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天安門簡史 (馬悲鳴匯編)

民主天安門簡史

馬悲鳴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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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開希目擊記8226;1989年4月20日】

吾爾開希：“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往後靠一靠！（眾人：別擠，別擠！）

“我是、我是今天淩晨，四8226;二零慘案的目擊者、組織者、還有一些其他情況的知情者。我們在那裏靜坐一直堅持到了早上五點！（眾人：好！）

“在這個時候，他們出動了近千名軍警，野蠻地衝擊我們的隊伍，野蠻地毆打學生，還有北京市的其他各界的朋友。打傷人數可以說不計其數！而且他們對我們的女同學進行了猥褻汙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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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笠論絕食8226;1989年4月26日】

柴玲轉述：「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就有絕食的主意，同張伯笠聊的時候，他說：“你知道嗎？我們曆史上自古至今，都有一個殺手鐧，就是絕食，連古代皇帝也受不了這一套，別說外國了。你們要絕食，我們在校園裏也絕食，拉起一個棚子來，網些白布，都圍起來。當然我們回來，可以到宿舍裏，廁所裏偷偷吃一點，然後再出去。大學校長一看見你們絕食，你們這些祖國的寵兒寶貝，一看見你們絕食，還不得趕緊抱…你們，把你們送回來。”當時我們覺得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那是四月二十六日在作家班的事。」

--摘自1991年7月17日至24日在巴黎《八九學運曆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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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義首倡絕食8226;「等待審判」8226;《北京之春》第18期，1994年11月號】

…
　　4月19日晚在北大作家班向張伯笠等首次建議在不得已時可發起絕食。
…

此外，還有朋友指出：知識份子推波逐瀾、出謀劃策者，“將‘文革’絕食經驗傳授給學生”。我很感謝他們沒有點名。作為絕食的始作俑者，我該再“說清楚”一次了。（順便說明一句，絕食的發明權不在文革。）

　　據張伯笠回憶：“兩天過去了，中南海沒有任何動作。（指對學生們提出的七條要求。--鄭義注）。四月十九日晚，鄭義和北明又來到我的宿舍找我，鄭義建議，實在不行就絕食，這是非暴力鬥爭最有效的武器。我趕緊從書櫃上找出《甘地傳》，研究甘地是怎麽絕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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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食宣言》8226;白夢8226;1989年5月13日】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誰幹？”①

“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

“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然饑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當死亡正向他們逼近，你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拿嬋住?br />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拍拍民族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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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革初期紅衛兵引以壯威的毛澤東《湘江評論》時代的語錄有：“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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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與學生代表在人大會堂的對話8226;1989年5月18日】

李鵬：“當然同誌們提出了兩個問題，很關心。我們是理解的！作為一個政府的總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講！如果我們今天一味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我認為是不合適的，是不理智的！”

吾爾開希：“糾纏的不是我們這些學生代表。還有一點就是說，我認為沒有必要把我們一開始說過的話再重複一遍，但是好像有些領導同誌還沒有明白，那麽我們願意再重複一遍。現在解決問題的關鍵並不是說服我們在座的這些人，問題在於怎麽去讓他們去離開。他們離開的條件，我已經…（拔掉氧氣袋）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們離開這裏的條件，剛才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隻有這一種可能性，這是客觀現實，客觀事實！我們如果廣場上有一個人不離開還在繼續絕食的話，我們就很難保證剩下的幾千人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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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在黨政軍大會上的講話8226;1989年5月19日】

李鵬：“種種情況表明，如果再不迅速扭轉局麵，廣大的革命先烈用鮮血創造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就麵臨著嚴重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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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8226;1989年5月28日】

柴玲：“我們這次絕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麵孔，還要看看人民的麵孔，看看中國人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我們是在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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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8226;1989年5月28日】

柴玲：“可好多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

“我悲哀的是什麽呢？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製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而且作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外校的高聯，他們很願意要這種權力。

