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8年上大學，趕上89年中國學潮，90年柏林牆倒塌。轉眼20年過去，誤打誤撞地，我們居然榮升為曆史見證人，而在未來的年輕人眼中，我們這些所謂的曆史見證人，大概跟我們今天眼裏的老知青沒有兩樣。再過20年，如果我跟我的小孫女講起64和柏林牆，她一定會睜圓她美麗純潔的大眼睛，無限崇敬地說：奶奶，你好酷耶！
“我們那時候，”我坐在那張老得顛顛東東的木躺椅上，搖著那把破得稀裏嘩啦的大蒲扇，開始講古。
其實，20年後，假設我把我在89年那個夏天的經曆如實講述給我可愛的小孫女，她一定會不屑一顧地說：奶奶，你真沒勁！
我18歲的那個夏天，突然間每天晚飯後宿舍樓前的空地上都站滿了人，其中一個男生手拿一把高音喇叭，這個喇叭每次被擰開之後，先會發出一陣警車一樣“嗚嗚嗚”的尖叫聲。他們每天從喇叭裏宣讀當天北京學生遊行的最新情況和對BBC英文台報道的翻譯，而我總是站在女生宿舍四樓的陽台上，在人群裏尋找那個名叫嚴峻的男生的影子。他在他們中間，身長玉立，不能不令我心動。那些新聞和消息象一陣風刮過我的耳際，飄流在我的意識的頂層，很淺很淺。
眾所周知，我18歲的時候是個名副其實的傻瓜。對於一個傻瓜來說，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時代並不重要，因為我們傻瓜除了在春天的時候對著幾片開敗了的髒兮兮的合歡花滴兩滴假惺惺的鱷魚淚，在秋天的時候到月亮地裏拿一瓶裝滿白開水的二鍋頭瓶子借水裝瘋，基本上沒有任何人生目標。這個世界隻要有髒兮兮的花瓣和裝二鍋頭的空瓶子，我們傻瓜的生活是不會有很大的改變的，而這兩樣東西，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沒有缺少過。
象警車一樣嗚嗚尖叫的高音喇叭響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學校也開始上街遊行了。那次遊行是由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學院組織的，我們從白雲山腳下出發，一直走一直走，經過三元裏，越秀公園，走到中國大酒店門口的時候，我實在走不動了，而嚴峻在隊伍的最前麵，根本看不見他的影子。我和同班的一個男生悄悄地溜到人群最後麵，然後趁人不備，開了小差。在回去的路上，他請我吃了一個山芋味道的甜筒。
6月初，學校飯堂門口出現絕食靜坐的人。高音喇叭裏有一次宣布了攔截軍車的計劃，但是第二天醒來，同宿舍的人誰都不知道這個計劃是否得以執行。某一天晚上，我們去英語係宿舍一樓看了一部錄像，錄像的畫麵非常模糊，黑漆漆的一片，在偶爾的燈光裏看得到成隊的坦克，聽得見黑暗掩飾不住的哭聲，喊叫聲，還有，
槍聲。
學校開始停課。有消息說中央內亂，廣州軍區已經自立旗幟，拉起隊伍要和北方對壘，瓜分天下。廣州北上的火車已經全部停開。
“要打內戰了！”說話的人眼睛裏除了驚恐還有興奮。我照常去圖書館借小說，剛剛走到西語係教學樓前麵，被幾個男生擋在路口。
“小妹妹，空校了！”嚴峻很嚴肅地說，那是他對我說過的唯一的一句話：“回家去吧！”
他回不回家呢？我們可以坐同一輛火車嗎？我在回宿舍的路上懵懵懂懂地亂想著。
去成都的火車也已經停開，我們買了去湛江的火車票，再從那裏轉車到貴陽，然後從貴陽回成都。我的老鄉，在華工讀書的阿濤坐在車廂地上彈吉他，我們麵色凝重地唱崔健，同車的人買了盒飯請我們吃，說學生娃兒可憐。
到成都的時候，學校的電報已經躺在叔叔家的飯桌上：緊急返校，違者記過！
89年夏天剩餘的日子，我們在寫檢查和反思討論中度過。我自己胡說過什麽我早就忘記了，唯一記得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說：學生的意圖是好的，他們非常值得同情。這個老師後來到德國讀博士，讀了很多年，一直沒有回去。
