒坦了。”
周原講完，穆青很激動，留下了一句話：“在河南當農村記者，不到災區采訪就不是個好記者！”
第二天穆青一行就去了西安。臨走時交代分社社長朱波，讓周原替他去豫東災區物色采訪線索、找出一個典型，十天半月後他再回來聽周原匯報。
周原當天出發，第一站是穆青的老家杞縣。接待他的人說縣裏幹部都看戲去了，采訪要等明天。周原決定不在這裏停留。第二天一早，他在汽車站旁的小攤上吃完一碗元宵，正想著該往哪裏去，一輛開往蘭考的汽車剛好啟動，於是他跳上去，補了張票。
他在豫北采訪七個月都沒有找到的那個“典型”，就這樣，在蘭考找到了。
“如果他談的是階級鬥爭，我不會繼續采訪”
周原到蘭考的時候，焦裕祿已去世一年半。此前，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張應先、魯保國已經寫過一篇1700字關於焦裕祿的新聞，發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二版左下角，《河南日報》一版也有刊載。但這篇報道並沒有引起多少關注，周原也沒有印象，還是聽了蘭考縣委通訊幹事劉俊生的介紹才知道。
劉俊生給周原看一把藤椅，椅子一側破了個洞。他告訴周原，藤椅是前任縣委書記焦裕祿坐過的，焦書記患了肝癌自己卻不知道，肝痛難忍時就用根棍子一頭頂住肝部一頭頂住藤椅，久而久之把椅子都頂破了。就是帶著這樣的疼痛，焦裕祿堅持工作，最後累死在了工作崗位上。
周原摸著藤椅和劉俊生一起哭了。
按照當時記者的采訪程序，劉俊生首先要向縣裏一把手、新任縣委書記周化民匯報，周化民同時也是蘭考四清工作團副團長。周原回憶周化民的答複：“他說他剛來蘭考不久，情況不熟悉，‘你找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吧，他不能解決的問題再找我’。”
周原與張欽禮一口氣談了十八個小時，一直聊到下半夜。張欽禮詳細介紹了焦裕祿帶領幹部群眾治理風沙、內澇、鹽堿三害，積極改善蘭考貧困麵貌的事跡，談話經常被兩人抑製不住的抽泣打斷。“如果他當時主要介紹焦裕祿如何抓階級鬥爭，我們不會談那麽久，我也根本不會繼續采訪，掉頭就走。”正因為張欽禮談的是焦裕祿抓生產，談的是“如何讓群眾吃飽飯”，才與周原的“尋找”一拍即合。
天一亮，兩人一人一輛自行車，去了張莊。“張莊有一個大沙丘名叫九米九，焦裕祿提出的封沙丘辦法在這裏最能看出成效。另外張莊也是張欽禮蹲點的地方，在點上最能看出他的為人、做派和群眾關係，能進一步證實他介紹焦裕祿事跡的可靠程度。”
剛進村子，一個老大娘就走過來摸著張欽禮的臉：“張縣長，你瘦了（蘭封與考城合並為蘭考縣後，張欽禮是第一任縣長，很多老百姓一直以張縣長稱呼他）。”周原心中一震。
到了吃飯的時候，有人端上來一隻雞，周原當時就不高興了，認為張欽禮搞特殊，一下子對他有了不好的印象。張欽禮自己也很驚訝，連忙要求把雞端下去。那個拿雞來的村民說話了：“我們困難的時候，張縣長帶領我們治沙丘，跟我們一起吃討來的‘百家飯’，當時我們就發過誓，什麽時候沙丘封上了，要給張縣長煮隻老母雞補補身子。”43年後，周原回憶起這一段話，依然止不住奔流的眼淚，微顫的手拿起手絹，不停揩拭眼睛。
由於穆青“十天半月”之後要聽匯報，周原在蘭考隻能停留五六天，這五六天裏他可以說是沒日沒夜地連續采訪。離開蘭考後，他用剩下的時間去了民權、柘城、虞縣等地，對“豫東”做了個整體調查。回到鄭州，穆青一行也正好已從西安折返，住在河南省委南院。
“那是省委內部的招待所，中央來的部級以上幹部都住那兒，門衛森嚴。當時李先念也住在那裏，周原向穆青匯報情況隻好時斷時續。”周原的妻子陳健插話道。
穆青決定去開封采訪，一路上周原繼續向穆青匯報情況。從開封去各縣之前，穆青對同行的所有人說，“這一次到豫東采訪，時間是半個月，由周原提問，你們隻管筆記，周原說去哪個縣就去哪個縣，周原說停留幾天就停留幾天，他就是這個采訪組的秘書長。”
