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9到2009－－中國20年思想演進
作者:徐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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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論文】
1989年發生的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是當代中國曆史和政治的分水嶺，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思想的分水嶺。六四事件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製度，但它為中國政治製度的改變準備了思想條件，它是政治製度根本改變的起點。
以“人民民主專政”相標榜的中國政治製度的反人民、反人性，與人類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所謂“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 中，以及“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已經暴露得相當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但是，中華民族是一個習慣於長期忍受專製和苦難的民族，再加上執政黨製造的意識形態神話形成了控製思想的天羅地網，長期以來，除了像林昭這樣的先知先覺，很少有人在製度層麵上深刻反思，認識到需要作根本改變。六四事件使事情發生了變化，刺刀、槍彈和鮮血釀成的慘劇驚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遠遠勝過一場啟蒙運動、一百個啟蒙思想家和一萬本啟蒙著作的教導。
中國要擺脫專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需要深刻的變革，而社會和政治變革需要以思想變革為先導。思想水平的關鍵在於以下三方麵：一、對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認識；二、對人類政治文明和普世價值的認識；三、對追求的目標和達致目標方法的認識。除了思想認識水平，還要有抗爭的勇氣。我們看到，不論是思想認識還是抗爭勇氣，1989年都是標誌性的新起點，而這20年則見證了艱苦的探索和長足的進步。
六四使中共徹底喪失合法性
經曆了6月3日、4日屠殺之夜，人們在談到流血開始時刻的情況時不約而同有這樣的回憶和感受：“士兵端起槍準備射擊，這是我們預先已經想到的，他們一定會警告和鎮壓，他們會發射橡皮子彈，我準備著遭受劇烈疼痛。槍響之後，我們中間還有人繼續談笑，但突然發現身邊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來，有人腿斷了，有人肚皮上穿了個洞，這時人們突然大叫：‘媽呀，是真子彈！’”
以上情況說明，人們預料到了鎮壓，但完全沒有預料到屠殺；人們對政府有批評和抗議，但決沒有把政府當成死敵。也許可以作這樣的比喻：人們把當政者看作頑固、專橫，習慣於包辦一切的大家長，但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家長要殺自己的兒孫。一家人的幻覺瞬間灰飛煙滅，既然政府把人民當敵人，人民也隻能把政府當敵人。
六四鎮壓者手握重兵，但毫無曆史感。他們沒有想到，以天安門為中心，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自五四以來幾乎具有天然的、不證自明的合法性，具有“愛國、民主”的性質，鎮壓學生除了被視為國民公敵，落得“反動分子”的罵名，不會有別的下場。他們甚至不想一想，僅僅在13年前，同樣在天安門廣場，被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罵為“萬惡的四人幫”也使用殘忍無恥的手段鎮壓了一場性質相似的群眾運動，而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無法比的。
六四時期的實際最高當權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他們文革期間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經曆，他們充分地，甚至誇大地宣傳利用這筆政治資本，把自己的複出和“結束法西斯專製”、“中國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號聯係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殺證明他們和“四人幫”沒有區別，如果有，那就是他們敢做“四人幫”沒有做過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於北京的時刻，使用國防軍大開殺戒！
姑且不談學生訴求的合憲性，不談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學生有錯，也不構成屠殺的理由。屠殺平民，天理不容，僅此一舉，統治者的合法性盡失，其繼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國民黨對待台灣“2.28事件”一樣，否則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識形態神話是被槍聲粉碎的
為了說明六四開槍性質嚴重，意義深遠，我要說，舊有的意識形態源遠流長、精致牢固，如果沒有六四的鮮血，人們並不容易掙脫；為了證明舊意識形態不易為人覺察的滲透力，我要大膽說出一定會引起爭議的我在1989年的觀察和判斷：其實，支撐1989年學生運動的精神資源，相當一部分是出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效力毀滅於它自己的屠殺行動中。
在共產黨政權之下，衝出校門，走上大街和廣場遊行示威，其性質和後果之嚴重，學生並非不知道，但這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一貫地在校園內宣傳灌輸的“五四”和“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種種說法則是學生精神上的動力，使他們在內心深處對自己行為的合法性與正義性，對運動與“愛國、民主”價值維度的天然聯係深信不疑。
