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吧。老毛自己做了一輩子皇帝。 天天搞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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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吧。老毛自己做了一輩子皇帝。 天天搞階級鬥爭，全國人民被搞得人心慌慌。最後又是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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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改革八賢:再胡搞國家要被開除"球籍"

中共改革八賢:再胡搞國家要被開除"球籍"(組圖) 南方周末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2/news-gb2312-758265.html
元勳們的理念原點並不高深，他們隻是覺得，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再這樣一切以階
級鬥爭為綱地鬥下去，國家將要麵臨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他們的親身經驗告訴
他們，國家再這樣無法無天下去，無論高官抑或百姓，任何人的人權都不值一提。


【改革八賢】 麵朝常識 春暖花開

今天，2008年12月18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紀念日。30年前的今天，一場決定當
代中國命運的會議召開，會上人們作出關鍵抉擇：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從
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麵朝大海，春暖花開。

今天的青年難以想象，這般人之為人的平常願景，當年卻要經過千難萬險才能最終
作出選擇。恰恰這樣的難以想象，反襯出當年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是何等的荒誕不經。



那時的人們，並不關心糧食和蔬菜，他們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那時的人們，陶醉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其樂無窮中，年年講、月月講、天
天講階級鬥爭；那時的人們，愛戴偉大領袖、英明領袖勝過一切親人；那時的人們，
堅信越窮越光榮；那時的人們，不知學曆為何物，因為知識越多越反動……


鄧小平

葉劍英


胡耀邦

精神力量如此強大，照理那時的人們臉上洋溢的都是幸福，但後來的傷痕文學證明，
當年的幸福皆是嬌嗔與虛妄。所以，深圳河上，才有無數人冒著被邊防射殺的危險，
奮力遊向腐朽的資本主義香港，是謂逃港潮。

那時，也並非人人盲從，但張誌新幾句文革是左傾、個人崇拜可笑的真話，就讓她
慘遭割喉虐殺。底層如此，身居廟堂高位的清醒之人，亦難逃被打倒乃至家破人亡
的厄運。因為那時，最高領袖的話句句是真理；其身後，凡是他的決策，凡是他的
指示，人們也都必須維護、遵循。

果真長此以往，今日中國的現狀，從當今一個鄰國的現狀即可想見。因此，向當年
扭轉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改革元勳們致以再怎樣崇高的敬意，都不為過。

其實，元勳們的理念原點並不高深，他們隻是覺得，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再這樣一
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地鬥下去，國家將要麵臨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他們的親身經
驗告訴他們，國家再這樣無法無天下去，無論高官抑或百姓，任何人的人權都不值
一提。

其實，這些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它們，無非是常識罷了。詭異的
是，常識在某些時刻，卻總是被迫蒙塵睡去。狂熱年代的烏托邦理念，雖然依托著
紮實的教條、本本、經典，卻都是在與人性為敵，與自由為敵，與曆史規律為敵，
最終都是在與常識為敵。把那樣的本本、教條當知識，倒活脫脫一個知識越多越反
動。

在人類的公共生活裏，最為珍貴的不是大師們浩如煙海的著作，不是領袖們天花亂墜
的演講，而是普通人的常識。常識，在人類所有的識見中最為珍貴。許多時刻，人
們囿於種種偏見，將認識對象意識形態化。欺騙性質的反複言說，教科書給定的認
知模式，如此這般的忽悠，固化了人們的頭腦，從來如此成為難於逾越的智障。

常識的珍貴之處，就在於穿透迷霧，說出皇帝什麽也沒穿。鄧小平表達改革開放的
語言極其平實，卻總是蘊意深邃。把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作為政策的
出發點和歸宿，無疑就在奉常識為圭臬。

所有與常識為敵的決策，都將付出災難性的代價。我們不該忘記，今年還是大躍進
五十周年。 1958年的那場浩大運動，領袖一聲喚，人們大幹快上，趕英超美，畝產
糧食十萬斤的衛星頻頻上天，到頭來卻是資源耗盡，餓殍遍地，數千萬人餓死的悲
劇釀成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饑荒。

改革開放的起步，得益於常識的回歸；改革開放的曆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識的曆
程。盡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常識說出多年，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
一點，仍然爭了十餘年才有定論。改革每進一步，都要突破教條、本本的夾擊，都
要殺出既得利益者的重圍。發現常識的血路布滿荊棘，不由不讓早已知道常識的人
扼腕長歎。

回望來時的血路，幸運的是，三十年我們未曾虛度，中國奇跡正是常識的勝利。但
改革未有盡期，我們仍需重新回歸常識，重新從常識出發。教條仍然遍布經濟、政
治、民生、文化諸多領域，改革推進，端賴拋卻更多的本本迷信，匯聚更多的民眾
常識。而匯聚常識的渠道，就在建立一個人人有話說的議決機製。這是公共生活裏
最大的常識。

做一個幸福的人，每個人心中都懷有這樣的常識，願國家佑護她，願改革者珍視她



【改革八賢】葉劍英：最後十年　滿目青山夕照明

■他在蔣的部隊裏，出行一匹馬，一頂轎子，一個挑子，喝牛奶白蘭地，吃進口餅
幹，在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1927年）投奔共產黨，為什麽？

■葉帥與華國鋒關係良好，就是華國鋒下台了，葉帥仍然是真情相待。

1978年12月26日，葉劍英主持召開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告
台灣同胞書》。

翠桐圍深院，紅楓伴小樓，軍事科學院二號樓，葉劍英元帥工作和生活了五十多年
的地方。1986年，90歲的葉劍英在這裏去世。

在這裏，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順應民意，謀劃粉碎四人幫，結束那場史
無前例的災難。

曆史不可假設，但很難想象，1976年以後的中國曆史，若沒有華、葉、汪，會是怎
樣──四人幫不覆滅，談何改革開放？！

1976年，老帥已經八十高齡。參加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舊民主革命又是共和國開國
元勳的葉劍英，新的曆史使命剛剛開始。

舉薦胡耀邦，力主鄧小平複出，解放老幹部，討論真理標準，建立經濟特區，修改
憲法，共和國開始新長征的每一關鍵時刻，總能見到這位老人的身影。

在軍事科學院二號樓，葉劍英的二女兒葉向真、侄子葉選基、當年的葉辦主任王守
江以及秘書王文理、張燕等一起，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那段扭轉乾坤歲月中鮮為人
知的故事。

支持鄧小平複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成員相繼被隔離控製，沒有一顆子彈一滴血，10年狂熱的文
革以最小的代價結束。

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代總理華國鋒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
人，軍委副主席葉劍英掌握著軍隊指揮權，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掌握中南海警衛
部隊。

葉劍英的特殊作用在於，能將被打倒的老幹部，與華國鋒、汪東興聯合起來，他們
共同促成了這次重大行動。

葉向真：他們的交往都不是一天兩天，他們信得過他（葉劍英）。

蔣介石、毛澤東都特別喜歡他（葉曾是蔣的直接部下），因為他沒有野心，不爭權
奪利。他在蔣的部隊裏，出行一匹馬，一頂轎子，一個挑子，喝牛奶白蘭地，吃進
口餅幹，在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1927年）投奔共產黨，為什麽？

他是一個很忠誠的人，忠於自己的信仰。

粉碎四人幫後，葉選基在第一時間通過呂正操女兒呂彤岩將消息告知鄧家。當時仍
未解放的鄧小平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鄧小平盡快複出，盡管是人心所向，但若非葉劍英的力促，恐怕更為艱難。

葉想方設法支持鄧重新出山。他在許多場合讚揚鄧小平治國理政的能力。他說：中
國可以沒有我葉劍英，但絕不可以沒有鄧小平。他還當著徐向前、聶榮臻、王震等
將帥，稱鄧是老帥們的領班。

王守江：葉帥說，我已經八十多歲了，我沒這個精力，他還年輕嘛，在中央工作了
這麽久。葉帥是出於這樣的公心，是為了黨和國家的前途。

在鄧尚未正式複出時，經政治局會議同意，中辦與葉辦商議為鄧送文件，暫以王守
江的名義查收。

王守江：這個隻有誰知道啊？隻有（中辦秘書局）局長周啟才知道。1977年2月21日，
在玉泉山開政治局會議，會後葉劍英和周啟才一起回來，周啟才把我叫到辦公室去，
告訴我，鄧的複出已經確定了。

葉選基：有兩個事實得承認，華和汪沒有主動提出來讓鄧出來工作，這是事實；但
葉帥跟他們提出恢複鄧出來工作，做他們兩人的工作，他們兩個沒有反對，這也是
事實。

在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胡耀邦當總書記期間，葉劍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
常委，位次高於鄧。他後來曾提議，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鄧放在自己前麵，但鄧堅
持排位不變。

鄧小平非常尊重年長7歲的葉劍英，在鄧複出後，兩人交往頻繁。

葉選基：鄧對葉很尊重，隻要葉帥提出跟小平見麵，小平從來都是說：那好，我過
來。

葉的秘書張燕回憶說，兩位老人的最後一次見麵，是在1982年，葉讓秘書給鄧處打
電話，然後就出發前往鄧家。去了之後，小平批評了葉帥的警衛。因為葉帥身體不
太好，小平希望葉帥在家等他過去。

鄧複出後，很多具體事務，逐步由鄧來掌管。

葉選基：很多事情，他們找葉帥，葉帥都讓找小平去。習仲勳他們提出要搞特區，
葉帥說我完全支持，你找小平匯報去。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葉決定在閉幕會上好好做一番講話。他對女兒葉向真說：小
平要講話，我也要講一講支持他。

視華國鋒為真正的黨中央主席

粉碎四人幫之夜，葉劍英支持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

葉的資曆當然足以勝任。1971年林彪出事後，葉開始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76年，
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葉實際上成為尚在台上的最有實權的中共元老─
─這也意味著他將擔負重要使命。

但也有人認為，葉支持華隻是權宜之計──因為華的思想不正確，早晚得下。葉在
中共革命家中以智謀著稱，在戰爭年代，他主要負責總參謀部工作，被稱為葉參座，
毛曾讚葉是呂端大事不糊塗。

葉選基：不是什麽策略，當時他是真心誠意擁護華當中央主席，這是毛主席安排的，
葉堅決擁護。他們有商有量，有問題就談，取得共識就去做。葉劍英對華國鋒同誌
非常尊重，把他當作真正的黨的主席。

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起草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就如何評價毛澤東，如
何檢討黨的思想路線，華國鋒成為一個焦點。

華被認為頑固堅持兩個凡是，所犯錯誤還表現在鄧小平複出和個人崇拜等問題上。


這次會議十分漫長，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長達25天。華堅持為自己的思想辯解。
後來葉劍英的講話起了關鍵作用。