“（哽咽）我一個人太有限了，那麽多人爭奪權力，我從來不迷戀權力，我隻是為了…為了良心，我才不願把這個權力放棄給那一小撮那種投降派和陰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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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8226;1989年5月28日】

柴玲：“同學們總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麽？我們能達到什麽要求？我心裏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隻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麽跟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什麽上層人士，有一些什麽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達到個人的目的，玩弄自己一些交易，拚命的在做這個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讓政府采取這些措施，而在政府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所以，我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講，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裏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同學們會這樣做，但他們還是年輕的孩子們（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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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8226;1989年5月28日】

康寧漢問：“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原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隻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侯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話。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我想最終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己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的站起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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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記者問8226;1989年5月28日】

柴玲：“我就想告訴大家，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我們再失掉這個陣地的話，那中國就要複辟了。我想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判斷。”

梁淑英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梁淑英問：“為什麽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麽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這段話先不要披露，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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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記者問8226;1989年5月31日】

記者：“請柴玲同學，請你說一說你對這一次綁架的原因，你懷疑是什麽人？”

柴玲：“我想，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計劃。種種跡象表明，而且我們已經得到一些消息，政府正在收買學生中的一些變節分子，主要他們想大力地扭轉和削減廣場上的組織領導力量，整個葬送我們這場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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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見證屠殺8226;1989年6月8日】

柴玲：“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自六月二號到六月四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

柴玲：“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我們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強行地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裏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哭）。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柴玲：“市民告訴我們，這些士兵是真殺啊！對著市民區發火箭炮”。

柴玲：“越是法西斯喪心病狂地鎮壓的時候，那麽，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國也就要誕生了！民主存亡，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來了！同胞們，覺醒起來吧！打倒法西斯！打倒軍人統治！人民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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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開希見證屠殺8226;原載1989年6月28日《中國時報》】

吾爾開希：“我想簡單地說，六月四號，共和國的一個最黑暗的日子，我們的中國病了，在天安門廣場，以李鵬、楊尚昆為首的，為導演的，以鄧小平為總幕後策劃的反動軍閥，反動政府，法西斯軍隊，在六月四號的淩晨，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徹底地暴露了他們猙獰的法西斯麵目，向數以萬計的和平請願的學生開了槍，應該告訴大家，我當然現在也沒有辦法具體地說，到底有多少傷亡，可是至少可以告訴大家，天安門廣場那天晚上死的人至少數以千計，整個這次血腥鎮壓中，北京，我想數以萬計來說，也絲毫不過份，我想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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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與省思：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青年民主運動》8226;柴玲等著8226;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8226;1989年出版】

一清華學生說：“當（紀念碑）第三層的學生被打退到地麵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是跪著端起機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頂上擦過，趴在地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同學的胸膛和頭上了。我沒想到同學們是這樣勇敢的，我們一批人上去推裝甲車，這批人給子彈打倒了，又一批人就踩著前麵的屍體又衝上去。終於將一輛裝甲車推開了一個口，我和三千個同學就是在槍彈中衝了出去，衝到了曆史博物館門口。衝到這裏，這一批人隻剩下一千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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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8226;1989年6月中旬電視】

鄧小平：“他們要是成功了，我們這些人都是要上斷頭台的。你、你、你，還有你…（指在座者）”

鄧小平：“我提議大家起立，為死難的烈士們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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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井》作者鄭義《論“吃人血饅頭”》8226;1994年《新聞自由導報》】

最近更有著名人士宣稱某某等學生領袖與殺人者一樣，“都有罪”。屠殺者尚無一受到審判，死難者尚無一昭雪，幸存者也成了等待法辦的待罪之身。真是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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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之一的見證8226;電影《天安門》】

侯德建：“很多人說，廣場上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碾軋學生撤退的人群，等等。

“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麽我不知道別人是在哪裏看見的，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看見。

