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被遺忘的悲情符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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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被遺忘的悲情符號

燕山雪

一悲情

1989年六月四日，一晃過去20年了。
年年緬懷六四，歲歲紀念六四，蕭瑟秋風今又六四。
六四事件後，特別是蘇東波衝擊下，無論海外民運，還是西方媒體，曾經把預測中共垮台的時間，作為最時髦的一項研究，樂此不疲。
我記憶猶新的是，當年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前《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在紐約接受CNN專訪時激昻亢奮地預言：“李鵬政府三天就會垮台”。悲乎！斯人已逝，當初預言沒有實現，20年後仍然沒有實現。
20年意味著什麽？在人類的生命周期中，是一代人的時間標誌。現在20歲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六四為何物。
也就是說，不管六四對於一代為之熱血沸騰的人有多麽不可承受之重，現在20歲的青年人，89年後出生的“90後”一代，對這一天是沒有感覺的。就好象70後對父母的知青經曆了無興趣，80後不屑了解林彪、江青何許人也。時間也在殘酷地漂白著 “六四”之於現實的意義，消磨著”六四人” 的生命和價值。
無可奈何，六四，逐漸成為一個被遺忘的悲情符號。

二記憶

民運最喜歡引用米蘭。昆德拉的一句名言：人類反抗專製的過程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過程。列寧也說過，忘記了過去就意味這背叛。
不容置疑，我們同情天安門母親，追悼當年在廣場上死難的青年學子；我們懷念紫陽、耀邦，為他們的政治遭遇不平則鳴；對於那些因思想言論而獲罪的持不同政見者，我們為他們的自由鼓與呼。
然而，如果把反抗專製的記憶，等同於以暴易暴的仇恨記憶，變成製造社會衝突的催化劑，甚或同流合汙於西方妖魔化中國的喧囂中，則陷入心靈毒化的歧途。君不見，某些民運人士躲在紐約的水泥叢林裏高嚷著，一旦中國變了天，就會效法猶太人追捕納粹那樣，滿世界追殺共產黨人。嗚呼，好在這些人把持中國政權的機會，十分渺茫。
86年我在耶魯訪問餘英時教授，從他的“反革命”曆史觀中獲益至深，可以說頓開茅塞、如夢初醒。教授說，（大意）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最大的罪人是孫中山，兩個小罪人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他們的罪過就是革命。狂人李敖也是一個“反革命”學家，他有一句名言：（縱觀曆史）一個“拖”字定天下。英國、日本保留了皇室，社會付出成本很低，國家便強大起來；法國、俄國、中國都革了皇室的命，社會付出的成本太高，都難免數十年的動蕩。
拋開悲情，遑論六四，在中國曆史上是應該有其地位的。外間評論多認為，六四事件震動華夏大地，人民不畏強權，追求西方的民主普世價值，堪稱中國現代史上一次進步的絕唱；但持相反看法的史家學者們亦認為，這是一些不懂中國曆史、挾洋自重的秀才造反，擾亂了改革的曆史進程，堪稱千古罪過。從後來的事態發展角度看，如果不是鐵腕統治者鄧小平力挽狂瀾，92年在深圳掀起二次改革的大潮，中國很可能進入一個曆史的黑暗時期，或者相反，陷入停滯和動蕩時期。
因此我對記憶的認知是，人類文明進化的過程，就是時間磨滅仇恨的過程。