葉檢討自己周公輔成王，有封建思想在作怪，當初剛剛粉碎‘四人幫’，我的頭腦裏
也有愚忠愚義思想，有時明知華國鋒同誌的意見不對，但給他提出來後，他一拒絕，
我也沒有堅持。這體現了他自我批評、勇於擔當的人格風範。

葉肯定華的貢獻，他說，討論華所犯錯誤，對起草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非常重要：
如果國鋒同誌不願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所有中央這4年來的錯誤都是我
造成的，你們怨我，批評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辭職，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提一
遍，我請求黨中央讓我離休。這是我雷打不動的意見。

華聽後不再辯解。這次會議作出讓華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議。

王守江回憶說，在華國鋒淡出後，華仍經常來看葉。

葉選基：葉帥與華國鋒關係良好，就是華國鋒下台了，葉帥仍然是真情相待。葉帥
病重期間，華國鋒來看望了幾次。

此後華國鋒又連任4屆中央委員，出席黨的中央全會，安靜地度過自己的政治生涯。


葉向真：前年我去看望華國鋒，他說，葉帥是我的好領導，好老師，我從他身上學
到很多東西。

舉薦胡耀邦

文革結束後，葉劍英力主鄧複出，而他向中央舉薦的另一人，便是胡耀邦。

葉對胡的欣賞，至少可追溯到1960年代。

1964 年底，胡耀邦赴任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當時，社會主義
教育運動如火如荼，僅1964年陝西全省就逮捕幹部6470多人，扣留5000多人，還有
3200多人被開除黨籍。胡緊急決定暫停。很快胡耀邦遭到全麵批判，胡本人也突發
大腦蛛網膜炎甚至出現生命危險。

正在這時，葉劍英乘坐軍用專機來到西安視察軍事工作。

王守江：葉帥對胡耀邦說，我可以向中央反映，你本人也要跟中央反映，你比我講
得更清楚。你回去講，我也要講。

到門口的時候，葉帥跟我說，咱們走的時候，你注意，耀邦同誌要跟咱們一塊回北
京。

1975 年，葉劍英在讀書班（四人幫整肅幹部的地方）裏見到胡耀邦──他那時仍拒
絕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結論上簽字。葉向中央舉薦胡，後來胡到中科院當
副院長。在1976年初葉被要求病休之時，胡也被再次打倒。四人幫 被捕後，葉劍英
派兒子葉選寧去看望胡耀邦，胡讓葉選寧轉達給葉和華三句話：現在我們黨的事業
麵臨中興的大好時機。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麽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
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

葉開始關注著胡耀邦，中央黨校恢複後，葉向華國鋒舉薦由胡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胡到黨校後，率先為幹部平反，率先掀起有關真理標準等重大思想理論問題的討論。
葉說：喊冤上訪的人這麽多，要找一個斷案如神的包公啊！因此，胡後來又被葉、
鄧舉薦任中組部部長，負責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

胡耀邦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後，葉繼續支持這位思想開放、比自己小18歲的後輩。

對三中全會的獨特貢獻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時間長度是三中全會的七倍，是
三中全會的預備會。這個預備會是葉劍英提議召開的。

王守江：因為我們要民主嘛，要吸收大家的意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大家有
很多怨氣，當時要把思想統一到發展經濟上來。

怎麽開三中全會，葉帥就有不同意見，就是必須加個預備會議，全會不能開一個月
吧？必須要開個預備會議，把大家的意見講出來。統一之後開三中全會，文件通過
就解決問題了。

葉選基：葉帥是想通過預備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會議過程中出現了議題的轉折，
提出的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錯案等等，其實葉、鄧，包括華，是有思想準
備的。

葉劍英稱讚這次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聽會的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於光遠曾回憶，
會議暢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評的話，在簡報中都如實地登了出來。

而在這次會議的閉幕會上，葉劍英發表了至今看來仍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一篇講話
（胡德平：《重溫葉劍英30年前講話》。見本報10月2日頭版、2版）。

葉精心準備這個講話。之前由黨內秀才們起草過一個講話稿，由於沒有事先征詢葉
帥的意見，與葉帥想講的有很大的距離。最後，由他口述，女兒葉向真負責執筆，
劉詩昆參與，經多次修改，重新擬定了一份講稿。

葉向真：他有一個習慣，什麽東西都喜歡自己動手，參加會議也是自己做記錄的。
他說，秘書記的、寫的是秘書的理解，自己記的是自己理解的東西，這樣才能理解
形成自己的判斷、看法。所以他都盡量自己寫。

與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講話稿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幫的本
質是封建法西斯，強調民主和法製。這是葉帥反思文革的結晶。講話分三個主題：
一是領導班子問題；二是民主與法製；三是學習與解放思想。而貫穿其中的思想，
是民主。葉連續說了三個隻有發揚民主，葉還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勝利了的社會主
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

葉向真：這篇講話應該怎麽寫，寫什麽？父親說：要想往前看，就先要往後看。

葉劍英在講話中，強調了民主、集體領導的重要性，他認為，四人幫能進入中共核
心，在於黨內民主遭受破壞。

任何個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賢也是不可能的，因
為任何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這隻有依靠黨、依靠黨和國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製才
有可能。

王守江：為什麽要集體領導？因為我們黨，說實話，原來都是主席說了算，別人不
能有不同意見。集體領導就不能哪一個人說了算。所以中央決定了以後就要實行民
主，集體領導，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


新時期法治的奠基人

葉劍英長期指揮軍隊，也曾主政一方，不過，1978年2月，葉劍英當選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作為文革後第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有了新的曆史使命：讓這
個國家走上法製軌道，讓社會恢複規則與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國憲法的最大一次修改，這是一個艱難的工作。

建國後先有1954年憲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麵目全非，比如強調繼續革命、全麵專
政，而且打亂黨政關係，各級革委會成為各級人大的常設機構，地方革委會還可以
任命法院院長，檢察機關職權則由公安機關取而代之。

經過兩年多的討論和修改，且經曆全民討論，1982年，新憲法通過。葉劍英稱，82憲
法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

從 文革的廢墟中走出，葉委員長領導的立法機構任務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
中國的法律幾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盡快擔負起製定法律、完善社
會主義法製的責任，那人大常委會就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屍位素餐，那我這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沒有當好，我就愧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葉劍英說。

在他擔任人大委員長的4年多時間裏，人大通過了14個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
法院、檢察院組織法，還有刑法、刑訴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會還製定了
一係列法律、條例和決議。

葉強調，法律隻有經過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領導人個人意誌所左右。


葉不僅關注立法，還提出司法獨立性問題。檢察機關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
要忠實於法律和製度，忠實於事實真相，一定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這樣才能完成
自己的神聖職責。我們一定要有一批大無畏的不惜以身殉職的檢察官和法官，這樣
才能維護社會主義法製的威嚴。

葉選基：這在今天看來更有現實意義。

黨中央副主席的民間外交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而從時間上看，對外開放
要早於改革。早在三中全會之前，軍事科學院二號樓已經能聞到對外開放的味道。
葉劍英在這裏頻繁接見來自港澳和外國的知名人士。

即使三中全會之後，來自港澳和外國的知名人士到北京，並不是想見誰就能見到誰，
但他們大都見到了葉。

葉選基：香港商人胡應湘、李兆基和美國商人哈默等，他們第一次到內地，都是先
見葉帥。粉碎四人幫後，包玉剛、李嘉誠第一次進來，也是先見到葉帥，葉帥都鼓
勵他們到內地來投資建設。

這些都是非官方式見麵。他這樣高級別的領導幹部，做的是朋友間的民間外交、人
民外交，不上電視，不登報紙，跟其他領導人有很大區別。很多照片都是秘書拍的。


實際上，領導幹部的民間交往往往更優於官式交往，現在我們缺乏這種意識。

王守江：不那麽講程序，出於都是友人，出於這個，他一定要見見。

在當時的中共最高層中，葉劍英有著較多的海外關係。他出生於華僑家庭，早年追
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又曾是蔣介石部下。

而鮮為人知的是，葉帶兵解放了廣東，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華南，中共華南局
之下設港澳工委，負責領導中共組織在港澳的工作。莊世平、馬萬祺、柯平、柯麟、
何賢（何厚鏵之父）等人，均曾在葉劍英領導下工作，他們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


王守江：那時香港事務是葉劍英管，我經手很多機密的東西，都要寫葉劍英親啟。
因為葉劍英是廣東人，海外人士信任他，願意服從他的領導。

當國門重啟時，海外人士又找到了葉劍英。作為黨內德高望重的元老，即使隻是隻
言片語，都顯得非常重要。

王守江：他們要看葉劍英的態度，葉帥就說了一句歡迎你們來，為中國做些事情，
沒談什麽具體的事情，一兩句話，他們都很感動，高興得很。

霍英東進大陸投資之初，曾遭遇阻力。當時，港英當局對其並不認可，而中共在香
港的統戰對象主要針對上層人士。

葉向真：我父親說，英國人有英國人的標準，共產黨有共產黨的標準，霍英東在封
鎖時支援國家建設，是有貢獻的，我們不能用英國人的標準對待霍英東。他給僑辦
主任廖承誌打電話，兩人取得了一致。首先支持創辦中信紅色資本家榮毅仁文革後
第一次見到葉劍英，是在1978年初。

葉向真：記得那時的一段日子裏，每次我回家，常看到榮毅仁坐在父親那裏，我那
時搞不清為何他經常來找我父親，後來才明白，他是來找父親幫忙解決問題的。現
在，每次見到榮毅仁的夫人，老太太都要拉著我的手說：你爸爸是我們的恩人，是
救命恩人。

葉選基：當時葉帥已經在考慮恢複我黨的統一戰線的工作。民主人士，也要回到文
革前參政的狀態，給他們一定的位置，參政議政。

這裏頭有個插曲，穀牧訪問歐洲以後，回來匯報說外國的旅遊事業開展得很好，所
以中國也要開展旅遊業。

葉帥就提出，是否搞個旅遊部，誰來當部長呢，建議榮毅仁來當。當時中央原則上
是同意的。為了讓榮毅仁有思想準備，還跟他打過招呼。

但後來沒搞成。榮就想了一招，搞個信托投資公司，引進外資。如果榮老板當了旅
遊部長，就沒有今天的中信了。

當時榮老板跟我講什麽叫信托投資，我第一次聽說這麽個東西。他提出跟葉帥報告
一下。當時葉帥在廣州，葉帥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榮毅仁搞信托投資，讓他找穀
牧匯報。因此，中信是穀牧領導、安排、協助榮毅仁辦成的。江澤民同誌也參加了
中信的籌備工作。

傳記《榮毅仁》記錄，1978年底，葉曾說過：你說要開放，要引進外國資金，你共
產黨，人家不一定相信你……還要考慮用一個什麽樣的機構來開展工作，要民間的，
不是政府機構。政府機構不好，人家怕你共產黨。

