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鈞把身上全部零錢都給了那個自稱是“找不到工作、一天沒吃飯的女大學生”，如果她不是騙子，那今年和她一起找工作的，還有611萬人
這是《新世紀周刊》第4次推出大學滿意度排行榜，今年我們特別關注了大學在就業滿意度方麵的表現。在學校和社會都緊盯著就業簽約率的時候，看一看學生對自己找到工作的滿意度，也許更加以人為本。
和其他大學排行榜不同的是，中國大學滿意度排行榜是由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對他們所在學校做出的評價而形成的。學生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消費者，由他們結合切身感受來評價自己的母校，也許更為權威，對選擇學校和專業的考生更有參考價值。
我們講述了陳家三代人在選擇專業上的歡笑與無奈，今天的大學生至少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擁有著更多種的可能。和熱門緊俏相比，陳家那種“選擇興趣”的方針，也許更明智。
祝福一下就業大軍中拚搏的畢業生，給自己減壓，不要被找工作的壓力壓垮。
2009中國大學滿意度排行榜
試金之年
這個6月特別殘酷，尤其對於大學生來說。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年的推算，到2008年年底就有100萬大學生難以就業，今年還有超過611萬人畢業。
和《新世紀周刊》的2008年大學滿意度排行榜相比，今年各大學的滿意度可謂慘淡，去年5所大學的滿意度分數超過80，排名第一的上海交大91.091，今年除了仍占鼇頭的上海交大超過80分之外，沒有一所大學的滿意度超過80分。
但即使在最灰暗的形勢裏也有亮色：地處長江三角洲的大學在2009年多數表現得非常堅挺，這並非偶然。
唯一亮色長三角
上海交大2007年排在第4位，2008、2009年則兩次排名第一。2009年排名前十位的大學當中，有上海交大、華東師範、上海財經、華東理工、南京郵電和浙江大學6所地處長三角的大學。
長三角能給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裏城市密布、交通便利，上海是金融中心，還有世博會這樣的大項目。周圍的一些工業區有大量的製造業項目，可以消化許多技術人才。
周邊的城市如蘇州、杭州、南京以及周邊的一些小型衛星城，形成了一個城市網，這些城市和上海相比，戶籍政策更為寬鬆，氣候風景也都很不錯。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擁有工商業氣質的城市往往對外地大學生比較寬容，城市會保護外來建設者的合法權益。杭州的“70碼”事件之後，“老杭州人”也會為老家在湖南的“新杭州人”譚卓打抱不平，對飆車者憤怒聲討，顯示了這類城市的獨特魅力。
和長三角相比，北京周圍沒有能夠消化大量畢業生的城市幫忙，盡管多年以前國家就試圖把京津唐變成聯係緊密的一個經濟區，可惜天津和唐山都幫不上北京太多忙。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大多還是希望自己能夠留下來，哪怕成為所謂的“北漂”。
上海的房價在經過了2008年下半年的回落之後，在2009年3月就開始小幅度微升，房價是一個地區經濟狀況的晴雨表，至少能夠代表一部分人投資消費的信心。
這也許會給考生和家長一點啟示，挑選學校的時候，最好是能夠決定日後的發展方向，長三角，尤其是上海是個不錯的選擇，出國留洋深造的風氣很盛，好學校和就業機會也都很多。
難熬的財經類大學
財經類大學的日子比較難過，2009年的金融業不太景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畢馬威、安永、德勤，是薪水高、工作累的代名詞)和許多銀行都減少了用人計劃，或者幹脆裁員，薪資水平和幾年前相比降低了很多。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從41位下跌到67位，中央財經大學從40位跌到76位，中央財經大學2008年的就業收入滿意度為16.9，2009年僅為14.9，這嚴重拉低了該校的總分排名。
落差最大的大學是東北財經大學，該校從2008年的第9位，降低到了現在的95位。
有些學校盡管並非財經類大學，但最強的專業是金融、經濟一類，這類大學在排行榜中也下降得非常明顯，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從31位降到了77位(該校的滿意度下滑也跟生活不便有關，在對學校夥食滿意度分榜單上，該校名列倒數第一)。
一個例外是上海財經大學，在財經類大學集體下滑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從26位上升到第6位。
上海財經大學2008年曾經有過一份統計：盡管金融業在危機中受到重創，但是比起其他一些專業來說，就業率和收入仍然令人滿意。目前世界上最樂觀的估計是經濟將會在2010年複蘇，所以作為考生來說，選擇金融、財會一類的專業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你畢業的時候，是2013年。
北京的對外經貿大學也在這段難熬的日子裏保持了不錯的態勢，從2008年的25位上升到了今年的14位。
擁擠的武漢
昔日大學拚命擴張的武漢，如今麵臨著就業難的尷尬。
