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見：大陸官方媒體發表文章 首提六四事件（圖）
京港台時間：2009/6/2 消息來源：明報
六四20周年將至，中國官方和媒體的態度一直諱莫如深，避而不談。是以當昨天官方報章《環球時報》發表涉及六四的長篇報道，訪問了大批建製學者，甚至在文中援引了異見學者觀點時，即時惹來了外界注目。德通社便表示，這是今年內地官方媒體首次明確提到六四事件。
這篇文章名為「Evolu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ought over two decades」，探討中國知識分子角色的演變，包括了六四事件對內地知識分子的影響。德通社特別提到文章引述了徐友漁在網誌所寫的文章。徐友漁是《08 憲章》要求民主改革的聯署者之一。
不過文章隻有英文版，沒有中文版，反映了內地官方的態度仍非常忌諱，無意鼓勵內地普羅大眾多談，文章的對象，似乎是內地知識界以至國外媒體。
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的主流觀點，但也很認真地嚐試從內地建製知識分子的觀點，去探討自身的位置、角色和心路曆程。以下為報道原文翻譯（標題為編輯所加）。
一. 80年代的知識分子
不明朗的理想主義
對於目前西方經濟陷困失敗、中國選擇的經濟發展道路則取得成功，身為官方頂尖智庫專家的丁一凡，感到很慶幸。
80年代，丁一凡理想主義地相信西方模式，能為所有問題提供答桉，但今時今日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認為20年前自己所編輯的西方思想翻譯書籍《社會學發展》，是幼稚之作。
認清中國落後歸咎意識形態失敗
80年代末當教師的丁一凡，當時像很多人一樣，對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落後，都經曆過一陣強烈突然的尷尬困惑，並將這些感覺，歸結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失敗上。「我們對中國的將來感到不安，我們希望西方能在經濟改革上幫中國。」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說。
1978年的改革開放，展開了一場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型為更具活力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在這場轉型的頭十年，中國政府發現要解決一大堆因新政策而衍生的政治經濟和學術思想矛盾。
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沉丁立教授說，當時一般人的生活未能得到全麵改善，原因之一是「官僚倒把」，以及社會一些負麵因素所構成的障礙。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則指，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仍未「完成」，中國社會正在轉型。
對將來欠信心追求自由民主成共識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張頤武解釋，在80年代，民眾對中國的未來仍不太夠信心。對中國可憐可悲的經濟狀?看不過眼，加上文革時代遺留下的極左思想，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在80年代都有一種追求自由民主的共同信念，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蕭功秦形容，「對知識分子來說，那是一個民主啟蒙的年代」。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主任張立平向《環球時報》說﹕「當時大學內的青年，全在涉獵各種各樣的知識，讀不同類型的書。」當時，有關不同社會的知識，以及有關新概念的講授，充斥了大學校園報告版的每個角落，學生們傳閱覑不同的書，進行覑各式的辯論，尤其受歡迎的，是各種關於「主義」的辯論，諸如存在主義、人道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張頤武說﹕「不明朗是那段時期的最明顯特徵。」他指當年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的選擇甚為「隨機」。
二.六四後的知識分子
「明白中國不會一夜轉變」
星島日報華盛頓分部前主編陳誌剛說﹕「80年代是啟蒙年代，並幾乎成了中國政治轉型的轉捩點。」張立平認為，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一度變得沉默」，「知識分子不再公開談論『主義』，而將焦點放在學術問題。一些人擔心中國可能往後倒退。」但這些憂慮在3年後，即1992年鄧小平南巡強調經濟改革後得到掃除。張立平說﹕「鄧小平的講話重燃了人們的希望，恢複了信心。」
六四後變沉默鄧南巡恢複信心