此後的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舉辦五老火鍋宴，請榮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談。


1979年10月4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葉選基本人也進入中
信工作。葉劍英秘書張燕回憶說，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這十個字，葉帥揮毫寫了
三遍。

中信成立當天，葉劍英、王震、烏蘭夫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體董事。第一屆董事
會成員中，有江澤民。

經濟富線的設想

對於對外開放，葉劍英基於個人切身的經曆，基於對文革、對極左的痛切反思，非
常支持，身體力行。

葉向真：父親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異常堅決和堅定，與他在文革後期對家鄉廣東的
情況了解和關切直接相關。

文革前，廣東──葉的故鄉，成千上萬人偷渡香港，深圳海域經常可見溺水者的屍
體。即使文革結束，逃港潮依舊持續──這對葉是一個刺激，1979年，7萬多人沿著
幾條公路成群結隊擁向邊境線，最後外逃約3萬人。

葉向真：我至今還記得，每當父親看到這些情況報告，心情很沉重，經常獨對四壁，
沉默不語，一位身經百戰之元戎，甚至為此落下眼淚。他說，出現這樣的逃港潮是
被生活逼出來的。許多人在這邊缺吃缺喝，生活困頓，而港澳那邊高樓大廈，還歡
迎去，為何不去逃生？

港澳地區，早就是另一番景象。1961年，葉劍英、聶榮臻從海軍基地坐船到拱北，
葉劍英拿起望遠鏡遠眺澳門。

葉選基：那次我跟他去了，當時拱北窮得一塌糊塗，隻有一個黃顏色的破舊邊防所。
澳門南光公司老板柯平從澳門帶來點心，什麽炸春卷、蝦餃，等等，哎呀，真好吃！


遠在那個年代，他老人家心裏早已經有那個感觸，外邊居然已經發展得那樣好了。


1979年2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和吳南生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匯報了辦出口
加工區的設想，葉催促他們趕快向鄧小平匯報。

王守江：吳南生說，我們窮啊，快餓死了。上百上千人往香港跑，過去了，就能有
活路。想阻止，阻止不了，太多了。有的過不去，死人了，一片一片。

所以葉帥說，一定要把邊境這個地方發展起來，起碼有飯吃，有飯吃就不跑了；第
二步，這個地方要開放，他就不跑了，還可以回來啊。

葉向真：我父親說，要在離香港最近的地方建立一條線，與香港隔一個海，麵對麵，
讓這些地區盡快發展起來、富裕起來，讓這些地區的老百姓能夠感覺到這兒能生活，
而且生活得很好。

對外開放的意義，不僅在於解決百姓活路問題。

葉向真：父親知道，經濟搞不上去，民不聊生，人民沒出路，在這種弊政下，還想
保持自己的政權，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政黨，當你違背民意的時候，說再多的漂亮
話，老百姓都是不滿意也不接受的。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特區設想，其實是來自於人民，來自於實踐。


旗幟鮮明支持辦特區

1979年，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經濟特區成立。葉與鄧在聽取廣東省匯報時，
即要求他們盡快擬出經濟特區條例，1980年8月，《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獲葉領導
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

王守江：葉帥就說，搞個法，在人大以法律的方式，把它固定下來。通過以後，不
是哪個人都可以叫停的。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之後，改革者們仍麵臨巨大壓力，他們找到葉劍英。

葉選基：香港商人胡應湘也曾到軍事科學院二號樓葉劍英家裏，在地板上攤開廣深
高速公路的圖作了介紹。梁尚立（時任廣州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常委）帶來的。那
個時候胡應湘興建廣深高速公路碰到好多困難，層層審批，反對聲音說：高速公路
怎麽讓外資來搞。意見大著呢。梁尚立提出是不是跟葉帥匯報一下，讓葉帥了解支
持一下。我跟葉帥報告，他們就來了。

我就記得最重要的一句話，葉帥跟胡應湘講，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第一條就是
交通先行。他完全讚同他們搞這條高速公路。

1983年4月，正在廣東考察的副總理穀牧，聽聞葉在中山療養，便要求聯係見麵。這
個時候的葉疾病纏身，一個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連任人大委員長。

其他人被要求回避後，葉問穀牧：聽說你最近的日子不好過？

穀牧點頭。租界論、李鴻章、洋務運動等說法給他帶來巨大壓力。

葉續問：聽說你遭圍剿了。我們有些同誌到底是怎麽想的，為何不允許你在經濟開
發區搞試點？

沒等穀牧回答，葉又接著問：穀牧，你有料搞定嗎？

穀牧沒聽懂這句廣東話：您說什麽？

葉說：我問你頂得住嗎？

穀站起來：我一定把特區幹出個名堂！

葉說：那就好，那就好！記住，如果再遭圍攻，你頂不住了，就來電話。我葉劍英
立即調飛機飛回北京，旗幟鮮明地支持你搞改革開放！

葉選基：當時還沒有人發話肯定，他們壓力很大。為啥葉帥問穀牧頂不頂得住？葉
帥年紀大了，看到這種情況，他很擔心，才會問。

1984年，小平視察特區，改革者們的壓力得到解除，險些夭折的特區安渡難關


【改革八賢】胡耀邦：讓中國回歸常識


■他跑了 1600多個縣，如果當地生活落後，胡總是不開心。而看到當地農民生活不
錯，胡高興地抱起身邊的孩子，喊秘書說，有什麽吃的，給孩子拿點來！

■在女兒滿妹的回憶中，胡曾經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
平、陳雲等為副主席。他在會後跟中央委員們談話時說，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
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
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麵臨著即將到來的權力頂峰，他被鄧
小平和葉劍英提議，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以接替時任主席華國鋒。

經過十幾次的拒絕後，胡最終接受了這一職務，但有一個條件：這個主席，隻能當
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幹下去，要改主席製為總書記製，以確
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從文革中走過來的胡，希望中國今後能避免類似的災難。集體領導，是他所支持的，
另外還有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在女兒滿妹的回憶中，胡曾經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
覺退下來的一個。

回顧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前後的作為，更多的時候，是使這個黨以及這個國家能夠正
常起來。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希望能改變中國不正常的運
動整人的政治邏輯並破除思想迷信和個人崇拜，這為改革開放掃清了道路。而他此
後對改革的種種觀點，更多的是尊重常識，從人出發，回歸正常。

1983年，胡耀邦在廣東考察時與少年兒童交談。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職務，
不過要胡複出的葉劍英說，在那裏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

此時的中國正籠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幫被打倒了，不過政策並未為之一變。華
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以維護毛澤東的權威。這年初夏，胡對朋友說，諸如一句頂一
萬句這樣的話，禁錮了民族的創造力。

混沌中才有縫隙，這個縫隙被胡抓住了。

此後的過程在日後被反複追憶：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率先
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第二天，《光明日報》發表此文。

胡是有準備的，《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是此時已為中組部部長的胡調任過去的楊西
光。胡為了避開因審稿帶來的阻礙，還讓《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此
文。

反應比胡耀邦預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說這是公然提倡去懷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
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討論，另一些人則被徹底激怒，爭論最終演變成了真
理標準大討論。地方上紛紛表態，不過是站在胡的一邊。

葉和鄧也表態支持，精神枷鎖打開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
是錯的，那麽改弦易張就是必然。

胡並未停歇，他正忙於打破另一個枷鎖，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

胡到中組部上任時有人放了鞭炮，這自然是一種有聲的鼓勵，因為胡確實太難了。
當時中組部的統計說，全國脫產幹部有1700萬，因為政治運動的無情打擊，立案受
審查的約17%。

胡耀邦說，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過來。
有人說，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隻要證明是錯的，都應該平反。

到1984年底，中國最終平反糾正了300萬幹部的冤假錯案。

胡同時改正了反右運動中的55萬右派分子。有人說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當初抓
的時候，為什麽不嫌多？

人們日後評價胡的上述兩個舉動：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對胡來說，
他所做的，是讓這個國家的人們能正常地思考，且不會因此被冤案所係。而被解放
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終匯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黨內不許殘酷鬥爭

和鄧小平一樣，胡同樣是橋牌高手，而且叫牌積極，從不猶豫，這與他的處事風格
類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這樣的災
難，這就要從我們黨和國家的製度上想辦法……盡可能堵塞漏洞。

他決心建立一套完整的黨內生活製度，防止正常的黨內意見分歧演變成不正常的黨
內政治鬥爭。這年11月，他作了《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報告，對個人崇拜
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在當年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說，毛的功績要講透，錯誤也要說
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動下，《關於黨內生活的若幹準則》正式公布，重點在於
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

《若幹準則》中一些針對文革流弊的條文在現在看起來依然觸目驚心：黨內鬥爭，
不許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反對某個同誌的某個意見，不等於反對這個同誌…
…更不等於反黨。

然而這還不夠，另外緊迫的是，如何實現正常交接班的問題。胡的目光放在了廢除
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和加緊選拔年輕幹部上──這也是鄧的主張，在1979年，鄧便
說，老同誌要讓，要認真地選接班人。胡堅決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說，中央書記處的11個書記加起來718歲，歲數太大了。他還說，幹國家主席
幹一輩子，幹到最後一口氣，怎麽能不產生個人崇拜……

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被明確地寫入黨章。興奮的胡準備
自己去實踐它，十二大一散會，他就跟我說，十三大後，他就退下來。胡生前的秘
書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也是在這次黨代會上，中共有步驟地實現了高級幹部的新老交替。在當時選出的348名
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112人年齡在55歲以下，其中有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尉
健行、羅幹等等。而最年輕的胡錦濤，隻有39歲。

胡想讓老人們放心，在十二大結束的當天，39位年輕的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
員們被特意安排和鄧小平、陳雲等元老見麵。胡在旁邊鼓勵說，膽子大一點，站到
前麵來。


左、右周旋：推動小平視察特區

1979年，安徽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製，當時主政安徽的萬裏壓力頗大，胡耀邦在
一次會議上說，要吃米，找萬裏，以此作為支持。1980年2月，中央書記處重新成立，
在醞釀人選時，胡推薦了萬裏，他說，讓他來管農業，是農民推薦的。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的曆程，胡以總書記的身份將黨內外的改革意誌變成行動並不斷
促進，他也對地方的改革派給以中央的支持。這份承上啟下、左右周旋之功，實屬
難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發布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
這份討論試行的文件說，要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責任製。

幾個月後的1979年，胡表態說，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試行’，那麽就可以在尊重生
產隊自主權的情況下，‘允許有所突破’，這實際上是在鼓勵‘包產到戶’。胡曾經的
秘書高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其時胡到江西考察，見到當地一位因為搞包產到戶而受批判的地委書記，對方匯報
說，當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說：不多嘛。三個字，態度鮮明。

胡對當時主政廣東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項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幹將，亦是不遺餘力
的支持。1984年之前，關於特區的批評甚囂塵上，有人說特區是租界，胡回應說，
主權在我，怎麽是租界呢。

