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們本已開始反思畸形的城市化進程，這種畸形最顯著的表現就是由地方政府聯合商業力量主導的城市建設，過度集中為經濟型開發，而鮮見社會型開發。與追逐經濟利益的急切相比，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熱情持續萎靡。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間與政治空間拓展乏力。
以犧牲住房公平、空間公平為代價的城市開發，正陷入正當性缺失的泥沼。主政者們卻發現，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竟然緩解了他們的道德危機：城建與改造正好暗合了國家擴大內需的需要，是政府可以出手抵禦風暴的最大項目。於是，各地接連湧現城市史上的最快拆遷速度也就不足為奇。
開發城市浪打浪，前浪倒在沙灘上。盡管4萬億刺激計劃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有2800億，棚戶區改造已成為許多地方的政績新樣板，但如果以往在城市開發中積累的問題沒有得到總結與扭轉，城市中國的版圖上就將複製出一處處新的尷尬，也將有新人在反腐中倒下。即便短期做到了保八、保十，實際又有多少意義？城市，既不是地球的傷口，也不應在人群中製造分裂。
胡錦濤總書記說，“不折騰”。
資料圖
當“石家莊速度”遭遇金融危機
河北石家莊市長安區花園村，這個曾經因為拆遷爭議而幾乎陷入“停擺”的城中村，如今已經變成了一片施工場地，新的樓房正在建設之中。
66歲的李淑英老人是反對搬遷的村民代表之一。她對記者說，花園村的改造開發屬於石家莊 2002年就開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計劃的一個部分，2004年就和河北某房地產公司簽訂協議聯合開發，但因開發商和村民之間的訴求不一致，與村裏簽訂的開發協議也存在問題，花園村直到2007年底都沒有開發。
但2008年事情起了變化。“3月28日，花園村開始發放一本關於舊村改造的宣傳手冊，大約也隻發放了50多戶，29日突然貼出通知，要求村民29日下午到村委會去拿房號。拿房號的村民發現，拿到房號以後就得同意交房，還簽訂了一個協議，4月5日就要拆遷。”
“4月5日走了一批，拆遷公司進村以後，一些拆下來的建築垃圾堵塞了村裏的好幾個路口，還有一些‘小平頭’經常在村裏的各個路口晃悠，村裏水、電和電話逐漸不正常，人們的心理壓力增大，陸陸續續又走了一批。”李淑英說。
與花園村類似，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2008年被拆掉的城中村共有22個——他們均屬於該市政府2002年城中村改造五年計劃中的二環內45個村莊之一，但因村民、村委會和開發商的利益訴求不一致，2007年五年計劃結束時，多數村莊的改造還停留在博弈階段。
對執政者來說，改造城中村一直以來是一個“老大難”問題。為什麽“老大難”在2008年開始得以解決呢？因為石家莊從2007年底以來開始了一項聲勢浩大的行動，“從2008年起用3年時間在全省開展城鎮麵貌三年大變樣”，簡稱“三年大變樣”。
河北省“三年大變樣”辦公室副主任焦慶會對記者說，從宏觀的角度來理解“三年大變樣”，實際上就是“城市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城市承載能力顯著提高，城市居住條件大為改觀，城市魅力初步顯現，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等五個方麵。從微觀來看，“三年大變樣”則包含了城中村改造、棚戶區改建、舊住宅區改善、城市特色塑造、景觀環境整治等20個方麵的內容。
焦慶會對記者說：“2008年的工作重點主要就是城中村改造、棚戶區改建、舊住宅區改善和景觀環境整治，主要的特點就是拆，以拆為主；2009年是邊拆邊建，2010年基本實現城市麵貌的改變。”
該辦公室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08年11月底，該市共完成拆遷麵積是944萬平方米，其中拆違413萬平方米。單純從數字的角度來理解這麽大的拆遷規模有些枯燥，一個廣泛流傳於石家莊的笑話能夠概括這次“三年大變樣”的拆遷規模—— “5·12”地震以後，某領導去四川視察，飛機起飛半個小時後，從窗口看到地麵一片狼藉，遂問身邊的工作人員：“這麽快就到四川了？”工作人員答：“現在是石家莊上空。”
改造京津爛圍牆
2007年12月10日，河北省政府在《關於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的若幹意見》中提出了“三年大變樣”的概念。半個月後的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共石家莊市委八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時任市委書記的吳顯國做了“做好‘三篇大文章’、實現‘ 三年大變樣’ ”的主題報告，“三年大變樣”正式成為石家莊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眾所周知，石家莊的曆史從京漢鐵路和正太鐵路在石家莊村交匯開始。1947年，石家莊建成區僅12平方公裏，伴隨著新中國的腳步，這所城市奇跡般地崛起。2008年，石家莊已形成了6區5市12縣的規模，主城區人口達215萬，列全國特大城市第28位。
“但石家莊一直是一座缺少文化認同感的城市”，土生土長的石家莊市政協委員、市委市政府決策委員會副主任梁勇認為，石家莊雖然在改革開放前已成為河北省省會，但幾十個城中村的原著民和外來移民，使這座城市成為一座典型的文化上耗散的城市，一座多元移民為主流群體的城市。
而因為文化認同感的缺乏，石家莊至今有句民謠“張書記挖，李書記填，王書記來了不給錢”，基本體現了近年來石家莊的現狀。石家莊市委市政府決策委員會副主任李樹森告訴記者，由於河北環繞京津，河北省的多任省委書記都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穩定和發展似乎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媒體上經常出現的“環京津貧困帶”在坊間被戲稱“河北是京津的爛圍牆”。
2007年8月，張雲川從國防科工委主任調任河北省委書記，開始了他在河北的“新政”。張雲川明確提出，地方政府真正能夠幹出成績的事情就是城市建設，“地方政府事情很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主觀上一定要有個抓手”。張雲川認為：“河北省作為內環京津、外環渤海的省份，應當有更加開放的眼界、更加開放的思維、更加開放的舉措。要準確把握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大勢，以開放的胸懷和姿態謀劃發展、推進發展。”2007年10月29日，張雲川在河北省委七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提出希望城市建設“力爭每年一大步，三年大變樣”。
12月24日，在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上，張雲川說，不要擔心拆遷改造對GDP會產生多大影響，有社會資本積累必然會重組產業，有土地儲備必然會引來新項目：“我們搞城市改造不是拆多拆少的問題，而是該拆的是不是都拆了。一個城市要搞一輪改造，3年左右的時間拆不到建築麵積的10%，就談不上動真格的改造。”
3天後，在石家莊市召開的省會城市建設工作座談會上，張要求石家莊要作出表率：“小打小鬧、修修補補建不成現代化城市”，“明年(2008年)是實現省會三年大變樣目標的第一年，這一年的工作至關重要，必須有大氣魄、大手筆，不管是拆遷改造，還是新建項目，都要有大的動作，確保有一個好的開局”。