作為革命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深諳占據民族曆史資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兩場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意識形態體係，它對這種資源具有雙麵刃作用估計不足。事實上，“八九民運”期間學生始終把自己當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傳人，在此期間，我多次直接聽到和間接聽說，一些中共官員，當年學運的參加者積極地向學生傳授經驗，雙方在精神上的共鳴是非常自然的。另外還應該提到，在運動的大部分時間內，當局出於意識形態慣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這無疑使學生感到自己的行動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國近現代革命的正統，直到槍響，他們才對當局的突然翻臉感到震驚。
六四鎮壓之後，當局炮製了一幅“自由化知識分子”指使學生的“黑手”路線圖：方勵之—方勵之夫人李淑嫻—學生領袖王丹—普通學生，且不說這幅圖畫的牽強附會，就算有這麽一條黑線，在加上承認當時整個知識界的思想氛圍對學生有影響，也不能解釋成千上萬經過政治審查進入大學並接受政治教育的學生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我清楚記得，1989年5月下旬我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曾勸告在那裏靜坐示威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返校，說軍隊即將進城，鎮壓就要來臨。其中兩個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異口同聲地說：“人民的軍隊，怎麽會鎮壓我們？”學生的天真、虔誠，使我感慨至今。
學生如此，一般民眾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攔截軍車，阻止戒嚴部隊進城時，給士兵們送食送水，儼然是在慰勞子弟兵，部隊開槍，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吃驚和痛心，然後才是憤怒。
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一個學生運動領袖麵臨即將到來的殘暴鎮壓時說，要用鮮血來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此話不幸而言中。以這樣的方式和代價來獲得對於中國曆史和政治現實的認識，殊為不幸，但善良的中國人不經曆這樣殘酷的打擊不會猛醒。
從民主到人權和憲政
1989年學生運動的核心訴求是民主，並帶有濃烈的體製內弄清是非的色彩，這可以從學生們在4月18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的7條請願中看出來。其中第一條是要公正評價胡耀邦，第二條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自由化”運動，第三條是要公布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財產，第四條要求開放報禁，製定新聞法，第五條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第六條要求取消北京市製定的限製遊行的規定，第七條要求公開報道學生的活動。
這與20年之後關於人權和憲政的訴求形成清晰的對照。可以說，《零八憲章》就集中表達了對於人權和憲政的訴求。
從根本上說，民主和人權都是世界各國人民長期追求的人類普世價值，但在中國具體情況中，民主則更為主流意識形態所熟悉。中國共產黨不論從自身的組織原則還是從實際施政手段上說，都與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頭上卻接過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 這個口號。
對於當政者而言，“人權”相對於“民主”是更為異質和敏感的概念，對於爭取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是更為大膽的、更進一步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憶錄《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寫的場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識分子在北京都樂書屋聚會，方勵之到會提出要爭取人權，接著是全場鴉雀無聲，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
20年之間思想上的明顯對比和最大變化是，20年前人們的著力點在文化層麵，而現在的著力點是在製度層麵。80年代籠罩整個社會的氣氛是“文化熱 ”，而居於中心的是“美學熱”，其他的熱點問題——諸如人道主義主義和異化問題、主體性理論或中西文化的體用論——無不具有形而上學的抽象性，至於轟動一時的政論性電視係列片《河觴》，則更是以文明或文化類型說——所謂的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對比——來解說中國的現實道路選擇問題。這種情況既表現了局限，也折射了無奈。因為話語禁忌，人們不得不把反專製的現實問題轉化為批判傳統封建文化問題，而局限性則是，知識界還停留於某些“終極關懷”性質問題的探索上，完全沒有興趣和心理準備迎接社會的重大變化，知識界在1989年的缺乏準備——哪怕是思想上、知識上的準備，是非常明顯的。
20年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因為這20年中國思想的重心有一個重大的轉向：從抽象變為實際，從終極關懷變為關注製度安排，知識的重心也有一個重大的轉向：從人文精神轉向社會科學，從哲學和美學轉向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憲政訴求集中體現了當代中國思想對於未來中國建國原則和製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幹年方興未艾的各種維權活動則說明這20年人權訴求的深化和具體化。
堅持理性和漸進的變革
從1989到2009的20年間，中國人也有一以貫之、堅持不變的東西，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漸進的變革方式。