後來耀邦對王震說，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轉轉？胡生前的秘書李漢平說，胡想以此
來促進小平及早表態。1984年初，小平南巡視察了幾個經濟特區，回京後鄧評價說，
特區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說，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胡的講話實際上是包含著鄧小平
之前和胡談話的思想，想將改革從農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說，這和十二大提出的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不符，全麵改革由此擱淺。

直到一年多之後，胡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全麵改革
再度開始。上述《決定》最大的進步是，承認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
不可逾越的階段，一舉突破了此前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觀點。

鄧在中顧委會議上高度評價這一《決定》，說現在的中央是個成熟的中央，各種問
題處理得比較妥善，這無疑是對胡的肯定。

鄧小平當時對胡耀邦說，‘現在有人跟你配合得並不好。’另外，胡經常不拿稿子講
話，有人便在背後非議他，小平也對他說：‘你是總書記，言多必失。要少講。’李
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小平是在幫他樹立威信。

那幾年，身為總書記的胡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個縣。在身邊人看
來，胡的喜怒都在臉上，如果當地生活落後，胡總是不開心。而在迪慶，胡耀邦看
到當地農民生活不錯，高興地抱起身邊的孩子，喊秘書說，有什麽吃的，給孩子拿
點來！

尊重人的需求：帶頭穿西裝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在陝西任省委書記，他在大學裏講話說，男女關係問題怎麽能是階級鬥
爭呢？男女就是有關係啊，我們反對的是生活腐化墮落。

終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讓自己尊重常識以及常識下的規律，實際上，這也是中
國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初，很多地方還在以糧為綱，而江西贛南都是丘陵地帶，種糧食收的沒有
種子多，胡耀邦說，種柑橘吧，退田還林。他視察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當地有大量
外地人口流入，被稱為盲流，有人主張清走，胡回應說，人口流動是正常的，堵也
堵不住。

在胡看來，一個社會，應允許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樣性，比如對美好和
快樂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他說，文學藝術是精神生產，
不能統得太死，我們的生活、事業是無比豐富多彩的，為什麽要限製隻能寫這樣，
不能寫那樣呢？

1980年的劇本創作會上，胡甚至在講話時激動地站起來，堅決不允許對文藝作品妄
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總書記後，胡曾專門表態說，我們要適應現代化生產的發展，他說，在生活方
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時人們對穿著和發式還很敏感，曾經出現過糾察隊員滿大街剪喇叭褲的情況。滿
妹回憶說，自己的二嫂燙了頭發，回家吃飯時問：頭發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
下，隻有胡耀邦回答說：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妝，穿裙子。胡的秘書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為了做表率，胡
帶頭穿西裝。

當流行歌曲剛在內地流傳時，有人頗有微詞，就像率先穿西裝一樣，胡又在中央率
先表態，什麽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問題……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眾中能流
行說明群眾喜歡。他在火車上把當時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國心》的歌詞抄下來，回
家教自己的孫子孫女們唱。

1983年，中國曾開展了短暫的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當時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
汙染’，有人發現了一張袒胸露背的照片，後來發現是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
曾經的秘書高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胡聽聞後說，清除精神汙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給
搞掉了。

胡召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人談話，要求不要幹涉人家穿衣打扮，節假日應允
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對繪畫、雕塑，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多年後，這些
都已經變成中國最正常不過的認識。

胡對知識分子也有著發自內心的尊重，1981年，他給一位詩人回信說，對待知識分
子的政策中，將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號。幾年後，胡參觀長沙嶽麓書院，題詞時，
有人提議寫千年學府，胡沉吟片刻說，還是寫尊重知識吧。

人們還記得在那個乍暖還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紀念長征40周年大會上，其時正主
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說：我們再幹一件大事，進行新的長征，把中國建設成四個
現代化的強國。

胡和大家相約25年後再次聚會，假如我能掙紮著活到那一天，我沒有別的什麽請求，
就有一條，我來坐在一個角落裏，隻要給我那麽一兩支煙，就可以了。我想那個時
候，坐在台上的是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四化貢獻了力量的人，我向他們表示祝賀……


（本報記者采訪了胡耀邦秘書高勇、胡耀邦警衛秘書李漢平、原中聯部部長朱良，
胡耀邦曾經的下屬和朋友黃天祥、李蓉以及統戰部研究室研究員林京耀，在此謹致
謝意。本文參考了《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鄧小平年譜》、《大
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等）


萬裏：改革闖將 壯士暮年

■農民是我們的父母，（不能）進了城就忘了娘了。

■ 他說不檢討不行，很多違心的事情不能不做，你可以保留意見，但必須聽中央的。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 他不希望自己當什麽領袖人物，他是個殺出一條血路的實幹家。

萬裏已經到了壯士暮年的時候。


12月1日，正值老人92歲的生日。他的孩子們為他舉行網球比賽慶生，打的標語是改
革開放結碩果，萬裏老人康而壽。

老人已不複當年在網球場上大戰老布什的英勇。他這兩年看得多打得少了，不過身
體還是很硬朗。78歲的《農民日報》前總編輯張廣友透露，萬裏90歲生日時，對自
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說過，我非常高興，我不會死於癌症。

作為萬裏曾經的下屬和好友，他多年來一直在整理萬裏當年在安徽和中央的改革經
曆。我們都已經到了人生的暮年，但萬裏這一輩中國領導人的經驗和教訓是整個國
家的財富。

張廣友沒有看到萬裏92歲再上網球場的英姿，在家中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不久，
他因突發心髒病於2008年10月22日淩晨去世。當時，他思茲念茲的仍是要吃米，找
萬裏。

那天在先農壇網球場慶生，眾人對老人說，您過生日了，委員長，您不打兩下？老
人猶豫了一下，還是上場打了。兒子萬伯翱回憶那天的場景說，老爺子步伐不靈光
了，但腦子還是很清楚，哪沒人他往哪打。

老人骨子裏仍舊是那個爭強好勝的改革闖將。萬裏不服輸但並不怕輸，當年他打網
球輸給老布什，老爺子說不丟人，整個美國網球水平比中國高得多嘛。

若是萬裏沒有這樣的勇氣和頭腦，就沒有後來劃時代的農村改革。鄧小平說，中國
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又從安徽開始。這一起點，和萬裏緊密相連。吳象評
價說。這位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協助萬裏
在安徽推動改革。

貧民的兒子

《水滸傳》使東平州名揚天下，梁山泊即是現在的東平湖。萬裏出生在山東東平的
一戶貧民家庭。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後任中共魯西區委宣傳部副部長，
冀魯豫二、七、八地委書記。1949年4月，解放軍攻克南京後任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
會財委副主任、經濟部部長、建設局局長。

解放後，萬裏官越做越大。但是他一生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個貧民的兒子。

吳象：萬裏在安徽當省委書記搞農村改革時就幾次說過：我們是靠農村起家的，農
民是我們的父母，（不能）進了城就忘了娘了！萬裏和別的幹部不一樣，他從來沒
忘記這一點。

萬伯翱：去安徽前，老爺子不怎麽管農業工作。但他的出身決定了他對農民有一種
天然的感情。雖然沒種過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腳下城郊的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我
爺爺窮得出去當兵了，在閻錫山部下，臨汾戰役打日本的時候犧牲了，當時萬裏還
在曲阜師範學校讀書，讓一個不成年的孩子給他父親收屍，太艱苦了。但塑造出他
堅強獨立，知道珍惜，充滿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時代，萬裏就以讀書為掩護，組
織學生運動，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顯露才華，20歲出頭就當上地委書記，位列
冀魯豫的三大才子。

萬伯翱：1949年我父親隨劉鄧大軍南下，迅速得力地給劉鄧大軍組織籌備了大量軍
需，得到了鄧小平的賞識。

萬裏一生都把鄧小平當作亦師亦友的親密戰友。解放後，萬裏隨鄧小平一起到重慶
西南局工作。

萬伯翱：老爺子說跟鄧小平一起工作使他得益匪淺，學到很多東西：果斷、堅定、
看事物的尖銳、處理事務的水平，一生教益無窮。

1952年年底，萬裏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從此在北京工作。1958年，
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會堂。

吳象：萬裏跟我講，在大西南，原來要他當工業部長，萬裏說我不行，我是個中專
學生，我當副部長，推薦了一個知識更多的當部長。1956年中共八大之前，鄧小平
意思要萬裏給彭真當助手，後來去了市政府當常務副市長。

萬伯翱：這一階段，萬裏又跟周恩來總理學到很多，修建人民大會堂周總理任總指
揮，但他主持國務院工作，實在太忙，大量的具體工作就由萬裏承擔。老爺子也督
促下屬像自己那樣不斷學習。一次看張百發（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的人民大會堂工
作記錄說：百發同誌，錯別字不少，建設社會主義要有文化，要加強學習，要提高
啊。

1962年，18歲的萬伯翱高中畢業，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萬裏送他下鄉勞動鍛煉，
一去就是十幾年。臨行前，萬裏鄭重其事地對兒子說：我來自工農，你又回到工農。
我從此就有了一個農民的兒子，這樣我與農民的關係就更密切了。

鄧小平的四大金剛

文革時，萬裏和很多領導幹部一樣都被打倒。

萬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爺子那麽耿直的性格，從來沒說過軟話，有一次對我開玩
笑說，老大（萬伯翱是萬裏長子），你也是工農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們的資產階
級思想。文革後期，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工作，萬裏受命於危難之中，出任鐵道部
部長。在他努力之下，我國鐵路運輸開始向著四通八達、多裝快跑、安全正點 的方
向邁了一大步。

吳象：當時的說法 安全正點萬裏行，既指火車萬裏行，也指萬裏這個人行。

萬伯翱：當時是有種說法叫 鐵老大，鐵道部的重要性比現在更甚，實際上老爺子的
改革開放從1975年就開始了。我現在聽鐵道部領導講，安全正點、四通八達、多裝
快跑等萬裏在任時製定的方針仍舊沒有過時，為以後農業改革奠定基礎。

然而，1976年，萬裏再度被打倒，那時四人幫正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
剛剛理出頭緒和稍有起色的國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亂。

萬伯翱：就連奶奶也問我,你爸爸領導鐵道部，使車輛安全、正點到達，也不對嗎?我
隻好回答,有人說這是資本主義，他們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誤點’，也不要‘資本主義
的正點’。

彼時，四人幫控製著宣傳輿論大權，指使新華社派記者到國務院一些所謂右傾翻案
風嚴重的單位──鐵道部、教育部、科學院等部委蹲點，列席黨組會議。其目的是
利用記者寫內參，反映這些單位領導的問題，為篡奪這些單位的領導權提供炮彈 。
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張廣友被新華社領導派到鐵道部蹲點。

