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國內來一個小夥子，很優秀，26歲，已經是項目領導人，我們餐後依窗外望，對麵就是當年拿破侖的行宮。
1989那年發生的事，小夥子幾乎不知道，問他六四是什麽，他說六四離他太遠，應該是中南海的拿破侖者關注的事，跟他這樣的技術官僚沒有任何絲毫的關係。他說，他關心的是，人們可以過著安穩富有的生活，至於六四五四這些沉重話題，你關心了也沒任何作用，還是留給最高領導人吧。小夥子不知道王丹是誰，就像那年天安門廣場上有些學生不知道魏京生是誰一樣。我們中國人的記憶很具中國特色，六四的參與者不知道四五是什麽回事；文革的時候很多紅衛兵“領袖”不知道章伯鈞是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中國人的記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有選擇性的記憶；中國人的忘卻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有選擇性的忘卻。
1976年的四五運動，是因為悼念周恩來而爆發，當年鎮壓使用的隻是警察、民兵和棍棒，1989年的六四運動，是由於悼念胡耀邦而爆發，20年前的“平暴”則使用了大量的正規軍隊、坦克和真槍實彈。 6月3日那一夜，據說被鎮壓的都是“暴徒”。 這些“暴徒”有些死亡了，有些被判刑坐牢了，有些刑滿出來沒有工作。一夜之間，“暴徒”就是你的左鄰右舍，就是你的親朋好友，甚至就是你的親生父母，兄弟姐妹。
那一夜改寫了中國人的曆史，改變了數千“暴徒”的命運，同時也改變了20年來的中國。從那夜開始，執政者得出結論：凡敢於挑戰當局者，皆“暴徒”，皆可鎮壓。
因此，六四鎮壓最大的受益者並非中南海的拿破侖者，而是20年來中國大大小小的貪官，因為他們已經不必擔心任何來自“暴徒”的監督和挑戰。
集權統治者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使用“警察意識”統治和管理社會。警察在大街上巡邏，他腦子裏始終保持“警察意識”，高度警惕：除他以外皆壞人（“暴徒”）。
“警察意識”造就了這麽一個社會：人民“無知”；官員無恥。
上文所述之就是人們對中國曆史的“無知”，不但如此，人們對現實也“無知”。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巧遇國內某市作協主席，問他知道《零八憲章》麽，回答不知道。問他知道劉軍寧賀衛方麽，回答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的很多東西我不知道，他跟我說，他們寫作和編輯有12大禁區是不能碰的，所以他們寫作時清楚何時收筆。他還跟我說，國內網站屏蔽是有賞金的，哪個網站屏蔽哪種文章，都有價目表。
無恥官員的例子的確太多，當前中國官員貪汙腐敗之烈，可以說為世上、史上少有。從“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來”的大官，到芝麻官鄧貴大，他們有一個共性，那就是無恥。
鄧貴大，湖北巴東一個鎮的招商小吏，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掐著大把票子尋歡不成時來硬的，結果死在了烈女鄧玉嬌的刀下，不幸殉職。刺死尋歡官員的鄧玉嬌成了網絡焦點。巴東的事件並無太多驚天動地之處，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不知道還有多少手裏沒刀的鄧玉嬌就算成了犧牲品也無處申冤。巴東事件耐人尋味之處在於，事發半個多月之後，人們看到的是官方前後矛盾的說辭，感覺到的是對真相一步步地掩蓋，用另一個更大的謊言來掩蓋自己的謊言。
根據媒體報道，湖北省宣傳部門已經開始限製對鄧玉嬌案的報道。
20年來，“穩定壓倒一切”成了執政的合法根據，而“殺一儆百”、“爭取民心”則為具體操作的行政實現，隻要地方貪官說，追尋真相的人們是“暴徒”或背後有“敵對勢力”，他們處理了，隻會“立功”絕不“離軌”。
想起尼羅普（Christopher Nyrop），這位丹麥學者說過：“不抗議的人，則是同謀者！”
不抗議即同謀，那麽，沉默就是犯罪，整體沉默就是整體犯罪。當心！整體都表示沉默時，明天你我就是“暴徒”，因為“暴徒”的定義和解釋權不在你我的手裏，更因為“暴徒”處置的權力你我“無知”。
寫於200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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