武漢是全國在校大學生人數最多的城市，超過了百萬，也超過了北京和上海。2009年武漢的大學畢業生總數是25萬人。到3月23日為止，武漢市政府發布的統計數字是，僅僅有20.56%的人簽約(這裏的就業也包括出國、考研和決心自己擺攤，這是中國大學統計就業的慣例)。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這樣的學校簽約率稍高，超過了三成。
此外，武漢還積壓著曆年來沒能就業的大約4萬畢業生。
即使華科和武大這樣的學校，學生對自己麵臨的困境也並不滿意：武漢大學的排名從65名降低到今年的80名，華中科技大學盡管從70名提高到60名，其滿意度排名仍然和自己的名氣不符，加上62名的華中師範大學和108名的武漢理工大學，武漢的各大院校幾乎都集中在大學滿意度排行榜的後半段。
武漢作為一個地處長江中遊的省會城市，並沒有消化掉全部畢業生的能力，有大學生曾經抱怨過，說武漢的軟件園沒有太多好企業，和上海相比實在不能令人滿意。
根據當地教育部門的統計，每年大概有一半的畢業生會留在武漢發展，其他的一半將會去京、滬、穗、深圳等地發展，可謂是一個進口高中生出口大學生的城市。這些出外發展的畢業生勢必要和當地的大學生展開競爭，而在當地就讀大學的學生，即使算不上對城市熟門熟路，至少在招聘會、麵試等各種環節上都以逸待勞。
在金融危機來臨，四地減少就業機會的情況下，走出去就業的武漢大學生就業也就越發困難。如果自己的家不在北京或者上海，想要獲得當地戶籍幾乎沒有可能，按照北京人事局的說法，人不是北京人，學不在北京上，這叫雙外生，你可以留下工作，不過隻能暫住在北京。
值得慶幸的是，今天的大學生是自由的，可以決定自己在哪裏生活，從事什麽工作。在過去計劃經濟的日子裏，曾經有上海的船舶專業大學生，被分到新疆塔裏木河去造船。
其實，那河平常沒有水。
三代人的專業選擇
陳家三代七口人在選擇專業時如此決定：第一代聽國家需要，第二代看自己興趣，第三代走進了美國高考考場
陳家七口人，在距二兒子陳鋼赴美讀博士8年後，終於在2009年春節留下了一張合影，六口人在北京，陳鋼一人在美國，他的影像通過視頻傳到家中，跟家人合了影。
陳家七口人中，三位大學本科、一位碩士、兩位博士。最年幼的第三代，不打算參加內地高考，而是去香港參加SAT考試。
全中國都學俄國話
陳家的第一代大學生“老爺子”陳立柱、“老太太”陳淑英，中學是同班同學。1955年，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高考生中，他們二人不約而同地報考了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當時三中、一中和四中還各有一位同學考取北大該專業。
當時高中生在填報高考誌願時，沒有家長的指導，對於高校的了解除了學校的影響外，沒有更多的信息來源。1950年毛澤東與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國“一邊倒”向蘇聯，從1949到1960年間，蘇聯援華專家約有1.8萬人。
學俄文在全國成為頭等大事，各地建立了約30多所俄文專科學校。這還不算綜合大學的俄語本科專業。至於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不等的短期俄語翻譯訓練班，更是雨後春筍。2009年4月，在一次紀念烏克蘭大詩人舍甫琴科誕辰195周年的會議上，陳立柱遇到一位朋友、當年短訓班畢業的翻譯，兩人還回憶起曾經有人把 “胸有成竹”翻譯成“肚子裏有根小棍棍”，嚇得蘇聯專家馬上要送這位翻譯去醫院的故事，都哈哈大笑起來。
原來希望能夠懸壺濟世的陳立柱，在中蘇友好浪潮的感召下，決定報考俄語專業，他交上去的高考誌願表，隻填了一個學校和一個誌願“北京大學俄語係”。因為他在看魯迅的書時，得知魯迅的朋友、俄羅斯文學翻譯家曹靖華先生是北大俄語係主任。1955年的8月，他如願收到了來自北京大學俄語係的錄取通知書。
陳立柱考進北大那年夏天，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團支部書記陳淑英也收到了上海俄語專科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她報考俄語是因為一句口號：“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誌願”。
俄語生改當英語師
上海俄專在陳淑英入學的1955年改為四年製本科，更名為上海外國語學院。兩年後，中蘇關係在高層之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1957 年4月“俄語人才過剩”的說法，在中國各大專院校俄語專業的學生中流傳，5月，學校正式宣布高教部的決定，允許俄語專業一、二年級學生轉係。條件是，如果轉文科，就不用考試，如果轉理工醫農，還要參加1957年的高考。陳淑英、陳立柱等俄語學生經曆著又一次專業選擇。
陳淑英覺得這是黨的號召，應該積極響應。於是就報了農學。她還沒參加考試就被轉入了南京農學院，從頭開始念了四年農學本科。
農學專業在她後來的職業生涯中並沒有派上用場。1961年她被分配到江蘇省金壇縣農林局，由於三年“自然災害”，許多農技人員都沒有事情可做。後來組織上派她到縣中教俄文，文革期間她又參加了“毛澤東思想英語培訓班”，改教英語，從此開始了英語教學生涯，最後在高級教師的職務上退休。
北大就讀的陳立柱在1957年也麵臨著重新選擇專業的問題，這一次，他決定按著自己的理想轉入醫學係。學校給他兩個月的時間複習化學和生物。
此時，正值反右運動前期，一位和他一塊複習備考的同學跑過來：“陳立柱，我們不要再複習了，別考了。右派正在向黨進攻，我們應該起來保衛黨參加反右鬥爭。”但陳立柱選擇了堅持複習，並參加了1957年高考。
高考的結果是，陳立柱在暑假裏收到一份北大的通知，上麵寫道：