在中共石家莊市委八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後不久，石家莊市成立了以市委書記掛帥、政府各部門和所屬各區主要負責人參與的“三年大變樣”指揮部，並由一名市政府副秘書長掛帥組建了指揮部辦公室，下設綜合處、拆違處、綜合整治處、穩定保障處、舊村改造處、督導巡查處等6個處室，從2008年初開始運轉，4月份起就陸陸續續開始了拆遷。最初“三年大變樣”政策出台的時候，一些地市還處於觀望狀態，當全省各地市的官員到石家莊考察以後，他們一下子被連續幾公裏的壯觀場麵鎮住了，回去以後各地市的動作一下子就起來了。
“石家莊與別的地方不同的是拆了很多房子，現在又遇到了全球經濟危機，國內房市低迷，開發商即使來參與開發，也是要先把房子給賣出去了才能動工，現在政府的壓力是必須要先把老百姓安置好，兌現最初的承諾，否則政府、開發商和老百姓誰都拖不起。”焦慶會說。
京津爛圍牆石家莊速度：一次現代化的躍進
在石家莊市規劃局的網站上，有多幅關於“三年大變樣”的規劃圖。許多處於被改造中的城中村，已經被描繪了非常氣派的大樓和住宅小區。該局總工程師辦公室主任藤斌認為，正在進行的“三年大變樣”工作隻是過去長期發展路徑的一次飛躍，“我心目中的石家莊應當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城市”。
藤斌說，石家莊市從建立到現在，一共經曆了五次規劃，第一次是1939年日偽占領時期，當時日本對石家莊的定位是一個日本軍隊在華北的轉運站和輸送站；第二次是1955年做的20年規劃，將石家莊作為一個產業基地來建設。
第三次規劃是1980年，主要特點是根據省會的定位在人口數量和配套設施上進行完善。但該規劃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很快落後，1997年便又做了一次目標時間為2010年的規劃，該規劃在2006年又麵臨一次巨變，規劃時間又延長到2020年。
焦慶會告訴記者，一定要改造城中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城中村的管理體製和城市的管理體製有衝突。
藤斌介紹說，本次“三年大變樣”的規劃實際上是在2006年規劃基礎上的完善和修訂。本次規劃的基本內容是改造東北片區老工業基地，部分企業外遷到石家莊周邊形成五大產業基地，全國著名的南三條和新華集貿市場搬遷到古城正定，城中村改造，將石家莊市的商務功能和工業功能外遷，置換一部分土地進行商業開發，建設一個和諧宜居的石家莊。
石家莊市委市政府決策委員會副主任李樹森在接受采訪時盡量避談“三年大變樣”的話題，不過藤斌所說的在石家莊周邊形成五大產業基地的調整，在他看來是必由之路，也是他向石家莊市委提出並被采納的建議。在他看來，即便沒有“三年大變樣”，石家莊市也要進行城中村改造，也要進行老舊小區改造，也要將一部分城市功能外遷，隻是“三年大變樣”把這樣的目標提前和具體化了。
而河北省《文史精萃》雜誌總編輯石玉新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很理解張雲川書記和河北省各級領導幹部要改變落後麵貌的迫切心情，但由衷地講，“經濟發展有自己的規律，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過去我們超越客觀條件，做了許多主觀上想利國利民的事情，結果教訓很深刻，造成的惡果非常慘痛。”
“‘三年大變樣’是一個顛覆性的提法，但我們是否具備了三年大變樣的基礎？能不能落到實處？是否超越了河北省的發展階段？”
“拆遷需要1000多億，建設約需要8000億，財政有錢嗎？現在光有政策，拆了以後能建起來嗎？讓下邊去找錢，能順利找到嗎？”石玉新說：“三年大變樣要求思想大變樣、觀念大變樣，實際上看到的卻隻是限定時間的大拆遷。”
危機裏的溫度
“三年大變樣”的最初設想是，通過城中村的拆遷和部分城市功能的外遷，在城內騰退出一部分土地，吸引戰略投資者，重新規劃，一次性建設一個現代化大都市，總投資大約為1400億元。2008年上半年，石家莊引進了香港嘉裏、大連萬達、青島海爾、北京金隅、中城建等戰略投資者，參與開發建設。
但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也影響到了石家莊。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曾披露，2008年7月，全國70個大城市房地產價格降幅最大的是深圳，第二是石家莊。
房價的下跌也影響“三年大變樣”的進行。一位熱心關注者告訴記者，從石家莊本地媒體的報道來看，2008年9月份以後，石家莊對城中村的拆遷逐漸冷卻下來，剩下的就隻是拆除違章建築，禁止破牆開店，“但聲音也沒有原來那麽大了”。
河北省省長胡春華的講話似乎也在印證著全球金融危機中石家莊的“溫度”，他在2008年11月7日召開的“全省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也透露， “石家莊市年計劃土地出讓收益38億元，目前僅完成9億元，不到年度的1/4。”
在胡春華的講話背後，就是參與石家莊“三年大變樣”的戰略投資者撤出的小道消息，雖然這些消息沒有獲得官方的證實。
石家莊市某國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在2008年11月底曾經接到一個電話，說是石家莊某村拆遷之後要蓋6萬平方米的建築，歡迎他們去投標。該公司去後發現，該村的建設項目隻有兩家建築公司來投標，他們中標後雙方談判，對方說要該公司先墊資500萬元，公司領導想了想，最後還是咬咬牙答應了；結果對方又說，房子要蓋到10層之後再給公司錢，該公司一測算，房子要蓋到10層還需要花費800萬元，前期一共要花費1300萬元才能有收益，況且收益是否確定還是個未知數，就拒絕了。
“一般來說房地產開發輪不到國有建築公司，因為他們一般追求質量，機製不靈活，不能給回扣，該村找到該國有建築公司，說明私營的建築公司或者開發商都已經不願意上前了。”石玉新說：“關於墊資和給工錢的問題，一般的原則是要麽建築公司先墊資，蓋樓的時候按時給工錢，要麽不墊資先蓋樓，蓋到一定層數再給錢，二者隻能選其一。該村的開發方式，等於空手套白狼。”
談固村一直是石家莊城中村的驕傲，有3000多戶，一直以來就有“金談固”的說法。在 2002年開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計劃中，談固村也是重點，可因為較為複雜的原因一直沒有改造。在本次“三年大變樣”工作中，談固村臨近石家莊市主幹道中山東路的部分也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了拆遷，河北省將談固村拆遷樹為典型，各地級市領導前往考察，從而推動了整個河北省的拆遷工作。
記者到該村采訪的時候，就有村民說，原先和該村簽訂協議的開發商跑了，後來的開發商和村裏討價還價，一般聯合開發的分成是村裏和開發商五五分成，原先的開發商跑了之後，村裏能夠接受的底線談判價格是建房之後四六分成，可新的開發商卻堅持村裏隻能要35%，開發商要65%，談判不歡而散。
記者曾尋找談固村支書了解情況，一位姓集的助手婉拒了記者的采訪，並表示，“現在除了錢還有困難以外，其他沒什麽困難”，“有困難也隻能我們自己克服，自己的孩子自己抱，明年冬天你過來的時候這裏一定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當記者詢問石家莊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譚運江，是否需要國家或者社會給予相應支持時，譚說：“‘三年大變樣’是一項地方的決策和政策，我們是當事人，隻有我們自己來想辦法。”
銀行助推“石家莊速度”
