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曆史的祭奠――寫在6.4 十七周年

曆史的祭奠――寫在“6.4”十七周年

作者：李劼 (- 2006-7-18 16:42)

引言

本文提要：在“六四”血案十七周年祭奠之際，有必要對此曆史事件作一個文化的審視和曆史的觀照。雖然鄧小平對此血案有著不可推諉的罪責，但當時最有可能阻止這場血案發生的趙紫陽，也同樣犯有不可忽視的過錯。趙紫陽當時的位置在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他非但沒有調解鄧小平和學生可能發生的衝突，反而以官場上的圓滑不斷地從中脫身，把學生運動推給了鄧小平，同時也把鄧小平推給了學生運動，導致了血案的發生。此外，從鄧小平跟胡耀邦之間的那次曆史性的談話中可以得知，真正不願退休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趙紫陽。鄧小平原意是想通過他和胡耀邦、趙紫陽的帶頭退休，建立最高權力的退休製度，以防止毛澤東時代的獨裁和家天下的複辟。可是，趙紫陽及其智囊卻以“新權威主義”加以抵製，造成了上層最高權力的致命衝突，導致了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學生運動以“六四”慘案告終。

一. 鄧小平長於治國，短於治人

就共產黨的領袖素質而言，鄧小平長於治國，短於治人。鄧小平具有曾國藩那樣的改革開放能力，卻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文化高度和曆史視野。毛澤東擅長運動群眾，而鄧小平卻害怕群眾運動。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時候，鄧小平就顯露出了厭惡群眾運動的秉性。盡管鄧小平曾經是一九七六年“四五”群眾運動的最大獲益者，但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鄧小平的衝擊、對他家人造成的傷害，卻使他加深了對群眾運動的厭惡，並且還因此成了他的一個心理情結。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之交，鄧小平重新複出。上台伊始，他就宣布取消大鳴大放大字報。這曾經是毛澤東用來運動群眾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國民眾籍以向政府表達意見的主要途徑。一九七六年春天，鄧小平從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群眾集會中，聽到過同情他和支持他的聲音。但鄧小平並不領情。

一九八0年，鄧小平取締了西單民主牆，不允許民眾再以大字報的方式向黨提意見。一九八七年初，鄧小平以撤銷胡耀邦總書記職務和點名批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方式，向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表明了勢不兩立的態度。

鄧小平一方麵吸取了毛澤東的獨裁教訓，努力建立集體領導；一方麵又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一黨專製，既不容他黨參政，也不容他人議政。鄧小平通過退休製度的確立，成功地將共產黨由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黨轉變成了致力於改革開放和安邦治國的執政黨。同時，他又以默許子女經商，以身作則地開始了權力尋租、以權換錢的官僚資本主義。鄧小平雖然不再重蹈毛澤東式的家天下和世襲製，讓子女經商、而不是讓他們準備接班；但鄧小平又不肯放棄黨天下的政治體製，橫眉冷對民眾的言論權利、信仰權利、議政權利和參政權利。可見，以“六四”開槍結束學生運動，並不是鄧小平的心血來潮，而是他一貫的政治立場，也是他對群眾運動長期抱有的敵意。

鄧小平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彈壓，不僅忘記了五年前學生以“小平，您好！”的橫幅向他表示的支持和友好，而且也忘記了中國民眾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不惜流血犧牲向他表示的擁戴。文化大革命時軍隊支左，連槍都不敢帶，隻帶毛澤東的語錄。蔣介石麵對洶湧澎湃的學生請願，寧可下跪也不肯開槍。鄧小平在麵對民眾時的高度，比不上毛澤東是可以理解的，但比不上蔣介石，卻實在是矮得可以了。須知，正是當年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的肆意屠殺，使中國共產黨擁有了巨大的道義資源。

鄧小平的斷然開槍，打掉了無數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換來的正義感和道德優越感。鄧小平的斷然開槍，也打掉了人民軍隊的人民性，致使一些老將軍氣憤難平：人民的軍隊，竟然向人民開槍！

鄧小平的斷然開槍，不要說在毛澤東那裏通不過，就是在列寧那裏也行不通，尤其馬克思的在天之靈，更是因此哭笑不得。毛澤東曾經斬釘截鐵地說過，鎮壓群眾運動，絕沒有好下場。列寧會對鄧小平說，本來還以為你又要搞一次十月革命，沒想到你把中國的一九八九年變成了俄國的一九○五年！馬克思會把鄧小平定為千古罪人。因為鄧小平的開槍，導致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終結。整個一場共產主義，從巴黎公社開始，到“六四”慘案結束。一個直接的曆史效應便是，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紛紛倒地。馬克思的在天之靈，不過打了個盹，醒來發現，《法蘭西內戰》裏的梯也爾為成了鄧小平。小平同誌，真是玩笑開大了。當年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難道連《法蘭西內戰》都不曾讀一讀麽？

將近一百年前的慈禧太後，殺了幾個書生，弄得灰頭土臉，後來還差點被八國聯軍扯去聽政的垂簾。一九八九年的鄧小平殺了那麽多的無辜百姓，竟然好意思慰問軍隊。當年周武王打下朝歌，恭恭敬敬地拜訪殷商大賢箕子；還下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表示要與暴力革命一切兩斷。那還是兩軍交戰，兩國相爭。而今，鄧小平殺了手無寸鐵的百姓，竟然都不知道說聲對不起，硬生生地讓那些孩子們的媽媽，變成了“天安門母親”。

毛澤東搞繼續革命，確實是站在窮人的立場，站在陳勝吳廣的立場。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選擇的是富人的立場。鄧小平不喜窮人，也不喜知識分子。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沒讀過大學，卻始終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就算沒有那個退休事件，胡耀邦也早晚會和鄧小平分道揚鑣。

成為先富起來的富人，雖然基於不公平的競爭，但也頗有黑格爾說的意思，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隻是黑格爾沒有說過，凡是合理的，就可以是沒有底線的。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越過了底線。因為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不可以殺死沒有富起來的窮人。“六四”慘案的無辜死難者，絕大部分是可憐的窮苦人。就算是讀上了大學的學子，也是窮人家的孩子。且不論“六四”是否平反，至少得給死了孩子的窮苦百姓一個說法，一點補償。



二、趙紫陽本來可以阻止慘案發生，可是他卻抽身走開了

倘若以戊戌變法來比較的話，那麽趙紫陽的角色就像是重演了一次光緒皇帝。但趙紫陽並不真的是光緒。趙紫陽比光緒要聰明得多。光緒連自己的愛妃都保不住，可是趙紫陽卻能夠在一場驚濤駭浪裏，帶領著全家人平安度過，毫發無損。相比於鄧小平的一身血汙，趙紫陽幹淨得一塵不染。

將來的曆史家家，平心靜氣地麵對曆史時，他們會發現，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其實是有一個人可以阻止慘案發生的，那就是趙紫陽。也隻有趙紫陽，可以化解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的過結。學生運動興起之後，最令人擔心的就是，讓學生直接麵對鄧小平。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那股怒氣和那種情結，趙紫陽不會不知道。而且，趙紫陽更為清楚的是，鄧小平是真心實意想要以身作則地建立退休製度的。然而，趙紫陽不僅聰明絕頂地把學生運動推給了鄧小平，而且有關鄧小平通過胡耀邦向他透露的退休計劃，他不僅極為世故地三緘其口，還借跟戈爾巴喬夫會麵的機會向學生暗示，他們的命運，乃是握在鄧小平手裏，跟他趙紫陽無關。