一、你已被錄取到XX醫學院；二、你的分數過線，正在為你聯係學校；三、因成績不夠，未被高校錄取。一個“勾”打在第二項上，但臨近9月開學，他還沒有收到醫學院的通知，隻好又回到北大俄語係，繼續他的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習。
“這時候回北大係裏，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半個多世紀後，陳立柱回憶起自己當年轉係未成，全校反右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場景，他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但是“專業思想不鞏固”、“追求個人名利”的定性定格是免不了的。
1960年，受過五年俄語本科教育的陳立柱由於“轉係”事件，在畢業分配時遭遇到了“秋後算賬”。在後來的更多年裏，俄語專業畢業的陳立柱是以英語老師的身份教書育人。
他再次接觸俄語，是在大學畢業18年以後。1978年，中蘇關係有所緩和，他的家鄉徐州引進一套蘇聯火力發電設備，他成了僅有的5名俄文翻譯之一，終於學有所用。他在火電廠落成後，轉行成為再生資源循環利用行業的一名倡導者。
2008年下半年，北大俄語係舉行紀念翻譯家魏荒弩誕辰85周年活動，在陳立柱發言前，係主任介紹道：“陳立柱同學，是我們係校友中唯一搞俄語科技翻譯的、《中國資源綜合利用》雜誌原主編……”，陳立柱接過來說“也是唯一一位收破爛的。”
70年代：化學還是計算機？
陳立柱與陳淑英在1962年締結連理，長子陳鍾生於1963年。1979年陳鍾16歲，“文革”後的中國剛剛恢複了兩屆高考。本著“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精神，學校允許成績特別優異的學生提前一年參加高考(當時高中是兩年製)。
曾經獲得過江蘇省化學競賽二等獎，其他功課也符合“成績特別優異”的條件的高一學生陳鍾，被學校推薦提前一年報考大學。
陳立柱對母校情有獨鍾，所以陳鍾在填報誌願時，遵父親指導，兩個專業誌願都填了北京大學。考慮到化學競賽中獲過獎，所以，第一誌願報了化學係；他雖然熱愛物理和數學，卻認為在中國，學化學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化學工業正蓄勢待發。這一時期，榮毅仁還為全國22項重點工程中的儀征化纖籌資，發行了海外債券，結束了中國長達20多年令國人驕傲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思維模式。
陳鍾的第二誌願是北大計算機專業。當時，他們父子的腦海裏，計算機雖然還是龐然大物，但卻是新興學科，計算機專業在未來不僅會成為熱門行業而且用途廣泛。
北大化學係在江蘇省招收4名學生，計算機係在該省隻招兩名學生。而本省的高校在這兩個專業上卻招40多名，學校希望考生多報本省高校，以保證升學率。
校領導看到陳鍾兩個北大誌願的報名表時，說：“南大北大口氣大，還是本省高校更保險”，力勸陳鍾改報學校。猶豫的陳鍾給父親打電話問怎麽辦？得到了父親堅定的支持“一字不要動，立即把表交上去！”陳鍾堅持了自己的誌願和理想，成了“極少數”。後來的一切證明，北大計算機係負責招生的老師真是慧眼識人，五中校長激動地抱住陳鍾：“好孩子，還是你爸有眼力”。
16歲隻身北上的陳鍾在北大完成了本科、碩士和博士的學業，留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參與了籌建北大青鳥軟件集團。曾任北大青鳥集團的技術總監、北大青鳥技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和北大青鳥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2002年擔任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院長。
八十年代：“隨興吧”
陳家的次子陳鋼，比哥哥小五歲，現在是一位留美的海洋生物遺傳學博士，但是他的母親總是說起他的多才多藝。在母親的口中，他從小愛聽愛學相聲，睡覺時也離不開磚頭大小的半導體收音機，天天聽“閱讀與欣賞”、京劇、足球賽轉播。怕她做飯枯燥，總是跟在屁股後麵給媽媽講故事，做一頓飯，他能講好幾個故事，都是從書上看來的。
1986年，陳鋼畢業於江蘇省級重點中學徐州一中時，得到了一張報考北京大學的推薦表，他隻貼了8分錢的郵票，就把自己的理想和誌願托付給郵局了，也沒有人提醒一個高中生，為什麽中國郵政還要設置“掛號信”，那時還沒有特快專遞。
北京大學並未收到這封隻貼了8分錢郵票的特殊函件，他被推薦的計算機專業也不知道有一位成績突出的學生遠在徐州。陳鋼後來被山東海洋學院錄取，現在他的母校已改為“中國海洋大學”。“海洋資源與管理”本科畢業後，廈門大學正好設置了“國家重點學科”海洋生物學，陳鋼考取了李少菁教授的海洋生物碩士和博士。
陳鋼的妹妹陳思說：“我二哥從小就非常喜愛生物，其實就是熱愛大自然，他還報考北大生物係，被調劑到海洋學院。”陳鍾在20多年前，從一個新興的邊緣學科一步步進入到大海更深邃的領域。
九十年代：外貿熱
1991年，輪到陳家老三陳思高考了。她是全徐州市保送進一中的12名學生之一，在高考前夕還參加了江蘇省的青少年攝影比賽。這種放鬆的狀態被他的父親解釋為“我們從來不給孩子壓力，這是源自老北大的自由民主精神”。
