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象我在第11節指出的那樣, 因為眼下這種既非公產、又非私產的半吊子狀態最對官商們的胃口,他們就寧肯使改革永遠停留在這種半吊子的水平上。
衝破私產製禁忌是大好事,可是,靠什麽力量去衝破呢?這就要靠民主化之力了。前蘇東各國,有些在經濟改革上比中國起步更晚,一旦實現民主轉型,很快就邁入正大光明的私產製建設。可見,若依民意的主流,那是指向私產製的。某些人總把老百姓視為經濟改革的阻力,這恐怕是弄反了。譬如許多目前改革的受損者,你若隻讓他們在目前這種半吊子狀態和先前的公產製二者之間作選擇,他們或許會被後者迷惑;但若是加上貨真價實的私產製這個選擇,我以為他們更可能選擇私產製,起碼是更容易被說服去選擇私產製。
我提到一些前共產國家采取的"大家分股,一人一份"的私有化模式。我並不是說這種模式就一定是最佳的模式,我也不是說中國可以無條件地照搬這種模式。重要的問題是公正。某些人否認公正的意義(或者是把公正和平均主義混為一談),聲稱在現階段不應當強調公正。這無異於讚同強盜邏輯,讚同權勢集團肆意掠奪。另外有些人則附和當局,以穩定為由反對政治開放,這實際上是掩護權勢者在經濟改革的名義下巧取豪奪。
在這裏,六四又是一個關節點。六四之前,民氣高漲,官商腐敗既在初期且多有忌憚。如果在當時便著手憲政改革,此類現象尚不難處理。六四之後,民意受到嚴厲打壓,官商腐敗遂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又有蘇東巨變的警示,權勢者對未來沒有信心,於是更加緊眼下化公為私的步伐。這就促成了官商腐敗的惡性發展。
與此同時,部份受剝奪民眾的處境急劇惡化,一支龐大的失業大軍已然出現。僅以北京為例,就發生過數起失業工人自焚事件和暴力反抗事件。這在一方麵進一步突顯出深化經改和開展政改的迫切性,一方麵又增加了它的困難度。眾所周知,菲律賓和南朝鮮在民主轉型後,馬科斯、全鬥煥等先前靠權勢聚斂的不義之財受到清算,這難道不讓今日中國的馬科斯、全鬥煥們對民主改革加倍恐懼加倍抗拒?
說來也是,倘若政改不是過份地滯後於經改,腐敗不至於發展到如此惡劣的程度,縱然某些權勢者一度獲取了較多的利益,民眾還不難予以包容,把它視為贖買,視為換取政治開放的不算昂貴的代價。可是,腐敗一旦太過份,而且這種過份的腐敗恰恰又是在殘暴高壓的保護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說,正是那些血腥鎮壓民眾的人同時又攫取了驚人的由民眾創造的共同財富,這又如何能讓民眾包容呢?
不難想見,如果中國實行政治開放,這種人多半是要被追究的,而如何把握這種追究的方式和分寸也會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當然,我也可以設想,中共當局繼續采取隻經改不政改的鄧式路線,橫豎老百姓造不成反,所以目前這種狀態還大可持續一段時間。我甚至還可以設想,在經曆一兩個世代之後,不法之財由於時間的流逝而換得某種合法性,以至某種法治秩序竟也可勉強建立。
且不說此等設想還何其遙遠,何其不確定,生於當代的我們,麵對眼前發生的巨大不公及其惡果,難道就該放棄批判?鄧小平的隻經改不政改的路線,從一開始就是利弊交錯,越到後期越是突顯弊端,因此,我們不能不越來越增加批判的比重。
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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