在曆史的關鍵時刻，作為一個普通人，趙紫陽完全有權利選擇自保，就像在戰場上，士兵有權利選擇投降。放棄責任，也是一種自由。但問題在於，得把真相說清楚。鄧小平確實不喜歡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但在建立退休製度上，鄧小平是真心誠意的。並不是鄧小平不肯退休，導致了上層最高權力的衝突，而是鄧小平的退休計劃被擱淺，造成了高層的動蕩和不安。

不善言辭的鄧小平，對於他所從事的改革，確實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想法。其切實可行之處在於，該冒險的時候就冒險，該穩重的時候就穩重。政治在這樣的曆史時期，真的成了一門藝術。就政治是一門藝術而言，胡耀邦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藝術家。他的天真，將政治改革弄巧成拙。趙紫陽似乎懂得這門藝術，可是卻把自己的政治才智交付給了自私的聰明。鄧小平的退休計劃，先是被胡耀邦打亂，後是遭到了趙紫陽的抵製。趙紫陽的智囊們，以新權威主義的造勢，把鄧小平逼向死角。

其實，鄧小平是預感到趙紫陽不肯退休的。這可能也是他之所以把退休設想透露給胡耀邦，而不是直接告訴趙紫陽的原因之一。鄧小平相信胡耀邦是肯退休的，但對於趙紫陽是否願意退休，鄧小平沒有把握。

在後來經網路廣為流傳的那次曆史性的談話中，鄧小平告訴胡耀邦說：“我全下，辭去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軍委職務，紫陽也半下，去當國家主席，總書記和總理都讓年輕人去做。”（引自《國史通鑒》第四卷187頁）鄧小平向胡耀邦如此交底，並非是故作姿態。早在一九八四年與金庸的一次會麵中，鄧小平就已經透露了自己不願當主席的退休想法。鄧小平雖然固執，但卻實在，不會像毛澤東那樣玩欲擒故縱之類的遊戲。

三、胡太天真，趙太聰明

問題是出在胡耀邦太天真。天真之於藝術家是必備的，但天真之於政治家，卻是一個致命傷。天真的胡耀邦，混沌未開，其心態依然停留於當年兒童團時的紅小鬼，絲毫沒有掂出鄧小平上述一番話的份量。胡耀邦把一個極為重大的政治步驟，當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樣的家常小事，隨隨便便地捅了出去。並且，還沒有把話說清楚，說準確。有關高層退休的話題，傳到後來，竟然變成了胡耀邦勸退鄧小平，而不是鄧小平告訴胡耀邦，他有個退休的設想。

鄧小平改革的一個重要特色在於，隻做不說。鄧小平把一個絕對不能言說更不可談論的秘密，告訴了胡耀邦。胡耀邦隻消老練一些，就應該明白此事一旦說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當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會的政治遊戲規則，胡耀邦如此率真，並沒什麽過錯。假如參照蘇聯東歐後來發生的巨變，鄧小平的決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筆。但鄧小平麵對的是中國的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是中國式的政治環境。無論是相對於幾千年的專製傳統，還是從以後的曆史進展來看，鄧小平跨出這一步，都是一種極限意義上的努力。

與胡耀邦誤在太天真不同，趙紫陽是錯在太聰明。聰明本身是無可指責的，況且趙紫陽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為他的聰明所造就的。作為改革開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鄧小平介於傳統文化和商業文明之間，胡耀邦是由於複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煥發，而趙紫陽的過人之處是能夠在文化心理上提前進入商業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趙紫陽的聰明使他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領先於鄧小平和胡耀邦。正是這樣的領先，使他對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為然，也產生了與鄧小平分庭抗禮的衝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衝突，是兩種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國曆史從專製傳統裏解放出來，進入商業文明社會，此乃大勢所趨。與鄧小平代表著曆史的可能性相比，趙紫陽代表了曆史的趨勢。趙紫陽很聰明地走到了鄧小平前麵，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麵。雖然胡耀邦本著早期共產黨的“五四”激情，充滿青春活力，頗有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之明亮，但對於商業文明的思維和觀念，卻不無茫然。相比之下，趙紫陽領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識到的商業文明，在高爾夫球場充滿自信地一杆杆擊向未來。

平心而論，以趙紫陽的聰明，在一個商業文明世界裏，他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劇在於，他所置身的卻是一個中國式的傳統文化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裏，不僅天真會成為災難，聰明也會被聰明所誤。按照現代商業文明觀念，像胡耀邦這麽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會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筆生意，是沒什麽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時候，趙紫陽的反應就是這麽現代的。趙紫陽的下意識裏可能還會認為，像胡耀邦這麽孩子氣十足的人，早該讓賢了。因此，趙紫陽非但沒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還十分平靜地、仿佛早就預料到了似地從胡耀邦手中接過了總書記的大權。

趙紫陽顯然不太知道，商業文明的聰明再現代，也及不上中國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國式的政治遊戲規則，趙紫陽和胡耀邦作為鄧小平的左右手，無論誰遇難，都是唇亡齒寒。趙紫陽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間有什麽成見，不管彼此間產生過什麽矛盾，必須以同進共退、作為各自保護也是互相保護的前提。當鄧小平準備廢黜胡耀邦的時候，隻有一個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趙紫陽。但這樣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質樸，或者說愚鈍。因為任何一個聰明人都不會做這種傻事，尤其是一個商業社會的聰明人。

趙紫陽在很聰明地接過胡耀邦手中的權力時，同時也向鄧小平間接地表達了，他趙紫陽是不會按照鄧小平安排的計劃主動退休的。此刻的趙紫陽，正值雄心勃勃之際。觀念上的領先，使他產生了許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圍的幕僚，以新權威主義作口號的造勢，正在使他蒸蒸日上。電視片《河殤》轟轟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澆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個不恰當的比方，一麵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邊，隻能悲悲切切地燒燒詩稿；一麵卻是趙紫陽好比薛寶釵似的，正準備歡天喜地的進入洞房。趙紫陽一點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想要避開的一隻蟄伏在鄧小平內心深處的猛虎，正在慢慢醒過來。

如果說，胡耀邦的天真不過是讓鄧小平恨鐵不成鋼，那麽趙紫陽的如日中天，卻讓鄧小平感覺像被蟄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沒有後來的“六四”學潮，趙紫陽早晚也會成為鄧小平自斷臂膊的下一個目標。就算鄧小平並不嫉妒趙紫陽的日漸坐大，也會為趙紫陽不想按照他鄧小平暗中定下的計劃退休而不無惱意。正如趙紫陽認為自己的觀念是最領先的，鄧小平認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領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間，誰勝誰負，按照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可能是難以判斷的，但在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裏，卻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說趙紫陽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可能會遭到不測，那也並不盡然。要不，就無法解釋趙紫陽在學潮麵前的一避再避。趙紫陽期待著水到渠成，但絕不主動出擊。趙紫陽的第一避，就是借訪問朝鮮的機會，揚長而去。假如僅從官場較量而言，趙紫陽此舉無疑是聰明的，把難題留給他人，然後自己回來從從容容地收拾殘局。但問題在於，趙紫陽麵對的不隻是一場官場上的權力鬥爭，而是一個嚴峻的曆史時刻。此時此刻，不要說訪問朝鮮這麽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即便是訪問美國那樣的超級大國，趙紫陽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經燃遍全中國的學潮不管。