張廣友：萬裏知道我的任務是給四人幫提供炮彈，但他開誠布公地告知我鐵道部的
情況，與我談心，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了解到彼此的正直。當時新華社記者可以列
席部領導小組會議。他在會上檢討了，我說你明明是違心的檢討，我怎麽寫（報道）。
他說不檢討不行，很多違心的事情不能不做，黨的組織原則四句話，你背最後一句
話：全黨服從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見，但必須聽中央的。這是組織原則。

鐵道部、教育部、科學院等這幾個新華社記者蹲點的部委，正是鄧小平重用的改革
派所在的部委，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剛。

萬伯翱：四大金剛排第一的是科學院的胡耀邦，然後是教育部的周榮鑫、七機部張
愛萍和鐵道部的萬裏，當時老百姓說，鄧小平的四大金剛可真能幹，四人幫批判鄧
小平時也說四大金剛。本來是貶義詞，但到了老百姓那裏，這就成了一種褒揚了。


安徽改革歲月

粉碎四人幫後不太久，萬裏被解放出來，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臨行他
去看望鄧小平，向老首長辭行。鄧小平這時處於半解放狀態，已經可以自由行動，
尚未公開露麵。他聽萬裏說要去湖北，遲疑了一下說：你不要著急走，再等一兩天。
鄧去向當時中央的領導人建議，安徽這個老大難要有個得力的幹部去。於是，萬裏
就轉而去了安徽。

吳象：萬裏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的名義，發布
一道命令：支左任務（文革中人民解放軍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組織的行動）已
勝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機關三日內歡送軍代表回軍營，要敲鑼打鼓，不得留難，有
什麽意見可以提交省委，統一轉送軍區處理。

這一斬亂麻的快刀扭轉了糾纏不休的派係糾紛，迅速恢複了正常秩序。此後，萬裏
多次深入基層作調查研究。

萬伯翱：我父親到了安徽後，對窮的程度還是大吃一驚，去山區看望農民，可為什
麽老百姓不出來見書記，因為沒褲子，家裏孩子藏在地鍋裏頭取暖，春節農民吃不
了餃子。老爺子說，當年楊白勞還借二斤白麵，到集上扯二尺紅頭繩過個年呢，他
馬上命令農業部門開倉，給每戶農民5斤麵過年。

1977年9月，應萬裏的邀請，張廣友被借調到安徽省委協助萬裏進行調研，列席省委
常委會，並參與新華社安徽分社的領導工作。

張廣友：他調研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到哪都是我們兩人，把車一停，自己就下去走。
公社幹部照著稿子念，萬裏把稿子一奪，不聽他們形式主義的那一套，自己到農民
家裏去看。縣長說你別讓萬裏同誌到處亂跑，讓我們帶吧。萬裏說即便到地主家又
有什麽可怕的，看看他們的生活也好啊。

三個月調查研究的結果，是起草了一個省委農村工作六條（草案），簡稱省委六條，
經過上上下下反複征求意見、宣傳、解釋，逐漸為幹部群眾所認可。

吳象：我是1979年被調往安徽省委任副秘書長的，許多農民特別是幹部開頭疑惑很
大：六條說 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那麽，綱還要不要呢？不是階級
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嗎？反響最大、爭議也最多的是關於聯產計酬的問
題。省委六條吸收有些地方群眾的創造，允許生產隊下分作業組，以組包產，聯係
產量計算勞動報酬，簡稱聯產計酬。

廣大農民認為大鍋飯變小了，手腳也鬆了綁，對此特別高興。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領
導幹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層幹部則強烈反對。

萬伯翱：要不是對農民感情深，絕對不會冒這個風險，1977年中央還在說 農業學大
寨，老爺子一看現在還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饑荒，農民沒飯吃，這個大寨我學不起啊，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他對農業學大寨的會議淡然處之，對極左的形
式主義的那一套深惡痛絕，那個會要求第一書記參加，但萬裏就不去，叫第三把手
趙守一（時任安徽省委書記）去，萬裏交代說你去隻帶著耳朵，什麽話也不要講，
回來也不要傳達，回來就抗災、救命。小崗村的事出來後，我爸爸當時跟我媽媽說
準備再次被打倒，烏紗帽不要了。可奇跡出現了，百年大旱之後第二年出現了豐收。
農民利益和力量的結合，效果巨大。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一版發表了長達六千多字的題為《昔陽調動農民社會
主義積極性的經驗好》的長篇文章，署名駐學大寨聯合報道組。文章批評說：領導
態度不明確，群眾思想就會亂，資本主義歪風就會越刮越厲害，社會主義經濟就會
受破壞。

張廣友：接著就謾罵起來了，說什麽幹部不是掛羊頭賣狗肉，不是嘴上說社會主義，
實際幹資本主義，不管什麽積極性都去鼓勵，都去提倡。這一看就是針對萬裏在安
徽搞的農業改革的文章。當天晚上我給《人民日報》總編輯李莊打了個電話，講了
一些幹部群眾的反映和我們的一些意見。李莊說：這篇稿子的背景你就不要問了，
我不好說呀!不過，《人民日報》是‘國際列車’誰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見，也可以
寫文章，我們也可以照登。與此同時，新華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記者告訴我：《山西
日報》計劃發12篇評論，對安徽不點名的批判，已經發了一篇。並告誡我：看來一
場大論戰就要開始了，來勢很凶，你可要小心點兒!

萬伯翱：當時真的是談包色變啊，有群眾就拿《人民日報》找萬裏，問他還堅不堅
持包產到戶，萬裏說要是秋後它（《人民日報》）給你糧食你按它說的辦，否則你
按我的辦。

萬裏坦然處之，隻要群眾吃飽飯，挨批鬥就挨批鬥吧。安徽被鬥了兩年多，鬥得不
可開交，最終是鄧小平的表態才力排眾議，幫助萬裏完成了改革。

張廣友：但最初不是鄧小平讓萬裏去安徽搞包產到戶的。這是別人的誤解。鄧小平
曾說了一句話，大意是這麽大事情，之前沒打招呼，我不好表態。

萬伯翱：鄧小平一開始沒表態，讓你先幹起來，有點後來摸著石頭過河的意思。當
時明確支持的是陳雲。陳雲對萬裏說，你的做法我很讚同，我舉雙手讚同。

1979年初安徽召開省委工作會議，研究如何使已見成效的改革得到鞏固，繼續發展。
就在這個會上，鳳陽縣委書記、嚴格為小崗保密的陳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
待小崗村包幹到戶的秘密，把一份書麵材料交給了萬裏。

吳象：當時我就在座，他站在那裏，也不說話，看小崗村的材料。幾天後剛散會就
親自踏著殘雪到小崗去看。小崗人興高采烈把花生往萬裏棉軍大衣口袋裏塞，萬裏
不要，一位老太太笑著說：往年想給也沒有！小崗人要求讓他們試上三年，萬裏回
答：我批準你們試五年！小崗人說：有人打官司要告我們。萬裏回答：這個官司我
包打了！

在萬裏的強力推進下，小崗村的大包幹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民謠有
雲要吃米，找萬裏。後來，這個曾經不值一提的小村莊成了中國改革的一個符號。


堅持改革，堅持民主法製

由於當時國家農委主要負責人不大讚成農村搞包產到戶，中共中央於1980年3月調萬
裏同誌任國家農委主任，全麵主持農村改革。隨後，萬裏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
央書記處書記。

萬伯翱：戲劇性的變化，中央讓老爺子成了農委主任，成了副總理了，當時反對他
的部門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認為在鐵道部和安徽時經曆的是一生中兩次最驚心動魄
的鬥爭，他跟我說過，老大，你不是喜歡寫劇本嘛，這就是一出戲啊。

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萬裏當選為委員長。他在這次會議發表的講
話中提出：本屆人大必須把保證改革和促進改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把加強社會
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

1980年代初，萬裏就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
改革的兩大主題，要圍繞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製建設和各項工作。


一個標誌性事件是，1986年7月31日，萬裏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製改
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後來撰文說：這篇講話不啻於一
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

萬裏指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在我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
方麵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麵反映了我國政治體製方麵存在的問題。我國
政治體製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製度不健全。因此，政
治體製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
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萬伯翱：《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針對的是極左
的東西在我們國家不時地冒出來。我曾聽父親在中南海家裏說，我非常高興，改了
五遍了，這篇文章我現在滿意了。當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潮時，老爺子也提出
農村不能搞。

與此同時，萬裏一直努力為堅持改革開放的幹部保駕護航。

萬伯翱：當時有人否定廣東改革開放，把廣東說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老爺子
很生氣，你們把廣東人民改革開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聽過老爺子說，特區的事
就是要特辦。老爺子每次接見梁廣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興，評價他們是改革開放
闖將，是勇敢的人。

萬伯翱評價他的父親說，他不希望自己當什麽領袖人物，他是個殺出一條血路的實
幹家，是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家。今天鄧小平已經去世了，我父親也衰老了，但我
們還麵臨著反腐敗的問題，深層次改革的問題，麵臨著政治民主的問題，還得走一
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把那一代人改革開放的事業繼續進行下去。

萬伯翱：2002年春節老爺子最後一次去廣東，我陪他去的，有點英雄暮年的意味啊。
他說我來跟廣東人民告別，之後真的就沒再去過。整個春節隻專程看望了兩個人，
一個是習仲勳，當時習伯伯已經病得很嚴重了，過春節早早穿好了紅色的衣服，白
色的襯衫，等待著父親，他們激動地擁抱了。老爺子說他來看他的老夥計了，一定
要保重身體，習仲勳糾正他，什麽老夥計，老戰友了！兩人談笑甚歡，後來習近平
也專程去看了我父親。另外一個就是專門在李長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們也
是老相識了。本來還要去香港看一下的，但當時特首正好換屆，有人說你這時去有
挺誰的嫌疑，所以那次隻去看了一下澳門。

兒子萬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親萬裏去蓮花山，對著鄧小平的高大青銅
雕像，白發蒼蒼的父親在冷風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從未見他對什麽人這麽敬仰和
深情懷念。萬伯翱說。

任仲夷：先驅的本色

■改革開放的先驅，是各方對任仲夷的蓋棺之論。先驅，意指在前麵引導的人，用
來評價任仲夷，再確切不過。

任仲夷對改革的推動，終其一生，從未放棄，從未沉默。體製內的官員中，對改革
的支持，像他這麽堅定一貫、不遺餘力的，不多；對改革（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
的認識，像他這麽深刻中肯、不稍隱諱的，更少。