三模式

記憶是曆史的積澱，需要後人冷靜和深入的思索。
麥克斯。韋伯曾經做過一個社會學公式：一個社會的成熟程度，與民眾參予政治的狂熱成反比。這是一個天才的公式，可以洞見很多狂熱的曆史之謎。30年代的納粹德國，60年代的文革中國，乃至今日的台灣、泰國，都是這一公式的最佳佐證。這也是六四悲情的一個深層次的緣故。
我們應該慶幸的是，中國社會已然進入了一個成熟的時代。
89年六四時代，是一場從黨的總書記、商界首富到街頭宵小都狂熱無度的運動，堪輿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相媲美。我們更應該慶幸的是，六四之後，中國社會沿著自身的曆史慣性走向了穩定，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都獲得了巨大的積累。而非像法國大革命之後那樣，進入了一個動蕩的世紀，製造出第N個共和。或者像泰國那樣，社會被無休止的街頭示威所困擾。
對比之下，中共沒有像俄國的葉利欽那樣，搞什麽500日跑步進入資本主義，搞得民不聊生，光頭黨橫行、妓女輸出世界；或者像東歐的幾個前衛星國那樣，跟著美國佬四處派兵，搞得國庫虧空、財政破產。在中國，除了西方式的政治改革缺如，中國社會正在全方位地、勢頭迅猛地改變著、進化著，世人有目共睹。
外界未曾給予重視的是，到今年年末，一旦中國股市完成天量的國有股減持，中國的公有製已經蕩然無存，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化程度超過西方多數國家（瑞典、法國、美國），“中國模式”下徹底解放了生產力的國人，將迸發出無以倫比的活力；解除了公有製羈絆的股市，將一飛衝天傲視全球。而按照華爾街日報的看法，金融危機下的美國，正在慌不擇路地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國有化）。
中國的改革大潮，其對社會和民族的震撼力，遠遠超過經濟本身的範疇。所謂“多難興邦”，雖然內外危機天災人禍頻頻考驗著其承受力，中國政局與民心穩定，“中國模式”吸引著各國的眼球、走勢穩健並富有創意。

四警醒

20年人生易老物換星移，六四人的流亡悲情，多了些沉淪、浮躁和無奈，而鮮少思考反省、認知升華。
當年的叱詫風雲的六四精英們，多已光環消逝、默默無聞、隨波逐流而去。所剩不多的勵誌者，也在民運漩渦中和形形色色政治力的牽引下，沉浮無著，每每這個時候忽被新聞界想起，像太平洋彼岸發出幾許悲情之音。
看到“獨立評論”推薦，前學運領袖、現為美軍軍牧熊炎的紀念文章《我們需要更堅定的信念》，可以洞悉民運的現況，摘錄兩段如下：
二十年，海外民主運動的某些機構組織得到過台灣不下幾千萬美元的資助，但是這些錢被盜用濫用了。正如一位很知名的政論家所說，一些民運機構盜用濫用了千萬的美元，而且短視到二十年過去連一個辦公室也沒有買下來。痛心啊！可惡啊！中飽私囊的民運蛀蟲！
二十年，至少在海外，有多少人借民運的名義吃人血饅頭，搞假政治庇護中飽了私囊，敗壞了民運的名聲。從私吞民運捐款到把捐款箱抱回家，到變基金會為私有，到扣押民運雜誌經費，到各類假政治庇護，斷送了民運的聲譽，阻塞了民運的資源。可惜啊。
朋友，警醒啊！你可以一再用記憶反抗遺忘，你不可以一再讓世人失望。
在中共氣數未盡的現實麵前，不少六四人信仰空洞”禮失而求諸野”，成為西方世界各色宗教的信徒，佼佼者亦成為傳教士，並以此糊口為生。這種境況的副產品是，把宗教視為民主的先覺要件，臆想用洋上帝去救中國。走火入魔者，自然從經書、塔羅牌、水晶球中，尋找中共的末日征兆，鼓噪一時。殊不知，華夏文明之所以獨一無二，在世界曆史的長河中生生不息、曆久不衰，乃是自身的文化優勢特質所決定，非外力所能征服的。
在此薦言，宗教固然可慰籍心靈，導人向善；唯搞中國政治，尚需多讀孔孟，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退而求其次，像成龍學學，看看於丹的書也好啦。