趙紫陽雖然沒有借學潮向鄧小平發難，但他的甩手而去，卻間接地給了鄧小平一記悶拳。因為事情非常簡單，必須要有人負責。趙紫陽不負責，那麽隻好請鄧小平開口。鄧小平一開口，就從嘴裏跳出了那隻醒過來了的專製猛虎。你們要鬧事，好吧，我有三百萬軍隊。學潮於是被定性為動亂。

鄧小平的惱怒，明裏是針對勾起他文革回憶的學生運動，暗裏是給趙紫陽甩手而去的一個回應。隻是對學生運動的不滿是可以明說的，而對趙紫陽的不快卻是隻能暗示的。趙紫陽當然不會不知道鄧小平為何給學生運動作如此定性，他的回擊是一下太極推手，似乎漫不經心地向戈爾巴喬夫透露，鄧小平才是真正的當家人。趙紫陽由此再一次以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作了一次中國官場上的運作：你不是開口了麽，那麽就請你負責了。自此，一直身處後台的鄧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麵，並且作為學生運動最直接的對立麵，就像當年作為走資派麵對紅衛兵一樣。

本來是應該由趙紫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學潮。這樣既保護了素來不喜學生運動的鄧小平，又消除了學生運動在激情之下的鋒芒所向。因為要想保護學生，首先應該保護鄧小平，不讓他成為學生運動的對立麵。這就像當年的紅衛兵想要揪鬥陳毅時，周恩來死死地擋在前麵。因為周恩來知道，他保護的不啻是一個陳毅。同樣道理，趙紫陽假如能夠保護鄧小平，那麽他所保護的也遠遠不啻是一個鄧小平，而是全體學生，而是所有卷入學潮的中國民眾，而是由鄧小平和他趙紫陽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開創的改革開放大局。

但趙紫陽沒有這樣做。趙紫陽沒有這麽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鄧小平的計劃退休。從趙紫陽的一係列作為，包括他給鄧小平寫的那封對胡耀邦不無微詞的長信來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來已經顯得保守的鄧小平退休，然後由他獨掌大權。

麵對學生運動時，聰明的趙紫陽又聰明地以為，這可能是他借助學潮逼退鄧小平的一個機會。他不知道他把學潮作為一個難題推給鄧小平時，也給學生出了一個大難題。素有心理創傷的鄧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決學潮這個難題。而學生也沒有能力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既能夠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又能夠解決學潮這個難題的，隻有趙紫陽。趙紫陽應該知道個中三昧。但他自作聰明地從中抽身，聽憑那二個難題彼此激烈衝撞。


四、沒有贏家，兩敗俱傷

“六四”過後，人們很不理解鄧家子女何以對趙紫陽恨得咬牙切齒，因為誰也不知道此中的奧妙，不明白其間的利害關係。這是按照學術觀念和道德標準永遠也弄不明白的。人們隻知道把趙紫陽奉為英雄，把鄧小平釘上恥辱柱。也許隻有鄧家的子女，才會深切地體味到，其父親在下令開槍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就鄧小平和學生運動而言，“六四”沒有贏家，雙方兩敗俱傷。

這個兩敗俱傷的結局，趙紫陽有著不可推諉的責任。胡耀邦下台時，趙紫陽沒有以跟胡耀邦共進退來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經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學潮麵前，趙紫陽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將學潮和鄧小平同時置於死地。因為麵對一九八九年的學潮，趙紫陽比鄧小平更合適也更可能成為學潮麵前的周恩來。不論周恩來的曆史功過如何，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國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來的時刻。而且，最合適扮演這一曆史角色的，就是趙紫陽。要讓學生退回學校，要讓鄧小平收回那隻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擋住學生，勸退學生。而要勸退學生，又必須讓學生消除對鄧小平的敵意。事實上，在學生和鄧小平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敵對關係。學生對學校裏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的痛恨、對學校裏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負
學生事件的積怨，遠遠超過對鄧小平的不滿。但是，憤怒就像愛情一樣，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個地方。就此而言，趙紫陽的一避再避，等於是一推再推，把鄧小平毫無遮擋地推到了學潮麵前。

從官場運作的角度來說，趙紫陽太聰明了。避得不動聲色，推得不動聲色。即便在最後聰明反被聰明誤之際，趙紫陽依然十分聰明地跑到廣場上去，向學生告老還鄉。悲壯的告別，非但沒有勸退學生，反而激怒了學生，使學生再也不可能離開廣場。當善良的中國民眾此後一遍又一遍地讚頌趙紫陽的時候，他們很少有人想過，趙紫陽的向學生道別，等於是把學生推到了鄧小平的槍口上。同時，趙紫陽也以背對鄧小平的方式在向鄧小平示威：想要開槍，那就開吧。反正子彈打不到老趙身上。

在戒嚴令即將下達的晚上，趙紫陽如同賈寶玉懸崖撒手那樣地來了個廣場撒手。趙紫陽反對開槍，但不願承擔任何責任。趙紫陽既不想保護鄧小平，也不憐惜學生。假設趙紫陽是電視連續劇《天下糧倉》裏那個有良心和良知的滿清官員，他也許會跑到廣場上就地坐下，與學生共進退。假如趙紫陽以此一麵勸退學生，一麵暗示鄧小平：你要開槍，就先打死我。趙紫陽可能因此而在學生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威望，同時又握有了與鄧小平談判的王牌。但趙紫陽並不想擔當。無論以什麽樣的方式擔當，趙紫陽都不願意。趙紫陽骨子裏並不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而不過是個在官場上遊刃有餘的自私自保的官員。趙紫陽說完，溜之大吉，扔下憤怒的學生，連同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聽憑他們手無寸鐵地麵對同樣憤怒的鄧小平和即將開進城裏的軍隊。此刻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心中有沒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經變成了那隻叫做專製的猛虎。

趙紫陽之於鄧小平的這種小聰明，在某種意義上，不下於當年張學良在西安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這類事件要是犯到毛澤東頭上，當事人可能與劉少奇一般下場。然而，事過之後，鄧小平隻是如同蔣介石軟禁張學良一樣地軟禁了趙紫陽。這與其說是時代不同了，不如說鄧小平確實與晚年毛澤東不太一樣。鄧小平不會不意識到，他將當年對紅衛兵的痛恨，發泄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學生們頭上。相比之下，趙紫陽當然輕鬆多了。這不是無官一身輕的輕，而是事不關己的輕。借用一個魯迅的說法，則是一種做成了看客的輕。

本來是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後卻憑借著官場上混出來的聰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觀眾席上。趙紫陽由此獲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鄧家子女一樣做了生意的趙家公子。在學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趙紫陽沒有被良心折磨得發瘋。他可能還不無慶幸，因為他知道鄧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難過得多了。再說，從權力中心退出之後，官場上的聰明也就不再需要了。退休後的趙紫陽，單純了許多。他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無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趙紫陽以這樣的恪守，度過了他的晚年，最後得以善終。

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唯一的遺憾可能是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雖然“六四”學潮是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聞和曆史事件，但西方人卻把和平獎頒給了跟“六四”毫無關係的達賴喇嘛。這與其說是對達賴的大聲褒獎，不如說是對趙紫陽的無聲批評。西方文明雖然與東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還沒有笨到連趙紫陽的聰明都看不出來的地步。