2008年12月28日，主管城鄉規劃等方麵工作的石家莊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蔣洪江去職。這是“三鹿事件”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去職後石家莊市最引人注目的人事變動。當地官方沒有作出任何說明，也未見其他媒體有深入報道。
不過“三年大變樣”沒有受到這場人事變動的影響。石家莊獲得了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等大銀行的支持，土地交易回暖，引入了大連萬達等戰略投資者。拆遷改造在2008年的基礎上，開創了新的“石家莊速度”。
2009年1月，石家莊市提出了2009年到2010年“三年大變樣”的五大目標，推出了總投資1111億元的五大類146個項目，其中有省行政中心廣場等20大獻禮工程需要在建國60周年前夕完成。2月10日召開的石家莊城市建設“三年大變樣 ”動員大會上，河北省委副書記、石家莊市委書記車俊提出要創造“石家莊速度”。
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拆遷改造是城市建設的第一難，也是城市建設的第一關，石家莊更是如此。根據石家莊市的規劃，2009年要完成“三年大變樣”工作量的70%，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市長艾文禮要求所有的行政幹部“不為失敗找理由，隻為成功找經驗 ”，迅速推進“三年大變樣”工作。
城市拆遷領先全國的“一天一棟樓，4個月修兩條路”的“石家莊速度”，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石家莊市橋西區政府創造。
橋西區轄區內裕華路、槐安路改造隻有4個月的工期；民心廣場工程要10月1日完工——這三大工程占石家莊2009年拆遷總量的1/3。2月15日，石家莊市召開“兩路”拆遷動員大會，要求橋西區2月底前必須拆除裕華路沿線的95家單位和居民。當天，橋西區就成立了拆遷指揮部，區領導每三人成立一個分包組，同時還成立了7個突擊組，由相關職能部門一把手負責，專門負責麵積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築的拆遷。
據當地媒體報道，位於裕華路和中華大街交口的工行中華大街支行大樓，總建築麵積6400多平方米，擔負著周邊省直、市直和居民的金融服務業務，不僅業務量大，並且地下還有金庫。中山路街道辦事處當天下午5時接到拆遷任務後，立即召集拆遷隊伍，製定拆遷實施方案和突發事件預案，簽訂拆遷協議。當夜，他們動用了9台勾機連夜進行了拆遷。第二天淩晨5時，整個大樓被拆平。
此後，沿裕華路4棟超過6000平方米的建築，兩天全部拆除；中裕立交橋周邊7個產權單位、 286戶居民的3萬平方米建築，11天全部完成動員和拆遷；槐安路9.7公裏高架橋、裕華路14.5公裏路橋改造工程，4個月內必須完工，而正常則需要一年半，開工一個月完成的工程量就超過30%；全長3.6公裏的和平路高架橋工程，原計劃18個月完工，現在提前到8個月完工……
銀行融資方麵，2009年，石家莊市獲得了中國農業銀行300億元的貸款授信額度支持；中國銀行也和石家莊市簽訂貸款協議，在未來3年內為“三年大變樣”提供500億元的貸款；中國工商銀行確定將自己的全球客戶服務中心落戶石家莊。石家莊橋東區也和中國工商銀行簽訂協議，由中國工商銀行為橋東區的舊城改造融資30億元。
直接的投資上，3月7日，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與石家莊市簽署《石家莊市城市綜合項目框架協議》，中冶科工將投入500多億元用於該市城市綜合項目建設。截至3月20日，共完成融資116.2億元，已實際到位資金30.2億元，正在進行洽談的融資計劃還有19項，洽談融資總額818.7億元。先前引進的戰略投資者，在經曆了逃跑傳言之後，大連萬達接手了尖嶺村的改造項目，目的是打造多種業態的萬達城市廣場。
2009年3月31日，在經曆多次“流拍”而沉寂了3個月後，石家莊市以招拍掛的方式出售 900畝土地。4月，又繼續供應超過100畝土地。前麵提到的花園村改造項目2009年1月17日被河北卓達集團接手，但該村的回遷樓建設因為沒有按《城中村改造回遷樓建設目標責任書》的要求在4月30日前3層結頂而被通報。行政力度之強可見一斑。
河北省“三年大變樣”辦公室副主任焦慶會告訴記者，這次石家莊“三年大變樣”工作的啟動，正逢股市和樓市登上高位，本希望通過城市建設，促進石家莊城市麵貌的改變，到後來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大家又發現，這項政策正好暗合了國家擴大內需的需要，是抗衡全球經濟危機的最大項目。城市建設和改造也能夠拉動其他行業，並且拉動的力量更大，比如對燃氣設施的需要，對電力的需要，居民對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的需要等等，隨著城市建設和改造的深入，都將不斷加大。
廣州城中村：繁華都市裏的第三世界
端午節前的獵德湧上，停靠在岸邊的4隻練習用龍舟格外引人注目，印著“熱烈歡迎各村飛龍蒞臨”的橫幅在風中飛揚，顯示傳統節日的氣氛並沒有因村子的改建而消亡。龍舟停泊不遠處是古老的獵德橋，現在它已成了獵德的曆史標記。
穿過獵德橋後短短的隧道，進入眼內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蜿蜒的施工牆，大片綠色防護網，在工地包圍中孤獨屹立的“李氏大宗祠”……這便是改建中的獵德村。
2008年1月15日，隨著第一鏟土的培入，獵德村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動工。現在，村子大約拆了一半左右，新的樓房已經漸漸建起。一位村民告訴記者，房子已被拆建的村民暫時搬到了別的地方，等樓房蓋好再搬回來，“聽說拆建進度很快，亞運前就可以住進新房”。
有趣的是，雜亂不堪的工地旁，經常有其他城中村的村民成群結隊前來參觀，他們對改造後的獵德村有著不亞於本村村民的期待。因為，作為廣州城中村改造工程的第一個成功試點，今天的獵德村，極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冼村、石牌村……
繁華都市裏的第三世界
廣州有138個城中村，在政府眼裏，它們都是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痼疾。
擁有700多年曆史的石牌村離獵德村不遠，同樣位於天河核心區域。這條老村子周邊的土地早早就被政府和開發商征完了，旁邊建起了高樓大廈，商鋪林立，已成為廣州最繁華的地段之一。
然而，城市高樓雖包圍了石牌村，但這個村子裏的原生態村民並沒有憑空消失，他們隻是窩縮在高樓之間，形成了陰暗角落的一個特殊生態群。
從繁華的石牌東路一條小巷拐進村子，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這裏看到的並不是一般所說的“ 握手樓”，而是更親密接觸的“貼麵樓”、“接吻樓”，低矮的樓房對戶陽台緊緊貼在一起，遮天蔽日，以致在初夏陽光普照的下午，樓與樓的夾縫之間居然透不進一縷明亮的光線，所有人和物都被籠罩在沉沉的陰暗當中。
就是這片狹窄陰暗的區域裏，一共有3656棟房子，據村民稱，村裏最神奇的一塊宅基地明明不足10平方米，上麵卻能蓋起40多平方米的建築麵積。這些違章建築和髒亂景觀，與天河繁華的城市麵貌顯然格格不入，更遑論裏麵層出不窮的治安問題總是讓政府傷透腦筋。
早在2000年9月廣州市召開的“城鎮建設管理工作會議”上，市政府就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思路，確定在未來5年要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建立整體協調的大都市城鎮體係。
然而，雖然9年前就定下改造的主旋律，但直至現在，稱得上改造完成的隻有一兩個小規模的自然村，除了獵德村，真正大規模的成功改造經驗至今沒有出現。