非暴力抗爭是1989年民主運動堅持始終、毫不動搖的原則，認同、提倡和堅守這個原則是那場運動的一大特色，來之並非容易，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變的法則，而在民間，以“替天行道”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對於這一代年輕人，由於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經典著作”的熏染，要擯棄暴力，尋求對話，考慮妥協，是需要頭腦和勇氣的，“八九”一代做到了這一點，這是反思和批判正統意識形態的結果。
這20年來，人們對非暴力原則的認識不斷明確、深入，經曆“八九”洗禮的一代人在協助基層維權活動時宣傳並堅持這一原則，並將其與通過司法手段維權結合起來，這對於近年來維權活動的成功和健康發展，對於中國的法製建設，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八九”之後，中國思想的一大突出轉變是告別原有的革命和激進的意識形態，這種變化對於中國走向現代政治文明具有長遠意義。但是，在思想的發展中，另一種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這就是犬儒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隨著一場大的社會運動、群眾運動被鎮壓和緊接著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發財機會和快速興起的“下海”潮，許多人很快把心態從悲憤調整為退縮與順從，更有甚者，一些人在為自己當下生存狀態辯護時以進為退，在思想層麵、甚至形而上層麵鼓吹一種曆史觀和人生觀，似乎與舊有的激進意識形態的徹底決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體性抗爭，還有人以“告別革命”為名提倡“吃飯哲學”即順民哲學或犬儒主義。
很明顯，拋棄激進的革命理念並不等於不要任何變革，堅持理性和漸進的方式不等於無批判無抵抗地認同現狀，拒斥整體性哲學不等於不要社會責任。在當局的統治完全依靠謊言和恐懼來維持的情況下，在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活氛圍和道德狀況以不講真話和不追求正義為特征的情況下，經曆了“八九”民運和繼承“八九 ”精神的中國人大力提倡一種積極的公民意識、公民道德和公民責任，堅持每個人都應該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努力改變現狀，而不能甘於生活在恐懼和冷漠之中，滿足於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從1989年到2009年，中國的社會麵貌和社會心理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八九”之後上台的當權者的思想水平和認識能力沒有變化，他們沒有從“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訓，沒有從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看到方向，而經曆了“八九”民運和繼承“八九”精神的中國人沒有停止學習、思考和探索，他們日益成熟，用堅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來。
作者:徐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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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論文】
1989年發生的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是當代中國曆史和政治的分水嶺，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思想的分水嶺。六四事件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製度，但它為中國政治製度的改變準備了思想條件，它是政治製度根本改變的起點。
以“人民民主專政”相標榜的中國政治製度的反人民、反人性，與人類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所謂“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 中，以及“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已經暴露得相當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但是，中華民族是一個習慣於長期忍受專製和苦難的民族，再加上執政黨製造的意識形態神話形成了控製思想的天羅地網，長期以來，除了像林昭這樣的先知先覺，很少有人在製度層麵上深刻反思，認識到需要作根本改變。六四事件使事情發生了變化，刺刀、槍彈和鮮血釀成的慘劇驚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遠遠勝過一場啟蒙運動、一百個啟蒙思想家和一萬本啟蒙著作的教導。
中國要擺脫專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需要深刻的變革，而社會和政治變革需要以思想變革為先導。思想水平的關鍵在於以下三方麵：一、對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認識；二、對人類政治文明和普世價值的認識；三、對追求的目標和達致目標方法的認識。除了思想認識水平，還要有抗爭的勇氣。我們看到，不論是思想認識還是抗爭勇氣，1989年都是標誌性的新起點，而這20年則見證了艱苦的探索和長足的進步。
六四使中共徹底喪失合法性
經曆了6月3日、4日屠殺之夜，人們在談到流血開始時刻的情況時不約而同有這樣的回憶和感受：“士兵端起槍準備射擊，這是我們預先已經想到的，他們一定會警告和鎮壓，他們會發射橡皮子彈，我準備著遭受劇烈疼痛。槍響之後，我們中間還有人繼續談笑，但突然發現身邊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來，有人腿斷了，有人肚皮上穿了個洞，這時人們突然大叫：‘媽呀，是真子彈！’”
以上情況說明，人們預料到了鎮壓，但完全沒有預料到屠殺；人們對政府有批評和抗議，但決沒有把政府當成死敵。也許可以作這樣的比喻：人們把當政者看作頑固、專橫，習慣於包辦一切的大家長，但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家長要殺自己的兒孫。一家人的幻覺瞬間灰飛煙滅，既然政府把人民當敵人，人民也隻能把政府當敵人。
