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給中國留下了一筆可怕的遺產。乍一看去，這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也還穩定，有人便稱讚這場改革代價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經濟繁榮的背後，一種最畸形、最怪誕的社會權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經形成，國人的良心良知，國人的正義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躪。這是最高的代價，最高的成本。
關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正如我在前麵已經闡明的那樣，它一個特點是把政府幾十年錯誤決策的惡果轉嫁到民眾身上，另一個特點是許多官員把人民幾十年勞動創造的財富大規模地轉移到自己名下。
過去，共產黨高舉"消滅私有製"的旗幟，用最殘酷血腥的手段消滅了中國整整幾代經濟精英，摧毀了原有的市場經濟（盡管那時的市場經濟也很不健全，不過至少比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要象樣得多），把全體人民強行納入共產體製，並且對任何所謂"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都予以無情的專政。
一直搞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中共高層統治者才大夢初醒，後知後覺地懂得了市場經濟優於計劃經濟、私產製優於共產製這層道理。照理說，從公正的原則出發，共產黨就應該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最起碼的，它也應該放棄一黨專政，終止政治迫害，開放自由民主，實行公正的經濟改革，還政於民，還財於民。
我們知道，凡是深入進行經濟改革的共產國家，很快地都引出了自由民主的強大浪潮。這一來是民眾的覺悟提高，欲望提高，信心提高，二來也是統治集團內部分化軟化。鄧小平一直主張要兩手都硬，經濟改革這一手要硬，反自由化這一手也要硬。可是在中共內部，直到六四之前，反自由化這一手卻總也硬不大起來。這有什麽可奇怪的呢？提起共產黨犯下的滔天大錯，連萬裏也忍不住要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轉引自<曆史不再徘徊>，淩誌軍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第110頁）。
稍有人性的共產黨人，一想起共產黨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無不痛心疾首。在他們看來，即便老百姓要推翻共產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麽，他們怎麽還會因為別人僅僅是提出要平等對話，要開放言論就去鎮壓別人呢？就算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基礎太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產黨雖然欠債累累，理當下台，但在眼下的中國一時間還沒有可以替代的力量；既然他們清楚地懂得人民的要求在原則上是正當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在現實中還不能立刻條條兌現的話），因此，他們隻會在充分承認對方要求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耐心向民眾作解釋，爭取民眾的諒解，明確地、毫不含糊地作出推行民主的莊嚴承諾，並且堅定地邁開最初的步伐。這就是為什麽在八九民運中，包括中共總書記在內的相當數量的共產黨人會對民運采取同情、支持、乃至參與的態度。
可是，身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鄧小平，除了在毛澤東的淫威下違心地認過錯以外（誰說鄧小平是絕不認錯的倔脾氣），從不曾有過真正的愧疚之感，大權一到手就"理直氣壯"地搞專製。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其前提是不能動搖共產黨的專製，豈止如此，他還要讓特權集團借改革之機大發橫財，尤其是在六四之後，諒老百姓不敢說個"不"字，更是加快了化公為私的竊國步伐。
曆史上，有的是專製暴君巧取豪奪國家財產，但他們不曾搞過消滅私產的共產製度；也有過暴君（如斯大林、毛澤東）實行過消滅私產的共產革命，但他們至少還不曾反過來又把公產據為己有。唯有鄧小平卻把這兩種相反的壞事——先是滅私充公，後是化公為私——全做了。這是雙重的掠奪，雙重的不公正。
伴隨著這前後兩次掠奪則是始終如一的暴力壓迫。先前搞共產，由於有產者不甘心被剝奪，由於老百姓要自發地走資本主義，所以沒有鐵腕的專政不行。如今搞改革，特權者趁機瓜分國家資產，民眾誰個肯服氣，所以沒有鐵腕專政也不行。鄧小平實行的專政，正象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是由地地道道的官僚資產階級，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對真正的無產階級大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誕的事情麽？
說起對良心的蹂躪，回想六四事件前夕，二十萬大軍圍住京城，幾十萬、上百萬的北京市民，基於正義感，基於同情心，自發地行動起來，攔擋軍車，勸阻戰士，保護廣場上的示威學生。人們何嚐不知，血肉之軀絕對抵不過機槍坦克，他們總還是以為，凡人都有人性，"良心"諒必人皆有之，"你們怎麽忍心向學生開槍？"四十年來，中國的老百姓接受了共產黨多少"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進行的"教育"，到頭來還是人心不死，仍然死抱著對良心、對人性的這一點信任。這是多麽難能可貴。
然而，六四的槍聲再一次給善良的人們以沉重的一擊。老話說，"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難道還有比殺人更惡之事嗎？有的，如果你不止是要殺害人的肉體，而且還要殺害人對良心對人性的信任。
在正常的社會裏，不正常的人是不適應者；在不正常的社會裏，正常的人是不適應者。可是，一般人又總是希望自己能夠與社會相適應，因此，他們往往會為了適應不正常的社會而把自己變得不正常。就象胡適在一首小詩裏寫到的那樣："誰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寧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不少人發現，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隻要你不去追求什麽自由民主，隻要你不去計較什麽個人尊嚴和社會公正，隻要你對強權的恣虐不再憤慨，隻要你對他人的苦難不寄同情，生活原來並不沉重，它甚至還可以很安逸，為什麽不能這樣過下去呢？沉淪並不總是痛苦的，事實上，隻要你還感覺痛苦，那就說明你還沒有沉淪——這很可以當作我們衡量當今社會沉淪程度的指標。