在記者走訪的過程中，一些城中村的負責人表示，幾年前就依照政府要求遞交了本村的改造方案，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有獲批。像石牌村這樣的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聲稱要改造的村子，至今竟然還沒有定下正式的改造規劃。
慢慢慢，還是慢
顯然，與其他城市大拆大建的豪邁風格相比，廣州城中村改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曾向媒體坦言，目前城中村改造進展“十分慢，慢得讓人心寒”。
讓官員心寒的背後，是城中村生態裏複雜的利益體係。
《都市裏的村莊》一書作者，廣州技術師範學院教授藍宇蘊對記者說：“對城中村深惡痛絕，大都因為出於政府本位的角度思想。政府比較在乎城市景觀、形象以及對管理者的影響。城中村的確是城市裏各種問題比較集中的地方，它們的存在可能會影響政府管理的聲望，但同時要看到，城中村體係本身不但包含了複雜的利益關係，而且還承載了部分政府功能，其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尤其廣州城中村當中所涉及的利益比分量，又比內地城市更為顯著。
走在石牌村裏，小發廊、租書店、快餐檔、小士多等密集地擠迫在巷道兩旁，這裏共有1200多家小店鋪，經營者操著五湖四海的鄉音，絕大多數並非本村人。
士多檔主楊先生在石牌村開店已有兩年了，這間15平方米左右的小店鋪，每月租金僅2000元，這在寸土寸金的天河根本是不可思議的，楊先生一家三口就靠著這家店討生活，雖然賺的錢不多，但因為村子裏的配套消費也相對低廉，所以小日子還過得去。
“一室一廳房租600元/月，發廊洗剪吹10元/次、三肉一菜的盒飯6元/個……隻要走出這條小巷踏上石牌東路，這些價格就是天方夜譚了。”
廣州作為經濟較為發達的開發性沿海城市，外來人口登記數字已超過364萬人，有關人員分析，加上尚未登記在冊的，外來人員總數至少在500萬以上，其中有不少屬於低收入人群。在這個生活水平較高的城市，城中村廉價的商鋪和出租屋供需兩旺。
一方麵，通過在宅基地上興建房屋，每戶城中村村民一般都擁有數百平方米的房屋，可以以出租商鋪、房屋給外鄉租客的形式，每個月賺取不菲租金，解決了其在城市化進程中因失地引致的生存危機。
另一方麵，低廉的租金和物價，使城中村內形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物價低廉的生活娛樂配套係統，這就為很多收入低微的外來務工人員提供了廉價的落腳點。於是，對於其周邊商圈而言，城中村又在無意中承載了“勞動力蓄水池”、“倉庫”等多重功能。
“石牌電腦城之所以這麽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石牌村。”一位在電腦城賣配件的店主不假思索地對記者說。1993年，石牌村集體企業三駿集團與發展商簽定協議，在石牌西投資興建室內電腦城，隨後，天河電腦城、金矽穀等一批電腦市場才真正在石牌西成行成市。而石牌村的大量廉價出租屋不但為這個華南最大的IT商圈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同時也提供了廉價貨倉。
在這樣一個渾然一體的利益共同體麵前，城中村改造涉及原來的經濟方式轉型，牽一發而動全局。作為城中村的主體，村民的利益會不會受損？出租經濟能不能持續？改造後租金水平提高，龐大的外來人口群體如何安置？
從改造用地，到資金投入、拆遷補償、政策扶持……整個利益關係一旦無法重新理順，改造進程緩慢就是必然的。
資金與改造方式之惑
當然，城中村縱有諸般“好處”，它的問題也是切切實實擺在麵前的。“好”的背後也有百般無奈。
同樣是對石牌村低廉的物價水平津津樂道的楊先生，談起他的生活環境時，毫不掩飾心底的厭惡：“村子的巷道裏終日不見陽光，屋裏就更是暗無天日，大白天不開燈根本看不清東西，打開窗戶，和對麵房子的牆壁距離隻有20多厘米，陽台更不用說了，直接就是貼著的。”而比起陰暗的居住環境，這裏的治安情況更讓人憂心。 “住在石牌村，被小偷光顧是十分平常的。”
“如果經濟情況有所好轉，我一定會搬到別的地方去住。”楊先生堅定地說。
村民也有自己的矛盾。記者經過一棟出租屋前，聽到女房東跟別的村民閑聊：“昨天有人來問，但我不願意租給他們，我現在要確認是正經租客才租。”上前一問，這位女房東似乎也是一肚怨言：“現在我們都把房子劃分成小麵積的單元出租，不但每個月要一家一戶收租，計算水電費，而且房子漏水、垃圾、噪音什麽都要管，還得擔心租客的身份，如果攤上個不正經的，鬧起事來惹麻煩不說，其他租客還會投訴。”
“沒有村民是真正不願意改造的。”藍宇蘊說，“關鍵是怎麽改。如果全部由政府出錢去改，而且不損害村民的利益，以後還可以讓他們住上設計漂亮的房子，每個村民都願意改。”但問題是，城中村改造耗資巨大，政府不可能為此拿出這麽多的資金。
有專家估算，全廣州市138個城中村要完全改造完成，起碼需要2000億元。以獵德村的改造為例，預計就得花費30億元。顯然，政府不可能承擔這筆主體改造經費。冼村街道辦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早在幾年前，冼村就向市裏遞交了城中村改造方案，但因涉及的資金較大，所以一直沒有批下來。
政府不出錢，那麽改造的錢從何來？一個很直接也為很多城市所采用的方式是，引入經濟實體，以開發商為主導進行改造。但這樣的改造方式問題明顯頗多。
開發商作為經濟實體，以利益為驅動，首先他們建成的樓房容積率肯定很高，密度很大，這樣才能填補拆遷重建和回遷安置的成本，這就與廣州城中村改造的其中一個目的——降低建築密度相悖；另一方麵，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在開發商強勢的前提下，他們肯定會在補償金額、回遷麵積劃定上與村民的利益產生嚴重衝突。
當然，如果政府要使用強製的力量去理順這個關係亦無不可。但遺留下來的村民和外來人口問題日後要解決起來會相當複雜。因此，早在林樹森就任廣州市委書記時，就明確表示不讓開發商參與城中村改造工作。
摒棄最簡單的大拆大建模式，廣州市政府希望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的代價，就是要舍棄速度，摸索出一條更合適的道路。
近年，政府提出：政府出一點，集體出一點，村民出一點的改造方案。典型的個案就是獵德村的改造。
試點獵德
獵德村位於珠江新城南部，南臨珠江。東與譽城苑社區居民委員會為鄰，南與臨江大道緊靠，西與利雅灣接壤，北與興民路及花城大道相連，離廣州的城市中軸線不足 200米。在總麵積僅6平方公裏的珠江新城，獵德村村址所占的470畝地和經濟發展用地350畝，幾乎是珠江新城區域內最後的土地資源。
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獵德村成為了廣州最有可能也最容易進行徹底改造的城中村。
天河區政府對獵德村的改造思路很清晰：政府完全不投資，由獵德村劃出一塊土地拍賣給開發商，再使用拍地所得資金進行城中村改造。而土地則按照“三三製”原則進行分配：1/3用作商業，1/3用於村民安置，1/3作為集體經濟的預留地。
而更重要的是，在村民安置方麵，基本采取“拆一補一”的補償方式——村民房屋回遷安置采用階梯式安置方法，以四層為上限，即按證內基建麵積不足二層的可補平二層，以此類推，四層及以上的按證內合法麵積安置回遷。
獵德村試點的意義在於，一方麵在資金籌措上走出了一個新模式——賣地集資，使政府在拆建過程中幾乎不需花費一分一厘。
另一方麵，雖然改造引入了社會資金，並由村集體引進開發商參與，但這與傳統的開發商主導改造模式不一樣。以村集體為主角與開發商進行談判，村民的利益訴求能得到很好的體現。
最終達成的“拆一補一”安置方式，事實上是使每戶村民都能夠得到不止一套的回遷住房。獵德村改造成功後，房屋的租金水平肯定馬上成倍上升，原村民長期依賴的“租金經濟”不但沒有被瓦解，而且還得到檔次上的提升，很好地平衡了政府、商業力量和村民各方的利益關係。
想複製可不容易