高考前她甚至不考慮報什麽專業，因為她哪們功課都喜歡，並相信自己什麽都能學好。然而，高考一役卻爆出了意外，就像她在高考前獲獎作文的標題《意外》一樣，隻過了三本分數線。經驗豐富的父親決定在這種失利的情況下，一定要選擇地點和專業了。地點當然是北京，出了兩代北大人的陳家，對這座城市格外熱衷。專業上，在90年代初有幾種最熱門的可選項：對外貿易、金融和企業管理。這個年代，急需的是經濟方麵的人才，人們更加注重應用學科的選擇，主要還是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
於是，陳思的父親為她選擇了北京輕工學院(今北京工商大學)工業外貿專業，陳思入學後發現，她們班上有30位同學，而且是大陸上的省份每省一個名額。這就是90年代初，中國剛開始培養外貿人才時的一個切麵。
陳家老二老三都有高考失利的經曆，他們的父親認為是他們臨陣沒有發揮好，但陳思認為“也不是不會應試，我們在學校裏平時的成績都非常好，但是高考這種製度，可能使我們心裏有潛意識地反抗。因為我和二哥都屬於全麵發展的、有素質有能力的學生，對於考試這種形式，根本就不會在意”。
但是，他們同代的千軍萬馬，卻很在意“一考定終身”——因為腳下是一根獨木橋。
21世紀：遠離中國高考
陳家的第三代出生了。
陳鍾與妻子郭穎忠是北大計算機係先後同學，他們的女兒1992年7月4日早晨出生在北大臨湖軒不遠處的校醫院，起名叫“陳曉軒”。
現在讀高二的陳曉軒，正赴香港參加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考試，SAT現在考三門課程，用中國式的說法是“語文”、“數學”和“作文”，此三項成績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
她的心理素質看上去比她的姑姑陳思還要好。陳思曾經問過她：“你怎麽會覺得外國大學更好一點呢？你的決定有沒有錯？”陳曉軒的回答像個成年人：“既然決定啦就不管啥對錯了，我還是比較喜歡英語環境。”陳曉軒小學時期先後跟著母親和父親在新加坡和美國上過幾年學，一度英語比漢語表達還要好。
即使小時候沒有在國外上過學，中國在進入21世紀後，每年也有不少中學生直接考到國外上大學，見報的一般是某市高中生被哈佛這樣的名校錄取了。但更多的中學生考入了美國其他知名大學，隻是並不見報。2008年的統計表明，僅北京就有1萬多高中生參加了SAT考試，全國SAT考生就有兩萬多名。
到國外上大學讀什麽專業，陳曉軒目前還沒有想好，而美國的大學，能夠把大一大二兩年的時間交給學生去體驗和思考，自己到底適合學什麽專業，到了三年級才由學生決定到底學什麽專業。一二年級時雖然有了“係”的差別，但是有些“係”分得並不“細”，而是相當地粗。
陳曉軒的父母都有在國外學習或工作的經曆，所以他們支持孩子到國外上大學的想法。他們認為，高中畢業就到國外上大學，孩子的成長之路可以更為國際化一些。陳曉軒的父親陳鍾，曾被中央教育電視台請去談大學生就業專題。他強調社會發展形勢、專業走向是選擇大學專業和就業方向的依據。這對父母在今後的專業方向上給過陳曉軒建議而非指導，他們隻提出法律或經濟類可供選擇參考，至於最終她學什麽專業還是由她自己決定。父母是放權的。這種家風，比她祖父家的“自由和民主 ”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6歲正值多夢時節。陳曉軒一入北大附中，就參加了10多個校內社團組織。她是全校乒乓球賽個人亞軍，還帶領她們班的籃球隊打成了全校冠軍，也練過跆拳道，還想當乒乓球運動員。高二課業忙起來以後，社團活動雖然打了對折，但在頻頻閃爍“理想”的少女時代，她嚐試多種計劃：曾想當作家、用英文寫過劇本，在學校導演過英語話劇，好像什麽都要實踐一番。
70後和90後有“代溝”，陳思特意向《新世紀周刊》提到，一位85後男孩對她說“我是不能受累的”。“異曲同工”的是，一位90後小姑娘告訴她“吃苦和我是沒關係的”。
一家之長陳立柱不無感慨：“現在的青年人跟我們50年代的時候是大不相同了，他們的學習生活條件太好了，都不願吃一點苦。”他在慶幸兒孫們趕上好時代的同時，還希望孩子能自覺地承上啟下，自覺地去磨煉自己。
就在接受采訪的這天晚上，陳曉軒在MSN上對姑姑陳思說：“人總會長大，然後走出去的啊。”
唐鈞：大學生就業難是政策失當
唐鈞下樓時，把身上全部零錢都給了那個自稱是“找不到工作、一天沒吃飯的女大學生”，如果她不是騙子，那今年和她一起找工作的，還有611萬人
今年611萬畢業生，成了2009年的一根敏感的神經。
采訪結束後，記者與唐鈞一同出門，被一名20出頭的女孩攔住。她靦腆又準確地表達了一點希望：能為她買些吃的，“一天沒吃飯了，明天我家人來北京接我”，她說自己是個從安徽剛來北京找工作的大學生，花光了積蓄。
唐鈞把身上的零錢全部掏出，轉身和記者分析這位女孩子說話的真實性。如果是真話，那大學生就業難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是假話，說明該女孩認識到大學生就業難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服務社會的路全被堵死”
新世紀周刊：大學生與其他群體相比，其就業有什麽不同？
唐鈞：對大學生就業，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慌，這種恐慌是人為的。對大學生就業難，目前存在很多說法，但有的說法值得商榷。比如說“他們就是普通的勞動者”。從人格上說，對的，大家都是勞動者。比如說讓大學生去農村，下基層，應該為三農做貢獻，沒錯。但從社會分工上來講，大學生與沒上過學的勞動者還有所區別，因為這個群體應該將所學知識用於服務社會。但現在我們總回避這個問題。
新世紀周刊：就業難問題究竟出在哪？
