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看鄧小平經濟改革的負麵意義(ZT)

來源: 齊達內34 於 2009-06-01 21:19:37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3495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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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價複雜的曆史人物時，人們常常要想起白居易的兩句詩："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白居易深感識別真偽即判定人的主觀動機的困難，不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未必那麽重要。因為人的行為的客觀效果不一定總是和他的主觀動機相一致。尤其是那些大的行為，就算當事者的動機路人皆知，假如他剛做了一半就死掉了，其行為的客觀效果就更可能和他的動機不一致。

希特勒妄圖稱霸世界，為此他必須振興德國的經濟。假如希特勒在振興了德國的經濟之後，還沒來得及發動戰爭就死掉了，而他的繼任者們又放棄了他的戰爭計劃並把德國轉變成了一個和平的民主國家，那麽，盡管我們明知希特勒振興經濟的目的是邪惡的，但我們也要承認他使德國的經濟得以複興，在客觀上總還是做了一件好事。反過來，希特勒敢於發動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無比深重的災難，正在於他有造孽的本錢，那就是他振興德國經濟，獲得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個人威望。這時再回過頭去看，我們還能對他一度振興了德國經濟一事表示稱讚麽？

如眾所知，鄧小平晚年無非做了兩件事，一是改革開放，一是六四屠殺。通常認為這兩件事一是正麵，一是負麵，因此一般人在對鄧蓋棺論定時便感到很困難，很矛盾。當然，這兩件事在鄧小平那裏從來就是統一的，鄧小平的既定方針從來就是隻改計劃經濟不改一黨專政。我們甚至可以說，鄧小平之所以推動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其目的正在於維護政治上的一黨專政。

但無可否認的是，直到六四之前，鄧氏的半吊子改革，在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客觀上還起到了某種為民主運動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托克維爾所言，專製統治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改革，從而使其弊端公開顯現暴露的時候。由於改革，人們對舊製度的朦朧不滿迅速地上升為明確的共同認識，這就使得人們對整個舊製度的正當性產生了深刻的懷疑。由於改革，人們的欲望和自信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因而對更具根本性的改革產生了強烈的要求。

盡管說在這段期間，鄧小平並沒有放棄對民主運動的打壓，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打壓並不十分嚴厲，它未能遏止住民運一浪高過一浪的前進勢頭。據鄧小平後來說，他早就對八九民運的爆發有預感，大氣候加小氣候，肯定要出事，幸虧有老同誌在，否則後果堪憂。我們很有理由設想，假如鄧小平死在六四之前，六四事件便很可能不至發生，中國的民主化便很可能早於其他許多共產國家（或者是與之同時）取得突破性的勝利。倘如此，那麽我們就該說，鄧小平的改革，就象曆史上許多專製政權的自我改革一樣，到頭來反而是加速了專製的終結，雖然其主觀動機原本是為了延緩它的壽命。

六四事件使經濟改革的意義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做大壞事常常需要有大本錢。鄧小平能下令開槍殺人，別人未必有這個能耐，因為鄧擁有別人比不上的權威，而鄧的這種權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他推動經改的功勞。古今中外的大暴君差不多都是既做過大好事又做過大壞事，所以一般人在評價時才覺得很困難。殊不知大暴君之所以能做下大壞事恰恰是因為他們曾經做過大好事，所以才積累起了足夠的資源和威望去做出別人做不到的大壞事。

第二，六四開槍這件事嚴重地損耗了鄧小平的政治威望，與此同時，蘇東發生巨變，人們對專製的不滿情緒相當強烈，隻是迫於高壓，一時難有公開的反抗。就在這時，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推動起又一波經改熱潮，中國的經濟出現巨大的發展。相比之下，民主化後的俄國和東歐國家在經濟上卻遭遇困難，有些地區甚至發生了內戰。於是，不少人的思想開始轉向了。他們開始說服自己六四殺人這件事或許真是不得已，否則中國不會有後來的穩定和繁榮。這樣，或多或少，或假或真，在一些人那裏，經濟改革的成就公然變成了開槍殺人和維護專製的理由。

正是在經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中共官方的立場才日趨強硬，它公開宣稱，如果不是在六四時采取"斷然措施"，中國就沒有今天的安定繁榮；如果今後發生類似事件，一定還要采取同樣的"斷然措施"。和那些好心的人們的設想相反，起碼是到目前為止，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共的一黨專政非但沒有軟化，而是變得更強橫、更頑固。經濟發展本身是好事，但如今它卻被中共用作支撐專製的最大借口。這是我們在評價鄧小平經濟改革的意義時決不能予以忽略的一個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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