“聽說獵德改造的情況很不錯，我們來看看。”在工地旁圍觀的其他城中村村民語氣中既有期待，也有猶豫。
毋庸置疑，獵德村是一個成功的試點。但政府希望以獵德為試點，將其經驗推廣至其他城中村，使廣州市城中村改造大幅提速的理想，卻恐未必能夠很快實現。
獵德村采用的，是以土地換物業的模式，要複製這個模式，必須有兩個前提。一是需要拿出一塊地來拍賣，而這塊地的價值必須比較高，才能彌補改造重建經濟方麵的需求。
獵德村的地理位置是得天獨厚的，它處在廣州規劃中的CBD黃金地帶，且規模適中，違建情況相比其他城中村也要好很多。但是，廣州其他區域的城中村如三元裏等地，地塊價值顯然與獵德村相距較大，因而這個模式不適用，起碼不完全適用於大多數城中村的情況。
哪些村子有可能複製獵德模式呢？2008年4月，越秀楊箕村、天河林和村的改造方案本已獲得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預計將參考獵德村的經驗，賣地改建。然而，一場金融風暴，形勢急轉直下。由於房地產市場低迷影響地價一路走低，楊箕村原預計拍賣樓麵價6500元/平方米，現在已經無法籌集到預計資金，因此其經濟平衡方案必須再作進一步調整，改造進度不得不大受影響。
而獵德模式的第二個前提，則是村民對改造的自主意願。
“ 假如政府沒有打算對城中村改造拿出較大的補貼，而完全需要村集體自行賣地籌集資金，那麽必然需要村民能夠達成對改造的共識和意願。從這點看來，現在大多數城中村還不具備馬上改造的條件。”藍宇蘊說，“那麽何為成熟的條件？如果所有村民都覺得房子若再不改造，出租屋就租不出去，或者與周邊的出租屋價差大到不能接受了，那他們肯定就要考慮改造，這種自發的條件就成熟了。”
然而，由於地理位置的差異，廣州不同區域的城中村之間存在著差距很大的級差地租，村民自治體的執行力也有強有弱，村民謀利的預期相距較大。
“ 獵德村旁邊有南國花園，當年石牌村下麵的自然村——新慶村改造的時候，部分村民搬遷到南國花園去。獵德的村民就會有比較，同樣是處在CBD黃金地段，但是南國花園的租金是獵德村的好幾倍，出於對謀利的預期，他們會有改造願望。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前提，就是政府修建獵德大橋，要通過獵德村，迫使他們不得不改。
“但是，有些城中村的地理區位並不是特別好，周邊沒有高級寫字樓，他們反而不希望通過改造提高出租的檔次。因為缺乏有消費力的租戶，低檔的房子更容易租出去。在這些地方，保持現狀，暫緩改造，反而對村民的利益是最大化的。
“所以，並不是大多數城中村都能形成成熟的自發改造條件。即使是地處天河的石牌村，我相信他們的這種意願始終會形成，但可能會慢一點。”
一村一策，漫漫其路
由於獵德村的改造並不具備完全的可複製性，目前廣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基調還是“一村一策”。為此，有專家提出了幾種用於城中村改造的方式，除獵德模式外，還有置換模式、公共設施的推進方式以及分期滾動開發方式等。
對於獵德模式外的其他模式，政府並非沒有嚐試，比如前幾年的新慶村模式和甲子村模式，都是由政府補地置換，再由開發商介入。二者一成功一失敗，但無論成敗，這兩種方式未來都已經很難行得通——政府手頭的地塊越來越少，138個城中村，為每條村子補一塊地，顯然不現實。
“ 現在看來，未來廣州市對城中村改造的探索依然會比較慢。不過，慢也未必一定是壞事。”藍宇蘊表示，“現在政府應該多考慮多重利益的博弈，不能單純地靠上麵下達的力量。從目前來看，由於經濟的驅動，廣州城中村改造的民間博弈力量比內地城市較強一些，政府尊重民間的力量也多一些，我覺得這是好的現象。因為城中村現在相當於承載了政府廉租房的功能，試點改造固然可行，但假如所有城中村一下改造下來，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低收入外來人員一下子失去立錐之地，難免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而金融危機顯然也是政府不敢貿然加大改造力度的原因之一。
有專家提出，金融危機下材料、人工等各項建築成本不斷走低，正是城中村大規模低成本改造的最佳時機。但是，城中村拆建改造需要考慮的因素顯然不止這麽簡單。
拍賣地價的走低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早在去年底，廣州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副主任周慶強就表達過這樣的擔憂：2007年9月，富力、合景的聯合買家以46億元總價、8095元/平方米的樓麵地價買下了獵德村商業金融地塊，是當時廣州麵積最大、總價最高的商業金融地塊。但獵德村剛剛拆遷完就遇上金融風暴，開發商還能拿得出錢來嗎？獵德村改造會否因此受阻？雖然就目前看來，獵德的改造並沒有明顯受阻，但在如此大氣候下，政府和村集體很難不擔心貿然啟動過快的整體改造，有可能引發爛尾工程。
“而且我認為，越是經濟危機，越是應該考慮暫時維持城中村的生態，避免躁動。城中村也有自己的經濟體係，這塊經濟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是很強的，在金融危機下，不僅沒有萎縮，還有一定的擴張，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金融危機下城市的就業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藍宇蘊說。
據媒體報道，市建委負責人曾表示，目前除對珠江新城、火車站、火車東站、琶洲地區、員村地區等城市重點地區的城中村采取整體改造模式外，其他城中村以整治型改造為主。也就是說，廣州市的城中村改造至今並沒有可簡單推廣的模式，也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不過，可以理解的是，在政府眼中平衡各方利益固然重要，但過慢的改造速度也令人難以釋懷。如果政府想在和諧與平衡的大前提下加快改造進度，或許真的需要做出適當的投入。說到底，城市建設本來就是政府的責任
副市長，在經營杭州時倒下
浙江官場的不平靜，是隨著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進駐杭州而逐漸升級的。4月15日，巡視組公布了在浙江工作期間設立的舉報電話，同時在省委、省政府大門西首的省信訪局和省監察廳門口設了舉報及聯係信箱。
此前一天4月14日，網上便傳出正廳級的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被省紀委調查組“雙規”，及其經商的妻子戚繼秋一並接受調查的口水式消息，其被查與其任職西湖區長、區委書記多年主管西溪濕地公園項目及該項目多人被查有關，拔出蘿卜帶出泥，“被咬出來了”。
在副市長及兼任的杭州市錢江新城建設指揮部總指揮、杭州市錢江新城建設管理委員會主任等要職上剛好滿一年的許邁永，一年來網上頻現其被“雙規”的傳言。不過他總能在官方媒體上露麵，一次又一次地擊破了網上傳言。
許邁永最後一次公開亮相是4月1日，杭州提出發展“杭州學”、“城市學”和“打造生活品質之城”，為此召開宜居城市課題會議。許邁永作為主管副市長聽取了杭州市建委、市政府政研室等關於打造宜居城市課題研究有關工作和建議的匯報。
許落馬，半月後才被杭州官方證實。5月1日，《杭州日報》在頭版非顯要位置刊登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消息，其中一句話提及許邁永被免去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職務，但未給予任何解釋。當天，許邁永的名字在杭州市政府門戶網站被刪除。
濕地濕身
據關注杭州官場的知情人介紹，許邁永為人較低調，平日非常注意形象，在本地官場紮根很深，這次被“套”，據說是比較青睞和支持他工作的一位“上級領導”“丟車保帥”。許邁永被坊間笑稱是反腐敗戰場的“炮灰”。