六四鎮壓者手握重兵，但毫無曆史感。他們沒有想到，以天安門為中心，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自五四以來幾乎具有天然的、不證自明的合法性，具有“愛國、民主”的性質，鎮壓學生除了被視為國民公敵，落得“反動分子”的罵名，不會有別的下場。他們甚至不想一想，僅僅在13年前，同樣在天安門廣場，被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罵為“萬惡的四人幫”也使用殘忍無恥的手段鎮壓了一場性質相似的群眾運動，而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無法比的。
六四時期的實際最高當權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他們文革期間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經曆，他們充分地，甚至誇大地宣傳利用這筆政治資本，把自己的複出和“結束法西斯專製”、“中國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號聯係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殺證明他們和“四人幫”沒有區別，如果有，那就是他們敢做“四人幫”沒有做過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於北京的時刻，使用國防軍大開殺戒！
姑且不談學生訴求的合憲性，不談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學生有錯，也不構成屠殺的理由。屠殺平民，天理不容，僅此一舉，統治者的合法性盡失，其繼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國民黨對待台灣“2.28事件”一樣，否則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識形態神話是被槍聲粉碎的
為了說明六四開槍性質嚴重，意義深遠，我要說，舊有的意識形態源遠流長、精致牢固，如果沒有六四的鮮血，人們並不容易掙脫；為了證明舊意識形態不易為人覺察的滲透力，我要大膽說出一定會引起爭議的我在1989年的觀察和判斷：其實，支撐1989年學生運動的精神資源，相當一部分是出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效力毀滅於它自己的屠殺行動中。
在共產黨政權之下，衝出校門，走上大街和廣場遊行示威，其性質和後果之嚴重，學生並非不知道，但這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一貫地在校園內宣傳灌輸的“五四”和“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種種說法則是學生精神上的動力，使他們在內心深處對自己行為的合法性與正義性，對運動與“愛國、民主”價值維度的天然聯係深信不疑。
作為革命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深諳占據民族曆史資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兩場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意識形態體係，它對這種資源具有雙麵刃作用估計不足。事實上，“八九民運”期間學生始終把自己當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傳人，在此期間，我多次直接聽到和間接聽說，一些中共官員，當年學運的參加者積極地向學生傳授經驗，雙方在精神上的共鳴是非常自然的。另外還應該提到，在運動的大部分時間內，當局出於意識形態慣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這無疑使學生感到自己的行動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國近現代革命的正統，直到槍響，他們才對當局的突然翻臉感到震驚。
六四鎮壓之後，當局炮製了一幅“自由化知識分子”指使學生的“黑手”路線圖：方勵之—方勵之夫人李淑嫻—學生領袖王丹—普通學生，且不說這幅圖畫的牽強附會，就算有這麽一條黑線，在加上承認當時整個知識界的思想氛圍對學生有影響，也不能解釋成千上萬經過政治審查進入大學並接受政治教育的學生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我清楚記得，1989年5月下旬我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曾勸告在那裏靜坐示威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返校，說軍隊即將進城，鎮壓就要來臨。其中兩個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異口同聲地說：“人民的軍隊，怎麽會鎮壓我們？”學生的天真、虔誠，使我感慨至今。
學生如此，一般民眾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攔截軍車，阻止戒嚴部隊進城時，給士兵們送食送水，儼然是在慰勞子弟兵，部隊開槍，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吃驚和痛心，然後才是憤怒。
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一個學生運動領袖麵臨即將到來的殘暴鎮壓時說，要用鮮血來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此話不幸而言中。以這樣的方式和代價來獲得對於中國曆史和政治現實的認識，殊為不幸，但善良的中國人不經曆這樣殘酷的打擊不會猛醒。
從民主到人權和憲政
1989年學生運動的核心訴求是民主，並帶有濃烈的體製內弄清是非的色彩，這可以從學生們在4月18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的7條請願中看出來。其中第一條是要公正評價胡耀邦，第二條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自由化”運動，第三條是要公布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財產，第四條要求開放報禁，製定新聞法，第五條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第六條要求取消北京市製定的限製遊行的規定，第七條要求公開報道學生的活動。