到蘭考時，是上午十點。“張欽禮有些緊張。蘭考是個窮縣，從來沒見過這麽多北京的記者。他把我拉到一邊問：‘前幾天都跟你談過了，怎麽你又帶了個副社長來？還要談什麽呢？’我說，你上次怎麽跟我談的，這次還怎麽跟他們談，可以更細致些。”
起初的拘謹過去後，張欽禮越談越開，穆青也幾次泣不成聲。因為哭得太厲害，穆青甚至吃不下飯。他們聽了張欽禮一天的匯報，“哭成一團。”周原說，“當晚，穆青變了態度：這篇通訊要立即寫出來！”
“穆青拍板：寫焦裕祿的材料已經夠了，立即動手，就是把素材堆在一起，也是篇感人的通訊！”第三天早飯後他們就離開蘭考，回到開封。在開封賓館，穆青給每個人分配了任務：周原寫焦裕祿這篇通訊，馮健寫另一篇通訊介紹豫東抗災全景，楊居人寫社論，朱波寫短評。要求第二天一早交稿。
周原回憶：“晚上，大家各自在屋裏寫稿，穆青在不同房間當中巡視，走來走去。當我寫下‘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句話，穆青拍著桌子說：這樣的句子多來幾句！”
十個小時沒有停筆，一個通宵之後，周原交出了初稿。
對“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強調
周原所寫的草稿，主要是詳細記錄下焦裕祿的感人事跡，並發掘出焦裕祿個性化的精辟的語言，比如“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要親自掂一掂災害的份量”、“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花大量的筆墨來寫生產活動，寫焦裕祿對饑餓、貧困中的群眾的同情和幫助。
當時已是文革前夕，政治空氣非常緊張，階級鬥爭論盛行。這一篇完全無涉階級鬥爭、主要談生產的通訊稿，能不能順利刊發，不僅周原心裏沒底，連穆青也沒有完全的把握。但是，“穆青解決了這個問題。”周原承認，如果沒有穆青，焦裕祿大通訊也許又是另外一種命運。地位和權力，此時也決定了穆青在這中間的擔當。
“穆青等回到北京，把周原的草稿整理打印幾十份，發給國內部有關同誌集體提意見，由馮健編輯、修改。他們修改的指導思想，就是一次又一次強化焦裕祿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焦裕祿所有催人淚下、激人奮進的感人事跡，都是‘表麵的、非本質的，隻有把它們提高到源於毛澤東思想，焦裕祿這個人物才能立起來，樹起來。’”陳健介紹道，“當時不這樣說，稿子也不好交待的，但他們強化得太過分。”
這些對焦裕祿的“樹”與“立”，或許幫助了通訊稿的刊發，但另一方麵，也為它此後四十年的紛爭不斷，種下一個禍因。文革中，批判大通訊是大毒草，批鬥張欽禮是“假親密戰友”、“政治扒手”的人，抓住了大通訊中一個虛構的情節：焦裕祿死後在他的枕頭下發現一部《毛澤東選集》。他們認定整篇通訊是對事實的歪曲。在任彥芳2009年出版的《焦裕祿身後》一書裏，這一點也被列出來作為大通訊“失實”的證據。
正式刊發之前，周原確實拿著清樣去過蘭考。那是穆青讓人寄來的，叫他帶著稿子到蘭考核對。一再囑咐：“必須保證全部事實絕對無誤。”
周原將稿子帶到蘭考縣委常委會議上念，由於念的時候忍不住流淚，三四個人接替著才讀完。周原的印象是：“沒有人提意見，一致通過。”他隻記得，與會的開封地委宣傳部長、蘭考四清工作團團長秦一飛說：是不是評價太高了？“我問他，你對事實有沒有意見？他說沒有。我說對事實沒意見就行，評價是新華社的事。”
此前，周原還將完稿先送開封地委領導審查，“也沒有人提意見。”
時代周報記者專程赴鄭州采訪了原開封地委書記張申，他說當時他在周原送審的稿子上批了一行字，大意是講“作為領導幹部不能隻是跟群眾打成一片，要學毛著，抓階級鬥爭”，但“周原這個人啊，驕傲得很，容不得不同的意見。他為什麽不寫啊？”記者將張申回憶中的這個細節講給周原聽，周原氣憤至極：“他根本沒有這種批示！”陳健更為不解：“張申直到今天還說這樣的話，是什麽意思？修改後的稿子花在‘學毛著’上的筆墨還不夠多嗎？我都嫌太多了！”