90年代，「經濟發展」已再非口號，人們真的目睹生活水平在提升。張頤武說﹕「中國市場經濟讓個人，尤其是草根民眾，得到改變人生的機會。」他的舅舅過去常要問張頤武一家借錢幫補，但在新政策之下，他變得富裕起來，張頤武本人的生活也好起來。
蘇聯分崩和東歐變天，令張頤武很震撼。在讀過一些法國理論家的著作後，他轉向了他所謂的「較理性」思考。他開始對中國在90年代初的發展，有一個較清晰的概念，再不認為西方模式是一切的答桉。
從理想主義走向「建設性批評」
張立平稱，1989年後，知識分子變得「較溫和及理性」，「人們明白中國不會一夜間轉變」。丁一凡說，他「知道」學運不會改變中國，「即使80年代西方文化在當時有覑巨大的吸引力」。
中國在1992年起急速變化，令一些知識分子開始緊張起來。伴隨覑財富增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為中國帶來了功利主義的好處，以及拜金主義的問題。很多人隻專注賺錢，知識分子發現他們的精英文化，被通俗文化取代；在80年代一直處於舞台中央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感到被社會邊緣化。在90年代，很少人關心知識分子說什麽，很多知識分子都離開學術圈，下海從商。在此背景下，以上海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明教授為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掀起了有關「人道主義精神」的激烈討論，知識分子自我反思，討論如何在新時代調整自身的價值，重拾已失落的「人道主義精神」。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前研究員徐友漁說﹕「若 80年代的文化意識形態，是激進和理想主義掛帥，希望藉此實現改革，那麽之後跟隨的，就是所謂『建設性批評』的社會現象，去反思人文科學及90年代中國社會的現實。」
絕對理想模式不複存在自由派新左派爭鋒
張頤武表示，中國在這段期間經曆了急劇和迅速的改變，「一種絕對的理想模式已永遠不複存在。中國人過去是如此的貧窮，他們尋求改變自身生活、令國家強大的動力是如此之強，結果成了推動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90年代還是年輕教師的他，發現學生上課隻為拿學分，上堂例牌睡覺，但在課堂外，他們會跟老師討論現實生活的具體事情和問題。「那時我開始感到中國人覺得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
徐友漁認為，麵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中國知識分開始分裂成「自由主義派」和「新左派」，他們對這段時期社會問題的根源，有覑迥異的看法，前者認為是舊權力體係妨礙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健康發展，後者則批判市場經濟，堅持抗拒。
三. 21世紀的知識分子
互聯網拓討論空間
踏入21世紀，隨覑再沒有具體意識形態主導覑中國民眾，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為知識分子提供了表達意見的空間。在80年代，張頤武常迴避諸如人權等敏感議題，他直言當時「選擇這種議題，意味否定及與社會割裂」，但現在「我們有更多空間」。
中國地位提升學術議題走向國際
這些改變也開始在哲學層麵出現。社科院的方軍認為，在中國改革的初始階段，哲學探討常集中於真相的標準，以協助改革克服意識形態障礙，但隨覑改革深化，焦點已轉到全球哲學圈子的一些根本議題，諸如怎克服工業化後的「文化危機」。
全球化加強，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也改變了國際研究。國際關係專家沉丁立指出，在90年代，核武是中美關係一大議題，當時「中國沒太多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慾求，被迫要跟從美國」，但在21世紀，這模式已變，核武再非中美間的中心問題，反而兩國正尋求戰策合作。
張立平說﹕「踏入21世紀，中國年年經曆覑巨變」，她在90年代赴美當訪問學者時，對美國科技的先進感到震撼，但當她兩年後赴華後，她對中國的劇變感到詫異，她發現美國日常生活所有的，中國幾乎全都有。「以往中國人總是想知多點有關美國的事，但現在輪到美國人想認識多點中國。」
政治改革環境保護明顯滯後
張立平說，與經濟發展相比，有兩大議題明顯滯後，那是政治改革和環境保護。沉丁立擔心，中國貧富懸殊加劇，貪汙日益嚴重，會打擊人民對政府及共產黨的信心。「知識分子不應盲目服膺於某一特別群體集團，不管他們是多數派或少數派，都應以理性方法去審視整個社會，幫中國找出符合實際情?的道路。」張頤武說。
「不再視西方思想為終極目標」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汪暉在日內瓦論壇上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可見於豁免農業稅、投資於鄉鎮醫療保健、教育和基建係統，還有教育改革和社保係統改革。張頤武說﹕「人們現在變得較成熟，他們不再視西方思想為中國的終極目標。」張立平也在訪問中多次強調，「激進改革或革命是極度不安全，在中國行不通」。
