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

在經濟社會學中，基本問題主要是社會結構問題。關於社會結構的解釋有多種多
　　樣，本文主要用美國當代結構主義理論大師彼特·布勞的結構變遷理論。這一理論認
　　為：社會結構的組成是指由個人所組成的不同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中所占據的位置，以
　　及他們之間表現出來的交往關係。“更精確地說，社會結構可以被定義為由不同社會
　　位置（人們就分布在它們上麵）所組成的多維空間。”按照這種定義，社會結構可以
　　由一定的結構參數來加以定量描述。結構參數就是人們的屬性，分為兩類，一是類別
　　參數，如性別、宗教、種族、職業等，它從水平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二是等級
　　參數，如收入、財富、教育、權力等，它從垂直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這兩類參
　　數之間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並，從而使社會結構的類型顯得更加複雜多樣。
　　①這種定義最大的突破在於它可以將純粹的社會結構從製度、文化等背景中分離出來
　　單獨加以考察。
　　　　要進行社會結構分析，先得分析決定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基本因素。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一個身份製社會，按血統（出身）選擇精英是中國社會的
　　準則。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最根本的原因
　　是精英選擇除了“血統原則”之外，“財產原則”與“成就原則”也開始起作用。這
　　種精英選擇機製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如下幾方麵：一是除政
　　治利益集團之外，還形成了其他利益集團，個別利益集團還有成熟的組織形式與利益
　　訴求管道；二是憲法上規定處於領導階級地位的工人階級及位於“次領導階級”的農
　　民階級事實上已處於邊緣狀態；三是社會中間組織的發展處於“暴發式增長”狀態。
　　這一切導致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尤其是“入世”以後，
　　中國的利益集團將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將會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利益集團的多元化趨勢
　　
　　
　　一、 資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團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國改革以前，是個大一統的一元化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個權力中心
　　高度重疊，整個社會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利益——黨的利益，價值判斷也呈一元化狀
　　態，這種狀況的形成主要由資源的占有狀態決定。當時整個社會的資源——包括土地
　　、全部有形財富、收入等物質性資源，權力、聲望等關係性資源，教育、信息等文化
　　性資源全部由政府壟斷，民間沒有任何獨立的資源。整個社會沒有中介組織，形成了
　　“國家——民眾”這個二層結構。那時的中國人除了簡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
　　等少量物品之外，沒有任何生活資料；經濟來源也都與政府的分配係統有關，農民生
　　活在人民公社體製下，主要靠工分生活。城市居民則仰賴於政府人事與勞動兩大部門
　　確立的級別工資生活。這種大一統的一元化狀態下，沒有辦法形成任何有獨立利益訴
　　求的社會團體。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質是通過利益調整逐漸改變社會資源的占有狀態。但改變
　　資源的占有狀態的方式正如筆者一再強調的那樣，走的是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的權貴
　　私有化道路，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國家資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這種起點不平等是中
　　國改革以來社會階層形成的基本條件。
　　　　從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形成的源頭看，正如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等人所說的那樣
　　：“中國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者之間可轉換性有重要影響，……在對中
　　國社會資本轉換類型研究中，我們發現一種和撒列尼的轉換類型相當不同的資本轉換
　　類型。對於這種資本轉換類型，我們可以稱之為‘圈內轉換’。如前所述，十幾年改
　　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典
　　型的就是‘不落空’現象：在國家政權層麵上總體性血緣資本代際交換，強化了不同
　　資本的可轉換性，換言之，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占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
　　下他們。‘不落空’的幾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國、80年代中期的官
　　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隊、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買文憑）成為他們總體性
　　資本積累的重要環節。由於總體性資本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因而它侵犯了眾多社
　　會階層的利益。我國的中產階級之所以難以形成，部分原因在於，原本應被社會中產
　　階級占有的資源，現在被總體性資本壟斷去了。”②掌握“總體性資本”的精英人數
　　雖不是很多，但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麵對社會的支配能力極強。從他們致富的實際
　　過程來看，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是依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過程而誕生，而是借助權力
　　市場化，利用手中的資源配置大權，借助壟斷條件的再生產來聚斂財富。
　　　　權力資本化成為改革中私人財富積累起點這一過程，筆者在《現代化的陷阱》一
　　書裏有極為詳盡的分析。但時隔成書已有幾年，中國腐敗的形式已發生較大變化，必
　　須在這裏指出：中國的腐敗在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主要表現為個人腐敗，貴州國
　　際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閻健宏、深圳中信實業銀行行長高森祥、計劃局計劃處處長王
　　建業等人的貪汙腐敗即這類個人腐敗的典型。到一九九五年前後，腐敗已由個人行為
　　向組織行為發展，所謂組織化腐敗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一、社會組織的負責人（即
