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青山
李銳攻擊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無知，自己不看，還不準別人研究。他說：“科學技術上的發展，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麵的發展，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生產的發展，毛澤東既沒看過，甚至不準別人研究。”“毛澤東基本上是斯大林類型的，但在建設新世界方麵，在科學和技術上，還不及斯大林有遠見。”對科學技術“無知。”(《手記》第74頁)
這是全然無視客觀事實，信口雌黃，造謠中傷!
一、 毛澤東一貫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任何一個心地善良、不帶偏見的人，都不難清楚看到，毛澤東一貫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改變中國科技的落後麵目， 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奮鬥了終身。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地昭告世界：“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將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文稿》第一冊，第6、7頁)如果沒有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那能“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呢？
1953年3月27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在的講話》，高度讚揚從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時期，全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文化所取的偉大成就，號召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他說：“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時間，全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學習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學習他們的科學，有了一個高潮……那一次學習，對我們的進步是有很大的幫助的，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麵，現在還給我們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學工作者，一筆寶貴的遺產。”“我們現在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學習蘇聯“應當采取什麽態度？應當采取真心實意的態度，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過來，不但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切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文集》第6卷，第264頁)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提出我們已經進入“開始要鑽研原子以能這樣的曆史新時期。”他說：“我們進入了這樣的新時期，就是我們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鑽社會主義主改造，鑽現代化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曆史新時期。”(《毛選》第5 卷，第144頁)李銳近三十年後說什麽世界科學技術上的發展，已經進到“核時代、電子時代”，而毛澤東“無知”，自己不學習，也不準別人研究。這不是造謠，還能是什麽 ？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最後一天發表重要講話，發出向科學進軍，“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的偉大號召。他說：現在我們革什麽命 ，革技術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所以叫技術革命 、文化革命；搞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不能單靠我們這些大老粗；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先進科學、文化技術的，工業各方麵更好的國家。為此，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轉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07頁、《文稿》第6冊，第12頁)
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口各部門的匯報時說：“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轉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484頁)這是“不準別人研究”呢？
1956年4月 25日，毛澤東 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自然科學方麵 ，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學習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麵，我看大部分先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的利。”(《毛選》第5 卷，第286頁)
1957 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在的講話》尖銳地批評的一些幹部不下苦功學習馬列和科技。他說：“我們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我們現在許多同誌不下苦功，有些同誌把工作以外的剩餘精力主要放在打紙牌、打麻將、跳舞這些方麵，我看不好。應當把工作以外的剩餘精力主要放在學習上，養成學習的習慣。學什麽東西呢？一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技術科學，一個是自然科學。還有文學，主要是文藝理論，領導幹部必須懂一點。”(《毛選》第5卷，第478頁)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提出全黨要把工作的重點轉到科學和技術上來，完成曆史賦予我們的偉大技術革命的任務。他說：我們的革命是不斷的，過去革命的重點是奪取全國政權，變革生產關係，“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我們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曆史賦予我們的偉大 的技術革命。” 從今年起，我們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上去。”(《文集》第7 卷，第350—351頁)
1959年8月23日，毛澤東“航送”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四同誌”的信，說看了《人民日報告》此版右角甘薯問題，很有興趣，“這類討論，是非常之好的。科學討論，《人民日報》要多起來，要占到篇幅五分之一左右，豈不是很好嗎？”
1960年3月18、25日，毛澤東在《全國總工會關於當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和聶榮臻關於廣州、重慶工廠技術革命群眾運動若幹情況給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上的批語，強調“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須要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決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文集》第8卷，第152頁）
