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突然自殺，各種各樣的評論很多，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於腐敗、民主、經濟發展、道德等眾多問題。韓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發展很快，但是，幾位前總統都因腐敗問題受到司法調查，例如全鬥煥、盧泰愚，現在是盧武鉉。如果說全鬥煥、盧泰愚還處於集權時代的總統，那麽，盧武鉉則是民主時代的總統，而且是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草根”總統，他的自殺自然引起更多的關注。說一點我的看法。
發展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唯一存在方式。在歐洲曆史上，資產階級推翻封建主，獲得統治權，保持了西方社會一貫的本質：利益集團掌握政權，政權與利益集團沆瀣一氣。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利益集團由大資本家組成。資本主義早期，不論是英國、法國還是美國，對於擁有民主權利的人設置最低財產資格，就是利益集團掌控民主政府的典型。一次大戰以後，西方國家漸漸形成了普選投票製的廣泛民主，試圖以普遍民主製約既得利益集團的少數人民主。但是，從實踐上看，尤其是美國式的民主，並沒有製約既得利益集團與政權的緊密關係，隻不過以前赤裸裸地狼狽為奸，現在變得隱蔽一些。甚至利用製度設置，將原先屬於腐敗的內容，變成合法化。
美國式的民主有它自身的特點。美國社會以500強為代表的超大型企業帝國，化身成為私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和權利，甚至包括媒體和輿論。這種大型企業帝國為了自身的發展，會在國內盡量限製政府的權力，隻讓政府成為企業帝國的附庸，從而使得既得利益集團的安全感更加牢固。這種狀態使得社會的普遍民主徒具其表，利益集團操縱政府的局麵並沒有根本改變。美國“小政府、大社會”的政治形態，更加正確的描述是：“小政府，大企業”。西方的這一製度形式引入到東方國家後，所產生的結果，與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形並不相同。
美國式小政府、大社會的狀態，在東方國家缺乏基礎，東方國家很難改變大政府的傳統。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幾個集權的總統下出現和進步，是東方國家傳統的必然。換句話說，韓國經濟發展的起飛依靠的就是大政府、大企業。因此，當韓國進入“民主”時代，不僅全鬥煥、盧泰愚遭受了司法調查，其他為韓國經濟起飛做出重要貢獻的大企業，同樣卷入了腐敗的漩渦。人們希望在西式“民主”製度下的盧武鉉，能夠使政府擺脫與利益集團的聯姻。盧武鉉草根出身的背景，更讓人們對此充滿了希望。這一希望也是對“民主”的希望。然而，盧武鉉還是令人失望了：在民主製度下，他依然遭遇其前任同樣的命運。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麽民主也沒能使盧武鉉擺脫“黑金”腐敗的命運？我們先做一個假設。假設韓國依然繼續全鬥煥時代的集權方式，經濟依然發展，那麽，從全鬥煥、盧泰愚到盧武鉉的黑金腐敗會暴露嗎？應該不會暴露在司法調查下，最多暴露在民眾的嘴巴上。的確，因為有了西方式民主，才使得這些腐敗遭遇司法調查的命運。但是，民主為何沒能製止腐敗，而是同樣地發生？而且，這種現象並非隻在韓國一個國家出現？因為，民主也沒能改變資本主義由既得利益集團操控社會的根本。隻要這個根本不改變，不管是集權還是民主，都是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不同的是，集權會掩蓋腐敗，民主會轉移腐敗：將原屬集權的腐敗，變為民主製度下的合法行為。所謂“小政府”就是要達到這個使腐敗合法化的目的，因為，原屬“大政府”的權力，很大一部分轉移到了民主製度下企業帝國的手中。
比方說，在大政府的環境下，政府可以控製物價，企業要實現對自己有利的物價，不得不求助政府，由此容易產生腐敗。而在民主製度下，微軟完全自己決定物價，“腐敗”就被合法化，甚至根本不能叫“腐敗”。利益集團的目的是一樣的，名義完全變了。除了被轉移的權力外，民主製度下的政府依然保留了一部分權力，並沒有完全轉移到企業帝國手中。在利益集團操控社會的大背景沒有改變的形勢下，這部分被政府保留的權利，依然成為腐敗的源頭。例如，戰爭的權力大都是在政府手中，但是，伊拉克戰爭等美國政府的戰爭行為，仍然讓美國國家受損，少數利益集團受益巨大。而對於韓國這樣的東方國家來說，即使實行西方的民主製度，政府所保留的權力依然很大，自然更容易帶來腐敗。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近日在FT中文網發表《印度民主醜陋的一麵》一文。文章指出：“在大多數國家，當有人責罵政客是‘罪犯’時，不過是一般意義上的謾罵。而在印度，這往往是不折不扣的事實。英國公眾眼下對議會報銷醜聞怒不可遏，他們大概樂於知道以下事實：上屆印度議會的543名成員中，有128人曾麵臨刑事指控或調查，其中83人涉及謀殺。在一個貧困社會，黑幫分子能夠憑借武力和金錢進入議會，而他們也的確這樣做了。”
我認為，東方國家在民主製度下醜陋大量存在的現象，靠進一步移植西方文化仍然難以改變。資本主義賺錢第一、資本家第一的根本性存在方式，不過是將資本家所定義的“腐敗”，借用製度轉化為合法而已。因此，盧武鉉在自殺前不久，麵對記者采訪時說：“我現在沒有臉正對你的眼睛，我現在可以被拋棄了，現在我完全不足以代表任何道德進步”。盧武鉉的這番話表達了一個重要的含義：民主不能促進道德養成；即便在民主製度下，抵製腐敗除了法律之外，依然需要道德；而獲得這一道德的力量，靠利益集團爭權奪利的民主製度，是不可能的。這是我的一貫主張：一群小人的民主是令人厭惡的民主；民主這一工具隻有被有道德修養的人群掌握，才會對社會實現最大程度的益處；民主這一工具如果被利益集團掌握，隻能成為利益集團的保護衣，這種狀況正是美國社會的現實。很多後發展的國家沒有理解這個本質，盲目聽信美國把民主絕對化的宣傳，盲目照搬美國的民主，隻能自食其惡果。
然而，盧武鉉的自殺依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結局。一方麵，盧武鉉用自殺表達了自己在失去道德防守後的個人羞恥感，這種羞恥感向社會的傳達，有助於提醒其他人的道德養成。盧武鉉的羞恥感某種程度上換取了一部分民眾的同情。相比之下，中國無數與利益集團緊密勾結的腐敗分子，幾乎毫無羞恥感，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喪失殆盡的惡果。另一方麵，盧武鉉以自殺保護了黑金交易中其他參與者。在盧武鉉自殺後，韓國司法部門已經決定，結束對盧武鉉金錢交易的司法調查。這個結果很可能導致失去一次痛擊腐敗的良機，讓參與腐敗的當事人逍遙法外，這可能不是盧武鉉想看到的結局。盧武鉉的個人羞恥感，讓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最高的代價。但是，當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甚至掌握權力的階層，都沒有羞恥感的時候，僅僅是個別人的羞恥感有用嗎？瘋狂地追逐利益，瘋狂地唯利是圖，把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將使得一個民族整個變成無羞恥感的民族，即便富裕，也同樣令人厭惡。因此，中國必須盡快改變利益至上、金錢至上的美國模式，從政府到民眾，都應該像盧武鉉一樣，將羞恥感等價於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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