暑假從家裏回到學校，嚴峻已經畢業，他被分配到一個從來沒聽說過名字的西北小城市。秋天的廣州，夜晚還有溫和的暖意，我的老鄉阿濤和小川經常在周末來找我，我們在草地上跟著吉他吼崔健，喝空了很多瓶珠江啤酒，香煙熏得滿嘴發木。阿濤酒量其實不大，一瓶啤酒沒喝完，他就已經臉紅脖子粗的，這時候他會放聲大罵：他媽的都是騙人的！你們他媽的都是騙人！
阿濤和小川都參與過廣州學運組織活動，據說我們夏天的遊行收集到大筆金額的捐款，而這筆錢最後卻不知去向。90年他們兩個同時畢業，在那個建築專業十分搶手的年代，阿濤被發放回鄉，而小川比他幸運，他選擇了留校讀研。
後來阿濤成為我的好朋友旋子的丈夫，他早就不彈吉他了。每次我從德國回去，都看見他的腰圍長了一圈。
“過耳，德國有什麽好多西倒過來賣賣？”阿濤對我說。如今他是一個建築公司的合夥人。
20年後，當我對著我可愛的小孫女，準備講述這段曆史的時候，我會突然不知所措。我要告訴她什麽呢？告訴她我的經曆？那是真相的全部嗎？告訴她曆史？什麽是曆史？誰寫的曆史？
在我18歲那年，我雖然誤打誤撞地在邊緣地帶經曆了中國近代最具爭議的學潮，卻還沒有學會思考－－當一個人沒有學會思考的時候，他是沒有能力去分辨真假的。在後來的20年裏頭，我開始學習思考，64卻已經成為了曆史。在中國，自古以來，一切成為曆史的東西都是真假莫辯的。在後來的20年裏頭，當我開始學習思考的時候，我經常問自己：假設當年我在北京上學，假設我心儀的男孩子在天安門廣場靜坐，那我...？這個問題，就像另一個問題一樣難以回答：假設我早生了20年，假設我生在一個又紅又專的家庭，那我...?
假設我在我青春的18歲，為了愛情或者為了信仰，這樣為今天的人不屑和嘲笑的理由，消失在天安門廣場上，在我生命最後的瞬間，我會後悔嗎？
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傻瓜，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的消失是咎由自取。但是僅僅因為我是一個傻瓜，－－而我之所以是個傻瓜，僅僅因為我還很年輕，我還充滿熱情－－我的存在就應該被否定，我的選擇就應該被嘲笑嗎？
當我在做著一個又一個的假設的時候，我看到了無數雙年輕人閃爍的熱情的眼睛，他們被淡漠在曆史這麵莊嚴的金色旗幟的背景上，如果不經意尋找，你會以為他們從來不曾存在。20年來，他們眼睛裏的熱情被悲哀洗刷著，正在褪去最後的一點色彩。
90年秋天，有一天，我們的東德外教HerrR246;mer喜氣洋洋地走進教室，激動地對我們宣布：柏林牆倒了！東西德終於統一了！
HerrR246;mer是個矮胖的德國人，平時寡言少語，在我們學校眾多的來自各個國家的外教裏頭，他隻和一個蘇聯女外教交往密切。其實當時學校還有一個老資格的也是東德派來的外教HerrZentner，但是他們兩個見麵時也僅止於客氣的問候。我們後來才知道Zentner是東德共產黨黨員，柏林牆被推倒後，他回國遭到了審查。20年來，隔著時間去看我的大學歲月，我想起了HerrR246;mer，心頭升起一點點理解和溫暖。
我在德國認識的朋友阿明告訴我，柏林牆被推倒的那天他在場，並且親自參與了推牆的活動。阿明80年代末到德國讀博士，曾經擔任柏林工大中國學生會主席，由於組織過接待柴玲到德國講演的活動和其他一些事情，被列入中國領事館的黑名單，並被拒絕護照延期。90年的那個秋天，阿明在異國的高牆上，用榔頭狠狠敲擊那些人造的隔離帶，他看到了自己的祖國嗎？他的威嚴偉大，曆史悠久的祖國，那裏沒有養育過敢於為猶太人紀念碑下跪的維利布朗。
“我們那時候，”20年後，我坐在那張老得顛顛東東的躺椅上，搖著那把破得稀裏嘩啦的大蒲扇，開始給我可愛的小孫女講古。