平心而論，鄧小平並非“六四”慘案的唯一製造者。鄧氏改革碰到如此一個劫難，也不完全就是鄧小平之過。假如胡耀邦不那麽天真，假如趙紫陽又不過於聰明，那麽鄧氏改革也許不會陷入兩難的困境。改革的設計再出色，也得有嫻熟的政治操作來執行。戊戌變法的時候，李鴻章在政治上並非不讚同變法，但他看出康有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誌大才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隻好很無奈地抽身走開。因為李鴻章明白，且不說光緒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緒具有康熙那樣的本事，也會斷送在康有為式的烏托邦狂熱裏。

五．《河殤》的政治圖騰意味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與“五四”遙遙相望的啟蒙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再次扮演了社會良心的文化角色。一時間，讀書和寫作，成為一種時尚。學子們一麵拚命閱讀西方經典，一麵迫不及待地競相標榜自己的學問和思想。天下仿佛又回到了梁啟超們或者陳獨秀們輩出的時代。直到事過境遷，人們才發現，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已經沒有了二十世紀初那些先人們的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他們不僅浮躁，而且世故；他們野心勃勃，卻又怯懦平庸。有利可圖，大家蜂湧而上；發現危險，爭相逃之夭夭。在曆史的緊要關頭，政治領袖如趙紫陽者不肯扮演英雄，知識精英如方勵者也寧可隔岸觀火，好比牧童遙指杏花村那樣地遙指廣場。並且，雖然沒有做一把康有為，也照樣煞有介事地逃進外國大使館。在“六四”這場悲劇之中，知識分子上演的大都是不無喜劇性的插曲。跑到廣場上抱著學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趁熱打鐵準備成立臨時政府者有之；袖手旁觀者有之，探頭探腦者有之，突然跳上台上慷慨激昂一番者有之。如此等等。

在諸如此類的插曲當中，應該數“六四”發生之前播映的電視片《河殤》最為轟動，也最有代表性。就思想性和學術性而言，《河殤》既不深刻，也不嚴謹。該片不僅對西方文化不甚了了，而且對中國文化也是一知半解。以蔚藍色文明和黃色文明的比喻來談論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以海洋和黃土來概括彼此間的差異，源自於對這兩種文化的精神內涵的茫然無知。當然了，假如《河殤》僅止於曆史文化的探討，也不失為一家之言，至少可以看作是對商業文明的向往。打破閉關自守，以開放的心態走向世界，那是許多中國人所向往的。但問題的關鍵是，《河殤》真正關注的並不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異同。《河殤》骨子裏是一部新權威主義的政治圖騰，意在為呼之欲出的趙紫陽造勢。

主張由一個強權政府推行經濟自由化的新權威主義，是在趙紫陽接替胡耀邦成為總書記之後，風行一時的政治思潮。這股思潮並非來自民間的自發研討，而是由趙紫陽政治智囊精心策劃的刻意造勢。這樣的造勢起先是在思想文化界發端，經由《河殤》一片的播映，推向全國。

呼喚商業文明固然順應曆史潮流，但《河殤》真正想突出的，與其說是商業文明，不如說是新主趙紫陽。或者說，《河殤》借助了中國民眾之於商業文明的渴望，將新一輪的最高權力者隆重推出。假如去掉鄧小平向胡耀邦所透露的退休背景，如此造勢也不失為一種曆史的選擇。但對比鄧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那番設計，作為新權威主義力作的《河殤》，無疑相當浮躁。從政治操作上說是冒進的，從思想文化上說是空洞的，從實際可行性上說是可疑的，而從創作心態上說則是相當矯情的。這樣的圖騰方式，在曆史上並不鮮見，一百多年前的康有為就曾經上演過。一種說法稱之為帝王師，另一種說法則叫做挾天子以令天下。

商業文明本身是強調公平和平等的，但渴望商業文明的《河殤》卻充滿著話語權力的囂張，充滿著君臨天下的霸氣。再愚鈍的觀眾，看了《河殤》都會感覺到，有人要登台亮相了。而稍許有點政治敏感的觀眾，一看《河殤》就明白，最高權力的核心人物要換人了。因為在《河殤》的畫麵上，作為中心人物出現的，不是改革開放的主持者鄧小平，而是剛剛上任的總書記趙紫陽。

平心而論，比起毛澤東時代的造神，鄧小平是相當低調的。除了在深圳有一幅畫像、作為改革開放的象征，鄧小平很少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己。這不僅是吸取了毛澤東時代的教訓，而且與鄧氏在政治改革上的退休計劃，也完全吻合。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淡化最高權力。可是，《河殤》的新權威主義方式，卻是強化最高權力。在政治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鄧小平選擇的是低調而有效的步驟，而《河殤》推出的卻是高調而可疑的冒進。而之所以如此冒進的全部原因，就是迫不及待地要讓趙紫陽取鄧小平而代之。就算《河殤》以此挑戰鄧小平是一種勇氣，但《河殤》選擇的新主趙紫陽是否能夠擔當起曆史的重任呢？任何最高權力，都不是不可挑戰的。但既然挑戰，就得擔當。趙紫陽真有能力取鄧小平代之麽？《河殤》智囊們真有本事做到鄧小平做不到的事情麽？

當年康有為帶著《大同書》式的烏托邦走進皇宮時，算得上是個誌大才疏的例子了。可是對比趙紫陽的幕僚們在《河殤》一片中透露出來的浮躁，卻既比康有為更加烏托邦，又比康有為更為盛氣淩人。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低調和淡化；而趙記新權威主義所張揚的，卻是高調和強化。如果硬要說鄧小平是保守的，那麽鄧式的保守恰恰最接近解構專製的民主政治，而趙記新權威主義的激進，卻把自由經濟的可能和保障，完全交給了專製的權力。對照後來的曆史進程，假如沒有鄧小平定下的退休製度，那麽在威權之下的經濟繁榮，很有可能會在政治上同時複活新加坡式的世襲製和家長製。曆史證明了鄧小平通過談化最高權力的低調政治改革，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其中暗含著的對中國專製傳統和專製文化心理的估計，是充分而準確的。

至於《河殤》的創作心態，也是相當專製的。話語權力的專製，有時比權力的專製還要霸道，還要頑固。《河殤》一片的某些創作人員，即使到了美國，還會以挾天子以令天下的方式挾基督以令信眾。透過《河殤》貌似激進的話語，可以看到其專製的文化心態和思維習慣。《河殤》的政治圖騰，不僅跟政治改革毫不相幹，而且根本杜絕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由於《河殤》在話語上的激進，後來竟然會陰差陽錯地成為“六四”學潮要求民主的導引，把學生的敬意悄悄地引向新權威的核心趙紫陽。曆史有時就是這樣的毫無邏輯可言。

從邏輯上說，《河殤》的政治圖騰與“六四”學潮之於民主政治的訴求，是完全不相幹的。而且，在學潮開始的時候，學生的反腐敗目標，不僅指向鄧家子女，也同樣指涉到趙家公子。假設沒有鄧小平的存在，讓趙紫陽獨自以新權威主義的姿態麵對學潮，很可能會是另一番景象。在思想上和道義上真正與學生運動有共同語言的，可能會是已然逝世的胡耀邦。隻是由於趙紫陽需要以借力打力的方式對付鄧小平，才有了他的那套太極推手：既讓學生運動的矛頭最後完全指向鄧小平，又將鄧小平的怒氣成功地引向學生運動。而趙紫陽的幕僚和《河殤》的製作者們，也就跟著趙紫陽在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這麽推過來，推過去。那一陣子的忙碌，全都是無形的，隻能感覺到氣體在流動，根本看不見他們當中有誰大大方方地與學生站到一起。他們當中不乏想要成為康有為者，卻沒有一個肯做譚嗣同。