1962年7月 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坦承自己在自然科學方麵“知識很少”，想學習一下，並號召全黨認真研究。他說：“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麵的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在為止，在這方麵，我的知識很少。”(《文集》第8卷，第203—204頁)
1963年12月 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規劃》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並告特別強調一定要“加強理論的研究。”他說：“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人農民中間來培養。我們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學理論，如醫學方麵、生物學方麵。死光(即激光，引者注)，要組織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文集》第8卷，第352頁)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包括科學現代化在內四個現代化而奮鬥。毛澤東在審批這個報告時加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難道這是做不到嗎？“不，是做得到的。”(《文集》第8卷，第341頁)
凡此種種，清楚證明毛澤東高度重視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這就是曆史的真實。
試問李銳：毛澤東提出“向科學進軍”，不斷號召並組織全國人民“要在一個不長的曆史時期內，盡快改變我國科學的技術的落後麵目”，把實現科學的現代化作為基本國策，能說這是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試問李銳：毛澤東55年就提出我們進入“已經開始進入鑽原子能這樣的新時代”，能說是不懂得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原子能的時代嗎？
試問李銳：毛澤東提出“學習外國”的響亮口號，向一切國家，包括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和技術，並尖銳批評一些幹部把業餘時間花上“打麻將”等活動上，不願意學習科學和技術，也再三表示自己對自然科學不懂，須要學習，能說是“自己不研究，也不讓別人學習”嗎？
二、 深刻的理性認知和偉大的戰略決策
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理性認知，及由此作出了一係列的戰略決策。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第一，從中華民族的近百年的屈辱史的教訓來看，科技“落後勢必挨打。”
1963年9月，毛澤東深刻地概括了鴉片戰爭以來105年時間，中華民族的沉痛曆史教訓：經濟落後和科技落後勢必挨打。他說：在這一段曆史時期裏，為什麽“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為什麽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抗戰的使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製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因之，他得出結論：“如果不在幾十年內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地落後於帝國主義的狀態，挨打是不可改避免的。{“(《文集》第8卷，第340頁)
毛澤東對科技落後的這種認知，真是“入木三分。”
第二、從我國的國情特點來看，“一窮二白”的國情特點，要求盡快發展經經濟、發展科技。
毛澤東看重科學技術，是立足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知。
建國後，他對中國國情特點一直堅持這樣的概括，這就是“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毛選》第5卷，第288頁)
從這樣的國情特點出發，他理所當然地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題中應有之義。如果不重視經濟的發展，不重視科技的發展，又怎麽能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後麵目？
第三是，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目標來看，把“科學的現代化”作為“四個現代化”的一項宏偉目標。
正確確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模式，至關重要。毛澤東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就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其中就包括“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毛澤東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1958年經他審定的“八大”二次會議的決議中，提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書，第268頁）這裏提出的“三化”，就有一個科學文化的現代化。
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進一步完整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文集》第8卷，第116頁）
這個“四個現代化”，經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確認為我們國家本世紀的奮鬥宏偉目標。實現 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毛澤東的基本國策。他為此奮鬥了終身。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仍然是毛澤東確定的“四個現代化。”而這“四個現代化”中，就有一個“科學的現代化”。 憑什麽說毛澤東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
第四，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一定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方針
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科學地揭示了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泉源、動力，人民群眾是是社會曆史的決定力量。既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那麽，我國的科學現代化，如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樣，其基本方針，隻能是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這是邏輯的必然。 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更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方針。尖端科技、核心技術是買不到的。毛澤東 總是強調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堅信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對於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要頭腦清醒，不能心存幻想。引進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當然十分重要，但決不能拿原則去作交易。
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有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始終堅信中華民族有自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能力，藐視各色式的奴顏婢膝之徒。早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就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能力。”(《毛選》第1 卷，第151頁) 毛澤東一生就是這樣!