唐鈞：主要問題出在政策。按理講，大學生的服務崗位應該是事業單位，用專業知識為社會服務，因為他具備一定的專業素質。但目前，事業單位的大門被堵死，基本處於封閉狀態不進人。在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時，政府有一大批人進了事業單位，所以現在的事業單位用人是飽和的。這第一條路被堵住了。
第二條路，社會對於專業服務是有需求的，國家應該對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的大門打開。事業單位以前是讓國家包的，現在應該打開讓社會來辦，但現在出於對這一領域有這樣那樣的擔心，又把它封閉了。
第三條路，很多學工科、學理的大學生，本來是該去搞研發，但目前大部分的大企業不搞研發，所以又沒有地方可去了。
第四條路，把大學生培養成了碩士、博士，本應回到大學裏教書，但是，與大學擴招20%相反的是，教師的人數並沒有明顯增多。甚至目前有很多高校把教師當勞動力、當純粹的教書匠來使，一個頂幾個用，拚命地給他們壓課、打分。
於是，能用所學知識來服務社會的路子幾乎都被堵死，大學生就業才成難題，這是由政策導致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新世紀周刊：與前些年相比較，當下的大學生就業有怎樣的特殊性？
唐鈞：計劃經濟下，因為統一分配，大學生就業不是難題。但現在已變成市場經濟，就業變成了雙向選擇，大學生找單位，單位找大學生。在這種市場背景下，有一部分大學生在幾年之內不能定下來工作，這是正常的。但媒體一轟，政府害怕了。
越是強調恐慌，越使大學生就業更難。尤其是在雙向選擇的前提下，企業都覺得大學生就業很難，它們可挑選的餘地就更大，於是便抬高用人門檻。
新世紀周刊：現在的一些緩和就業壓力的措施是否有效？
唐鈞：一些緩解措施也有問題，比如說，讓企業給大學生提供實習崗位。我很懷疑，這些崗位有多少是新創出來的，它是不是本來就應該有的就業崗位？而且你對剛畢業的大學生要工作經驗，這本來就很扯淡。
大學生根本就沒有工作過，他上哪去有工作經驗。況且，你的教育體製不允許大學生有工作經驗，而政府又去迎合這種東西，它本來就是錯的。
現在推行100萬個實習崗位，在將來，如果體製不改變，就會變成用人都需有一兩年工作經驗以上，你實習一年根本不管用，因為你本來就是個借口，中國的大學生是體製造成的沒有工作經驗。
政策上對創業限製太多
新世紀周刊：這個時候，政府應該怎麽做？怎麽去解決問題，該迎合怎樣的政策？
唐鈞：中國社會有很多的需求還處於冷角，比如對老年人、殘疾人服務，政府應盡快把第三部門社會服務的大門打開。尤其是把有實際的服務對象、服務機構的大門給打開。這一領域會給大學生新創造出來很多崗位，讓他們也可以去自主創業。
曾有一個調查，說大學生在製造業領域的創業，成功率非常低，隻有0.61%，但如果大學生選擇這種服務型創業，或者發展新型的服務機構，我覺得成功率會提高很多，大有改觀。
新世紀周刊：大學生就業難，是不是與經濟結構有關？
唐鈞：第三產業沒有充分發展。一個國家越往前走，它的第三產業要配套發展起來。比如一個大學教授，如果工資很高，他也可以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可以雇傭司機、保姆，甚至還需要一個管家。
第三產業本身就有一種再分配的性能，會讓服務性能變多。當個人和家庭有能力去買這種服務時，這實際上就產生了很多的工作崗位，而不一定是要你政府去安排就業。社會是有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能力，隻要你別那麽多限製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政策放開後，很多大學生也會很快改變思維，就不會再是越賺錢的地方越是哄搶，他們會選擇做有意義的工作，比如公益和環保，這對社會發展有長遠好處。
很多難題，應該由社會自己來解決，自下而上地去解決，產生創造力，不是說你幾個專家關起門來討論一下，就解決真正問題了。
新世紀周刊：那為什麽第三部門的政策遲遲不放寬？
唐鈞：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擔心。似乎第三部門發展了，然後就會怎樣怎樣了。可以這麽講，中國經濟發展的好，實際上是因為有著私營企業的力量支持。
4萬億解決不了多少大學生就業
新世紀周刊：中央政府提出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對大學生就業會帶來多大的緩解？
唐鈞：解決不了多少。4萬億會投向哪些領域，這是首要問題，比如修鐵路，主要還是用農民工。修地鐵，機械化程度非常高，造就不了多少針對大學生的崗位。
在4萬億中，中央拿出來的隻是1.8萬億，1.8這個數字不知道有多少是原本計劃就要花的呢。真正新拿出來的錢，並不多。而在1.8之外的2萬多億，是要靠地方配套出，1.8萬億能像釣魚一樣釣到4萬億。
新世紀周刊：大學生就業難，跟學生心態有關係嗎？
唐鈞：心態是被嚇出來的。你應該讓大學生們從容地、平心靜氣地找工作，這個事沒必要大肆宣揚。這幾年稍微有所改觀，前幾年，當你7月份畢業，9月份以前你要找到單位，然後不管專業和單位是否適合自己，要先把檔案在單位裏落實下來，並把檔案從學校遷走。這是不對的，也是輿論造成的。
按大學的設施設備，替學生們的檔案再多保管個五年十年，又能怎麽樣呢？為什麽追著逼著他們轉移呢？何必人為地製造一些社會恐慌呢？
此外，每一年應屆高校學生的就業數據，真不得了啊，今年是610萬，加上去年的100萬沒有找到工作的，一共710萬，不得了！但是再回頭看去年的100萬數字，可能隻有30萬、20萬了，這就像一個過渡期，有的是當年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而不代表沒有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
