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門學運至今20周年，中國社會已經曆了大轉變，但平反六四的日子仍難以預見。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駱思典（Stanley Rosen）說，比起20年前，中國政府更懂得管理公眾，但由於政府高層無法從平反六四上獲益，因此他們也沒有理由再把這個議題帶上台麵。
美國南加大（USC）東亞研究中心政治係教授駱思典表示，若把中國高層的態度與六四事件剛發生後做對比的話，現在的態度可說比較軟化。
“ 因為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還有得到公眾廣泛的支持，他們（中國政府）多了很多的自信，而年輕一代看起來對六四不感興趣，很多人也不談論，雖然這是可以改變的，例如趙紫陽回憶錄的出版就引發話題，但比起以前，他們比較不擔心了。”駱思典說，雖然中國政府仍不希望引發六四的討論，但對於“平反”這個在過去令他們擔心的議題，現在變得不太擔心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駱思典（Stanley Rosen）。（USC網站）
因此，駱思典認為天安門平反的日子還無法預見。“很明顯地，這取決於中國發生了什麽事、世界其他地方又發生什麽事，隻是現在還沒有平反的跡象。對領導層來說，無法從平反中獲益，隻會引發問題，所以在可預見的將來，我會說還不能平反，隻有在領導層發生分歧的時候、有人說他們可以從平反中獲益的時候，才有可能。”
不過，駱思典說，中國領導層已經不再把六四事件視為一個問題，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再將此議題帶上台麵。“現在這個時候，顯然還有很多與六四有關的人，比如天安門母親、曾經經曆過事件的人，他們能將這事再度攪動起來，但不會是一個能激起騷動的議題，因為這件事沒有那麽多的‘憤怒’。”
駱思典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就是藉由激起憤怒動員人們，而和六四相比，隻要看看中國的其他事件，就能發現濫用職權等議題更令人憤慨。“例如前幾天《人民日報》上，人們談論最近兩個事件，一個是在卡拉OK工作的女性（鄧玉嬌）刺死強迫她性交易的官員案，另一個是杭州的車禍（市政協副主席的兒子賽車撞人致死案），公眾對高層子女任意而為或是濫用職權的人非常憤怒，這都是中國目前的憤怒所在，是能導致事件爆發的憤怒，而不是天安門這種發生在很久以前的議題。”
另一方麵，中國高層如今也了解到，麵對公眾時，內部必需有凝聚力、拋開分歧，也應及早掌控情勢。“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麵向，一個是凝聚力；問題可能會來臨、可能會變得嚴重，如果這個問題在領導層中造成分化，後果很嚴重。另外，社會主義、社會穩定方麵也很重要，在事情變嚴重前，應早一點掌握公眾的目光。 ”
這20年來，中國社會也發生許多變化。駱思典指出，六四後中國政府重塑政權的合法性，一方麵帶動中國的崛起，另一方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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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中國政府在兩個必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這兩件事也是為了在1989事件後重塑合法性。一是崛起，利用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的力量讓中國在世界上崛起，二是財富，提升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你看1989年之後的情況，他們曾在尋找合法性上一度遇到困難，特別是沒有人真的相信共產主義，但他們後來做得很好。”駱思典解釋道，這就是為什麽當人們談論中國的時候，會覺得他們迅速複蘇，隻是在民主方麵仍未改善。 “如果你看一些中國的調查，當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被問到西方的分權製民主時，他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因為他們也希望尋找某些能整治中國貪腐或權力濫用的方法。”駱思典說。
因此，駱思典表示，有的事情仍存在，仍會引發憤怒，但若是談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讓中國崛起，中國政府做得很好。
不過，這不代表中國的政治形態毫無變化，相反地，駱思典認為政治上的改變不斷發生。“它正在進行，隻是不一定會到達哪一個層級。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決策，公眾觀點也變得更重要。”
駱思典說，中國政府從1989年的事件學到很多，在管理公眾時也更成功，例如讓人們更有機會出國、也帶進許多外國文化。“比如美國好萊塢電影從 1994年開始進入中國，中國也開始有夜生活，卡拉OK店、夜店，他們改革了很多方麵，自從1992年冬天鄧小平南巡開始的改革計劃，引進大量的投資者後，與1989 年相比，現在的中國已經很不一樣了。”
駱思典說，六四時的學生推崇西方、嚴厲批評自己的政府，一部份原因是政府封鎖西方的消息，現在，雖然政府仍試圖封鎖很多消息，但也開放了許多訊息，不隻更了解西方、也更了解自己，這些都讓中國從中獲益。
駱思典研究比較政治、中國政治、東亞社會、政治教育等。駱思典為美國政治學會、亞洲研究協會成員，曾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編著有《21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中國電影藝術、政治與商業間的交互作用》等多本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