五反思

論六四的時代背景與發端，是封閉的中國一經開放，西化的政治思潮湧入而至，大凡過來人均有此認同。
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西風東漸直接造成中國青年一代對西方的崇拜心理和西化的政治取向，對比之下，08年圍繞西藏、救災和奧運的幾次較量，西方低劣的政治運作，直接製造了中國的ANTI-CNN的一代、抵製路易.威登的一代、鳥巢的一代，他們是70後、80後、90後，他們的政治傾向將影響中國20到30年的未來。
08年的中西方衝突加上西方自身的金融危機，已經使1919年五四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西化求強的傳統一掃而光。西式民主固然有可取之處，已經不再是中國青年和知識界不加懷疑的選擇。想靠中國的青年一代實現西化的和平演變、橘色革命，已經近乎空想。這也決定了六四的悲情將延續一個相當長的未來。
08年的三場較量（拉薩事件、地震募捐、抵製奧運），殊不論熟是熟非，讓西方勢力大跌眼鏡的就是，不僅中國境內的青年人起而抵製西方的攻擊（也許這是共產黨的成功誘導），就是身在西方自由社會多年的華人和留學生，也都奮起抵製對中國的妖魔化。洛杉磯時報某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們是在給你們中國人爭取民主，你們竟然反對，真是費力不討好啊！
1989年六四，我舉過魏京生的大幅肖像聲援國內，兩萬多留學生和愛國華僑參予，從紐約聯合國廣場向中國領事館挺進，沿途聲援時起彼伏。回味起來，那叫一個壯懷激烈；2008年4月10日，我在舊金山觀看奧運聖火，竟身不由己地跟著那些20郎當歲的留學生們，搖著五星紅旗呐喊“中國萬歲”。我還驚奇的看到，好幾個比我還老資格的前民運領袖，也在五星紅旗的隊伍中舞龍耍獅，不亦樂乎。
這難道不值得民運反思嗎？

六問題

六四人是以政治為職誌的。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人心向背的問題。固然不應怪罪六四人在流亡的背景下脫離中國的實際，但是主觀上對中國的變化視而不見，甚或唯恐天下不亂，則渾渾噩噩，大不可取。六四人和民運的思維方式與認知，與中國的現實差距日甚，所思所想與中國的老百姓背道而馳，這不是反共的問題，而是疏離草根大眾的問題。
中國已然擺脫了文革和六四那種為了莫須有的意識形態集體狂熱的曆史羈絆，走向“不折騰”的、理性務實的、成熟穩健的現代社會。
朋友，不要再滿嘴“中共、中共”地掂記著好不好？其實今日中國，誰還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員？誰還把你是不是共產黨員當回事呢？什麽08憲章77憲章大憲章啊、什麽“幾百萬幾千萬地退黨”啊，雞同鴨講、七不搭八！對此，中國的老百姓可能給你還算客氣的評價就是：“你太有才了！”
北京街上跑的出租司機在想什麽？上海玻璃大廈裏的白領小姐在想什麽？“鳥巢一代”的莘莘學子在想什麽？八千萬民工在想什麽？一億多股民在想什麽？兩億多網民在想什麽？
說具體些，常打打電話回家，問問你們退休的老爸老媽在想什麽呢？
聽聽想想，什麽是中國的根本問題。什麽是民運的根本問題。
公允地說，在此要為六四人滯留海外鳴不平。很多朋友回國探親發展、葉落歸根的要求，多次被國家相關部門拒絕，這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
在此，提醒這些國家把門的官員們，對祖國有點自信好不好？讓六四人、民運人回國，一點都不可怕。他們看看中國的發展，他們參與中國的發展，對中國的現狀有真實的了解，是一個消弭誤解、化劍為犁的捷徑。況且，民運圈中早已形成這麽一個潛規則，隻要誰回國，通常會被“抓特務”，自然斷了民運的前途或者後路，豈不是正中下懷了？