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地昭告世界：“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被稱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將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文稿》第一冊，第6、7頁)
實現科技現代化一定要有獨創精神，要敢於創新，不能跟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 1956年8月28日，毛澤東在“八大”政治報告的批語中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援為輔，這一點也要弄清楚。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麽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文稿》第6冊，第148頁）
1964年12月，毛澤東在審批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難道這是做不到嗎？“不，是做得到的。”(《文集》第8卷，第341頁)
實現科技現代化當然要學習“一切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 ”不能閉關鎖國，但決不許拿原則作交易。毛澤東極其鄙視和厭惡那邦“西方資產階級需要的買辦和熟悉西方習慣的奴才。”任何有損中國之領土、主權，危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事情，在他那裏，絕無商談的餘地 。1958年赫魯曉夫向我國提出：要在我海岸建設一個“長波電台”和所謂“共同艦隊”，毛澤東洞察到這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劣惡行徑，意在“控製我們。”為了維護中國主權之尊嚴，他不惜冒蘇聯終止對華援助的嚴峻風險，義正嚴詞麵斥尤金、赫魯曉夫：你們建議搞海軍“共同艦隊”，有一個所有權問題。你們提出各占百分五十，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因為我們不同意搞“合作社”，你們就不幫助，那我們一萬年不建設海軍也沒有關係。你要搞共同艦隊，索性把海岸都交給你們，我們去打遊擊戰。（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65、166頁）赫魯曉夫碰壁而還。
如此錚錚風骨，在中國近代史上，誰人能與相比？
因此，共和國的前三十 年，我國衝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阻撓和破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艱苦奮鬥，在實現科學 現代化的征程中，創造一個又 一個奇跡。
第五、從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來看，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依靠科學和技術。
毛澤東曆來認為，革命的目的全在於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的發展依靠科學和技術。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說：“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築的仗，是建立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築幹什麽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築、搞生產關係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係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文集》第8卷，第351頁)
李銳到處吹捧鄧小平講的“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在他看來，毛澤東隻是認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這不是充分證明鄧就是高明，毛不重視科技？
這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科學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是很重要的。但“科學”並是不直接的生產力，隻有進入生產過程，隻有為勞動者掌握，才轉化為現實的物質生產力。在生產力諸要素中，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曆來強調“首要的生產力是勞動者本身。”如果把科學說成是第一的生產力，那麽，勞動者又是第幾生產力？肯定科學是第一的生產力，勢必否定勞動者是“首要的生產力”，勢必把勞動者視為“次要的生產力。” 所以，毛澤東在論及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關係時，隻把話講到“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這樣的份上，是有其理論上的深刻考量的。當然，這種理性認知，有不同的觀點，盡管是自然之理，但總不能由此說毛澤東對科學技術不重視。
第 六、從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來看，把科學實驗概括到人類的“三項基本實踐” 之 一。
毛澤東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唯一源泉，強調人的認識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那麽，什麽是基本的社會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並沒有作出過明確的概括。毛澤東則明確地把社會實踐概括為三項基本實踐。而科學實驗則是“三項偉大革命運動”的一項。他說：“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 (《文稿》第10冊，第293頁)他還說：“人在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中來。”(《文集》第8卷，第320頁)
在這裏，毛澤東把科學實驗概括為人類“三項基本實踐“之一，視為人類認識的基本來源。這種哲理的科學抽象，為馬克思主義議論的發展增添新的內容。
可見，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深刻理性認知和決策實現科學現代化的戰略，既出於曆史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又立足於對中國國情正確估量，也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理。李銳攻擊毛澤東不重視科技，無非是其極端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結果。
