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即將滿20周年，20年前，天安門廣場的畫麵衝擊著美國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楊大力對多維社說，20年後，隨著中國其他方麵的變化，美國新一代逐漸以一個更公允的眼光看中國。
1989年4月開始的天安門學運，原先是對4月15日病逝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但隨著反腐敗與自由民主等口號的高漲，學運氣氛擴大，中國政府起初將學運定調為反革命暴亂，最終決定派出解放軍予以鎮壓，至今，在事件中死亡的學生、民眾與軍人人數仍是個未知數。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力指出，對許多人來說，一個現象給人的感覺非常重要，特別鮮明的事件更容易讓大家留下長久的印象，因此當年六四的軍事鎮壓也自然深刻留在美國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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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力。（楊大力個人網頁）
“因為當時全世界媒體正好到北京去，那裏的報導特別多，給大家很好的印象，六月發生鎮壓後，大家特別向往的心理就受到很強的打擊，因此對這一代、對很多美國人來講，他們往往對中國的印象就是天安門廣場，和天安門廣場附近站在坦克前那個人的形象，對他們來講，這是特別重要的一個訊息，但不能說形成一種偏見。”楊大力對多維社說。
不過，楊大力認為，中國在六四之後變化很大，新一代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也不再隻有天安門廣場。“畢竟八九學運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中國本身的變化也是非常巨大的，不管在經濟發展還是其他方麵的發展，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另外，美國新一代的人也成長起來了，所以大家看中國的問題，逐漸變得比較公允。”
楊大力指出，尤其對去過中國旅遊、比較有中國經驗的美國人來說，他們不隻談論六四事件，也會談到中國政府其他方麵的變化。
而相較於20年前，現在的中國是否在民主或反貪腐方麵都取得了進步？楊大力對多維社說，實際上，20年前學生最早提出的，不是與民主有關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麽當年的媒體一般都把這件事稱作“pro-democracy movement”。
“也就是有利於民主，但本身不一定是一個民主的活動，而且當時情況下，有些學生的行為並不完全是有利於民主的，後來他們把民主女神像搬到天安門廣場後，才把民主做為一個象徵。”楊大力說。
在這之後，楊大力表示，中國就不再討論本身的政治體製，官方對八九年的事件也一直不允許討論、報導或研究，到了最近幾年，官方才重新開始提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來說，八九年學運在某些方麵帶來的影響，實際上與他們當時追求的目標正好相反。
至於整治貪腐的問題，楊大力認為最近十幾年才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問題仍很多。“當時一些官員，包括趙紫陽，實際上是被批評的對象，後來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經濟的進一步開放、自由化，貪腐的現象沒有真正減少。九十年代，在全國經商的情況下，腐敗可能反而是非常嚴重的。不過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反腐敗部門以及中國領導人在這方麵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一些比較重要的領域，從根本上防製腐敗這方麵，是取得了一些成績。”
楊大力對多維社表示，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腐敗現象相對來說仍是比較嚴重的，但如果與中國發展經濟的水平相較比來，中國腐敗的水平基本上是可以預測的，是與經濟發展同水平的。
“所以總體來講中國反腐敗事業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問題還是很多。”楊大力說。
中國學者戴晴日前提出，中國可借鏡南非模式，實現社會和解。楊大力則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種族問題，六四事件需要多一點時間，讓雙邊平心靜氣地處理這件事。
“中國的情況，本身不是一個種族性的問題，更多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矛盾的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問題是中國上層領導人不太統一的問題。”
楊大力說：“現在二十年過去，做出決定的這些人都已經過世，（中國）應該會以比較公允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尤其國內老一代的人，也就是現在四、五十歲的人，對情況比較了解，他們也在看，所以大家的觀點的確有些變化，包括八九年後一些情緒比較激動的人士，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也認識到政策可能有不同的層麵。”
而另一方麵，楊大力認為，一個國家本來就有一段曆史過程，就像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需要一段時間來來重新溝通，就可以平心靜氣處理這個曆史事件。
楊大力為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政治結構、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及中國政治。楊大力也為《美國政治學評論》、《外交季刊》、《當代中國》等著名政治學期刊的主編，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芝加哥大學政治係係主任，著有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