與張申觀點相同的還有任彥芳，他說根據當時的蘭考縣委書記周化民、縣委副書記劉呈明回憶，“縣委開會很多人想提意見，周原盛氣淩人，都一一反駁，態度很粗暴。”陳健回應說：“周原帶著稿子去蘭考，就是為了核對事實，事關重大，怎麽可能不讓人提意見？他們都是縣委領導，又為什麽要怕周原？後來蘭考縣委書記周化民說過一句話：早知道周原是個摘帽右派，當初他來采訪的時候，我就該把他趕出蘭考！他們當時就是這麽‘左’。”
關於大通訊最後的發表，《穆青傳》裏這樣記敘：
“稿子最後決定要發的時候，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否能如實地反映蘭考的災荒，實事求是地對待所謂階級鬥爭等敏感問題，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感覺難以最後做主。於是他帶著穆青找到此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同誌，當麵陳述了他們的觀點。彭真拍板：發！”
文革前後，不同境遇
無論是寫稿的周原，還是改稿、發稿的馮健、穆青，對於不寫階級鬥爭這一點，都自知擔了風險。但是稿子發出後，引發劇烈反響，卻遠遠出乎他們的意料。
“緊接著的兩個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幾乎整個搬到蘭考辦公，圍繞焦裕祿又發表了大小一百三十多篇稿子，其中有兩篇重要稿子是我采寫的。我在蘭考住了一個多月，沒有聽到一個人說焦裕祿抓階級鬥爭。”陳健說，“穆青這時在北京紅得發紫，很多機關爭相邀請他作報告。畢竟他掌握有關焦裕祿的材料不多，馮健打電話到蘭考，叫我每天供給穆青三個故事情節。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要為穆青拍攝采訪蘭考群眾的鏡頭，地點在老韓嶺，對象是焦裕祿生前的農民朋友蕭位芬。穆青叫周原和蕭位芬談話，等周原采訪到蕭位芬聲淚俱下時，三架攝影機對準穆青和蕭位芬，留下了最‘感人’的鏡頭，成為穆青的一幀‘珍藏’照。”
然而，隨著文革的開始，整個形勢完全逆轉。穆青被作為“當權派”打倒。塑造焦裕祿形象的大通訊也變成了“汙蔑毛主席好學生的大毒草”。
一批批紅衛兵到河南分社揪鬥周原，“周原告訴他們，這篇通訊是穆青、馮健和他三人寫的，有三人的署名。紅衛兵們說，他們去北京找過他倆，他倆都說主要是你采寫的，他們不了解情況。”回憶往事，陳健曆曆在目，“分社造反派配合蘭考反焦派，拉著周原遊街示眾，強製他舉起斷指的手（在被打成右派勞改時，周原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自斷三指，向黨寫血書），向圍觀的群眾大聲叫嚷：老右派周原就用這隻手寫出大毒草焦裕祿報道。我一直跟在周原後麵，怕他被亂棍打死。他已經被拉到了火車站，要押送蘭考繼續批鬥，多虧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及時出麵阻止，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後來，書記處書記紀登奎（後調任國務院副總理）派人把我們夫婦搶走保護起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周原藏身蘭考，被群眾一家家輪流保護。當時各家口糧有限，陳健也要經常偷偷跑去蘭考，給周原送糧票、換洗衣服。
而此時的北京，“新華社國內部的老同誌告訴我們，馮健為了證明他和這篇通訊沒有多大關係，說稿子主要是周原采寫，我們幫助修改是應該的，他當時主張穆青和他不署名，穆青批評他不懂政治。”