“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倒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麽如果我們真正使用了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隻不過是滿足了我們一時的泄恨，發泄的需要而已。這個事情是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麽之後的話，你再也沒有力量去打擊你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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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學運曆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8226;p3038226;19918226;巴黎8226;法蘭西】

廣場副總指揮李祿∶“如果我們撤離廣場，之間的區別是這個鎮壓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當時認為秘密的屠殺比鎮壓可能會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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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從德《為了曆史的見證》8226;1998年6月1日《楓華園》】

　　然而，（卡瑪導演的電影）《天安門》的警鍾敲響，柴玲身臨危難。我於是找到那位戰友，準備一道澄清，一道承擔。這時我才發現，他是那麽惶恐，與當年的俠義勇猛已判若兩人。一步不能讓，他說，否則不光斷送政治生命，以後還有斷頭台。聞言驚心，當年中共寡頭不是也說：再退，就是全線崩潰。悵然之餘，更加相信政治對人的異化。“戰友”看著同伴在前麵擋箭，卻不敢承擔自己理應承擔的責任。而在報端卻有這樣的答問：“當年嗎，誰也不代表誰”。這樣輕描淡寫，是友情的幻滅，還是本來即空？無論如何，我卻得到了解脫--在史實與友情之間，我曾那麽徘徊。但心還是隱隱作痛，我知道失去了甚麽，我為此而深深悲哀。


【網爭附錄】～～～～～～～～～～～～～～～～～～～～～～～～～～～

【boyang】∶本文好在裏麵沒有捏造的內容，讓許多當事人自己說話。

【TEKKEN】∶辛苦了。但事實中沒有觀點的話會讓不明真相的人產生錯誤的判斷。

【真實話語】∶老馬什麽謠不能造？一個事既能說成白的也能說成黑的。

【楊夏】∶馬悲鳴記性真好。腦袋大大的好，良心大大的壞。

【過客2008】∶雖然我支持六四的做法，但這招兒有點太過狠了。

【不鏽銅鼠】∶你想證明什麽？

【劍膽琴心】∶真相總會大白！！！

【cyberart】∶對六四死難者應該負全責的是中共這個殺人集團，而絕不應該是參與學運當中的任何人。

【青山綠水】∶“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們就是要在這裏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柴玲是想利用其它同學的鮮血來達到其個人目的。

【eddie】∶前一陣子胡平曾在另處闡述不要以別人的私下談話作對人評價的主要依據，我深以為然。柴玲這一私下談話，或遺書，是她所謂“讓別人去死，自己求生”的唯一出處。似乎還沒有其他人在其他場合聽到過她說起類似的想法。也許這的確是她的真實想法，但從她其他的言行來看，證據很不足。

【寂寞笙歌】∶六四的責任當然不能放在柴玲頭上，她隻不過做了當年人們的出氣筒。坦克都開進來了，幾十萬大軍壓境，就是秦始皇都被推翻了。怎麽能怪罪一個女子身上。她隻不過在特殊的場合，說了一句讓人誤解的話，偏巧讓記者給采訪播出去了。

【西風真涼】∶我認為柴玲李祿二人對六四死難者負有直接的道義責任。言重了。澄清事實分清責任沒什麽不可以道義責任？什麽道義責任？都是成年人，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就是最大的道義責任。

