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幹部應當用雅量和誠實回應批評
薛洋
“無知”、“偏見”之類，過去多見於我們回應西方的批評，近幾年倒也不多見了。因為這類批判式用語，源於我們過去長期的二元對立、劍拔駑張的政治鬥爭，是封閉時代的產物。隨著改革開放，尤其是信息時代的到來，思想意識的多元交流越來越頻繁、快速，即使是西方媒體的報道有所偏頗，也可能是角度不同，理解不同，甚至可以是“誤解”，但絕不是“無知”。另外，隨著中國大國形象的樹立，與國際社會的溝通，也越來越需要在理性、平和和負責任的基礎上進行，所以這種非黑即白的大批判式語言，也遠離了官方話語，這無疑是一種進步。著名的“反華人士”洛佩西訪問中國，與中央領導坦誠交流，就是這種進步的最好說明。
但這並不能說明，這種寬容、理性和平和已經貫徹到我們對外工作的方方麵麵。進入到21世紀，我們的很多省部級高官，大多成長於文革時期，文革那種大批判，非白即黑的二元對立思維，還在極少數一些人頭腦裏殘存著。這種思維的最大特點，就是動不動就上崗上線，張牙舞爪，虛張聲勢。見到不利於自己的觀點和事物，就被階級鬥爭的潛意識所左右，如臨大敵，必置之死地而後快，否則如梗在喉，寢食難安。
最近，某部部長就以此態度回應了外界的質疑，結果引起嘩然。西方某媒體質疑某部今年“一次批了90多個‘兩高一資’的項目”，該部長沒有直接回答有沒有這回事，而是以“2008年，我們卡住了156個高汙染、高核能的項目”說明西方媒體的“這種炒作不符合事實，不是無知，便是偏見。”
這裏且不論部長王顧左右的回應所顯示出的不誠實。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自我實現的預言”，是說如果你如果整天都用“無知”、“偏見”這樣的概念去看待批評，最終被“無知”、“偏見”所包圍的恰恰是你自己。你不能理性、客觀地對待別人，別人也最終也無法理性、客觀地對待你。
一個人的遣辭用句常常會深刻反映其個性，尤其作為黨的高級幹部，動輒代表中央政府部門以“無知”、“偏見”麵對批評，不僅無助於厘清問題的是與非，映襯出個人的偏狹，更顯示中央政府部門沒有雅量，對於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和維護，也是有害無益。
麵對批評和質疑最好的辦法，一要有雅量，二是要誠實。
雅量很重要。對方越偏執，越要有雅量，以雅量襯托對方的偏執，高下立判，不用多說，你就立於不敗之地。縱然工作中有所失誤，隻要始終保有這種雅量，虛心聽取意見，寬容對待批評，社會大眾自然會理解和支持。相反，你越是搞那種“千古罪人，遺臭萬年”式的大批判，甚至對人進行人格貶低，就越容易顯示出你自己的非理性和不文明，反而容易失去道德製高點和政治上的從容。中央要求做學習型幹部，這學習的頭一條，就是要虛懷若穀，針對自己的不足，去解決問題。
外界的批評，正是我們找到自身不足的一條捷徑。麵對批評用“無知”一言蔽之，不僅失去了認識自身不足的機會，還顯示出自己的自大，反而為對方的批評進行了背書，進一步失去社會的信任。西方媒體在社會監督方麵比較成熟，可能會有偏頗，但絕不會無知。一個“無知”，並不能讓對方萬劫不複，也打消不了公眾的疑惑，徒增回應者的狹小與偏執，有損黨的高級幹部形象，對黨和國家的形象都不利。
誠實更重要。外界的批評，肯定有因不了解情況而導致的誤解，最好的辦法就是開誠布公地溝通。誤解越深，越需要真誠的對話，善意的交流。說實話，外界對我們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很多應當讓社會知道的信息我們沒有公開的習慣。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政務信息公開，但我們的一些部門，就是置若罔聞，中國人想知道自己一些政府部門做的事，反而往往需要從國際上獲取。西方媒體左打聽右打聽，聽說了一些事，報了出來，造成了政府的被動和社會的不信任。而且通常外麵的“傳言”往往很奇怪地被我們的一些政府行為給證實了。越是回避，越是不理性，造成的誤會就越深，最後整個受損的是政府的國際形象。更何況我們的工作確實在某些問題上有待改進之處，該部門一些低級官員已在媒體上承認“至少地方上存在濫用綠色通道的現象”。
真誠地是檢視自己的工作，用事實去“以正視聽”，是溝通的不二法門。但若一方麵以“無知”、“偏見”之類顯示了自己的無雅量，同時又用答非所問顯示了自己的不誠實，用過去的成績來掩蓋今天的缺點，這樣的辯駁，不僅無力，惹人齒笑，更因為不誠實而失去社會的信任，加大政府部門與社會之間的誤解。
對不同意見者的不黑既白和情緒化處置，究其根源，其實是中國文化中相對缺少人性寬容和中國政治史上千百年來你死我活殘酷鬥爭的反映。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今天，這種風氣斷不能長。如果高級幹部都帶頭不理性，用“無知”、“偏見”反駁質疑，那比他級別低的幹部，如廳級、處級、科級及一般工作人員，隻能是一級比一級更不理性，甚至發瘋。你都罵人了，那下麵還不打人啊。
這方麵，我們的高級幹部，應當真誠地向胡總書記和溫總理學習，真誠地“入腦”學習他們理性、寬容、和而不同地處理國際事務的精髓。在中美兩國政府的積極努力下，特別是中國政府不計前嫌，以寬容大度的心態，主動伸出善意和解之手，促進一向置喙中國的佩洛西議長的訪華，達成了雙方的良性互動。這在中國現代外交史上就如何對待自己的“政敵”開了一個良好而又文明的先河。
原載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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