假如沒有那麽一番政治圖騰，《河殤》本當是對中國曆史的追悼。但由於夾雜了新權威主義的圖騰，結果導致了一場充滿悲劇性的國殤。在整個一場悲劇當中，學生是無辜的；鄧小平假如不開槍的話，那麽也是無辜的。因為鄧小平並沒有拒絕政治改革，他隻是按照中國的政治環境和中國的曆史特征，設計了一個中國式的漸進方式。可是，中國的國情就怪在，在能說會道和腳踏實地之間，前者永遠受稱讚，後者永遠背黑鍋。《河殤》至今為人稱道，而鄧小平將永遠被非議。
在一個群情激昂的曆史關頭，激進的話語確實更能俘獲熱情的學生；但等到事過境遷，對於激進不能沒有反省。在這場悲劇中，鄧小平不得不承擔的，是開槍的罪責。但有關中國式的政治改革，鄧小平非但無咎可究，而且有功可稽。反倒是《河殤》所張揚的新權威主義，成為日後政治改革的一個巨大障礙。以後的曆史證明，威權底下的經濟非但不是自由的，而且依然可以成為哈耶克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既然政治是威權，那麽經濟的自由隻能是一廂情願的烏托邦。至少是迄今為止，中國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最大進展，始終不過是鄧小平設計的退休製度。


六．廣場上的呼喚民主喚醒了專製

自“五四”以降，中國的學生運動幾乎成了一種傳統。每每在曆史的緊要關頭，總是學生，而不是政府或者知識分子，站到曆史的最高處，登高長嘯。學生運動因此有了獨特的曆史文化意蘊。比起鄧小平在學潮麵前的茫然和反感，毛澤東卻深諳其道。曆史上的紅衛兵運動，且不論功過如何，至少也算是毛澤東的獨創。毛澤東深知學生運動當中，蘊含著極大的政治能量。曾幾何時，就連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古話，也都被學生運動改寫成了政府不知亡國恨。

與學生運動成為一種文化傳統相應，如何麵對學生運動，也變成了一門藝術。被毛澤東逼到紅衛兵麵前的周恩來，可能是處理學生運動的最大藝術家。個人的魅力和崇高的威信，可能是成為這類藝術家的必備條件。除此之外，還得有敢於舍身的忘我境界。就此而言，1989年，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趙紫陽，隻要具備這樣的境界，那麽結局就會截然不同，曆史也會全然改寫。

1989年的“六四”學潮，不僅是中國曆史上，也是全世界範圍內最令人震撼的一次學生運動。雖然學潮後來把矛頭指向了鄧小平，但從學潮爆發出的那種憤怒之強烈、所涉人眾之廣上看，卻是早先毛澤東時代的壓抑結果。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隻是給這樣的爆發提供了可能。真正的壓抑，來自於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是在代毛澤東受過。

學潮就像民眾一樣，通常會陷入盲目的情緒裏。假如要細究1989年的學生情緒，大都來自學校裏的種種壓抑，其中包括教育體製的不合理，課堂教材的陳腐，師資的老化，學校製度的專橫等等。這些問題無疑是毛澤東時代的遺患，也是鄧小平沒有來得及改革的陳弊。鄧小平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在政治改革上，都是少見的行家。唯獨在關乎思想文化的教育體製上，從來不曾領略過蔡元培式的兼容並蓄。鄧小平不知道他的這種無知，給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隱患。大學生們從名義上說乃天之驕子，實際的生存狀態卻豬狗不如。學潮爆發之前一個月左右，在北京清華園附近發生的北大哲學係畢業的青年詩人海子自殺一案，足以說明學生被壓抑到了什麽程度。學生們幾乎天天盼著有機會上街。因為唯有走在遊行隊伍裏，他們才被當作人看待，他們才有尊嚴，他們才能找回應有的自信。不管學生運動提出什麽口號，訴諸什麽名義，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找回做人的尊嚴。

學生的這種處境和壓抑狀態，不要說鄧小平一無所知，即使是趙紫陽，也並不深知就裏。而趙紫陽的智囊們，除了想方設法利用學生運動，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學生為什麽如此熱衷於上街和遊行。極度壓抑之下的學生，太需要上街遊行的籍口了。不管是1989年的死了重要人物，還是後來90年代的被炸了使館，隻有一要機會，馬上就上街。更不用說，胡耀邦的逝世跟學生運動還真的有著很大的關係。按照官方的公開說法，胡耀邦的下台，跟1987年的學潮有關。

北京學生在1989年對胡耀邦的紀念，與北京民眾1976年清明節的紀念周恩來十分相像。隻是1976年的紀念，帶有十分明確的另一層含義：為再次被打倒的鄧小平鳴冤叫屈。令人感慨的是，時過境遷，這一次的紀念胡耀邦，卻變成了間接地表達對鄧小平的不滿。但必須指出的是，在學生對胡耀邦的紀念裏，並沒有為趙紫陽張目的意思在內。須知，在學生們後來列出的反官倒名單裏，趙家公子也赫然在目。

1989年的學潮，其發生原因和矛頭所向，前後有過三次變化。第一次是因為胡耀邦的逝世，後來改成反對官倒、反對腐敗，最後才轉而指向了鄧小平。原因十分簡單，趙紫陽向學生釋放了極大的善意，而鄧小平卻惡言相向。學生對鄧小平的憤怒，與一百多年前天津教案中的愛國民眾對曾國藩的憤恨，不無相近。同樣是情緒性很強的恨，被恨者又同樣的無以分辨。學潮洶湧起來就像洪水，要等到退潮之後，才能水落石出。

想要理清學生運動何以漸漸地成為反對鄧小平的運動，並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除了趙紫陽不動聲色的推動和努力，還有其它諸多因素。但可以明確的是，一旦在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敵意既成，那麽彼此間都開始走向無法控製的激烈。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主題，不再是紀念胡耀邦，也不再僅僅是反腐敗反官倒，甚至也不再停留於反對鄧小平，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民主的訴求。這樣的訴求再跨前一步，那麽反對鄧小平的要求，有可能會演進到反對以鄧小平為首的執政黨。但廣場上的學生沒有跨出這一步，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隻是發泄心中塊壘，對執政黨並無敵意。把矛頭指向鄧小平，是他們可能抵達的極限。至於他們的口號一旦上升到民主的訴求，那麽就變得非常空洞，沒有了實際的內容。

廣場上的民主訴求，與其說是具體的，不如說是象征的。也是這樣的象征意味，學生們在廣場上隻是豎起了自由女神的雕像，而並沒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具體要求，更談不上什麽具體步驟。如果說《河殤》的政治圖騰是新權威主義，那麽學生在廣場上的政治圖騰則是自由和民主。這樣的圖騰雖然美麗，卻並沒有多少實質意味，更談不上操作性和可行性。廣場變成了名付其實的舞台。有關自由和民主，其審美效應，遠遠超過實效的追求。假如革命是盛大的節日一語是成立的，那麽廣場上真的就是天天在過節。久而久之，要不是最後的開槍，廣場上的學生可能會把自己究竟到廣場上來幹什麽，都會忘得幹幹淨淨。