三、 五件大事印證“科學的春天”始於49年
李銳擺出一種“科學家”的樣子，誣謂毛澤東看不到科學技術上的發展，已經進到了“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的時代”， 而“毛澤東自己不研究，也不讓別人學習。”
事實勝於雄辯。
這裏隻是略舉五件大事，以揭穿李銳的曆史謊言。
第一件，國家對對科學技術的財政投入。
國家對科學技術是否真正重視，不在於口號響得如何響亮 ，而在於實際行動。至關重要的，是要看國家在科技事業的發展方麵是不是舍得投入，實際財政投入所占比例的大小。
共和國的前後三十年，國家在發展科技事業的實際財政投入，深信不容分說地證明了，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黃金時期 。
據《中國科技報》載：2004年4月，中國化學學會年會在長沙召開。科技部副部長、中科院院士程津培在開幕式上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到了一個叫做“R&G/GDP”的指標，也就是科技開發的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下是摘錄的部分數據：
國家 年份 R&G/GDP (%)
中國 1950-1979 1.28（平均）— 2.32（最高年份）
1980-1993 0.64
1994-2003 緩慢的恢複性增長。
直到2003年，才緩慢恢複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
歐美經濟黃金時期，各國最高年份的R&G/GDP在1.5至2.6之間。
除了這一比例最高的芬蘭以外，(芬蘭 2000年前後 3.1，主要靠Nokia手機帶動）
這就表明， 建國後，毛澤東時代科技投入所占比例是相當多高的。它不僅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年份與西方經濟黃金時期相比都不遜色，而且大大高出於改革開放以來的這三十年。(轉引自《中國科技報》)
在80年代，國家對科技的投入所占比例，隻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半。所謂的“科學的春天” 又在哪裏？至於江的那個“輝煌的十三年”，如果看科技的投入，跟毛澤東時代也沒法比。難怪這位程津培副部長在發言的時候，也覺得很難為情，許諾以後多向上級爭取些錢。 這就是事實，這就是曆史。
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都不難看到，毛澤東時代立足於國民黨留下的那麽一個千瘡百孔的破爛攤子，麵對著美國帝國主義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封鎖，既要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又要實現全民勞動就業、全民免費教育、全民“公費醫療”，還要為全國職工提供住房，在此情況下對發展科學事業能有這麽大的財政投入，實在是高度重視科技的結果。怎麽能無視事實，顛倒黑白？
否則，盡管把“科學學立國”叫得震天價響， 而實際財政不多投入，把勞動人民的血汗創造出來的“財政”，大把大把地滿足“公務員”的花消，那麽所謂“科學立國”就隻是一個漂亮的口號。
第二件，“兩彈一星”研製和發射成功
李銳胡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到了原子能、航天的時代，而毛澤東卻自己不研究，也不許別人研究。一派胡言。
其實，五十五年前，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我們已經進入“鑽原子能的時代”。這就是他1955年3月31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我們進入了這樣的新時期，就是我們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鑽社會主義主改造，鑽現代化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曆史新時期。”(《毛選》第5 卷，第144頁)
毛澤東深知帝國主義的本質不可能改變，中國人民“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不搞一點自己的原子彈。他尖銳指出：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文集》第7卷，第27頁)
因之，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機立斷，以非凡的氣魄作出了中國研製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重大戰略決策。方針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1955年1月 1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請中國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等為中央領導人講解原子彈原理，商量研製原子彈這件大事。 毛澤東拿著點燃的香煙，站起來說：“我們國家，解放以來，我們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過去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隻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1958年6月，毛澤東滿懷信心誌指出：“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轉引自《國史全鑒。科技卷》第130頁)
毛澤東調兵遣將，中央任命聶榮臻負責領導核工業的籌建工作。在周總理和聶榮臻領導製定的1956年和1963年發表的兩次科學技術長期發展規劃，對“兩彈一星”作了突出的安排。
聶榮臻堅決貫徹毛澤東關於自力更生發展我國國防尖端武器的方針。他在實踐中“看出，關於導彈技術，蘇聯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國的”。“現在形勢明顯，資本主義國家封鎖我們，蘇聯不願意全心全意支援我們，我們隻有主要靠自己幹，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聶榮臻》第423頁)
1956年10月2日，聶榮臻就國防部第五院正式成立，由錢學森任院長，領導大家從事火箭和導彈的研製；五院的建院方針，是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報告周恩來和毛澤東。毛澤東10月17日批了兩個大字：“照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