十年“文革”結束。“親密戰友”張欽禮入獄。穆青早已官複原職，後升任新華社社長。馮健也升任新華社副社長。周原、陳健夫婦在新華社當了一輩子記者，最終以記者的身份離休。
由於牽連複雜，周原曾建議，三個署名作者都不要把這篇焦裕祿通訊收入自己的文集，三個人都答應了。但粉碎“四人幫”後，惟周原一人至今遵守這一承諾。一生淡泊名利的周原，隻有一件事最是耿耿於懷：“大通訊重新發表，刪去了張欽禮的名字。”對這個周原很有看法，在周原眼裏，張欽禮從來無愧於大通訊對他的評價。
回憶往事，周原隻覺虛無，他淡然一笑，背出一首自己寫的“歪詩”：
少年淩雲誌，老大成空談。枉顧百年事，天地兩茫然。
陳健卻不認同這樣的“消極”。82歲的她至今還在奔走，為張欽禮做平反申訴。
大通訊的“不實之處”以及作者的回應
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中，列出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的13項“不實之處”，其中8項如下：
1.（長篇通訊）第一節寫焦裕祿半夜敲張欽禮的門找他談心，共同認為：改變蘭考麵貌的主要問題在於人的思想的改變。焦裕祿說應該在思想麵前加上“領導”二字。兩人談得很久。
當時的縣委常委，都懷疑這半夜談心是張欽禮編造的。
2.“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縣委委員開會，沒宣布議事日程，隻說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大家到火車站去了……”
這段風雪夜看災民的情節根本不存在，或是出於張欽禮的編造，或是出於作者為了感動人的藝術想象。
3.看過災民之後，寫焦裕祿帶領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實是：焦裕祿在開會時講毛澤東思想方法，也學習過這些文章，卻從未這樣集中地學習稱為“老三篇”的文章。沒有一個常委證明：在一次開會時焦裕祿領學《老三篇》。
4.在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一節裏，寫了焦裕祿批評“豐收區來的”那個領導幹部的事兒。這個重要情節是完全不真實的。
5.“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焦裕祿確實說過這話，但不是針對“程世平的裝潢做家具”，而是對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卓興隆講的。
6.本篇最動人的情節：寫焦裕祿逝世前和張欽禮的談話，以及最後的囑托，與事實不符。張欽禮去看焦裕祿，焦的妻子徐俊雅就在身邊，他們隻說了幾句話，張欽禮便走了。焦裕祿的這段話是對地委領導講的。大通訊卻安在張欽禮頭上，造成了“最親密的階級戰友”的印象。
7.焦裕祿送給張欽禮照片的情節純屬子虛烏有。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說：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沒有帶著照片，他從哪兒拿照片送給張欽禮呢。
8.大通訊的最後一節，是為了寫出“精神變物質”，勾畫出了蘭考的現實圖景。隻要是到過蘭考參觀的人們都能看到當年蘭考的現實。很顯然，記者以激情之筆寫下的是他們的幻覺：“三年前焦裕祿倡導製定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如果把“已經”換成“正在”，則實事求是。
除了這些，任彥芳書中還說，焦裕祿的家庭成分是中農，大通訊故意寫成貧農，“好像焦裕祿如果出身中農就不光輝高大似的”。