激動人心的過程，早已使目的變得無關緊要。此情此景，也許隻有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才能與之相較。在中國曆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如此浪漫的日子。在絕食的悲壯過去之後，接踵而止的，是狂歡節般的慶祝。不僅男女之情開始在廣場上彌漫開來，甚至還有人以在廣場上舉行婚禮，吸引觀瞻。由於政治目標的不具體和不明確，廣場上的學生轉而進入了生命的高峰體驗。

然而，就在如此一派浪漫之中，那隻專製的猛虎開始在一些學生領袖的心中漸漸地成活了。這些學生開始不過為激情所驅，但一旦領略了成為領袖的風光，馬上就迅速地走向對權力的渴望，陶醉於權力帶來的虛榮和滿足。雖然“六四”學潮與紅衛兵運動的曆史含義完全不同，但學生領袖的心理情結卻跟當年的紅衛兵頭頭非常相近。強烈的自我意識，在種種欲望的推動之下，飛快地膨脹，仿佛一下子從花果山上的孫猴子變成了驚天動地的齊天大聖。

毋庸置疑，投身學潮的學生大都是單純的。不單純的隻是一些成了學生領袖的學生。領袖，通常意味著權力。雖然這權力僅止於廣場，但也足以讓人產生吸毒般的幻覺。也是因為權力僅止於廣場，導致了領袖們很不願意退出，更不想讓學潮盡快地結束。按理說，通過媒體獲得了名聲之後，應該結束了。可是，正是那樣的名聲，使他們更加留戀廣場。俗話說，曆史是一種合力。此話也可以表達為，曆史是被各種各樣的動機，雜亂無章地推動著。而所有的動機說到底，都是出自人類的同一種本能，那就是，欲望。

與蟄伏在廣場上的欲望相比，鄧小平作而不述地淡化權力的方式，確實是很高的政治智慧。因為有些事情，尤其是民主，在中國是不能訴諸言說的。民主在中國，就像古代計時沙漏裏的沙子，說得越多，漏得越多。學生們在廣場上使勁地呼喚民主，最後喚醒的，卻是一些學生領袖內心深處的專製之虎。這隻猛虎被欲望推動著，在廣場上發號施令。再加上學潮的大得民心民意，學生領袖的欲望隨之水漲船高。於是，反專製的專製，在尚未執掌政權的學生領袖心中，也在聚集了上千上萬學生的廣場上，悄然滋生。

應該說，開槍之前，鄧小平確實是給足了學生時間的。從戒嚴開始，到“六四”開槍，有半個月的時間可以斡旋，可以談判，可以尋求和平的解決方式。事實上，就當時的情形來說，以反對腐敗、要求民主為訴求的學生運動，目的也早已達到了。然而，學潮就是退不下去，廣場上的學生就是散不開來。原因諸多，最基本的原因在於，學生領袖不能沒有廣場，學生領袖不能沒有如火如荼的學潮。他們拒絕跟任何人談判，拒絕有任何談判結果。他們互相比賽誰更加激進，而最後又總是最激進者勝出。他們隻在乎自己的領袖地位，根本沒有意識到，在這種地位背後，是多麽沉重的責任，有多少無辜的生命可能會喪失。雖然不是開槍殺人的一方，但對最終發生的“六四”血案，這些學生領袖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在這個專製病症的特殊臨床病例中，最讓人驚詫的是，廣場上的一些學生領袖，還沒有真正踏入權力階層，卻飛快地學會了官場上的種種世故。他們學會了把生存的機會留給自己，把犧牲的光榮讓給別人。“六四”開槍，打死了許多無辜的學生和民眾，卻沒有一個學生領袖倒地。他們大都安全轉移了，比《沙家浜》裏的新四軍傷病員轉移得還要成功，更為精彩。昨天還在廣場上慷慨激昂，今天已經出現在巴黎和紐約，明天成了畢業於美國上流大學的博士碩士。

以西方的民主政治製度為參照，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確實步子不大。但以中國式的專製心理為底數，鄧小平的退休之舉，卻遠比不肯退出廣場的學生領袖更具民主氣度。就算以西方世界作比較，美國人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上，即使麵臨生死關頭，也得投過票之後，才能作出反抗的決定。但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既沒有經過什麽投票，也沒有做過任何民意測驗，僅僅憑著某些學生領袖的個人意誌，就把成千上萬的學生牢牢地置於了槍口底下。權力的專製固然有待解構，但反對專製時的專製，卻像曆史的怪圈一樣，纏繞著一代又一代的專製反對者。不僅《河殤》的新權威主義者們沒有幸免，學潮中湧現的一些學生領袖，也沒有幸免。廣場上呼喚民主的聲浪不可謂不大，但最終喚醒的，卻是蟄伏在學生領袖心中那隻專製猛虎。

十多年過去了，長眠在地下的死難者留給人們的，唯有永遠的沉默。許多或者致殘或者坐了大牢的無辜者，也不會為自己付出的代價而去責問當年的學生領袖。也許他們都在無聲地等待著這些領袖們的良心發現，等待著至今沒有任何自責的領袖們，終於覺得自己對不起眾多的死者和生者。但這隻是個道義問題，良心問題，就曆史而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就算捶胸頓足，痛哭流涕，也毫無意義了。


七．民主的演習和專製的教訓

嚴格說來，1989年的學潮，是一次美學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演習。這次演習展示的與其說是民主政治，不如說是民主口號的美麗動人。廣場上最後上場的，是藝術院校的學生，帶著一尊女神的雕塑。此情此景，全然是中國式的《巴黎聖母院》，中國式的民主狂歡。仿佛是把未來的慶典，在廣場上提前舉行了。

雖然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沒做過民意測驗，但“六四”學潮本身，卻是一次最廣泛的民意測驗。這次測驗表明，真正的英雄既不是政治領袖，也不是知識精英，而是普通民眾。

在政治精英按照中國官場的遊戲規則悄悄抽身之後，在知識精英本著他們患得患失的自私隔岸觀火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中國民眾，在全國各個城市簇擁著來自各個院校的學生，走上街頭，湧入廣場，成為名符其實的曆史主角。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時刻，幾乎全體中國民眾，體驗了這場曆史性的狂歡。

此時此刻的大學生，成了真正的天之驕子。他們人人體會到了受人尊敬被人愛戴的快樂。他們其實最想要的無非就是受人尊敬。他們以自己的行為，獲得了民眾的尊敬。他們經由這場學潮，得到了心理上的醫治和精神上的升華。平日裏的壓抑被釋解了，身心變得空前的健康。他們充滿了在他們的一些所謂領袖身上漸漸褪色了的犧牲精神。不要說去絕食，就是去死，去赴湯蹈火，去上刀山下火海，他們全都義無反顧。