京港台時間：2009/6/2 消息來源：明報
六四20周年將至，中國官方和媒體的態度一直諱莫如深，避而不談。是以當昨天官方報章《環球時報》發表涉及六四的長篇報道，訪問了大批建製學者，甚至在文中援引了異見學者觀點時，即時惹來了外界注目。德通社便表示，這是今年內地官方媒體首次明確提到六四事件。
這篇文章名為「Evolu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ought over two decades」，探討中國知識分子角色的演變，包括了六四事件對內地知識分子的影響。德通社特別提到文章引述了徐友漁在網誌所寫的文章。徐友漁是《08 憲章》要求民主改革的聯署者之一。
不過文章隻有英文版，沒有中文版，反映了內地官方的態度仍非常忌諱，無意鼓勵內地普羅大眾多談，文章的對象，似乎是內地知識界以至國外媒體。
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的主流觀點，但也很認真地嚐試從內地建製知識分子的觀點，去探討自身的位置、角色和心路曆程。以下為報道原文翻譯（標題為編輯所加）。
一. 80年代的知識分子
不明朗的理想主義
對於目前西方經濟陷困失敗、中國選擇的經濟發展道路則取得成功，身為官方頂尖智庫專家的丁一凡，感到很慶幸。
80年代，丁一凡理想主義地相信西方模式，能為所有問題提供答桉，但今時今日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認為20年前自己所編輯的西方思想翻譯書籍《社會學發展》，是幼稚之作。
認清中國落後歸咎意識形態失敗
80年代末當教師的丁一凡，當時像很多人一樣，對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落後，都經曆過一陣強烈突然的尷尬困惑，並將這些感覺，歸結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失敗上。「我們對中國的將來感到不安，我們希望西方能在經濟改革上幫中國。」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說。
1978年的改革開放，展開了一場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型為更具活力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在這場轉型的頭十年，中國政府發現要解決一大堆因新政策而衍生的政治經濟和學術思想矛盾。
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沉丁立教授說，當時一般人的生活未能得到全麵改善，原因之一是「官僚倒把」，以及社會一些負麵因素所構成的障礙。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則指，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仍未「完成」，中國社會正在轉型。
對將來欠信心追求自由民主成共識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張頤武解釋，在80年代，民眾對中國的未來仍不太夠信心。對中國可憐可悲的經濟狀?看不過眼，加上文革時代遺留下的極左思想，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在80年代都有一種追求自由民主的共同信念，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蕭功秦形容，「對知識分子來說，那是一個民主啟蒙的年代」。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主任張立平向《環球時報》說﹕「當時大學內的青年，全在涉獵各種各樣的知識，讀不同類型的書。」當時，有關不同社會的知識，以及有關新概念的講授，充斥了大學校園報告版的每個角落，學生們傳閱覑不同的書，進行覑各式的辯論，尤其受歡迎的，是各種關於「主義」的辯論，諸如存在主義、人道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張頤武說﹕「不明朗是那段時期的最明顯特徵。」他指當年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的選擇甚為「隨機」。
二.六四後的知識分子
「明白中國不會一夜轉變」
星島日報華盛頓分部前主編陳誌剛說﹕「80年代是啟蒙年代，並幾乎成了中國政治轉型的轉捩點。」張立平認為，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一度變得沉默」，「知識分子不再公開談論『主義』，而將焦點放在學術問題。一些人擔心中國可能往後倒退。」但這些憂慮在3年後，即1992年鄧小平南巡強調經濟改革後得到掃除。張立平說﹕「鄧小平的講話重燃了人們的希望，恢複了信心。」
六四後變沉默鄧南巡恢複信心
90年代，「經濟發展」已再非口號，人們真的目睹生活水平在提升。張頤武說﹕「中國市場經濟讓個人，尤其是草根民眾，得到改變人生的機會。」他的舅舅過去常要問張頤武一家借錢幫補，但在新政策之下，他變得富裕起來，張頤武本人的生活也好起來。
