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刺淫官：象征與暗示

烈女刺淫官：象征與暗示

發生在湖北省巴東縣的烈女手刃淫官案，案情極具象征意義，象征了被汙染、破壞而嚴重失衡的中國社會生態。

鄧玉嬌，女性，性別中的弱勢群體；在縣城賓館服務的農家女，來自社會底層；修腳刀，粗糙的勞動工具。鄧女用修腳刀刺死淫官，為官吏提供享受的器具，轉眼間變成置官吏於死命的武器。換言之，在中共權勢麵前低眉順眼的民眾，隨時可能變成反抗大軍；他們手中的勞動工具，隨時可能變成抗暴武器，倒戈一擊。

鄧貴大，地方小吏，是淫官，也必然是貪官，所謂“富貴縱淫欲”；用一疊鈔票抽打鄧女的臉，公然展示權勢與金錢的淫威，視弱勢者如草芥，肆無忌憚的囂張；三名淫官，脅迫一名修腳女，竟遭修腳女以修腳刀“修理”：殺死一人，重傷一人，嚇呆一人。證明：一群作威作福的貪官淫官，不過是一群酒囊飯袋，色厲內荏；象征：中共腐敗集團，外強中幹，一旦遭遇民眾群起反抗，恐立刻現形為紙老虎，不堪一擊。

連人名都具有暗示性。鄧貴大，富貴而龐大，分明是中共政權的寫照；鄧玉嬌，玉蛟龍，中華民族的象征。在中共的淫威下，中國民眾受盡欺淩，但華夏的龍脈還未被斬盡，國人的氣節並未被殺絕，龍性一息尚存，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團，麵對這個民族的堅貞分子，仍會不寒而栗。

當今中國，整體上，權勢與金錢，壓倒了弱民；但局部而言，如這一案例，弱民卻可能壓倒權勢與金錢。對政府、社會、法律都無從指望的中國民眾，抗爭，反抗，仍然是唯一出路。

烈女手刃淫官，官場惱羞成怒。湖北巴東當局，對正當防衛、自衛還擊、及時主動報案的鄧玉嬌，始則投入精神病院，試圖以精神病人的襲擊為幌子，為被殺淫官遮醜；後又以“防衛過當”、“故意殺人”等罪名，加害鄧玉嬌，企圖震懾民眾，莫使效法。

而民間的反應，竟是一邊倒地為鄧女喝彩，大聲叫好，民眾仇官、仇富心態流露無遺，對貪官汙吏，莫不切齒痛恨。即便國內媒體，也是一邊倒地同情鄧女，表明，隻要稍有空間或縫隙，即便是官辦、黨辦媒體，其良心未泯的記者和編輯，也會不由自主地倒向民眾，就像八九時期的情形一樣。

街談巷議的焦點，更多的，是人情，而不是法律。為什麽不是法律？川震後，家長們要運用法律手段，為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伸冤時，法院竟把他們拒之於門外；毒奶粉風波後，家長們要通過法律途徑，為受害子女討回公道時，法院同樣把他們拒之於門外。

“法律”可以隱身，“法律”可以失蹤。但，為了懲處楊佳、鄧玉嬌們，隱身或失蹤的“法律”，卻又堂而皇之地現形了。至此，誰還不明白，眼下的中國“法律”，不過隻是當權者的專利，不過隻是為當權者服務的工具！

加害鄧玉嬌，看似巴東地方當局的意圖，其實並不簡單。為了捂住蓋子、遮掩真相，巴東當局不惜派出大批流氓，恐嚇、襲擊、毆打外來的記者和維權人士，這等行徑，固然是中國官匪一家、官家匪性的普遍現象，不足為怪。但封鎖水陸兩路，斷絕外人進入，不惜將巴東變成一座孤島，則實屬罕見，因為，這是嚴重妨礙公共交通、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嚴重損害公共利益的極端犯罪行為。巴東當局膽敢如此，必是獲得中共高層的默許和縱容。

問題就在這裏。最高統治者與地方官吏，看似互有矛盾，實際卻是生死攸關的利益共同體。維持政權穩定，有賴於地方官吏的戳力，這是中南海所需；利用手中權力，魚肉鄉裏，中飽私囊，這是地方官吏所需。雙方各取所需，則互為默契，彼此照應：地方官吏胡作非為，激起民怨，有中南海“罩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人挑戰共產黨，質疑政治製度，則由地方官吏無情鎮壓、殘酷迫害，中南海省心，高枕無憂。

隻有一種情形例外，那便是，地方官吏不聽使喚了，對中共高層陽奉陰違了，中南海就需祭出殺手鐧了。如收拾陳希同代表的“北京幫”、陳良宇代表的“上海幫”，以及今日，陳紹基、許宗衡代表的“廣東幫”。以“反腐”為名，實為權力鬥爭，不一而舉。

（6/9/09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