【巴哈】∶繼續罵吧。柴玲該罵。

【王丹】∶關於“柴玲該罵”與巴哈兄商榷

巴哈兄在回覆馬悲鳴的帖子中說“柴玲該罵”，我有點不同看法，與巴哈兄商榷∶

多年以來，外界垢病八九民運，多以柴玲為例，事由集中兩點∶

一是關於她那段“別人去死，我要活下去”的講話。如果我們單獨看這段話，那真的該罵，可是巴哈兄，你我都是經曆過當時那種情景的，不要說柴玲我們都了解是一個很情緒化的女孩子，就是我們自己也很容易陷入激憤之中。而激憤之中，人是難免失言的。當柴玲得知中共開始屠殺之時，她的情緒可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她講一些過頭的話，我覺得我們應當用寬容的態度看待，要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景看待，這樣回顧曆史也許可以更加客觀一些。尤其是，當我們批評柴玲這段話的時候，大家都仿佛忘記了一個事實，不管柴玲自己怎麽說，事實上，她是最後撤除廣場的一批學生之一。事實是，她並沒有象她自己說的那樣，真的自己跑掉，而是與廣場同學一起堅持到了最後。看一個人，是看她的言論呢，還是看她的行為，請巴哈兄三思；

二是柴玲到國外後逐漸脫離民運的事情。這件事情，我想首先我們必須尊重柴玲的選擇自由，個人選擇的自由是自由的題中之義，我們不能葉公好龍。其次，至少我個人，對柴玲的選擇，是持有一定的理解態度的。為什麽呢？其實柴玲到了海外之後，一開始也是很想積極投入民運，繼續原來的理想的，但是後來我們也知道，很多的批評潮水般湧來，仿佛六四的悲劇，不是共產黨，而倒是柴玲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對當時憑一腔熱血投身學運的柴玲來說，情何以堪。而且我自己也身有體會，在國外言論充分自由的環境下，有些攻擊柴玲的言論，用詞之不堪，態度之蠻橫，實在很傷人。當然，柴玲已經成為"過河卒子"，本應坦然麵對，但是她無法麵對，我覺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她最後選擇離開，其心情說實話我是可以體會的。這些年來，我本人已經是謹慎小心，麵對明的暗的，敵人的還有自己陣營內部的那些暗箭流言，還是會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如果不是很多朋友大力扶持，自己也不知道能夠堅持多久，因此柴玲的處境，我是可以理解的。巴哈兄在國內，可能不知道國外有國外的另一種艱險，這點，希望你能明鑒。

我在這裏為柴玲辯護，並不是因為我們曾經是戰友，所以一定要彼此保護。說來不好意思，其實自從2003年我哈佛碩士畢業的慶祝派對上，柴玲來過以後，我們至今從來沒有過任何聯係。我為她辯護，是希望我們反思六四，回顧六四的時候，應當有一個客觀的立場。

我個人的看法，是希望在六四沒有平反，中共仍然維持極權統治而繼續封殺關於六四的信息的時候，我們反思六四應當盡量對事不對人。當有一天，中國民主化取得突破，人民已經可以自由獲取資訊的時候，也許我們才能夠有更多的空間就個人的問題進行探討。否則我很擔心會被中共利用來轉移目標，讓人們的興趣集中在原學生運動負責人之間的相互指責和責任推諉上。

巴哈兄你嫉惡如仇的個性，我18年前就領教過了。我並沒有說你不對，隻是希望你能站在更為寬廣的基礎上看一些事情，這樣也許我們可以向前走得更為順暢。

【巴哈】∶謝謝王丹指教。話很短，隻有四個字，但是表達了我多年來的看法，也表達了我多年來的情感。十八年過去了，我也很奇怪自己，對很多事情的看法改變了，但對很多人的看法卻沒有改變。何為“相互指責和責任推諉”？如果沒有“相互指責和責任推諉”，怎麽能分清責任，總結教訓？

回避爭論，論事而不及人，停留在內部“搞團結”上是不會有出息的，我現在常遺憾當年對柴玲李祿他們的反對不夠堅決，也沒有足夠的能力。

我們不是共產黨人，他們可以為了一黨私利包庇李鵬，我們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運大局而避免“相互指責”，事實上也避免不了，記得你曾建議我看萊茵筆會的91年的《回顧與反思》嗎，那其中記錄著柴玲李祿等人對我的“指責”，那時他們還在忙於“比激進”，“爭功勞”哪，而彼時我還在秦城監獄服刑中。