“奶奶，”我可愛的小孫女撅著她美麗的小嘴，不耐煩地說：“你又來了。下次吧，我現在要和媽媽進城去買那款最新的多維遊戲機。”她的大眼睛裏充滿了向往的快樂：“中國造的，好酷耶！
“我們那時候，”我坐在那張老得顛顛東東的木躺椅上，搖著那把破得稀裏嘩啦的大蒲扇，開始講古。
其實，20年後，假設我把我在89年那個夏天的經曆如實講述給我可愛的小孫女，她一定會不屑一顧地說：奶奶，你真沒勁！
我18歲的那個夏天，突然間每天晚飯後宿舍樓前的空地上都站滿了人，其中一個男生手拿一把高音喇叭，這個喇叭每次被擰開之後，先會發出一陣警車一樣“嗚嗚嗚”的尖叫聲。他們每天從喇叭裏宣讀當天北京學生遊行的最新情況和對BBC英文台報道的翻譯，而我總是站在女生宿舍四樓的陽台上，在人群裏尋找那個名叫嚴峻的男生的影子。他在他們中間，身長玉立，不能不令我心動。那些新聞和消息象一陣風刮過我的耳際，飄流在我的意識的頂層，很淺很淺。
眾所周知，我18歲的時候是個名副其實的傻瓜。對於一個傻瓜來說，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時代並不重要，因為我們傻瓜除了在春天的時候對著幾片開敗了的髒兮兮的合歡花滴兩滴假惺惺的鱷魚淚，在秋天的時候到月亮地裏拿一瓶裝滿白開水的二鍋頭瓶子借水裝瘋，基本上沒有任何人生目標。這個世界隻要有髒兮兮的花瓣和裝二鍋頭的空瓶子，我們傻瓜的生活是不會有很大的改變的，而這兩樣東西，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沒有缺少過。
象警車一樣嗚嗚尖叫的高音喇叭響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學校也開始上街遊行了。那次遊行是由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學院組織的，我們從白雲山腳下出發，一直走一直走，經過三元裏，越秀公園，走到中國大酒店門口的時候，我實在走不動了，而嚴峻在隊伍的最前麵，根本看不見他的影子。我和同班的一個男生悄悄地溜到人群最後麵，然後趁人不備，開了小差。在回去的路上，他請我吃了一個山芋味道的甜筒。
6月初，學校飯堂門口出現絕食靜坐的人。高音喇叭裏有一次宣布了攔截軍車的計劃，但是第二天醒來，同宿舍的人誰都不知道這個計劃是否得以執行。某一天晚上，我們去英語係宿舍一樓看了一部錄像，錄像的畫麵非常模糊，黑漆漆的一片，在偶爾的燈光裏看得到成隊的坦克，聽得見黑暗掩飾不住的哭聲，喊叫聲，還有，
槍聲。
學校開始停課。有消息說中央內亂，廣州軍區已經自立旗幟，拉起隊伍要和北方對壘，瓜分天下。廣州北上的火車已經全部停開。
“要打內戰了！”說話的人眼睛裏除了驚恐還有興奮。我照常去圖書館借小說，剛剛走到西語係教學樓前麵，被幾個男生擋在路口。
“小妹妹，空校了！”嚴峻很嚴肅地說，那是他對我說過的唯一的一句話：“回家去吧！”
他回不回家呢？我們可以坐同一輛火車嗎？我在回宿舍的路上懵懵懂懂地亂想著。
去成都的火車也已經停開，我們買了去湛江的火車票，再從那裏轉車到貴陽，然後從貴陽回成都。我的老鄉，在華工讀書的阿濤坐在車廂地上彈吉他，我們麵色凝重地唱崔健，同車的人買了盒飯請我們吃，說學生娃兒可憐。
到成都的時候，學校的電報已經躺在叔叔家的飯桌上：緊急返校，違者記過！
89年夏天剩餘的日子，我們在寫檢查和反思討論中度過。我自己胡說過什麽我早就忘記了，唯一記得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說：學生的意圖是好的，他們非常值得同情。這個老師後來到德國讀博士，讀了很多年，一直沒有回去。
暑假從家裏回到學校，嚴峻已經畢業，他被分配到一個從來沒聽說過名字的西北小城市。秋天的廣州，夜晚還有溫和的暖意，我的老鄉阿濤和小川經常在周末來找我，我們在草地上跟著吉他吼崔健，喝空了很多瓶珠江啤酒，香煙熏得滿嘴發木。阿濤酒量其實不大，一瓶啤酒沒喝完，他就已經臉紅脖子粗的，這時候他會放聲大罵：他媽的都是騙人的！你們他媽的都是騙人！