一些農村出身的比較貧困的學生，畢業後先找一份工作有飯吃。你問他，他可能會說沒有找到工作，但這不是說大學生沒有工作到已經餓死人的程度，所以人為恐慌占有很大成分。
新世紀周刊：在發達國家，它們在這些方麵有哪些可以鏡鑒的成熟經驗？
唐鈞：在國外，學生的假期特別長，比如美國，從5月放假一直到10月，大學生就利用這個時間找地方實習。美國有法律規定，所有大公司都必須有實習崗位。於是等他畢業後，與實習單位彼此都知根知底，就業就變的方便。這種模式可以引入中國，不一定是要到畢業前，才讓他們去找實習崗位，而應該利用好假期時間。
不能逼大學生和農民工搶活
新世紀周刊：郎鹹平在兩年前提到，中國的大學生就業難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經濟結構產業鏈的問題，因為中國是製造業大國，我們在做低端市場，使用的也隻是廉價勞動力。
唐鈞：是的，現在的政策，就是逼著大學生跟農民工搶工作。幾年前提出村官政策，目前又讓大學生參軍入伍，可以說，在沒有新創出崗位之前，其他都是緩兵之計，大學生參軍等於把以前農民參軍的一個路子給取代。
這等於變相地按照大學生的成本來培養人才，就業時他們又被當成農民工來用。最後的直接結果就是：“讀書無用論”的觀念抬頭。重慶市今年有一萬多學生不參加高考。這種現象在浙江一帶很普遍，不讀大學直接做生意去。
新世紀周刊：就業難應不應怨擴招？
唐鈞：確實不怪擴招。現在的大學生還是太少，在台灣的農村，隨便走進一個家庭，很可能主人就是大學生。家庭主婦就是大學生。
新世紀周刊：教育製度方麵有什麽值得反思的嗎？
唐鈞：要改革。基礎教育，不能總圍繞著高考來培養大學生。一流高校，可以理解為，是用最好的老師來教最會考試的學生，但培養出來的人還僅僅在考試上占有優勢。
老師少有機會與外麵打交道，而且老師多是從學校到學校再到學校，尤其是文科老師，接觸社會更少。所以照本宣科的教師，教出的學生也缺乏實際能力，也在照本宣科。這是問題之一，第二，很多高校的學科安排，是根據有什麽老師，然後開設什麽專業和課程，而很少關注社會的需求。
中國要發展民辦大學，現在是把民辦大學都當成小老婆生的孩子來看待，這是不對的。
國外的人才培養，雖然也有問題，尤其是遇到經濟危機，人才就業也成難題，但人家不逼迫就業。逼學校，逼老師，逼學生，效果適得其反。說實話，為什麽叫博士後，因為博士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學就辦一個博士後的點，讓學生返回到學校。其實在國外，博士後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我的班長我的班
26個年輕人組成了中央財經大學2005級中文班，他們的專業在學校裏算得上邊緣，不過畢業的時候他們才發現，工作隻要肯找還是有的，他們並非“炮灰班”
到 6月1號，中央財經大學2005級中文班隻有五人尚未明確前途去向。一位柯爾克孜族的女生準備回遙遠的新疆老家；另一位懷揣財經記者夢想的姑娘還在等待 offer的煎熬中；剩下三位疏於學業的男士一直忙於重修：在畢業前順利通過所有科目的補考是當務之急，找工作的事還是先緩緩吧。
剩下的21人裏，一人出國，兩人上研(其中一人為保送)，有四個考研未成者準備來年繼續。根據中國大學就業率的統計方法，他們都屬於“已就業”範圍。
這個班並沒有良好的升學運，在去年準備考研的七個人裏，隻有一人如願。他們承認給自己設定的目標都有些高：比如清華、北大、人大等學校的熱門專業，競爭激烈而殘酷。來自河北保定的班長劉楊的目標是複旦，在考研未果後她覺得自己“有點眼高手低”。但劉楊並不打算立即就業，她放棄了找到的一份商場的管理類 offer。“我覺得對女孩子來說那不是個好職位。現在沒有好的機會，就隻能再考研吧。”
準備去上班的那些人運氣似乎也不錯，雖然比起本校那些金融、財政專業的同學，他們收獲的offer各種指標上仍有差距。但在近年來中文專業就業率並不景氣的行情之下，銀行、公務員、國企文秘的去處是“相當能拿得出手的”。
金融危機似乎並沒有影響到這個班的就業，“我們今年的就業比往屆的學長要好。”劉楊說。
學校助力“非主流”
“外界對我們學校的評價就是務實。”班長劉楊認為他們學校在人文功底的積累上比不上北大，但四年下來財經氛圍的熏陶讓他們變得“更專一些”。
四年前來到這個班的26人裏，有25人的第一專業誌願都並非中文。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非是因為文學夢想而選擇這裏。四年後他們承認，“中央”、“財經”的招牌對於當年一臉懵懂的高三畢業生極具誘惑力。
李競舟，一個來自河北邯鄲的年輕人，談起自己當年填報誌願時帶著自嘲的口氣：在封閉的農村長大，對中財一無所知，聽縣裏一個親戚說中財“還不錯”，於是就來了。“實際上，怎麽個不錯他也說不清楚。”李競舟笑笑。
中文專業他壓根沒報。第一次班會課上，他們才發現原來全班隻有一人是第一誌願。李競舟曾鬧著要回去複讀，當初攛掇他報中財的親戚聽了嚇得說，你不要怪我呀。“誰會想著來這裏學中文呢？”薑齊雲反問。
當一群人因為同一個原因而尷尬時，尷尬本身便具有了某種喜劇性。他們的大一在占地27畝的清河校區度過，和“漂亮的女生、白發的先生”式的典型大學校園設想有差距。
轉專業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也需要大量繁複的手續。薑齊雲用了半年的時間考慮到底要不要回去複讀：他高考成績614分，超出一本線42分，何不去再拚一年？跟同學聊，老師聊，糾結的結果是說服自己“複讀結果也不一定好”。班主任也會過來安撫他們：不要總那麽沮喪嘛，看看你們學長們就業率還是不錯的吧。就在這種糾結反糾結的拉鋸戰中，他們的大學第一年過得心事重重。