我很高興他們為我89年事實上的“政治正確”做了背書。我也很感謝超華在我無法出席的情況下為我做了某些澄清，說了公道話。我認為柴玲李祿二人對六四死難者負有直接的道義責任，我不指望他們能負起這個責任（也許他們壓根就不認為自己有責任），他們如果能淡出民運我認為很好，我不會為此指責他們。反思89，回顧89，我沒有能力做到客觀，但是我會盡量保持對自己和對世界的忠實。再次謝謝王丹，你是好朋友。

【王丹】∶都快夜裏兩點半了，還沒有睡，就是等你的回複呢。你的回複，讓我眼眶有點濕。我理解你，我也知道你理解我，這就夠了。

【巴哈】∶我也熱淚盈眶了啊…

【吳仁華】∶我也等到夜裏兩點半，是準備看大戲的，沒想到你們哥倆這麽快就以大團圓結束了。感動！感動！今天下午，我受邀拍有關六四的短片，重點談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硬忍著不落淚，沒想到攝像的老外先哭出聲來，引得我…我們這些經曆了六四的人啊！

【呂京花】∶巴哈兄在回覆馬悲鳴的帖子中說“柴玲該罵”，我有點不同看法，與巴哈兄商榷。我在這裏為柴玲辯護，並不是因為我們曾經是戰友，所以一定要彼此保護。說來不好意思，其實自從2003年我哈佛碩士畢業的慶祝派對上，柴玲來過以後，我們至今從來沒有過任何聯係。我為她辯護，是希望我們反思六四，回顧六四的時候，應當有一個客觀的立場。

王丹這段話很理性，當初柴玲參與"八九"運動和今天淡出公眾的視野，都是柴玲個人的選擇，我們不能去改變她，應該學會尊重她。柴玲是個很孝敬長輩，疼愛兄妹好女子。97年，他們全家人住在Boston，生活料理大部分由柴玲一個人承擔，她真的很努力盡可能讓家人高興。我想，柴玲用一種適當的方式讓家人明白這些，盡可能地讓她和她們像普通家人一樣生活。

【巴哈】∶柴玲該罵嗎？言行要對照著看。柴玲的講話明確表明了她對堅守廣場的流血“期待”，這種“期待”是“預期”還是“盼望”？我不知道，讀者各自分解吧。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什麽上層人士，有一些什麽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達到個人的目的，玩弄自己一些交易，拚命的在做這個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讓政府采取這些措施，而在政府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

柴玲這裏說的“什麽上層人士”，“什麽人物名流”應當受譴責還是受到尊敬？他們的存在是可悲還是可喜？麵對真實的生命存亡，可怕冷血的政治算計難道不應當受到譴責？

說實在的，如果不是這個“私下談話”的公布，我真的難以相信89年的柴玲曾經是這麽想的，我原來一直認為她是個可愛而有些歇斯底裏的女人。我感謝這個談話的發布者。如果這個錄音帶6月3日前能送到中央台播出就更好了，有可能挽救很多生命免於塗炭，雖然這樣會使柴玲李祿等的“民主革命”事業很受打擊。

【畢時圓】∶我認為柴玲也沒有啥不真誠呀。有以血醒民這種想法的當時不是柴玲一個人。而有這種想法的人，未必就是不怕死的人。一個年輕的女人先有以血醒民的想法，然後見到有生命危險就本能的逃命——很正常啊。我不知道為什麽要罵柴玲？罵她什麽？

【巴哈】∶柴玲講話的時間是5月28日，這時距離6月3日還有5天時間。

她一方麵“期待”著流別人的血而且要“血流成河”來“醒民”（“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

一方麵又要瞞著這些跟從她的預定犧牲者們（“我想也隻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麽跟同學們說？”）

還咒罵著那些“拚命”做工作避免流血的良心人士（“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什麽上層人士，有一些什麽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達到個人的目的，玩弄自己一些交易，拚命的在做這個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讓政府采取這些措施”）