作為焦裕祿大通訊的作者之一，周原從沒有看過任彥芳的任何文章，也並不關心。當時代周報記者將任彥芳書中的一些文字念給周原聽時，他隻淡然地說了一句話：“不值一駁。”
因為寫為張欽禮申訴的材料，周原的妻子陳健早就熟悉了任彥芳的論調。任彥芳的這些“糾錯”，並不是剛剛提出的，在他近年來發表的多篇文章裏都曾反複提及。陳健讀到那些文章，從不願把個中細節告訴周原：“他身體不好，不能生氣。”
陳健很無奈：“大通訊的三個署名作者都是地主家庭出身，難道他們會認為把中農寫成貧農就能提高身價嗎？焦裕祿通訊中，寫了大量的生產活動和焦裕祿對饑餓、貧困中的群眾的同情和幫助。這兩點任彥芳從不敢否定、挑毛病。他在雞毛蒜皮上挑刺。他寫的這些細枝末節，要一一反駁需要很多筆墨，我們都八十多歲了，已經沒有時間精力再來跟他打筆墨官司。”
最近，陳健想要寫一篇“從人道主義角度看焦裕祿”的文章，她說：
“焦裕祿為什麽敢在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時把主要精力用來抓生產？我在申述報告中寫過，那些在大躍進中像瘋子一樣的幹部，三年饑荒年代，或甩手不幹、或多吃多占、或住進醫院小病大養吃小灶，對農民群眾沒有任何副食供應、每天靠國家供應幾兩原糧維持著不死不活的生存狀態無動於衷。
“焦裕祿看到這種現象卻十分難過。他首先想到的和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使饑餓中的群眾填飽肚子。考慮到農民經過大躍進的日夜奮鬥而無果，接著是三年的饑荒，群眾體質很差，他一方麵把成千上萬的饑民送上火車外出逃生，同時在全縣提出‘不能幹一天幹半天，不能挖一鍁挖半鍁’的口號，他自己身體力行。群眾在他的感召下開展生產自救。一些外出逃生的群眾也被吸引返鄉。焦裕祿和張欽禮此時是從人性的角度來抓生產的。
“張欽禮是縣長，主抓生產。因為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而他又一貶再貶，長期被‘控製’使用，他一直想成立一個‘除三害’辦公室，終不能如願。焦裕祿來到蘭考，立即采納了張欽禮的建議。焦裕祿在蘭考一年零三個月，和張欽禮、卓興隆領導的‘除三害’調查隊，行程五千裏，查清了全縣大小風口、大小沙丘、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洞以及全縣的千河萬流，都編了號、繪了圖，他們又共同製定出詳細的‘除三害’規劃。焦裕祿在蘭考這一年中，摘掉了蘭考連年吃國家救濟糧的帽子，達到了自供自給。長篇通訊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沒有實寫焦裕祿到蘭考改變了蘭考麵貌。通訊中所指的改變是‘三害’。一個農業縣的改變，需要綜合因素，是一個係列工程。焦裕祿在蘭考做的是重要的基礎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害的是癌症，做了長期的打算。焦病故後一年多，張欽禮向新華社記者介紹焦裕祿的事跡時，很難把當前的工作和這項基礎工作以及在這項基礎工作上製定的規劃截然分開。
“新華社把他定格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裏，焦聚不準。他到蘭考是救群眾於水火，解幹部於倒懸，他是典型的人道主義者，要是從這個角度詮釋焦裕祿更會具有久遠的曆史價值。
“話又說回來，如果當時真寫‘人禍’寫‘人道主義’，通訊也發不出來。直到現在，我每每翻閱這篇通訊時，依然是止不住熱淚，因為它實質上寫的是人性、是人道主義精神。這也是這篇通訊的真正魅力所在。”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喻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