許邁永東窗事發，跟杭州“西溪濕地國家公園”關係不小。這裏原是一塊濕地，位於杭州西溪，與西湖、西泠合稱西湖三“西”，2005年被正式命名為中國首個濕地公園。
公園一期占地麵積346平方公裏，2006年5月啟動二期工程，西溪國家濕地公園麵積將再增加4.89平方公裏。隨後，土地不夠用，遂西進、西進、再西進。2007年下半年，跨出西湖區延伸到餘杭區內餘杭鎮五常鄉的西溪三期工程開工，又增加麵積 3.15平方公裏。在許邁永的直接負責下，杭州啟動了這個巨型用地及建設項目。
西溪濕地項目僅一期就使用西湖區蔣村鄉1.3萬多畝耕地、魚塘，其中基本農田600多畝，屬於杭州市主城區較大的“撤村建居”(撤村委會建居委會)工程之一，但由於2004年3月杭州市國土局批準時用的是2004年3月~2006年3月兩年有效 “建設用地批準書”，與土地使用權的集體性質不符，自2004年以來一直遭遇西溪原住民的抵製和抗議。
蔣村鄉被強拆房和搶占承包地的農民沈炳炎認為這都是許邁永的主意，是許邁永搶奪他們的土地。政府國土部門批準“建設用地”，建設工程項目必須是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本身就自相矛盾”。
至今，沈炳炎一直不承認蔣村鄉已撤鄉為城市街道，也不承認自己的城市市民身份。他拿出自己的 1999~2029年30年有效的集體土地承包證對記者說，他家承包30年的16畝農村土地及宅基地，竟被政府以建設“公共綠地”為名強製“使用”了，用於建設住宅和旅遊項目。然而這個項目並未得到國務院批準，沈炳炎認為自己仍擁有這些土地的權益。按西湖區每畝5000萬元的市場價來說，這些物權價值8億元。
同樣拒絕拆遷的周家村村民蔣明芝，曾被治安拘留12天。沈炳炎房子被拆後，一直租房度日，他認為正是他們多年堅持不懈的舉報終於使許邁永倒下了，下麵還會有更多腐敗分子倒台。
西溪濕地建設時，許邁永先後任區長和區委書記。
自西溪濕地項目開建以來，當地居民的舉報、上訪不斷。2008年，西溪濕地建設過程中積累多年的問題終於露出冰山一角，多名基層人員受查，但級別都不高，最高級別為西湖區建設局原副局長吳少雯。2009年2月，吳少雯因在該項目中利用職權，單獨或夥同包工頭夏誌玉、張建成共同收受他人錢財988.4萬元，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緩。夏誌玉、張建成則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和11年。吳的受賄行為即發生在2003年底至2008年2月間，與許主管這一領域有時間上的重合。
“許邁永案，不但牽涉西湖區委書記任上，還有錢江新城項目的突擊強拆，以及背後政府和法院的支持”，房子被拆後至今住了4年多過渡房的杭州市民鄒巍說，他相信拿著“尚方寶劍”的中紀委，很快就將在杭州掀起一場肅貪風暴。
饅頭哲學
5月27日下午，杭州市江幹區法院門口，圍著一大群人，多是錢江新城一側的鐵路杭州東站樞紐工程強拆弄口村民房和占地的維權者。他們申請旁聽一起弄口村政府強拆民房的行政訴訟，卻因領不到旁聽證而被法院阻止在樓下。因錢江新城而被強拆4層樓房的繆業主說，許邁永“落馬”，錢江新城卻繼續強拆民房，隻不過此間速度慢了下來。
按照杭州市政府的規劃，占地麵積約15平方公裏的錢江新城，目標是打造成杭州的中央商務區 (CBD)，始建於2001年，與許邁永無關。2007年開始建設的新城二期項目，以及2009年建設的鐵路杭州東站樞紐項目，拆遷量之大，在杭州建城史上前所未有，這些拆遷項目的突飛猛進與許負責此職就有了關係。
5月27日，剛剛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複議回複的業主項美麗，正與另一業主徐雪良商議如何啟動行政訴訟，將浙江省政府告上法庭。浙江省政府國土部門批準的一項供地項目涉及97694平方米，其中就有項美麗的一套4層新樓房、農用菜地和宅基地，建好不到兩年，造價80多萬，就因為錢江新城建設突然被強拆，隻補償1700元/平方米，集體土地就變成了“國有土地”。這塊地被“劃撥”給杭州市市級機關事務管理局，用於處級以上幹部的用房建設。本是農用地和30年承包期限，卻突然被政府一紙書麵函給“征用”。
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蘇元真接受采訪時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你拿他100個饅頭，最後卻隻給他兩個饅頭”。許多城市的拆遷基本上都是這種模式，強拿100個饅頭，然後又找回兩個，強拿時沒有市場價，轉手時就是市場價。
5月27日，記者獲悉，錢江新城江邊房每平方米三四萬元，最低也高達2.6萬元/平方米，水岸帝景一套200平方米的江景房超過500萬。杭州市國土資源局提供的消息證實，錢江新城曾有一宅地以34.9億元高價拍出，被綠城房地產等公司競得。
熟悉杭州政治生態的民間研究學者溫克堅分析，在“強者為王”的地方政治生態下，主政者擁有缺乏監督的強勢權力，一方麵可以對衝來自中央的權力“製約”，同時也可能對當地的社會造成傷害。大小官員在經濟利益和政績驅動之下，無不對這種經營城市的模式俯首稱臣。
許邁永被提拔、一路升遷的10年，正是杭州“經營城市”突飛猛進的10年。許邁永的倒下，或許預示將民眾福祉丟到一邊去的經營城市模式已不可繼續，且與執政黨中央“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執政理念背道而馳。強勢地方領導人雖然為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贏得了必要的空間，但後遺症相當可怕。
官場之變
4月30日，許邁永被雙規後正式免職的消息，並沒有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但《人民日報》卻做了“預告”——
2009年4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記者的調查報道稱，“浙江杭州之江國家旅遊度假區管委會無視國家規定，占用龍井茶保護基地茶山和農田近千畝，擅自改變建設項目，違法開發別墅。”
杭州之江國家旅遊度假區位於杭州市西南的西湖區轉塘鎮大褚村(農改居稱為社區)，南瀕錢塘江，北依五雲山。楊桂英、楊信伯等大褚村茶農、村民所舉報的陽明穀別墅區和喜來登別墅區，位於該度假區核心地帶轉塘鎮，其中陽明穀別墅區目前已建成。地理位置如此優越的房子，價格也自然不菲，每平方米起價12萬元，每棟別墅起價2200萬元。
另有村民介紹，這兩個別墅區占用的土地，過去都是村民賴以生存的茶山，總麵積有八九百畝。為了給別墅區搞好配套建設，管委會還占用大量農田修路，建拆遷安置房。陽明穀別墅區由杭州國信名盛置業有限公司投資開發。
2003年3月，之江國家旅遊度假區土地房產管理局與國信名盛置業有限公司簽訂土地出讓合同。喜來登別墅區由科達發展有限公司與浙江華越控製軟件有限公司共同投資。2004年8月20日，簽訂土地出讓合同。兩個別墅區都是以協議出讓的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可早在2002年5月，國土資源部就已經叫停了沿用多年的土地協議出讓方式。不僅做法違規，土地出讓價格也低得出奇，每畝出讓價僅21萬元。通過浙江省國土資源部門網站公開信息可以了解到，當年同一地段的土地出讓價每畝在100萬元左右。這些非法項目的上馬，與此間主政的許邁永密切相關。
杭州市政府批準這兩個項目為旅遊項目，並非別墅項目，土地出讓麵積是550畝，而不是他們占用的上千畝。杭州市國土資源局之江分局局長洪宇旻曾向《人民日報》記者解釋：“按我理解，這兩塊地既然批準用了，建什麽都行。”
大褚村土地上的喜來登別墅項目用地審批過程中，有關部門還采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分次審批，規避了土地管理法關於征地審批權限的規定。杭州市政府規範性文件保護的西湖龍井茶基地和後備基地，依法屬於不得征用，最後這樣的規範性文件竟然成了一紙空文。國家三令五申叫停別墅項目建設，杭州市政府明確指示之江管委會監督開發商不得進行房地產或變相進行房地產建設，而陽明穀別墅區卻在眾目睽睽之下建起來了。