最後又要自己求生下去，讓那些堅持到底的“同學們”讓政府“血洗”去吧（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原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隻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侯血洗）。

最後的最後，難免還有些“愧疚”（“同學們會這樣做，但他們還是年輕的孩子們（哭泣）”）

言為心聲。對這樣一個人我也不知道該罵她什麽。您知道嗎？

【小喬】∶個人以為柴玲的這段話是應譴責——已經預感到會出現“流血”，不去設法避免，反而“期待”，還指責想方設法防止和化解“政府狗急跳牆”的人士是為“個人目的”，無論如何是不妥的。但我不讚同巴哈君的，是你似乎將最後結局的責任過多地歸於柴玲、李祿了——應該負責的是那些劊子手，柴李隻不過是有些錯誤的想法說錯一些話而已。

【巴哈】∶戒嚴前後，本人擔任“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總指揮，後隨北高聯撤離廣場。戒嚴之初，眾誌成城，軍隊也在觀望，派了人與學生接觸。到了後來，出租車聽說要去廣場都拒載了，政府不是吃幹飯的，而當時大部分聲援者都是吃體製內飯的，中共高層內部平息了，看風頭不對，眾人也就淡了。進入6月，廣場人已經很少了，入夜後可能隻有千人上下。北京學生在廣場也是少數，多數是些外地學生和市民。北高聯做了多次動員學生撤出廣場的努力都未成功，主要原因是柴玲李祿等堅守“保衛”意誌很堅決。

6月3日軍隊強行開進的後果是可以預期的，這時候基本可以預知廣場不退就一定會發生流血衝突。長安街上死傷那麽多人是因為很多學生市民聽到戒嚴指揮部的通告後上街“保護”廣場學生的，我也在當晚趕到廣場，在得知木樨地開槍後又趕往複興醫院看顧死難者，路上和戒嚴部隊軍車相遇而過，身邊就有中彈者，很多人的生命就此結束，很多人身體就此傷殘，就算這些人沒有預期到會大規模流血，那些宣誓要“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總指揮們都是研究生和高年級學生，如果他們對“保衛廣場”可能會招致大規模流血也沒有任何預期豈不是太失職，太應當受到指責了嗎？

其實你完全可以讚同我的。我是說柴李二人對死難者要負直接的道義責任，他們不是一般人，隻是有一些“錯誤”的想法和說法，他們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正副總指揮。責任與責任是不同的。

【小喬】∶閣下不也曾是“總指揮”嗎？須知廣場最後階段，“倒閣”很容易的，“總指揮”不見得就有“權威”。群眾運動，群眾運動，連老毛“運動”群眾後都控製不了“群眾”了。您認為當年23歲的柴玲應為廣場數千人甚至廣場以外的人的身家性命負責，竊以為的確是苛責和難為她了。我還是傾向於“我選擇，我負責”（當時上海學運中的一句口號）。

【巴哈】∶你可以看一下我在六樓給畢時圓的回複。

【畢時圓】∶柴玲個人有啥目的？一個23歲的女學生能有啥個人目的呀？柴玲的那些話是不妥——同意巴哈說的，要以命相拚就自己去。但是她畢竟太年輕。如果這句話是三十歲以上的人（長胡子的）那麽說就有些不同了。

【巴哈】∶關於“期待著流別人的血而自己不留血來‘喚醒民眾’的想法是????蛋想法”。89年時多的是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救廣場學生的烈士，不是這種????蛋。

【張鶴慈】∶巴哈兄在回覆馬悲鳴的帖子中說“柴玲該罵”，我有點不同看法，與巴哈兄商榷。我最反感柴玲的還不是讓別人死的言論。她可能沒有那麽清醒，那麽城府。我最反感的時她對天安門學生之間的矛盾，指責對方是共產黨的特務的那些講話。

【小青子】∶無人正麵反駁，證據確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