在充滿激情的學潮中，學生們出人意料地保持著空前的理性、自律，有條不紊。在那些日子裏，大學生突然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他們不僅煞有介事地向民眾發表演說，告訴人們做這做那，而且還自告奮勇地維護著城市的秩序。他們把這一切做得非常認真，認真到了會把向毛澤東畫像表示憤恨的人們抓起來的地步。他們好比被長期冷落的孩子，突然受了來自各方麵的寵愛，幸福得不知所以。對比課堂上冬烘僵化的老師、學校裏刻板生硬的輔導員和各級領導、校門口氣勢洶洶的警衛、門房，民眾的歡呼和簇擁，讓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上街遊行果然過癮，仿佛把整個國家都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比起在權力圈裏摸爬滾打的政治精英，比起多多少少握有了話語權力的知識精英，學生無疑是單純的。但還有比學生更單純的人們，那就是千千萬萬無聲無臭的普通民眾。倘若要說出誰是1989年中國最可愛的人，那麽就是無數個流血流汗支持學生的普通民眾。他們既沒有權力的野心，又沒有話語的煩惱，也沒有出名的渴望。他們有的隻是一顆顆純樸的心。這些普通人，是整個“六四”運動當中最透明的人群，也是中彈倒地和被捕入獄占人數比例最高的一群。他們彼此素不相識，隻是為了同一個支持學生的目的，走到一起。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並且大多數來自底層。他們向學生掏出口袋裏最後一分錢，他們拉著板車給學生送吃送喝，滿頭大汗地為學生四處奔波。在戒嚴的日子裏，他們爬上坦克，苦口婆心說服士兵們，不要向學生開槍。軍隊進城的時候，他們拉起人牆保護學生。一旦槍聲大作，他們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為學生擋子彈。

從文化上說，中國人的本真形象，不是《三國演義》那麽奸詐的，也不是《水滸傳》那麽粗糙的，而是《山海經》那麽出色的。由於專製文化的長期教化，那樣的中國人漸漸地消失了，那樣的民族精神漸漸地失傳了。然而，時不時地，又總會在曆史的一些緊要關頭，突然出現。在1989年的“六四”學潮當中，這樣的中國人又出現了。他們不是政治精英，領袖人物，也不是知識精英，不是學生領袖。他們是不為人知的普通人。他們當中許多人，連大學都沒能考上，隻能讀讀技校、夜校。政府官員不會把他們放在眼裏，西方媒體的記者也不會把他們當回事。他們坐牢，不會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他們中彈倒地，就像一隻隻被踩死的螞蟻。“六四”過去許多年之後，這些無名氏們也許早已灰飛煙滅，無人知曉。隻有一個專門做底層采訪的詩人，記下了他們的一些故事。

假如說，“六四”給中國人和中國曆史留下了什麽寶貴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財富，那麽就是這些個普通人的故事。在他們身上，複活了中華民族最為本真的靈魂。質樸，透明，無聲無臭，卻可歌可泣。他們當中可能隻有一個人，那個隻身擋在坦克前麵的青年人，被十分偶然地留在了電視屏幕上，從而留在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的記憶中。至於其他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曾進入傳媒的視線。然而，如果說，1989年的“六四”是一次全國性的民主大演習的話，那麽真正的主角，卻是這些默默無聞的人們。他們是中國文化最為深層的底蘊。他們象征著中國的希望。

未來的民主政治，並不是由政治領袖說了算的，也不是由知識精英標畫的，而是由普通的中國民眾造就的。民眾比政治領袖更懂得什麽叫做民主，也比知識分子更容易進入民主社會。民眾需要的不是關心，而是機會。民眾需要工作的機會，需要創造的機會，需要實現民主的機會。民眾是單純的，他們不以任何官場上的權力運作為然。鄧小平四兩撥千斤的政治改革方式，從中國政治的角度來說，是高超的。但中國民眾卻不一定會對此五體投地。民眾喜歡的是胡耀邦式的天真和單純。胡耀邦的猝然逝世，如同一點火星落到了中國民眾的心裏，點亮了無數顆透明的心。

表麵上，“六四”學潮似乎是一次啟蒙。學潮喚醒了中國民眾。但實質上，恰恰是民眾的透明，照亮了學生和學潮。中國民眾並不愚昧，更不是什麽實現民主政治的障礙。1989年的學潮證明，中國民主政治的障礙，在於權力階層，在於知識分子，尤其是握有一些話語權力的知識精英。無論是趙紫陽式的聰明，還是新權威主義的專製，抑或知識分子的首鼠兩端，甚至某些學生領袖的自私和偏狹，都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真正障礙。民主政治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精神前提，或者說，心理條件，那就是自由的心靈。這樣的心靈，在1989年是由中國民眾體現的。
民主政治，其實就是民眾獲得表達自己的機會。因為民主政治能夠提供給民眾的，就是機會。隻有專製權力，才動不動向民眾提供關心。民眾不需要關心，民眾需要機會。1989年的趙紫陽，沒能向學生提供應有的機會，隻是向學生提供了毫無價值的關心。

過去那種人民創造曆史的套話雖然空洞，但1989年的中國學潮，卻真的是民眾成了真正的英雄。民眾的純樸，與胡耀邦的天真，交相輝映。“六四”的悲劇是令人感歎的，但這場悲劇所蘊含著的心靈的高貴和美麗，卻是極其動人的。曾經不以胡耀邦天真為然的趙紫陽，從權力中心退出之後，也被這樣的高貴美麗所照亮。失去權力，同時也意味著不再需要官場的聰明。退隱後的趙紫陽，變得單純多了。他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無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趙紫陽以這樣的恪守，從精神上回到了民眾當中。晚年的趙紫陽，得以光彩的善終。

沒有好好反省的，是一些知識精英。“六四”之後，世故的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空前的犬儒狀態。他們不為自己的世故和自私感到羞恥，反而暗暗慶幸自己逃過一劫。八十年代，他們負才鬥氣，追求聲名。“六四”過後，他們比賽平庸，比賽自私，比賽精明世故，比賽名片上的頭銜名聲。交出自由、賣掉靈魂之後，知識分子著實輕鬆不少，活得無牽無掛。

但也有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人數不多，選擇了自由的立場。話語權力由於知識分子的獨立，開始跟政治權力分道揚鑣。雖然這樣的話語權力十分有限，雖然這樣的選擇意味著艱辛的生存，但不再依附政治權力，不再是《河殤》式的為威權張目。話語的自由與否，以言語者的獨立為前提。傳統的專製文化，是由權力話語和話語權力的結合所組成的。能否解構專製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記，就在於能否實現這二者的絕對分離。話語唯有與權力分離，才不會成為權力的附庸和權力的幫凶。

話語為權力所禦用，乃是孔儒之教留給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曆史教訓，又是一個曆史包袱。“五四”時期的啟蒙領袖，大張旗鼓地批判孔儒，卻沒有意識到話語和權力的結合，才是症結所在。他們更沒有意識到的，是後來對中國曆史造成了致命影響的一個關鍵問題，即思想不能主政，思想家不能成為最高統治者。曆史上所有思想家型的政治領袖主政，都是專製的。

當然，思想家主政，並非是中國的專製特色。早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就在他的《理想國》裏，提出了應當由哲學家來統治國家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在一千多年之後，由席卷全球的那場充滿烏托邦氣息的革命，付諸實現。這場革命帶給人們、尤其是帶給中國人的一個最大教訓，就是一旦由某種思想家、或者由某種思想來主政，那麽必定是專製，甚至是獨裁。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失敗，其根源就在於用思想主政。這是話語必須和權力分開的又一層涵義。權力被話語所劫持，不管是革命話語，還是民主話語，結果都會走向專製。中國的專製傳統是話語成為權力的附庸，而來自西方的專製特色，則是某種特定的話語劫持了權力。