杭州市有關方麵要求拆遷戶“舍小家、顧大家”，現在看不過是要求他們犧牲腳下的土地和強拆自家的房子。2008年10月，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的專家於建嶸來到杭州講課，其中杭州一名區級副書記當麵告訴他，政府忙於拆遷，無非是把農民的地拿走轉化一倒變成政府的財富，這就是他們的最主要工作，可謂直言不諱。
一個許邁永倒下了，他對杭州官場之震動才剛剛開始。在城市開發的過程中，政府“隻有想不到要幹的事，沒有想到而幹不成的事”，正成為過去時的神話。
城市開發的正當性危機
陳映芳
城市開發在目前的城市中國，已經形成為一套體製。作為中層製度，它一方麵以一些根本性製度 (如國家政治製度、土地製度、戶籍製度等)為依托，另一方麵它藉由一係列操作性的具體製度(如土地租讓法規、住房供給製度、動遷政策等)來得以實施。其確立不僅因為具有一定的需求動力(如城市地位訴求、投資利潤目標、市民住房需求等)，同時也有賴於必要的觀念支撐(如發展主義、城市主義、消費主義)，以及相應的角色(如主導者、參與者)和操作形式。
一般認為，在今天中國城市開發中扮演主導角色的是地方政府、城市政府，而開發商是最主要的參與者。但筆者以為，在城市開發體製中，上自中央政府、下至普通市民，還有相關的專家集團等，都以各自的方式扮演著不同的重要角色。“市民的態度”是我們思考“開發體製如何形成、如何延續”這一問題時必須關注的內容。
公平壓力的持續升溫
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的中國城市開發，自一開始就處於價值資源匱乏的尷尬境地。90年代中期中國各地開始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之時，已經進行了20年的經濟改革，由效率優先原則所帶來的社會不公問題，已經被國內外輿論界和知識界構建為一個突出的中國問題。而當“城市化”被當作中國最重要的“發展”路徑時，不無吊詭的是，在被視為現代化模型的西方及東亞的各“發達國家”，甚至包括一些曾先期推行開發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城市主義、開發主義已開始遭到廣泛的質疑和批判。也因此，當中國開始向發達國家尋找有關“先進城市”的理論和經驗的參照時，處於“後城市時代”的西方各種城市批判理論裹挾而入。
與此同時，在現實中國，隨著“舊城改造”、“城市更新”、“城市擴展”等運動的大規模展開，城市開發的空間公平問題很快受到了質疑。另一方麵，作為城市開發的基本方式，政府壟斷開發主導權和直接從城市開發獲利的基本製度也受到批評，“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政府角色、與開發資本聯手共謀暴利的政府行為，被認為是導致住房不公、空間不公以及官員腐敗的最直接原因。
當然，對於中國的城市開發體製、開發運動而言，真正構成價值觀念正麵壓力的還在於：“住房不公”不僅會受到源自社會主義記憶的公平觀念的質疑，同時還必然地會受到“住房權”這些“現代的”普遍價值的否定。早在1966年，居住作為基本人權的觀念就被表述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宅，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而“住房保障”製度在今日世界各國也不僅是發達國家、且也是像前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甚至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的內容之一。在這樣一些價值和製度的參照下，“為有錢人造房”、以級差地租原則重新安排各階層空間秩序、從而讓土地／空間利益最大化的中國的城市開發，不可避免會遇到來自公平正義的價值批判。
在實際操作層麵，這些年來，城市開發在中國各地不僅遭遇到來自動遷居民、征地農民的強烈抵製，還引發了業主以城市政府、開發商、物業公司為對象的維權運動，以及年輕白領群體對高房價的抗議行動。以城市開發為背景的持續多年的各類民眾抗爭行動，不僅具有跨地域、跨階層等基本特征，而且其權益訴求行動在國內外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在此過程中，中央政府出於政治穩定和經濟均衡的國家需要，在扮演道義權威角色、強調公正價值 (住房保障)的同時，一次次試圖以宏觀經濟調控、政治增壓等方式來推動城市住房保障、控製城市房價。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開發，無論是作為體製還是作為運動，既缺乏相應的價值支持，也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礎，同時還承受著來自權力上層的政治壓力。
事實上，當90年代“社會不公”成為一個突出的中國話題以來，“公平正義”一直是對中國政治製度、社會製度的演變起著特殊的壓力作用的影響要素。一方麵，公平是這些年來經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化後中國知識界和一般民眾表達得最清晰和最具有一致性的價值訴求。與此同時，公平也是曾遭遇了曆史挫折、政治危機後的執政黨必須抓住的合法性依據。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為了獲得民眾“事實上的承認”，就必須接受民眾的公平訴求為正義壓力。
這應該成為我們理解中國城市開發的時代背景的一個重要角度——以犧牲住房公平、空間公平為代價、以經濟效益為首位目標的城市開發，自一開始就必須麵對有關正當性的質疑。
城市政府的進化路徑
在實踐中，城市政府為了推進城市開發，會在國家根本製度提供的框架範圍內，設計相應的操作性地方法規，以落實中央政府的政策性要求，同時也可能在國家製度的空白、模糊處，創製一些新的製度，來滿足城市開發的實際需要。而當根本性製度或中央政府相關政策與城市政府開發實際需求相矛盾時，城市政府或者會在國家政策的邊緣、縫隙處打擦邊球，以求城市利益或自身集團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會利用政策技巧，製定特殊的配套性政策，並不斷對其作出調整，從而可以在操作層麵上實際解構既有政策對城市開發的負麵功能。
透過觀察城市動遷政策的多變性和政策操作的隨意性，一方麵可以看到城市政府為追逐經濟效率而以自身的利益為首位需要、必要時犧牲其他相關利益人的立場傾向。同時也可以看到，城市政府具有獲得足夠的經營開發機會的製度便利和操作力。這種操作力既包括了靈活運用各種權力／資源而操作政策，以達到其利益目標的能力，同時也包括了政府抵製公平正義壓力的能力。
而在公平價值的壓力下，城市開發如果缺乏必要的社會合理性，城市政府光憑既有的製度空間和政策操作能力，要大規模地動用國家資源，並長久抵擋來自市民、農民以及中央政府的各方政治壓力，是困難的。從城市政府對動遷政策的操作技巧來看，城市開發的實施，還得益於某種工具理性原則：目的與手段的整合性，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或者也可以說，它得益於某種目標合理性和形式/規則合理性。
但是，麵對城市開發正當性危機的城市政府，同樣也一直在致力於實質合理性、即價值合理性資源的開拓。通過下表呈現的實例，有助於我們理解城市政府是如何采用各種價值觀念，製定開發規劃和相關政策，用以推進城市開發運動的。
不難看到，城市政府一直在致力於尋找相應的價值資源，拓展合理性空間，以應對來自公平價值的壓力。與城市開發運動的批判者們相類似，作為城市開發運動主導者的城市政府，同樣在不斷援引西方各種新城市理論所提供的觀念和路徑，加以改造和運用，一方麵用以緩解來自公平正義以及各種“後現代”、“後城市”的城市批判理論的壓力，同時從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國城市經驗中，尋取新的城市經濟增長點。