七冰火

其實，六四人和民運人中，人才濟濟，不乏各行各業的佼佼者。他們中間，有中國最優秀的學者、記者、作家，有中國國最富有的商人、企業家，有中國改革的先行者、政府智囊，有北大、清華、上海複旦最優秀的青年才俊。
他們把民運搞到今天這種境地，不是他們不行，而是時運不濟。
這些年不少民運人物回國發展，成就不菲。他們不僅在中國發財，而且利用各種機遇，實實在在地參予著中國的發展與變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周邊的人們。
就筆者所知一些回到國內的前民運先驅，有的直接進入了政府機構，成了金融市場監管的領軍人物；有的成了演講大師，為數百位中國的大企業掌舵者講授現代經濟學；有人成了房地產弄潮兒，名下的房產遍布北京城鄉；有的成了股市弄潮兒，享受著無憂無慮的財務自由；有的成了通訊業巨子，有的成了紅酒莊園的莊主。。。。。。
最有趣的是，一位博士仁兄在美國做搞股票公司一敗塗地(網絡泡沫所致)，迫於無奈回到國內，不旋踵就成為中國知名的”華爾街大師”，不僅出任證券公司的首席經濟師年薪了得，還在各大財經電視頻道主持節目。人生一個轉折，真是冰火兩重天啊！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年的風光無限政界明星、商界巨子、文化界巨臂、理論權威、著名教授們，流亡西方20年後，大多敗了家業、丟了專業。有的在加州開起出租車、有的在紐約擺地攤賣假表、有的搞政治庇護榨取新移民的錢財。當年在文學界初露鋒芒的女作家，現在在紐約做手工串珠子為生；當年中國首屈一指的文化導師，現在做起了華人圈裏的傳教士。
要聲明一下，我十分敬重上述朋友自食其力、不食周粟的氣節，比起那些從不明政治勢力或情治單位騙錢為生的一大票職業民運人，他們多了些自尊和骨氣。即便如此，這樣在異國他鄉混日子，又有什麽意義呢？

八未來

20年過去了，可謂彈指一揮間。那麽再過20年會怎麽樣呢？六四人麵對的未來是：朋友（美國和台獨）一天天爛下去，敵人（中共和華僑）一天天好起來。
20年來的人心巨大轉變，直接的原因是，中國崛起激發了海內外中國人的自豪感，不再容忍外界對中國任意妖魔化了。而美國的金融危機，正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這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將深刻改變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各國的強弱消長，風水輪流，已經初露端倪。
華爾街日報最近撰文說：當金融危機過去後，西方國家會不習慣，中國的紐扣、玩具沒有了，中國的成衣、球鞋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的汽車、機床、輪船、變壓器，還有飛機和銀行，開始占領遭受重創的西方國家市場。
最近我在國內證交所做過一次金融危機的介紹，很多聽眾都不敢相信，美國不是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嗎？怎麽會有次級債這種事呢？中國的房屋市場化才十年，再幼稚也不會這麽愚蠢啊？提到麥道夫、斯坦福就更為吃驚了：怎麽美國也有集資詐騙啊？
過去在中國的基金經理和券商腦海裏，雷曼兄弟、花旗、瑞士信貸、摩根斯坦利這些響當當的字眼，是多麽神聖啊！所謂“大行評級”，動軋翻雲覆雨，能讓中國的股票漲跌打停板。而今的華爾街，已然成為一個恐怖的名詞，不僅埋葬了嬰兒潮一代的退休金賬戶，連股神巴菲特也落得個晚節不保。人們隻有長籲短歎，落花流水春去也！
今日中國，僅僅07-08的一場大牛市，就產生了數百萬的百萬富翁和數千萬的中產階級。以股票價格計，中國人壽成了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中國的工商銀行更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穩居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在可以遇見的未來，這樣的地位已經不可撼動。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的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和他們的政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憧憬、自信日盛。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過去20年間改革開放的成就，揭示著中華民族在曆史長河中的新一輪崛起。
而六四人和海外民運未來，套用萬潤南先生的一句名言，恰如其分：“我們是打不倒的，因為我們已經躺在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