改革開放的先驅，是各方對任仲夷的蓋棺之論。先驅，意指在前麵引導的人，用來
評價任仲夷，再確切不過。

1978 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的第三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兩個凡
是，最早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9年，在遼寧營口，他就有石破天驚之
語：由窮變富是革命的目的；1980年，他初到廣東，就提出生產力標準 問題，計劃
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主政廣東的1980到1985年間，他最早主持外貿改革、
物價改革、投資體製改革，支持蛇口工業區政改。此間各種創舉，難計其數。這種
改革最初的敢為天下先，一直延續到他退出領導崗位後。用他一位老友的話，打仗
要有先鋒，辦大事難事又何嚐不是如此。在中國改革特區中衝鋒，更是在禁區和雷
區中衝鋒：任仲夷被稱任胡來，被指要把廣東變成舊中國的租界，被質問是否還是
共產黨員。

1982 年情勢最為嚴峻。因為改革剛啟，有人求富心切，不了解國家政策，走私販私
現象頻現。中央有人直指廣東領導放羊，放言再這樣下去，不出三個月廣東就要垮
台，提出要把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為此，任仲夷連續兩次被召入京，寫了
有生以來唯一的一份檢查。他後來回憶道，這份檢查，應當說是真心的，但也有違
心的地方。比如，自己實在不同意廣東不是‘活’得不夠，而是‘活’過了頭的觀點，
實事求是講，廣東還有很多該活的沒有活起來。

這次二進宮最為外界所稱頌的，是任仲夷在重壓之下的擔當、對改革開放一如既往
的堅持。在傳達中央精神的領導幹部會上，他開場就說：這不是一次殺氣騰騰的會，
而是熱氣騰騰的會。廣東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省委要承擔責任，自己作為第一書記，
更要承擔領導責任。對下麵的幹部，他沒有傳遞壓力，反而強調，隻要不搞違法亂
紀和犯罪活動，工作上還是允許犯錯誤的，對幹勁足、闖勁大的幹部應予鼓勵。

廣東五年，是任仲夷事業達到頂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風雨飄搖
的五年。憑借排汙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壓製的開明、明哲不保身 的擔當，任仲夷
擊退了詆毀廣東改革的黑潮，使廣東成為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鐵證。他心秉真理的
燭照，頂住種種強勢幹擾，穿越了改革開放最初的幽暗歲月。 1979年，廣東省的經
濟總量在全國排名23位，遠低於國內平均水平，當五年後任仲夷離任時，廣東省的
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一。1980到1985年廣東發生的一切，已經將任仲夷三字深嵌中
國改革開放史。

有人說，廣東有今天，多虧了任仲夷。任仲夷說，不，廣東有今天，多虧了鄧小平。
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沒。他還說，這是曆史，曆史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在曆史和真理麵前，任仲夷是個忠誠的信徒。

出生於五四運動前夜的任仲夷，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說自
己參加革命，就是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複興。政治的舞台風雲際會，對他來說，
理想主義始終是風浪吹打不去的情懷。

2000年的一天，他和幾個老幹部在一起吃飯，突然停下筷子，盯著大家，問：你們
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麽？見大家麵麵相覷，他又自言自
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

十年文革的磨難，使他對革命的初衷愈加堅定。無論處於何種位置，他總能擺脫既
得利益羈絆，耳辨左風、眼明右路。

他堅持政治體製改革不能滯後於經濟改革；認同人類社會進步，必經民主、科學、
法治之道；力促輿論開放，言論自由，反對種種無端幹預。

對好友於光遠的短文講道理，任仲夷點評道：世上總會有蠻不講理和用歪理、假理
欺人、騙人、壓人、害人的人。對這種人，實難以理喻之，隻好置之不理。必要時，
聯合誌同道合者，堅決與之戰鬥，真理終將無堅不摧，戰勝一切邪惡。他愛真理，
常常為誌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膽平反張誌新案，上世紀80 年代初期保
護清華學生周為民，晚年鼎力支持開明報刊。他說，中國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
但隻有解放思想，啟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讓億萬人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人口包
袱才能變為國力優勢。

任仲夷本人就是啟蒙者。他抗言直論，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內心之所感。他的文章
和發言，總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莊亦諧，生動有力，真篤誠懇。慧解和諧社會便是
絕妙一例：和左邊為禾，右邊是口，即人人有飯吃：要大力發展經濟；諧 左邊為言，
右邊為皆，即人人有言論自由。

晚年時分，他仍體察時局、放談國是，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風險，大有
赴湯蹈火之無畏。

《政治體製改革更需要勇氣》這篇任仲夷留給中國的政治遺言，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
的今天讀來，如空穀足音，彌足珍貴。他常說，自己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達觀。
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終究會到來。

習仲勳：殺出一條血路

■ 他一生兩個最大的閃光點：一是早年跟隨劉誌丹創建陝甘邊根據地；二是帶領廣
東在改革中殺出一條血路。

1978年，赴任廣東不久，習仲勳收到市民來信，裏麵裝著無法兌換的五毛錢的魚票。
時任廣州市越秀區區委書記的朱森林後來回憶，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習仲勳。

靠海卻無魚可賣，這是習仲勳主政初期麵臨的現實之一。當時文革浩劫剛過，廣東
物品奇缺，農業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錯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數以萬計。

1978年3月，葉劍英與華國鋒、鄧小平交換意見後，中央決定派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的習仲勳南下廣東，出任省委書記。這是他被審查、關押、監護達16年之後的重新
出山。

從 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習仲勳主政廣東共兩年零八個月，把守南大門（胡耀
邦語），發揮出驚人的能量。這段不長的時期，成為他一生兩個最大的閃光點之一
（秘書俞惠煜語）：一是早年跟隨劉誌丹創建陝甘邊根據地；二是帶領廣東 殺出一
條血路，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同時為深圳、珠海特區奠基。

反偷渡外逃

怎麽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

在盧荻看來，習仲勳上任初始麵臨的一個嚴峻形勢，就是邊境洶湧的偷渡逃港潮。
盧荻是廣東省黨史研究室助理巡視員，《習仲勳主政廣東》的執筆人之一。

1978年7月，上任三個月後，習仲勳即前往寶安視察。在沙頭角中英街，習仲勳看到，
香港那邊很繁榮，內地卻破破爛爛。

曾擔任珠海市委書記的梁廣大後來的一番話映照當時現實：雖然我們的輿論整天宣
傳社會主義是 ‘天堂’，資本主義是‘地獄’，但是存在決定意識，老百姓看到在困難
時期港澳同胞回來探親穿得漂漂亮亮，還把一筐一筐的東西帶回來，就不信。很多
人趁刮風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門逃，冒著生命危險衝過去，非要往‘地獄’裏
闖一闖，非去‘水深火熱’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雖然遠高於廣東全省農民人均收入77.4元，卻與
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年收入13000元港幣差之百倍。

官方統計表明，從1952年至1977年，僅寶安有偷渡外逃行為的達62305人，其中逃出
去40598人，占全縣總人口近二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鵬公社有三條村莊共34戶117人
全部逃光。

此前1977年11月，廣東省委已將此作為重大惡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廣州視察的鄧小
平匯報。當時南方日報副總編張漢青回憶，反偷渡因為被當作敵我矛盾，偷渡的人
被叫作偷渡犯。內部會議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存在爭論，是習仲勳
改變了以往的看法，他認為：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麽能把他
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張漢青認為，這一轉變
促成了認清、解決偷渡問題的正確途徑。

同時，廣東省和港澳工委反複做工作，希望港英當局改變此前所謂‘人道’做法。從
1980 年秋開始，港府實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發身份證，不準在香港居留，
全部遣返內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罰款5萬元（港幣），坐牢一年。措施公布
後，11月份廣東偷渡外逃人員僅近百人。

習仲勳意識到，堵禁之外，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
是長久之道。在習仲勳的領導下，廣東省委提出設立特區的設想，並經中央批準同
意。

1980年8月，特區條例公布後，當年曾參與籌建特區的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發現：
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
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
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平反冤假錯案

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等平反活動搞
成。

當時，曆次政治運動使得廣東麵臨和全國一樣的現實，大量冤假錯案和曆史遺留問
題亟待解決。習仲勳以及隨後到廣東上任的楊尚昆被寄予厚望：因為習、楊本身就
曾是受害者，同時據廣東省原副省長楊立所著《古大存沉冤錄》記載，葉劍英表示，
派出他們這兩位資格老、□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職務的幹部到廣東，就是因為廣東
問題複雜，他兩個可以壓得住陣。

平反期間習仲勳立下極大的決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義受害者，曾任廣東
省委書記）的夫人曾史文問習仲勳：有人說你為‘地方主義’翻案，你知不知道？習
仲勳回答：知道，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
主義等平反活動搞成。

習仲勳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要依靠省紀委進行複查，對這些冤假
錯案大刀闊斧地逐一加以解決。其中，華僑、歸僑和僑眷僑屬因為有海外關係，在
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1979年3月，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為他們
平反昭雪。曆史的吊詭在於，此後在廣東的改革開放中，正是這些有 海外關係者引
來巨額外資，起到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作為政治家，習仲勳自有其博大胸懷。盧荻說，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時，曾擔任
《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認為該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是在砍
旗，這和很早就表態支持該文的習仲勳意見相左。但事後，向中央要人，讓吳1980年
赴粵擔任分管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省委書記的，正是習仲勳。盧荻說，習仲勳對事
不對人，即使吳犯過錯誤，但不影響習仲勳惜才。

主政廣東期間，習仲勳還曾進行農業經濟體製改革，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上來，
並推廣清遠經驗，初步開展了價格、企業等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

這期間還發生惠陽批評信事件。1978年9月，習仲勳接到惠陽地區檢察分院麥子燦的
實名意見信。信中直言我感覺你是一個愛聽匯報，愛聽漂亮話，喜歡誇誇其談的人，
並提到自己此前反映過的官司走後門、營私舞弊問題一直沒有回音。

習仲勳很快回信，表示誠懇接受，並決定將你的來信轉發各地，要求糾正缺點，改
進作風，並委托省長劉田夫前往惠陽時與之麵談並解決問題。這些信件為新華社全
文照發，鼓勵幹部、群眾大膽講話，以便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風氣。

向中央要權

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7000公裏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幾個省隔
離開來。

上任之初的寶安考察，使習仲勳感受到搞活地方經濟的惟一出路在於發展經濟、對
外開放。

盧荻認為，若非習仲勳，很難說有廣東改革開放的先走一步。習仲勳有老一輩革命
家的威信和地位，和中央關係熟稔，便於溝通，而中央也能對其有足夠信任。中央
支持、群眾呼籲加上以習仲勳為班長的廣東省委的提議，上下互動，方成大事。

1978年四五月間，國務院派港澳考察組到港澳等地進行考察。考察組寫出了一個報
告，要求把珠海、寶安建成商品出口基地，這與廣東省委的想法不謀而合。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當習仲勳、楊尚昆和劉田夫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匯報提出給廣
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大辦出口特區時，
想不到與會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當場大潑冷水。他說，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
界上拉起 7000公裏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幾個省隔離開來。