在此過程中，城市規劃、建設的專業群體，以及各種“城市問題研究專家”、乃至城市開發運動的批判者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重要的參與者角色。這些年來，各地城市政府直接主持或參與組織了各種主題和規模的國際或國內的“城市論壇”，而在這樣的互動中，城市政府也表現出了整合專業知識分子群體、消解價值壓力的突出能力。
市民的補償願望和動遷創傷
在城市開發的過程中，各地城市動遷居民多有悲壯的抗爭行動，但極少有成功阻止城市政府開發計劃的例子。在筆者看來，動遷居民普遍而激烈的抗爭行動之所以收效甚微，不僅是因為城市政府具有足夠的製度空間和操作政策的能力，也因為市民的願望和要求並沒有被真正轉化成足以抗衡城市開發合理性的正義壓力——社會成員沒能為自身的權益願望和抗爭行為賦予足夠的價值正當性，以抵製政府政策的合理性。
在目前的開發運動中，“動遷居民”主要不是作為城市社會的權利主體，而隻是作為住房的相關利益人，同城市政府以及開發商發生關係的。在這樣的關係中，動遷居民的另外一些身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在筆者及其研究團隊所調查的上海動遷戶中，大多數是退休職工或下崗職工(其中有不少是回城知青、按政策退休後回遷的原支援內地建設人員等)。當我們將城市開發放到城市社會結構的演變脈絡中觀察，城市開發所觸及的顯然不僅是住宅，還有住房的分配製度。
從社會主義時期的住房福利配給，到住房市場化供給，在城市住房製度的這一轉變過程中，政府對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依然保留了福利分房的待遇。但是，這樣的製度安排，始終將另外一些人排斥在公共住房資源的配給體係之外：作為城市住房貧困階層的棚戶簡屋區居民，或回城、回遷的知青等市民，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既沒有在社會主義單位製時期享受到住房福利配給的待遇，如今在公房私有化、住房供給市場化的過程中，又再次失去了獲得公共住房資源配給的機會。
在這些居民看來，他們幾十年來一直都還沒有等到“分房”機會，現在總算等到了。在他們這兒，作為住房供給政策，“動遷安置”與“單位分房”的性質是具有延續性的。換句話說，他們的“補償”期待，並不隻是對他們動遷房的折算價格的期待，而是對他們早應該得到、但幾十年來一直沒有得到落實的社會主義住房福利的期待——這是一個作為曆史遺留問題的住房權益補償。這種補償，在上海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動遷安置政策(按戶口人數實物配置)中，尚有一定的政策體現。但隨著90年代後期“點磚頭”式的經濟補償政策的實施，貧困、擁擠的棚戶簡屋區居民又一次遭遇了住房不公的製度安排——麵臨被擠下住房福利分配最後一班車的命運。這就是90年代後期動遷糾紛激烈化的背景。
然而，無論是在動遷居民自己的動遷補償訴求中，還是在公共輿論，甚至在城市開發體製的相關批評中，“作為曆史遺留問題的補償”，始終沒有被正視為一個現實的住房不公問題，也沒有被轉換成質疑開發體製功利本質的公平正義壓力。
此外，按目前城市開發運動背後的級差地租原則，老城區中缺乏住宅購買力的居民，大量地被安置到了城市邊緣地區甚至遠郊地區。這樣的空間遷移，不僅讓動遷居民普遍感受到了身份地位下降性流動的創傷，現實生活中也造成了居住、工作、社交等種種困難。我們在對動遷安置基地居民的調查中可以感受到，許多居民心中充滿了意味複雜的人生受挫、生活失敗的怨憤情緒。但在國內媒體上和學者的研究中，動遷居民對個人/家庭/鄰裏的生活需求、心理感受以及認同需求等等，很少被視為社會公平價值需求的內容。人們在批判“社會不公”時，也沒能注意到居民們由於空間被剝奪而導致的生活困境，這種困境沒能形成足以否定社會開發體製合理性的價值資源。
動遷居民的抗爭行動，很多時候被他們自己以及城市政府、城市問題研究者們表述、理解為經濟理性行為。不僅動遷居民自己缺乏相應的表達，在公共輿論空間中，動遷居民的補償安置願望、特別是城市下層動遷居民的住房利益訴求行動，也主要被闡述成一種經濟利益的博弈行動。也就是說，城市大動遷破壞市民生活的非正義的一麵，並沒有遭到充分的揭示。也因此，城市政府及相關動遷機構，為了消解動遷安置工作所麵臨的價值危機或現實障礙，通常采取“動遷工作的透明化、規範化”，或“提高動遷補償標準”等應對措施，很容易就可以為城市大動遷的繼續推進找到相應的社會合理性。
城市奇跡的主導者、共謀者
社會公平，是中國現行政治體製最原初的合法性基礎之一(消滅階級差別)，如前所述，它亦是現實中國社會對執政黨構成正義壓力的一個普遍價值。需要解釋的是：在城市開發過程中，社會的住房公平、空間公平的價值訴求以及市民的抗爭行動，何以在那麽長的時間內沒有能構成足夠的正義壓力，從而有效改變動遷過程中權力、資本與市民的力量關係，並促使城市開發體製由經濟型開發轉為社會型開發？
誠然，期望陷入住房困境的動遷居民能夠將自身的生活願望、住房利益訴求直接擴展為改變製度的政治運動，這樣的想法多少屬於不切現實的公民社會想象。“貫穿於大部分曆史過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極少能從事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那對他們來說過於奢侈。換言之，這類運動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使“製度的不利”降到最低。
而具有相應組織化行動能力的知識分子、中產階層，在今天的中國城市，亦缺乏以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活動來變革製度的政治／法律空間。盡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國，事實上，各種社會成員並沒有自外於製度變遷的過程。一方麵，社會成員普遍習慣於以非正式的日常反抗形式來解構製度；與此同時，知識人也通過扮演幕僚、專家或批評者的角色，參與意識形態、價值規範的生產和運作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中國城市開發製度形成和開發運動持續展開的過程中，圍繞城市開發的正當性、合理性，城市開發的主導者一直在不遺餘力將開發主義塑造成新的意識形態：在一輪又一輪的土地開發、拆遷建設中，由強大的傳媒支持、有各路知識人參與的宣講行動一直都在進行。
與此相對照，市民關於居住生活的權益訴求和博弈行動，卻主要被限製在有限的意義空間中，被闡釋為“住房麵積”、“補償標準”等經濟利益問題。在圍繞動遷安置的價值規範情景中，開發者與市民所享有的知識和思想的資源及其運作能力是完全不對等的：城市開發的主導者可以輕而易舉地調動知識界的頭腦庫，而行動者往往陷於道德資源匱乏的無助境地。
作為城市開發主導者的政府、以及作為重要參與者的投資者、知識人群體和市民，在生產空間秩序的同時，也在生產著相應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規範體係。在此過程中，不僅在社會衝突的現場，就是在遠離行動的知識領域內部，知識人群體亦似乎缺乏與中國現實真問題相對接的衝動。
現實的情況是，當中國的城市開發體製形成、市民抵製住房不公／空間不公的都市運動興起的時候，權力不僅具有運作政策技巧的足夠的能力，同時也已經掌握了運作意識形態、消化專業知識、同時將知識人群體隔離於社會運動的一整套嫻熟的技巧。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行動者們在與權力博弈的過程中凝聚公平正義壓力的現實可能。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