話語和權力的離合，也是“六四”學潮的一個曆史教訓。學生與政府的對話，並非是在謀求解決問題的談判，而是用話語去和權力碰撞。民主的訴求假如沒有具體可行的內容，沒有寬容和大度，沒有給對方留出應有的餘地，那麽不管訴求要的是民主還是自由，訴求本身已經變成了專製的話語，或者說，變成了專製的話語權力。以專製的話語對抗專製的權力，不過求個痛快而已，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更不可能獲得雙贏的結果。

學潮期間，學生在話語的選擇上是相當幼稚的。大而無當，華而不實。比如一開始的紀念胡耀邦，其實政府已經舉辦了隆重的追悼會。後來的反官倒反腐敗，又沒有給政府留出解決問題的餘地。至於走到反對鄧小平的地步，更是把鄧小平、也把學潮自身，一起逼進了死胡同。因為要求鄧小平著手政治改革，是合理的，但鄧小平已經在按照他的方式做了。曆史證明，鄧小平做得非常實在。相比之下，學生提出的民主要求卻不著邊際，無從說起。綜觀整個一場學潮，除了想要上街之外，其它要求都相當空洞。

“六四”學潮的另一個教訓，就是把原則提得太高。民主的訴求非但沒有可行的內容，而且把民主當作神話一般，高高掛起。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種高智商低原則的政治運作，一種雙方尋求解決問題、尋求彼此雙贏的談判。談判的任何一方，可以像做生意一樣地討價還價，但不能亂開天價，提出對方做不到的條件。就此而言，民主政治其實就是一門談判的藝術。這門藝術首先需要的就是雙方的智商，而不是高聳入雲的原則。因為把原則的門檻抬得越高，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小。一味地抬高原則，必然喪失寬容。而寬容，乃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寬容不僅需要心胸，而且需要智商。“六四”學潮熱情很高，但智商就無從說起了。正如高智商低原則可以使雙方走向民主的協商，低智商高原則必定走向專製，即便喊著民主的口號，骨子裏的心態，卻是專製的。

“六四”過後，曾經有過一種假設，假設當時的情景能夠像後來的前蘇聯那樣，中國曆史也許就會全然改觀。這樣假設初看似乎有理，但細細一想，卻是根本不成立的。因為即便趙紫陽在1989年扮演了後來的葉裏欽，結局也同樣可能是悲劇的。中國的政治通常是，沒有成事之前，人人都是旁觀者；一旦成事，人人都會搶著當英雄，最後必定是天下大亂。趙紫陽假如像後來的葉裏欽那樣登高一呼，且不說有何勝算，就算成功了，也馬上就會出現比趙紫陽更激進、民主口號喊得更響亮的人，把趙紫陽推下政治舞台。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尚且都在比賽激進，更不用說一旦國家權力出現了真空。而且，要把趙紫陽推下台的理由，是非常現成的。且不說其它，趙家公子的官倒，就足以讓趙紫陽蒙塵。從這樣種假設所得出的結局來看，趙紫陽確實聰明，沒有走向高調舉事，而是選擇了低調退出。

有趣的是，這樣的假設不僅民間做過，官方也在做。蘇東劇變發生之後，政府一再以此為戒，既慶幸1989年沒有發生那樣的變化，又希望不要在中國發生如此劇變。其實，在蘇東發生的事情，不會在中國重演。因為沒有那樣的可能性。鄧小平的設計，可能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政改道路。有人一再告誡，中國不能出哈維爾，葉裏欽，瓦文薩。事實上，中國不會出現那樣的人物。中國知識分子之於那樣的境界，唯有望洋興歎而已。那樣的人物，要出早就出了。1989年都出不了，以後就更出不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那樣的責任心，也沒有那樣的文化高度，更沒有那樣的犧牲精神。即便美國政府出麵擔保，保證其絕對安全，也不會出現那樣的曆史人物。因為一旦有了擔保，就更有理由躲進人家大使館了。

蘇東的政治轉型模式，並不適用中國。中國的專製傳統，可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的專製，是專製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人人心中蟄伏著專製的猛虎，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突然竄出。改變中國的專製傳統，不僅需要時間，而且需要智商。民主，在中國不能作為一種漂亮的口號高懸，而應成為無數件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實事，並且訴諸日常的生活細節，以漸進的方式，潛移默化。民主在中國首先不是政治體製，而是生活方式和相應的思維方式。

民主在中國也不是改朝換代，而是有關寬容有關協商有關雙贏的一門藝術。當中國人全都懂得談判得給對方留有餘地，那麽就離民主不遠了，或者已經民主了。一百多年來，中國曆史已經發生過好幾次改朝換代，但專製依舊。每一場革命，每一次反對專製，最後都逃不出傳統的怪圈。因此，政黨政治，並非實現民主的前提和條件。在中國要實現民主，應當從日常的生活開始，從國民的心態著手。
還一個事實必須澄清的是，民主的對立麵，是專製，而不是任何政黨。反對任何政黨的執政，都不等於反對專製。專製就像《西遊記》裏的白骨精，一會兒變成這個政黨，一會兒變成那個政黨。而曆史上的革命，又總是以打死某個執政黨為目標。就算打死了，那個叫做專製的白骨精卻逃跑了，跑到另外一個政黨的靈魂裏去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改朝換代不等於追求民主。而且，政黨跟人一樣，也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就以中國共產黨為例，毛澤東時代跟陳獨秀時代不一樣，而鄧小平時代又跟毛澤東時代有異。該黨是從“五四”啟蒙運動中發軔的，很難斷定說，將來永遠不會回到早先的“五四”立場上去。雖然該黨經曆過非常專製的毛澤東時代，但“五四”精神在共產黨人身上，卻從來沒有中斷過。胡耀邦是一例。鄧小平的改革，也多多少少也折射出當年的“五四”精神。

然而，對執政黨來說，應該允許他人批評。“六四”學潮之於執政黨的一個重要教訓，就在於平時讓人說話的空間太小。古人尚且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更何況進入了現代政治格局的執政黨。執政黨比民眾更應該選擇盡可能低的原則、盡可能高的智商。現代政治的特色，不在於政黨的原則，而在於為政的智商。寬容和對話，應成為主要的政治方式。給對方留有餘地的雙贏，應成為人人皆知的共識。無論哪個階層的人，無論哪一方，都應警惕把人家妖魔化的專製思維。寧可訴諸生意，也不要充滿敵意。生意需要智商，而敵意全是原則，並且是自己和別人都難以做到的原則。在一個越來越開放的世界上，沒有太多的原則需要自己遵守，也沒有太多的原則逼著他人遵守。人格需要恪守，但行事必須讓步。 即使是利益，也是在讓步中、而不是在原則上，得以實現的。

結語

“六四”慘案，也許是中國曆史命中注定的一劫。十七年過去，依然讓人感覺刺痛。假如說，曆史的任何進展，都需要血祭，那麽中國的民主前程，已經由“六四”一案，作了祭奠。當年的馬克思主義，是因為巴黎公社才走上了曆史舞台。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因為蔣介石的屠殺，才成為一股不可戰勝的政治力量。從“六四”的血色中，應該看得見未來的中國了。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寫於紐約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改寫於紐約，5月8日改畢，以此權作來美國旅居8周年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