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總理的“多難興邦”與餘秋雨的“含淚書”

一年多前，我讀了《千年一歎》，覺得很好，於是興衝衝地問一位朋友是否聽說過一個叫餘秋雨的作者。朋友趕忙問我是否聽說過有個叫江澤民的人。“你不關心外部世界”吾友說。

可見，我不可能了解生活中的餘秋雨是怎樣的，但一個直覺告訴我，公眾對餘秋雨的奚落“可能”是不公正的。且由溫總理在汶川的題詞“多難興邦”說起。

兩周前汶川地震周年紀念時，我本想發下麵的留言，但不忍掃大家的興。現在抽出來：

就溫總理的題詞，我有不同看法： 家、國要分清楚。
不讚成把人民承受自然災難與國邦崛起放一起說。覺得應把地震作一自然災難處理，扯上“興邦”大概出於同時發生的西方反華事件導致的心理。但我們不應讓別人左右自己的情緒。地震難者是一條條各自不同的生命，大筆一揮，統統歸納為國邦崛起的情勢環境，難者能同意麽？我以為有對難者不恭之嫌。興邦一說究竟安慰、鼓勵了誰？也許是其他中國人，例如海外的我們，又或讓他國“另眼相看”，但災民自家的感受呢？死了小孩，叫活下來的以國家為己任，而不是鼓勵他們將來研究地震、防災，這種無邊無際地泯滅個人的思維方式是古老中國一路走下來漸漸形成的一個特色。

我以為大國之心應是平常心。家、國要分清楚。家有難，安慰家，興家。 〔引完〕


上麵引文中除了闡述老舊傳統泯滅個人，家、國含混之外，還意在指出一個現象，此亦是我不斷批判五四文化運動〔再提一次：政治運動的五四不同於文化運動的五四〕的原因之一，即中國的自我客體化。通俗地說，就是把自己看成由西方主導的世界裏的客人，需要西方的認可。可以設想，如果地震發生在俄羅斯，受到西方類似的非議，俄羅斯人是不會把一場自然災害扯上、上升到“多難興邦”的民族自覺的。西方詛咒麽，俄羅斯人會更用心去救助自己人，但依然不會給自己無邊無際的心理壓力。何也？俄羅斯雖然不再是當年與美國分庭抗禮的超強，但在心理上、精神上依然是自己的主人，保持著俄羅斯的傲骨。她不需要告訴人民要做好、要“崛起”，不要被西方“看扁”。因此就不會在外界的刺激下把一個一時一地的災難在觀念上擴充到全民族的高度----這難道不是在自我加大精神創傷的幅度麽？

現在談餘秋雨。
就讀過的餘的幾本書，我的印象是，他是個頗忠厚的人，可以“有才華而精神平庸”概括之。就《千年一歎》而言，他的才華表現在看出斷代地比較現在的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不恰當。好比把長跑運動員與短跑運動員在短跑的賽道上比較----他說。他的平庸則表現於：隻在各大文明的政經層麵上作宏觀的比較，而不懂得在文明包裹下的精神本體的消長上理解文明的興亡----因此書中才有對印度文明偏頗的敘述，以及他本人在中東某飯館對當地人孤立地大談“進步”的舉動。

我的直覺是，餘秋雨的“含淚書”與溫總理的題詞出於同一種心理，隻不過總理的以一種莊嚴的麵目出現，故不容易發覺其下隱含的殘酷與含糊。餘秋雨則由於有文人的迂腐、以及已經被係列革命弄得張冠李戴的“以天下為重”的傳統觀念墊底，故在不合適的時候說出了被人民唾棄的話。而政府則正中下懷，於是加以推廣。我在他的新浪網戶上讀了那段話，除非我搞錯了，又或原話被改了，否則，似乎是很短的一段話。好象並沒有忖摸上意的動機。家國不分、希祈中國人民暫時泯滅個人，聯合起來應對西方老大的意向卻頗明顯。

而這種自我客體化的思維，就算在這裏海外文學城，一眾自以為敢說真話、思想獨立的華人文化人，我也是經常遇到而不勝其煩的。可見這種思維與心態是我民族百年來的瘟疫，餘秋雨不過是因緣交錯，以最笨拙最不幸的方式成為眾矢之的而已。我們與其罵他起勁，不如自我麵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