阿濤和小川都參與過廣州學運組織活動，據說我們夏天的遊行收集到大筆金額的捐款，而這筆錢最後卻不知去向。90年他們兩個同時畢業，在那個建築專業十分搶手的年代，阿濤被發放回鄉，而小川比他幸運，他選擇了留校讀研。
後來阿濤成為我的好朋友旋子的丈夫，他早就不彈吉他了。每次我從德國回去，都看見他的腰圍長了一圈。
“過耳，德國有什麽好多西倒過來賣賣？”阿濤對我說。如今他是一個建築公司的合夥人。
20年後，當我對著我可愛的小孫女，準備講述這段曆史的時候，我會突然不知所措。我要告訴她什麽呢？告訴她我的經曆？那是真相的全部嗎？告訴她曆史？什麽是曆史？誰寫的曆史？
在我18歲那年，我雖然誤打誤撞地在邊緣地帶經曆了中國近代最具爭議的學潮，卻還沒有學會思考－－當一個人沒有學會思考的時候，他是沒有能力去分辨真假的。在後來的20年裏頭，我開始學習思考，64卻已經成為了曆史。在中國，自古以來，一切成為曆史的東西都是真假莫辯的。在後來的20年裏頭，當我開始學習思考的時候，我經常問自己：假設當年我在北京上學，假設我心儀的男孩子在天安門廣場靜坐，那我...？這個問題，就像另一個問題一樣難以回答：假設我早生了20年，假設我生在一個又紅又專的家庭，那我...?
假設我在我青春的18歲，為了愛情或者為了信仰，這樣為今天的人不屑和嘲笑的理由，消失在天安門廣場上，在我生命最後的瞬間，我會後悔嗎？
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傻瓜，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的消失是咎由自取。但是僅僅因為我是一個傻瓜，－－而我之所以是個傻瓜，僅僅因為我還很年輕，我還充滿熱情－－我的存在就應該被否定，我的選擇就應該被嘲笑嗎？
當我在做著一個又一個的假設的時候，我看到了無數雙年輕人閃爍的熱情的眼睛，他們被淡漠在曆史這麵莊嚴的金色旗幟的背景上，如果不經意尋找，你會以為他們從來不曾存在。20年來，他們眼睛裏的熱情被悲哀洗刷著，正在褪去最後的一點色彩。
90年秋天，有一天，我們的東德外教HerrR246;mer喜氣洋洋地走進教室，激動地對我們宣布：柏林牆倒了！東西德終於統一了！
HerrR246;mer是個矮胖的德國人，平時寡言少語，在我們學校眾多的來自各個國家的外教裏頭，他隻和一個蘇聯女外教交往密切。其實當時學校還有一個老資格的也是東德派來的外教HerrZentner，但是他們兩個見麵時也僅止於客氣的問候。我們後來才知道Zentner是東德共產黨黨員，柏林牆被推倒後，他回國遭到了審查。20年來，隔著時間去看我的大學歲月，我想起了HerrR246;mer，心頭升起一點點理解和溫暖。
我在德國認識的朋友阿明告訴我，柏林牆被推倒的那天他在場，並且親自參與了推牆的活動。阿明80年代末到德國讀博士，曾經擔任柏林工大中國學生會主席，由於組織過接待柴玲到德國講演的活動和其他一些事情，被列入中國領事館的黑名單，並被拒絕護照延期。90年的那個秋天，阿明在異國的高牆上，用榔頭狠狠敲擊那些人造的隔離帶，他看到了自己的祖國嗎？他的威嚴偉大，曆史悠久的祖國，那裏沒有養育過敢於為猶太人紀念碑下跪的維利布朗。
“我們那時候，”20年後，我坐在那張老得顛顛東東的躺椅上，搖著那把破得稀裏嘩啦的大蒲扇，開始給我可愛的小孫女講古。
“奶奶，”我可愛的小孫女撅著她美麗的小嘴，不耐煩地說：“你又來了。下次吧，我現在要和媽媽進城去買那款最新的多維遊戲機。”她的大眼睛裏充滿了向往的快樂：“中國造的，好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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