校方的安撫工作並非隻停留在口頭上。很快同學們發現，他們四年的課表要多出很多財經類的專業課程，如西方經濟學、財政學、貨幣銀行學、會計學、管理學等等，這是一般學校的中文專業所沒有的。作為代價，本專業的中文專業課課時被壓縮。大家很明白校方的用意：學財經課程，拓寬就業麵。這一點在專業的名字上就已體現出來：漢語言文學專業財經文秘方向。這個加強版的專業名和課程設置，讓這些學生覺得，四年後畢業在三個就業方向上有優勢——經濟、文秘和管理。
壓力催生求職狂
但到招聘時，這個帶有財經血統的中文專業在一些單位眼裏看來就是個不倫不類的四不像。有人選擇了雙保險：讀一個本校的雙學位。班上有8個同學讀了金融或會計的雙學位，畢業找工作時，他們感受到了第二學位帶來的優勢：其中四人去了銀行工作，李競舟是其中之一。
大二時他選修了本校會計專業的雙學位。在安排得滿滿的課業之餘，他在校參與了一個教育部的項目，2萬元的經費，在文科類院校已算是個大項目，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到大三，他又去學生處當助理，這是個勤工助學的崗位，在幫老師做事時學會了不少待人接物的規矩。
金融危機在這級學生的畢業學年來臨，輿論在一遍遍預測這屆學生可能會遭遇史上最低就業率，老師和家長也不斷催促找工作得抓緊。重壓之下他沒敢怠慢，從大四一開始就留意各種招聘信息。他製作了三個版本的簡曆，“幾乎所有來北京招聘的單位都投過一遍。”他投出去的簡曆有六七十份，差不多是宿舍其他人投簡曆的的總數。
廣撒網方式雖然多少有些盲目，但很快就能收到一些結果。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任何確鑿的offer都是救命稻草，哪怕並不那麽合適。
2008年10月，李競舟收到了廣東某核電集團的OFFER。年薪10萬，對於一個本科畢業生而言已算豐厚。但李競舟覺得工作地點太過偏僻——方圓50多公裏內沒有城市，考慮再三李決定放棄。
12月份，山東濰柴動力來電話通知麵試。麵試完歸來，李競舟沮喪地跟室友說：月薪1500，太失望了。
交通銀行佛山分行、中國銀行河北分行的筆試、麵試接踵而至，但結果卻遲遲不來，銀行的招聘過程就跟在他們櫃台前排隊那樣讓人焦躁。其間南方電網發了 offer，但遲遲沒有寄來三方協議，李競舟沉不住氣，隻好繼續往外散簡曆。中行的招聘結果終於在4個月後確定下來了，他收到了offer。
這份工作的地點在石家莊，但終歸是銀行業，他簽約了。
情托媒體最斷腸
在學校開出的那張如川菜館菜單般豐富的專業課程表上，也有采訪寫作和傳播學等課程。媒體曾是中文係學生畢業的一個重要出口，但金融危機下傳統媒體廣告量銳減，很多媒體開始縮減人員招聘。今年班上拿到媒體offer的人數是：零。
齊之玉是全班那五個前途待定者中的一員。從她的表情裏看不出明顯的焦慮，精致又時尚的打扮讓她在校園裏擁有不錯的回頭率。遇到熟人問起近況，她會笑言“現在待業”。等人走後便是不經意的一點沉默，但見到記者，她又很快恢複那副笑盈盈表情。
這是個堅信自己定要投身媒體的女生，擁有那種“我為新聞而生”的責任感。在半年來的求職生涯中，她幾乎沒有考慮過媒體以外的職位。這樣的擇業取向被同學們視為“方向性太強”，而結果則是至今齊之玉沒收獲任何一家媒體的職位。
班上沒有人像她那樣狂熱地追求著媒體，但很多人都在報社雜誌社實習過，因為這樣可以留下文字作品，找工作時能派上用場。齊之玉在大二時就進了一家雜誌社實習，看著記者們每天忙忙碌碌，自己融不進那種氛圍，卻更多了對這個行業的向往。
她曾經懷疑自己的性格太過文靜，不適合做記者。她給自己定下考研的目標：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全球財經新聞碩士班。
大四時老師給她找了個去《21st century》的機會，說這個機會很難得，有個師兄曾在這裏實習過，找工作時去航空公司麵試，提到在這家報社實習的經曆，結果那個老板很喜歡《21st century》就直接要他了。齊之玉被這個傳說打動了，她推遲了複習計劃。在《21st century》，她發現有個北大中文的男生也很內向，卻做得很好。這讓她“解除了性格和專業上的擔憂。”
她忘了，他是男生，這已經在就業市場上比她多了一層優勢。
實習到10月份，“結果考研的準備確實就不夠充分。後來考研的時候，又耽誤了找工作、考公務員的機會。”齊之玉說。
2009年3月，考研成績下來，沒戲。齊之玉去了趟深圳，她希望能在這個遠離北京的地方換換運氣。有公司願意要她，但並非是她擅長的文字工作，人事問她願不願意，她拒絕了。
回到北京，齊之玉開始猶豫到底要不要再花一年時間去考研，但一年考研，三年讀研，“這樣出來做媒體，年齡就大了，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要。”
她曾經參加過某大型報業集團的考試。“學曆一般都要雙學士、碩士，還要有經驗。1萬人報名，3000人筆試，700人麵試，一輪輪的刷，到最後就從隻剩北大、人大、武大的了。”
朋友說畢業照上的她看起來，總感覺像缺點什麽。
“就是缺份工作唄。”齊之玉笑道，她在考慮再找家媒體去實習。
在這個“務實”的學校和中文班，理想的悖論讓齊之玉感到糾結而困惑。她不得不與忙於補考的同學被劃入“前途未定派”，這多少讓人覺得有些怪誕。
(應受訪者要求，對一些學生姓名做了化名處理)
雞腿哥的創業傳奇
掙紮了數天之後，葉路春終於決定辭去CBD白領的工作，重操大學時賣快餐舊業
葉路春給他爸爸打電話的時候，他已經把工作辭掉了。
這個在北京國貿當白領的青年，因為舍不下自己在大學裏辦的送盒飯工作室，最終選擇了自己創業——當宜客公司的CEO。