這與20年之後關於人權和憲政的訴求形成清晰的對照。可以說，《零八憲章》就集中表達了對於人權和憲政的訴求。
從根本上說，民主和人權都是世界各國人民長期追求的人類普世價值，但在中國具體情況中，民主則更為主流意識形態所熟悉。中國共產黨不論從自身的組織原則還是從實際施政手段上說，都與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頭上卻接過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 這個口號。
對於當政者而言，“人權”相對於“民主”是更為異質和敏感的概念，對於爭取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是更為大膽的、更進一步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憶錄《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寫的場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識分子在北京都樂書屋聚會，方勵之到會提出要爭取人權，接著是全場鴉雀無聲，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
20年之間思想上的明顯對比和最大變化是，20年前人們的著力點在文化層麵，而現在的著力點是在製度層麵。80年代籠罩整個社會的氣氛是“文化熱 ”，而居於中心的是“美學熱”，其他的熱點問題——諸如人道主義主義和異化問題、主體性理論或中西文化的體用論——無不具有形而上學的抽象性，至於轟動一時的政論性電視係列片《河觴》，則更是以文明或文化類型說——所謂的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對比——來解說中國的現實道路選擇問題。這種情況既表現了局限，也折射了無奈。因為話語禁忌，人們不得不把反專製的現實問題轉化為批判傳統封建文化問題，而局限性則是，知識界還停留於某些“終極關懷”性質問題的探索上，完全沒有興趣和心理準備迎接社會的重大變化，知識界在1989年的缺乏準備——哪怕是思想上、知識上的準備，是非常明顯的。
20年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因為這20年中國思想的重心有一個重大的轉向：從抽象變為實際，從終極關懷變為關注製度安排，知識的重心也有一個重大的轉向：從人文精神轉向社會科學，從哲學和美學轉向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憲政訴求集中體現了當代中國思想對於未來中國建國原則和製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幹年方興未艾的各種維權活動則說明這20年人權訴求的深化和具體化。
堅持理性和漸進的變革
從1989到2009的20年間，中國人也有一以貫之、堅持不變的東西，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漸進的變革方式。
非暴力抗爭是1989年民主運動堅持始終、毫不動搖的原則，認同、提倡和堅守這個原則是那場運動的一大特色，來之並非容易，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變的法則，而在民間，以“替天行道”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對於這一代年輕人，由於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經典著作”的熏染，要擯棄暴力，尋求對話，考慮妥協，是需要頭腦和勇氣的，“八九”一代做到了這一點，這是反思和批判正統意識形態的結果。
這20年來，人們對非暴力原則的認識不斷明確、深入，經曆“八九”洗禮的一代人在協助基層維權活動時宣傳並堅持這一原則，並將其與通過司法手段維權結合起來，這對於近年來維權活動的成功和健康發展，對於中國的法製建設，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八九”之後，中國思想的一大突出轉變是告別原有的革命和激進的意識形態，這種變化對於中國走向現代政治文明具有長遠意義。但是，在思想的發展中，另一種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這就是犬儒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隨著一場大的社會運動、群眾運動被鎮壓和緊接著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發財機會和快速興起的“下海”潮，許多人很快把心態從悲憤調整為退縮與順從，更有甚者，一些人在為自己當下生存狀態辯護時以進為退，在思想層麵、甚至形而上層麵鼓吹一種曆史觀和人生觀，似乎與舊有的激進意識形態的徹底決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體性抗爭，還有人以“告別革命”為名提倡“吃飯哲學”即順民哲學或犬儒主義。
很明顯，拋棄激進的革命理念並不等於不要任何變革，堅持理性和漸進的方式不等於無批判無抵抗地認同現狀，拒斥整體性哲學不等於不要社會責任。在當局的統治完全依靠謊言和恐懼來維持的情況下，在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活氛圍和道德狀況以不講真話和不追求正義為特征的情況下，經曆了“八九”民運和繼承“八九 ”精神的中國人大力提倡一種積極的公民意識、公民道德和公民責任，堅持每個人都應該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努力改變現狀，而不能甘於生活在恐懼和冷漠之中，滿足於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從1989年到2009年，中國的社會麵貌和社會心理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八九”之後上台的當權者的思想水平和認識能力沒有變化，他們沒有從“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訓，沒有從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看到方向，而經曆了“八九”民運和繼承“八九”精神的中國人沒有停止學習、思考和探索，他們日益成熟，用堅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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