蘇聯分崩和東歐變天，令張頤武很震撼。在讀過一些法國理論家的著作後，他轉向了他所謂的「較理性」思考。他開始對中國在90年代初的發展，有一個較清晰的概念，再不認為西方模式是一切的答桉。
從理想主義走向「建設性批評」
張立平稱，1989年後，知識分子變得「較溫和及理性」，「人們明白中國不會一夜間轉變」。丁一凡說，他「知道」學運不會改變中國，「即使80年代西方文化在當時有覑巨大的吸引力」。
中國在1992年起急速變化，令一些知識分子開始緊張起來。伴隨覑財富增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為中國帶來了功利主義的好處，以及拜金主義的問題。很多人隻專注賺錢，知識分子發現他們的精英文化，被通俗文化取代；在80年代一直處於舞台中央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感到被社會邊緣化。在90年代，很少人關心知識分子說什麽，很多知識分子都離開學術圈，下海從商。在此背景下，以上海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明教授為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掀起了有關「人道主義精神」的激烈討論，知識分子自我反思，討論如何在新時代調整自身的價值，重拾已失落的「人道主義精神」。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前研究員徐友漁說﹕「若 80年代的文化意識形態，是激進和理想主義掛帥，希望藉此實現改革，那麽之後跟隨的，就是所謂『建設性批評』的社會現象，去反思人文科學及90年代中國社會的現實。」
絕對理想模式不複存在自由派新左派爭鋒
張頤武表示，中國在這段期間經曆了急劇和迅速的改變，「一種絕對的理想模式已永遠不複存在。中國人過去是如此的貧窮，他們尋求改變自身生活、令國家強大的動力是如此之強，結果成了推動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90年代還是年輕教師的他，發現學生上課隻為拿學分，上堂例牌睡覺，但在課堂外，他們會跟老師討論現實生活的具體事情和問題。「那時我開始感到中國人覺得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
徐友漁認為，麵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中國知識分開始分裂成「自由主義派」和「新左派」，他們對這段時期社會問題的根源，有覑迥異的看法，前者認為是舊權力體係妨礙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健康發展，後者則批判市場經濟，堅持抗拒。
三. 21世紀的知識分子
互聯網拓討論空間
踏入21世紀，隨覑再沒有具體意識形態主導覑中國民眾，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為知識分子提供了表達意見的空間。在80年代，張頤武常迴避諸如人權等敏感議題，他直言當時「選擇這種議題，意味否定及與社會割裂」，但現在「我們有更多空間」。
中國地位提升學術議題走向國際
這些改變也開始在哲學層麵出現。社科院的方軍認為，在中國改革的初始階段，哲學探討常集中於真相的標準，以協助改革克服意識形態障礙，但隨覑改革深化，焦點已轉到全球哲學圈子的一些根本議題，諸如怎克服工業化後的「文化危機」。
全球化加強，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也改變了國際研究。國際關係專家沉丁立指出，在90年代，核武是中美關係一大議題，當時「中國沒太多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慾求，被迫要跟從美國」，但在21世紀，這模式已變，核武再非中美間的中心問題，反而兩國正尋求戰策合作。
張立平說﹕「踏入21世紀，中國年年經曆覑巨變」，她在90年代赴美當訪問學者時，對美國科技的先進感到震撼，但當她兩年後赴華後，她對中國的劇變感到詫異，她發現美國日常生活所有的，中國幾乎全都有。「以往中國人總是想知多點有關美國的事，但現在輪到美國人想認識多點中國。」
政治改革環境保護明顯滯後
張立平說，與經濟發展相比，有兩大議題明顯滯後，那是政治改革和環境保護。沉丁立擔心，中國貧富懸殊加劇，貪汙日益嚴重，會打擊人民對政府及共產黨的信心。「知識分子不應盲目服膺於某一特別群體集團，不管他們是多數派或少數派，都應以理性方法去審視整個社會，幫中國找出符合實際情?的道路。」張頤武說。
「不再視西方思想為終極目標」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汪暉在日內瓦論壇上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可見於豁免農業稅、投資於鄉鎮醫療保健、教育和基建係統，還有教育改革和社保係統改革。張頤武說﹕「人們現在變得較成熟，他們不再視西方思想為中國的終極目標。」張立平也在訪問中多次強調，「激進改革或革命是極度不安全，在中國行不通」。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