他爸爸沒怪他：“你選擇自己喜歡的，樹立好目標和信心就好，路再長還是要自己走。”
萬幸，葉路春的父親在家鄉重慶銅陵就是一位商人。在過去的幾年裏他給了兒子最大的支持：精神上的，還有經驗上的。
和許多父母不同，他沒有苛求兒子，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葉路春和四位同學創辦的校園盒飯公司——宜客，就是因為幾個合夥人畢業時，家庭希望他們做穩定、體麵的工作，而一度瀕臨崩潰。
雞腿哥傳奇
2006年5月，一個通貨緊縮的時期，超市裏盒裝的排酸後臀尖六塊多一斤，那會兒搞餐飲業再合適不過。
人大校園地處中關村的繁華地帶，夜幕降臨之後，東門外會出現賣各種小吃的小販，有的人還能混進校園，在樓下叫賣，不過無論哪個小販都難以上門販賣食品。但是學生能。
葉路春借鑒了上海交通大學蛋餅網的創意，決定在校園裏送夜宵。
他和四個同學每人湊了400元啟動金，租服務器、買域名，懂技術的同伴就負責設計頁麵。 在那年的五一長假，他們抱著百科大辭典翻了三天，挑出了“宜客”——便宜、方便顧客。
宜客有濃重的勤工儉學色彩：葉路春跑到學校附近的小市場買來大紅紙，用毛筆寫廣告。寫好後，五人跑遍校園，宿舍樓下挨個貼。
“紅紙顯眼，宣傳成本低，但效果非常不錯。”葉路春興奮地說。
他騎著自行車將人大附近的小吃店挨個吃一遍，最終確定了麥香炸雞腿。時間一長，他們在校園裏走，有人就會叫他們“雞腿”。
這並非葉路春第一次從商，大三的第一個學期，他和同學張鵬波到五金批發市場，每把一塊八的價格批發了500多把鎖。新生開學那天，他們就挨個到宿舍向新生兜售。
“一開始也覺得不好意思，第一次你推我讓的，最後還是厚著臉皮進去了”。
他們以每把三塊五、三把十塊的價格賣給新生。最後剩下三把時，葉路春不願再賣，想留下紀念，張鵬波堅持說賣。
當晚上十點多，當最後一把鎖從葉路春手中被買走時，他們把當天賣的所有錢都從口袋裏摸出來，倒在教學樓前的長凳上，大笑著數錢。興奮地拍著對方的肩膀哇哇亂叫：“發了發了！”
路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兩人和椅子上的錢，葉路波開玩笑地說：“剛打劫來的！”
許多人從這兩個從事原始積累的資本家身邊走過時小聲念道：“瘋子！”
校園快餐小老板
宜客的生意沒有賣鎖那麽順利，因為夥計都是學生，人人都要期末考試。期末複習的人容易餓，想吃夜宵的時候，葉路春們也在複習。到2006年6月28日，他們每天有140個訂單，但是大家都在複習，隻好暫停業務。暑假沒生意。下學期開學時，老客戶流失了，等於重新開始一個買賣。
2006年的冬天，賣掉渣餅的供貨商搬走了，這個伴隨宜客一直暢銷的夜宵產品被迫下線，宜客的生意大受影響。
2007年3月新學期的開始，宜客有了規模，葉路春這時候不光要接單，還要擔任客服——聯係電話留的是他個人電話，最多的還是顧客投訴。
一次，供貨商用了鍋底的米飯給顧客，那天下雨，送到顧客手中時已經涼了。顧客一氣之下，就把米飯的照片放到了“天地人大”BBS上，這對葉路春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那段時間他像得了電話恐懼症，一躺在床上就感覺電話響了。做夢嘴裏都念叨著說“對不起”跟顧客道歉，宿舍哥們都笑他。
人手少的時候，葉路春除了接電話下訂單，還要跑出去送盒飯。他淘了一架二手人力小三輪車，電瓶的太貴，他買不起。
快畢業的時候，宜客和葉路春都麵臨著一次抉擇。
拋下這個生意，葉路春舍不得，但幾個人找工作找得都不錯，誰又願意放棄工作當快餐老板？
兩位同學退出了，因為家庭的壓力。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兒女坐在明亮的寫字間裏穿套裝上班。葉路春最後選擇了辭職，他的工作是一家人力資源公司，待遇不錯，但是宜客於他有更重要的意義。
辭職賣盒飯
“親眼看著宜客在一步步成長，不想它就這樣沒了。”辭職後，葉路春招集宜客成員召開會，提出誰來承擔宜客，就拿65%的收入，話音落下，卻沒有回聲。
最終，葉路春站起：“我不忍看到宜客就這樣沒了，如果就這樣放棄，也太失敗，供貨商為了我們拆除了店鋪，現在跟著我們一起受苦，我們對不起人家……”
第二天雞腿哥蹬上三輪車開始送盒飯。他說，自己要從頭再來。
那一陣他偷偷潛入附近的寫字樓發彩頁廣告，被轟出來。看見送快餐的夥計進了哪個公司的寫字間，他就等同行走後，進去找裏麵的白領們說：“訂我的，我的好吃，更便宜……”
當然糟了不少白眼，許多時候直接被轟出門外，不過也確實有人改訂了他的盒飯。
雞腿哥的生意越來越好，連奧組委發布誌願者製服的新聞發布會，都吃他的盒飯了。2009年年初，積攢了一點資本的他在人大東門外的文化大廈地下一層開了一家實體店，除了賣快餐，還有果汁小店和咖啡專區。
盡管每周三次電話請教經商多年的父親，葉路春還是會有點小失誤：店麵在地下一層，後廚垃圾無法解決。葉老板和員工一起騎著腳踏三輪車(他還沒有買電瓶)，把垃圾丟在十裏地之外的垃圾處理中心，連續來回三次。
那晚下大雪，在零下十幾度的風中，“回來後已十二點多，沒有戴手套，手凍的像饅頭。”
最難的時候，他就翻那本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
“克裏斯多夫心裏，始終存在著兩個靈魂：一顆是受著風雪吹打的一片高原；另外一顆是威震著前者的、高聳在陽光中的積雪的峰尖……”
今天，葉路春和他的宜客盒飯也早在北京海澱區一些大學和寫字樓中小有名氣，營業額從最初的月均千元，上升到如今的二十多萬。
葉路春不用再蹬三輪倒垃圾了，但他仍然很忙，每天十點在店裏吃晚飯，小碗麵條，湯裏有一點肉。他的手機仍然不斷地響。
他下一步目標是，開連鎖店，賣營養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