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得到許多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對此非常讚
同，並追溯陝甘寧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

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出了那句後來廣為人知的話：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
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
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習仲勳1992年回憶這段經曆時，稱自己當時的心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能
在改革經濟管理體製方麵先走一步，懼的是擔子很重，又沒有經驗，但我們確信路
是人走出來的。

1980 年8月26日，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兩個月後，習仲勳、楊尚昆調回中央工
作，任仲夷接棒成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離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發會議紀要，其
中清楚寫明：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采取靈活辦法。適合
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這是習仲勳、楊尚昆爭取到的一把尚
方寶劍，是留給發展伊始的廣東的遺產。

此後，從廣東起步，開放之潮從南到北，另一番天地逐漸開啟。

1990年退居二線後，他回到南國，守著深圳關注它的發展。除在珠海短住一陣，至
去世前整整12年，他都在深圳度過。（本文寫作曾參考 《習仲勳文選》、《習仲勳
主政廣東》，謹致謝意。）


【改革八賢】鄧小平：強調權威的改革家

■他最初隻是強調實事求是，要求黨的幹 部 不要 怕試，膽子要大一些，中國的改
革事業卻從此成了一個偉大的自行衍生係統。雖然在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之外，後任
政府也曾做路徑調整，但是這30年壯麗的經濟圖景卻無不以鄧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
思路為濫觴。

鄧小平信奉共產主義，同時也是一個務實的人，相信沒有窮的共產主義，因此他多
次表示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是犯錯誤和被浪費的20年。1974年
和1977年兩次複出，他都致力於糾正文革亂相，並在此後的政治生涯中始終保持著
對於能夠讓人聯想到文革的現象的敏感。他把往事當作鏡鑒，希望在保持政治穩定
的前提下發展經濟，具體的方法則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樣就釋放了中國社會的經濟
潛力。

萬方晴朗宇宙明

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雖然投資的人力和收獲的產品都有增加，每個工作小時的生產
力卻下降了，學者們後來稱之為報酬遞減率，是一個清朝中期就已經出現的難題。
遞減至1977年，安徽省委書記萬裏問鳳陽的一個農村青年他最需要什麽，回答是吃
飽肚子，於是萬裏允許小崗村搞大包幹。鄧小平支持了萬裏。他清醒地意識到當時
的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

包產到戶使得農民們耕者有其田，又可自留上繳之餘的穀物。曆史學家費正清在
《中國新史》中評論說：古代的權謀之士看到這些安頓農村大眾於田地的新方法，必
然會點頭稱許。

文革後的中國不止是百廢待興。鄧小平對江青的評價是零分以下，當時的中國自然
餘毒尚存。

1977 年8月，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第一次見到鄧。鄧在
會議籌備時表示自己有時間盡量來，而事實上每天都來了，在座談會一開始就提出，
實現四個現代化要從科研和教育著手。會開完了，有人寫詩說，萬方晴朗宇宙明。
長久以來積壓的各種餘毒，是非的顛倒、公正的匱乏、冤屈的沉積和意識形態的束
縛，從此被逐一消解。

鄧抓住了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首先推動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領導和支持開展真
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
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等講話和談話中，他反對兩個凡是，提出必須完整地準確地
理解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長期以來禁錮人們
思想的僵化的局麵瓦解了。

鄧也致力於糾錯。僅1979年後的三年中，黨的調查委員會就處理了770萬封人民的陳
冤信。以劉少奇、彭德懷為代表的一係列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複高考，
隻有不到28萬個錄取名額，報考人數卻高達570萬，階層流動由此變得可能。大學生
的比例不足總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們將是掌管中國未來的精英。如今，當年的
大學生中已經有人進入了中共最高決策機構。

撥亂反正倚重的正是文革中的受排擠者。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鄧之命到科技部工作，
想找得力的助手，就曾問，科技部受整最嚴重的是誰？有人說是吳明瑜，胡就找吳
起草科學工作的匯報提綱。

政治之外，當年的一個基礎性的困境是人口數量。美國學者墨子刻至今仍認為中國
的最大問題是 人太多。在人口成長的壓力下，一個農業國可能越增產越貧窮。中國
必須有更快的經濟增速，才能不致崩潰。這可以從一個宏觀角度解釋為什麽鄧的眼
光是比同時代的一般人更為長遠的，當很多黨的幹部滿足於恢複被文革打亂的國家
秩序之時，他則想辦法改革。

為什麽改革的核心是鄧？鄧逝世後新華社發表的《鄧小平同誌生平》中曾有相關總
結，基辛格的看法亦與《生平》形成了僅有話語係統不同的呼應。基辛格說，鄧能
力出眾，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遠，意誌更堅定，更加坦率與務實，同時
對於政治，他極為精通並遊刃有餘。

舉重若輕的戰略家

改變計劃經濟模式，就意味著把巨大的人口壓力轉變為可觀的市場。鄧做了三次同
樣的小事 ──保護全國第一個知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廣久。在一個根深蒂固的順從
權威的國家，如此做法恰如千金買馬骨，表明了這個新的時代正在激勵過去曾禁止
的行為。中國隨後就有了東莞模式、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有了蓬勃興起的私營經
濟，市場的魔力很快感染了全國。

最初的經濟改革還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因為具體作為還是由黨和政府控製，而且
私營經濟隻是國營經濟的補充。不過，廠長負責製表明黨委已經讓渡了財產上的管
理權，這是生產力的解放。

鄧最初隻是強調實事求是，要求黨的幹部不要怕試，膽子要大一些，中國的改革事
業卻從此成了一個偉大的自行衍生係統。雖然在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之外，後任政府
也曾做路徑調整，但是這30年壯麗的經濟圖景卻無不以鄧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
為濫觴。

本報在2004年的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的報道中就曾說：改革一旦展開，就有其
自身的邏輯。‘包產到戶’是想提高糧食產量，結果是瓦解了整個人民公社製度；‘放
權讓利’是想解決工業品的短缺，最終計劃經濟體製卻被市場經濟體製所代替；發展
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初衷是解決回城知青的就業，結果是混合所有製取代了
單一公有製；對外開放是想引進國外的資金和技術，但現在中國已經融入了 WTO和
經濟全球化。

鄧的個人風格是戰略家式的，他認為不必思慮過詳，常常鼓勵部屬去嚐試並總結經
驗。

鄧認為經濟工作是國家工作的重心。中國傳統統治思想是《左傳》中的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直到鴉片戰爭百多年後，與此一脈相承的槍點擊查看QQ秀杆子 和筆杆子
思路仍不乏信奉者。鄧則認為，不管天下發生什麽事，隻要人們吃飽肚子，一切就
好辦了！他也清楚中國經濟的現狀，因此急迫卻不冒進。

鄧有視野和好奇心，而且坦率。當四人幫鼓吹萬□級的風慶輪時，他嗤之以鼻，因
為當年他留學法國之時就已經乘坐了五萬□級的郵輪。在會見日本客人時，他表示
不應該對中國的落後諱疾忌醫：自己長得醜，就不要像個美人一樣。訪問新加坡時，
他去翻譯的房間查看，隻為了看看新加坡的普通的帶有衛生間的房間；訪問美國時，
他執意參觀華爾街，盡管周末的華爾街幾乎空無一人。他自稱不懂經濟，但是並不
害怕中國出現金融市場。

改革的自身邏輯不停地演化著。市場力量的增長促使貸款需求擴大，中國人民銀行
變成中央決策單位，商業銀行則貸款給工商企業。工業融資也借助於債券發行，這
暗示著股市將要出現了。股票市場是資本主義的言論也同時出現，但鄧否定了這一
點。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試點：試驗說明社會主義是可以搞股票市場的，證明
資本主義能用的東西，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

鄧器重的是人類社會的成功經驗，而不隻是他自己的鞠躬盡瘁。他的工作風格是明
快的，批閱文件神速。在接受法拉奇采訪時，他回憶周恩來的工作風格時說，他一
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鄧本人卻可以在
重振中國的同時把很多的時間用於打橋牌。1970年代末，吳明瑜成了鄧的牌友，他
是性情中人，打牌時特別投入，聚精會神。與此同時，一至四歲嬰幼兒每一千名的
死亡率，從1960年的26人降至1981年的7人。

到打牌的時候，鄧就派車子來接吳明瑜，到了鄧家之後先吃飯，吃得很快，吃完就
打牌。鄧小平的牌風很好，牌局上無大小，不講尊卑。吳明瑜記得，有時候參與打
牌的丁關根會批評說，老爺子，你怎麽這麽出牌呢？鄧也不以為意。在鄧進行他舉
世聞名的疾走式散步時，吳明瑜等人也隨同行走。鄧在此期間從不說公事，秘書偶
有事情匯報，鄧的反應也非常簡潔。

中央要有權威

市場經濟帶來了思想觀念的更自由的交流。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都經常處於思想
的衝撞之中。改革帶來了更為俗世化的生活方式，如喇叭褲、流行樂和更隨便的性
關係，道德的定義也時時在變。西方式民主的影響力在知識分子當中也在增強。1981年
起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汙染 運動就是對新的變化的回應。
當鄧開啟改革之門時，《時代》周刊曾描述說，他使共產黨中國像一艘航空母艦在
一枚硬幣上轉彎。那並不是180度的轉彎 ，鄧希望這艘航母保持在一個他看準的航
線上，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鄧決心解放人民的生產力，也高度重視穩定。鄧的注意力集中於避免文革式的錯誤，
他說：‘文化大革命’時搞‘大民主’，以為把群眾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
實際上一哄起來就打內戰。我們懂得曆史的經驗教訓。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小平的核
心思路之一。

這可能來自於對文革的排斥，也可能來自於他對於國家經濟建設的急迫感。鄧是一
個真誠的愛國者，《鄧小平文選》中散落著數不清的與國家命運相關的句子。因為
追求現代化起步太遲，中國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曾有積弱受辱的曆史，因此他格
外渴望中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擔心的是，如果運動不休──恰如 文革──中
國就將失去發展圖強的曆史機會。他對於戰爭和冷戰有深刻的記憶，因此格外珍惜
國際間和平共處的時間，曾經數次表示自己很急。在 1988年9月12日的一次談話中，
他則明確地說中央要有權威。

鄧開宗明義就說：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
秩序地進行。

在以近九十高齡親自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鄧也表白說，他是以文革為
曆史之鏡觀照其改革開放之旅的：為什麽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
行的一係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決定性的戰略布局是在1992年做出的。88歲的鄧在南方談話中說：‘右’可以葬送社
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南方
的幾次談話裏，鄧都敦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們杜絕猶豫和退縮。南方談話被看作是
鄧的政治遺言。我這一生隻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
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係方麵的參與。鄧小平說。至於對
內，他則啟動了人類曆史上最有戲劇性和最有成效的變革之一。直至今日，中國的
改革開放的列車仍然跑在鄧小平當年設計的軌道上。