關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正如我在前麵已經闡明的那樣，它一個特點是把政府幾十年錯誤決策的惡果轉嫁到民眾身上，另一個特點是許多官員把人民幾十年勞動創造的財富大規模地轉移到自己名下。
過去，共產黨高舉"消滅私有製"的旗幟，用最殘酷血腥的手段消滅了中國整整幾代經濟精英，摧毀了原有的市場經濟（盡管那時的市場經濟也很不健全，不過至少比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要象樣得多），把全體人民強行納入共產體製，並且對任何所謂"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都予以無情的專政。
一直搞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中共高層統治者才大夢初醒，後知後覺地懂得了市場經濟優於計劃經濟、私產製優於共產製這層道理。照理說，從公正的原則出發，共產黨就應該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最起碼的，它也應該放棄一黨專政，終止政治迫害，開放自由民主，實行公正的經濟改革，還政於民，還財於民。
我們知道，凡是深入進行經濟改革的共產國家，很快地都引出了自由民主的強大浪潮。這一來是民眾的覺悟提高，欲望提高，信心提高，二來也是統治集團內部分化軟化。鄧小平一直主張要兩手都硬，經濟改革這一手要硬，反自由化這一手也要硬。可是在中共內部，直到六四之前，反自由化這一手卻總也硬不大起來。這有什麽可奇怪的呢？提起共產黨犯下的滔天大錯，連萬裏也忍不住要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轉引自<曆史不再徘徊>，淩誌軍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第110頁）。
稍有人性的共產黨人，一想起共產黨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無不痛心疾首。在他們看來，即便老百姓要推翻共產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麽，他們怎麽還會因為別人僅僅是提出要平等對話，要開放言論就去鎮壓別人呢？就算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基礎太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產黨雖然欠債累累，理當下台，但在眼下的中國一時間還沒有可以替代的力量；既然他們清楚地懂得人民的要求在原則上是正當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在現實中還不能立刻條條兌現的話），因此，他們隻會在充分承認對方要求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耐心向民眾作解釋，爭取民眾的諒解，明確地、毫不含糊地作出推行民主的莊嚴承諾，並且堅定地邁開最初的步伐。這就是為什麽在八九民運中，包括中共總書記在內的相當數量的共產黨人會對民運采取同情、支持、乃至參與的態度。
可是，身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鄧小平，除了在毛澤東的淫威下違心地認過錯以外（誰說鄧小平是絕不認錯的倔脾氣），從不曾有過真正的愧疚之感，大權一到手就"理直氣壯"地搞專製。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其前提是不能動搖共產黨的專製，豈止如此，他還要讓特權集團借改革之機大發橫財，尤其是在六四之後，諒老百姓不敢說個"不"字，更是加快了化公為私的竊國步伐。
曆史上，有的是專製暴君巧取豪奪國家財產，但他們不曾搞過消滅私產的共產製度；也有過暴君（如斯大林、毛澤東）實行過消滅私產的共產革命，但他們至少還不曾反過來又把公產據為己有。唯有鄧小平卻把這兩種相反的壞事——先是滅私充公，後是化公為私——全做了。這是雙重的掠奪，雙重的不公正。
伴隨著這前後兩次掠奪則是始終如一的暴力壓迫。先前搞共產，由於有產者不甘心被剝奪，由於老百姓要自發地走資本主義，所以沒有鐵腕的專政不行。如今搞改革，特權者趁機瓜分國家資產，民眾誰個肯服氣，所以沒有鐵腕專政也不行。鄧小平實行的專政，正象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是由地地道道的官僚資產階級，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對真正的無產階級大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誕的事情麽？
說起對良心的蹂躪，回想六四事件前夕，二十萬大軍圍住京城，幾十萬、上百萬的北京市民，基於正義感，基於同情心，自發地行動起來，攔擋軍車，勸阻戰士，保護廣場上的示威學生。人們何嚐不知，血肉之軀絕對抵不過機槍坦克，他們總還是以為，凡人都有人性，"良心"諒必人皆有之，"你們怎麽忍心向學生開槍？"四十年來，中國的老百姓接受了共產黨多少"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進行的"教育"，到頭來還是人心不死，仍然死抱著對良心、對人性的這一點信任。這是多麽難能可貴。
然而，六四的槍聲再一次給善良的人們以沉重的一擊。老話說，"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難道還有比殺人更惡之事嗎？有的，如果你不止是要殺害人的肉體，而且還要殺害人對良心對人性的信任。
在正常的社會裏，不正常的人是不適應者；在不正常的社會裏，正常的人是不適應者。可是，一般人又總是希望自己能夠與社會相適應，因此，他們往往會為了適應不正常的社會而把自己變得不正常。就象胡適在一首小詩裏寫到的那樣："誰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寧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不少人發現，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隻要你不去追求什麽自由民主，隻要你不去計較什麽個人尊嚴和社會公正，隻要你對強權的恣虐不再憤慨，隻要你對他人的苦難不寄同情，生活原來並不沉重，它甚至還可以很安逸，為什麽不能這樣過下去呢？沉淪並不總是痛苦的，事實上，隻要你還感覺痛苦，那就說明你還沒有沉淪——這很可以當作我們衡量當今社會沉淪程度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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