1997年，鄧小平逝世。臨終前他說，該說的都說過了。延安式的簡樸生活仍是這位
共產黨元老的標誌，醫院員工燒掉他的衣物時，發現了內衣上的破洞，不禁潸然淚
下。直至今日，這一領導者的崇高行為，仍然激發著他人的敬意與衷心佩服。鄧公
已逝，可是從任何角度來說，影響仍無遠弗屆。
（文中未特意注明出處之鄧小平語均來自《鄧小平文選》）


項南：不怕丟官的改革派


■他曾為了讓外界了解經濟特區，冒著政治風險邀請外媒記者前來采訪和報道特區。


■他曾堅決地反擊經濟特區就是舊租界的論調，在福建省衝破重重阻力，不怕得罪
人，不怕丟官，銳意改革。

■他就是項南，八十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派元勳，力倡要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
允許不改革。他的從政生涯因此波瀾起伏，他的身上集中了一個改革者的艱辛與榮
耀。

11月19日，一場宏大的紀念在項南的家鄉福建連城舉行，紀念這位改革開放之初的
福建省委書記誕辰90周年。在輿論看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舉行這樣的紀念，
是對項南最好的告慰。

此前的10月，項南的後任、曾經也在福建為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賈慶林特為紀念項南誕辰90周年填詞一首，詞中褒揚項南駭浪驚濤，從容渡，常
存銳氣。

作為改革幹將，銳氣一詞之於項南，似乎再恰當不過，如果再聯係到詞中提及的駭
浪驚濤的曆史背景，這常存的銳氣，則更為可貴。就算他終因福建晉江假藥案去職，
但留給福建的背影，也並不落寞。

衝破重重阻力推行包產到戶

1980年深秋，中央決定派遣項南主政福建。此時的福建，雖同廣東一樣是先行改革
開放的兩個省份之一，但舊觀念依然頑固。

一個注腳是，當安徽開始搞包產到戶時，反對最堅決的幾個省份中，就有福建，使
得中央不得不決心換將。海外華僑亦曾多次進言想要一個福建籍官員主政福建。

1980年12月18日，時為農機部副部長的福建人項南麵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
邦。受命入閩的項南被告知，到福建後，要堅決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路線、
方針和政策。

此時的項南，已經62歲，雖然過早謝頂，但依然精力過人。他身材魁梧，目光溫和，
為人有坦蕩之譽。此前曾出訪歐美，見識過資本主義世界，改革意識，亦屬堅決。


初到福建的項南，在福建省黨代會上做了名為《談思想解放》的發言，聲明要清除
左的思想影響，主要在省、地兩級黨委……而關鍵又在省委。


這種已然很直接的發言卻未必能讓人警醒。春耕迫在眉睫，但因為福建反對包產到
戶，農民積極性匱乏，各地竟無春耕跡象。


農時已緊，1981年2月10日晚，項南在全省電話會議上強力推行包產到戶。會中有一
地委書記尖銳提問：過去第一書記廖誌高說不能搞包產到戶，現在又說要大力推廣
包產到戶，我們到底是聽第一書記的，還是聽常務書記的？


項從容作答：既不要聽第一書記的，也不要聽常務書記的，要聽中央的。這個充滿
政治智慧的回答亦讓項南宣示了變革的合法性，他在會上說，不要再懷疑了，不要
再動搖了，更不要站在對立麵。一個月後，全省94.5%的生產隊落實了生產責任製。


不怕惹爭議，革新爭第一

當時的政治邏輯，上任伊始，一般務求穩定低調。但對改革者項南來說，隻能選擇
放手去做。當時的一份《情況反映》記載說，各機關都在談論說項南已經開刀了，
福建可望有新局麵。

他初到福建便提議不再以糧為綱，這在當時頗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但項態度堅決，
說要因地製宜念山海經，農林牧副漁多業發展。
1981年4月底，項南又表態：福建要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即個體經濟和合資經濟）同
時存在，並要加大吸引外資的力度。想招商引資的項南接見了4批外商，聽到的卻是
兩個抱怨：交通和通訊。

航空基本是零，福州機場隻能停中小飛機，而廈門無民用機場。甚至從福州到廈門，
汽車都要走一天。通訊就更糟糕，1980年，一位法國商人從福州向巴黎掛長途電話，
等了兩天兩夜都沒接通，怒而離開。

修機場要得到軍方的同意，軍方說廈門離金門那麽近，金門的炮把飛機打下來怎麽
辦？項南說，金門也有民航客機起落，他們就不怕被我們擊落？在軍事上究竟是我
們怕台灣還是台灣怕我們？軍方一聽，便沒什麽意見了。
修機場，中央無法給錢，項南就從科威特的一個發展基金那裏借到2200萬美元。為
了顯示經濟特區的海外視野，項南給廈門機場取名為廈門國際機場。

此後，福建從美國銀行借錢裝備遠洋船隊，從約旦借錢買燃氣輪機，還在日本發行
了兩批私募債券──在當時看來，這簡直是驚世駭俗。

解決通訊問題，項南則冒了一個險。他引進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電話交換機，
此時該機型還處於試用階段，因而價格也低。事後證明項的冒險和日本的技術一樣
頗為成功，福建通訊設施一時超過了香港和新加坡。

項南努力創造和維護著一個又一個第一：他在爭議聲中，堅決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
公司合資建設福日電視機廠，這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家電企業。他同樣堅定地
支持中國煙草業第一家合資公司，廈門華美卷煙有限公司。在項的努力下，廈門還
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這是新中國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為痛感外界對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項南提議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記者團
訪閩之行，開風氣之先。所邀報紙中，左、中、右皆有，這無疑是有政治風險的。
項說，福建要吸引外資，還需要新聞界的朋友多多幫忙。多年之後，這句話成為中
國官員的常用語。

與守舊思想交鋒

主政福建的項南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隊的角色。鄧小平說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作為
總設計師的鄧提供方向，至於具體水深水淺，就要看一線的地方大員了。項南經常
以年輕時候唱的《開路先鋒》與同僚共勉，說自己的任務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1981年春夏之交，一個流言從北京傳到沿海，說特區要取消。但項南在一次中央高
層會議上發言：福建對華僑華人和外國資本的吸引力不如廣東，更不如香港、新加
坡。因此，福建應該采取更加優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
1983年，有關特區的傳言再度出現，有人認為改革開放將舊中國和許多西方資本主
義社會不好的東西也引了進來，對改革者大加伐撻，將特區比作舊中國的租界。

環境有些慘淡，項南和任仲夷，這兩位改革派地方大員，這期間時常保持熱線聯係，
互通觀點。在指責之聲甚囂塵上之時，項南針鋒相對：舊中國的租界，是主權在他
人，特區是主權在我，怎麽能和舊租界相提並論？

有關政策要收的說法延續到了1984年，這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第五個年頭。剛開
始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步履維艱，難點在於企業缺乏活力，毫無自主權可言。

當年2月7日，鄧小平在廈門視察時對項南說：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
是開放得還不夠。這句話給了項明確的支持。

一向超前的項南隨後建議：廈門特區可以變成自由港，貨物自由進出；人員自由往
來；貨幣自由兌換。小平思考片刻說：前兩條還可以，後一條不容易。

這年的3月，福建的一些廠長經理們給項南寫了一封信，信在當天下午送給項。第二
天，這封項南親自擬好標題的呼籲信發表在《福建日報》的頭版頭條，題目是《請
給我們鬆綁》。

之前項南就曾公開表示，我們從開放到現在，因為放權出了亂子的事情，在福建還
找不到一個；可是由於不放權，影響改革開放進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這些話，
在一些人聽來，並不順耳。

福建給企業放權的影響迅速波及全國，《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請給我們鬆綁》一
文。當年5月，項南在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時說，應該讓包字進城。

1981年，全國經濟調整之際，鄉鎮企業因為私生子的地位，飽受質疑，甚至有被勒
令下馬之虞。

在福建，項南態度堅決，說鄉鎮企業要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衝。1982年，
全國開展打擊走私販私、打擊投機倒把的雙打鬥爭時，項南再次挺身而出，說福建
經濟犯罪要打擊，鄉鎮企業要發展，兩者並不矛盾。

6年後，在浙江，小平終於對鄉鎮企業給予了明確的肯定。此時，項南已經去職。

改革先鋒黯然去職

1985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項南說，要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
允許不改革。他說自己就好比是一個新疆姑娘，滿頭的小辮子讓人家抓。

1985年的春天，已經有傳言說，項南要下。胡耀邦曾對項南說，我聽到一些對你的
反映，說你處事偏右。項跟胡說，省內有人對改革不滿。胡耀邦說，不必理會，太
費精神。

項南曾經因為青年是否應該跳迪斯科舞一事和當時的一位中央高官爭論。這位中央
高官認為這會激發青年人狂熱放蕩的狀態。項回信說，由我們規定青年該跳什麽舞，
不該跳什麽舞，不甚妥當。

項南把信交給秘書，而秘書怕給項惹事，私下把信扣下。項南日後得知，幹脆再寫
一封，交給省委辦公廳機要室寄出。

當時有觀點認為，國營企業的困難，是因為鄉鎮企業跟國營企業搶資源、搶市場。
項南說一切優惠政策都傾向於國有企業，怎麽就讓鄉鎮企業爭走了呢？這不很可笑
嗎？還不是你不行嗎？

1986年，項因為福建晉江假藥案（詳情見本報項小米專訪）而受到牽連，曾經被他
誇為福建一枝花的晉江陳埭鎮出了假藥。雖然項南嚴厲查處，自己五次檢討，但終
被中紀委處以黨內警告。

此前一年，與項南榮辱與共的任仲夷退休，平安著陸，雖然任之前曾多次作檢討。


項南依然性格不改，他離開福建時說，從此和福建一刀兩斷，別人以為他絕情，實
際上他是不想因為自己影響接任者。

去職之後的項南，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扶貧活動中。他擔任了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會
長，依舊是精力過人，四處奔波。隻是，很少談及自己在福建的5年歲月，無論是對
家人還是對朋友。

一直到1997年的時候，項南對秘書說自己想回到福建，安靜地呆上5年，好好整理些
舊事。然而天不遂人願，這一年的11月，項南因心髒病突發去世。

項南曾說，自己當初離開福建，應該會有人高興，有人惋惜，但前者會是少數人。
是非功過最終都將由時間證明，如同賈慶林的詞中所說，曾經的項南，令八閩百姓
至如今，猶銘記。

八寶山送行當日，項南哀榮備至，前來送別的有朋友，也有曾經的對手。

（本文得到了項南之子項雷先生、女兒項小米女士，作家胡少安先生，項南生前秘
書楊誌栓先生，項南好友鄭仲兵先生等的資料幫助和采訪配合，在此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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