　　一把手）帶頭腐敗；二、組織機構擁有的公共權力成為該組織成員進行“權錢交換”
　　的“主要資本”；三、較低一級的社會組織運用組織擁有的公共資源對上級進行賄賂
　　，從而爭取更大的財政支持、更優惠的政策傾斜，以及更多的機會。無錫鄧斌案已經
　　體現了這一組織性特點。湛江走私案中，市委書記、市長及其他相關部門主要官員全
　　軍覆滅，以及軍隊走私中暴露的問題則是最好的說明。到一九九八年前後，中國的腐
　　敗已由組織化向製度化過渡，具體表現為：第一、腐敗已滲透到政治係統的大部分組
　　織機構中；第二，腐敗已成為一種製度安排，社會政治資源、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已
　　成為社會再分配的主要對象，以保證組織係統內部減少磨擦。海南東方市委書記戚火
　　貴賣官鬻爵，以及河南省原安陽市市長、市委副書記楊善修，原周口地區行署專員、
　　地委副書記曾錦城，原鶴壁市市長、市委副書記朱振江均在任上大規模賣官鬻爵，就
　　是製度化腐敗的最典型例證。③第三，反腐敗已不是真正的反腐敗，在某種意義上已
　　成了要挾他人獲得利益或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浙江溫州地區瑞安市一位鄉村流氓利
　　用抓當地官員貪汙腐敗的把柄，最後控製整個瑞安地區的政治、部分經濟活動、官員
　　的人事安排則說明反腐敗在某種意義上已成了權力鬥爭的工具。④
　　　　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由於製度不同，腐敗的形式極富“中國特色”，但結果
　　卻與南美國家及南亞國家極其相似。這批人手中握有的權力與財富確實使他們處於中
　　國社會的頂端，但由於他們積累財富手段相當惡劣，社會對他們大都缺少道德上的敬
　　意。
　　　　一九九七年及次年上半年，曾有部分理論家想為中國現存的社會秩序找到合理化
　　的理論說明，那一年曾在報紙上稍露端倪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他們青睞的理論。
　　問題在於，這些理論家們隻看到了新民主主義時期那種多種所有製結構並存的狀態，
　　卻沒有看到表麵相似的社會結構的不同社會成因：五十年代中國財富占有不平等的狀
　　態，是經過人類社會的自然選擇形成的；而現在財富占有不平等則是通過權力巧取豪
　　奪形成的，至今還無法通過中國社會的倫理追問。據我個人看法，新民主主義理論後
　　來沒有重新成為一種理論選擇，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社會結構形成基點的不同也許是
　　原因之一。
　　二、 社會精英集團的兩大支柱——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
　　
　　　　如果按大類劃分，中國現在分成了精英層、中下層、邊緣化集團。而構成這些集
　　團分野的條件各不相同。
　　　　中國的社會精英層由三類精英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經濟精英，三是知識精
　　英。三者占有的資源各不相同。本節隻分析前兩類精英的狀況，知識精英的狀況下麵
　　另列一節分析。
　　　　政治精英集團 特指執政集團。政治精英的形成具有延續性特點，不少是原來在計
　　劃經濟體製中的政治階梯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還有一批是改革後技術官僚化過程中
　　進入政治精英集團的人士。具體來說，國家高級官員、地方上的中高級官員、國有大
　　型事業單位負責人可算是政治精英隊伍中人。隻要注意轉型期精英更替模式就可以發
　　現：中國的黨政幹部在社會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隻有極少數人因退休或在政治鬥爭
　　中失利，隨著權力的喪失而導致社會地位下降，其餘大多數幹部都通過原來擁有的權
　　力和其他的社會資源可以更方便地獲取市場中的機會。
　　　　經濟精英集團 由國家銀行及其他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國有大公司經理、大中型
　　企業主、大中型私有企業主等組成。這個集團中前四類人與政治精英有血緣關係，由
　　原來的政治精英轉化而來。由於中國是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
　　，一些擁有權力的幹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將自己重構為一個有產階級。也就是
　　說，他們原來的政治職務已經成為私人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
　　　　就精英的主體而言，在改革前後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隻不過是由一種類型的
　　精英轉變為另一種類型的精英，即由計劃體製下的再分配經濟中的政治精英轉變為市
　　場經濟中的經濟精英。許多實例表明，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的部分幹部精英就學
　　會了“熱愛市場”，開始明白怎樣利用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後一類經濟精英有三種
　　情況，一種情況是一些家庭有官方背景，他們通過“一家兩製”（父母做官，自己經
　　商）更方便地獲取財富，因為這種親屬關係在中國更便於進行尋租活動。另一種情況
　　則是從民間通過各種途徑生長出來的經濟精英。在中國的大環境下，他們不得不依賴
　　體製內權力資源與體製外物質資源交換這種方式。這兩種情況的發展都與尋租活動有
　　直接關係。可以說，這兩類經濟精英與權力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他們與權力層
　　的關係不是通過製度通道，而是通過個人關係，他們與官員之間建立的這種個人關係
　　所要謀求的利益往往是以製度的破壞為代價。第三種經濟精英主要利用市場機會獲得
　　成功，這在高技術行業中比較突出。中國改革前國家對稀缺資源的壟斷，不僅包括物
　　質資源，而且也包括社會活動空間，即人們從事社會性活動的具體場所和領域。二十
　　年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的出現。正是在這種自由流
　　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基礎上，有一批民間人士憑借自己對市場的感覺與機會的把
　　握得以發展。這一階層的形成，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個
　　體經濟開始在我國城鄉出現。中國私營經濟重新出現的過程所具有的特點，注定了它
　　與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我國的改革，基本上是四個過程同步發生：主線是
　　黨與政府對經濟體製定位的不斷變化，最初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然後發展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直到目前定位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而引起經濟體製定位不斷變化的最根本原因是進入八十年
　　代中後期以後，國營企業日益衰敗，隨著國營企業虧損麵的擴大，國營企業再也不能
　　成為政府的主要稅基，反而成為國家財政的嚴重負擔。在此情況下，才有了私營企業
　　的發展以及法律地位的逐漸變化；伴隨著這一過程，私營企業主階層素質也在逐漸提
　　高，由原來被社會就業體製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質不高的社會底層人士為主體，慢慢
　　形成了一個平均文化素質高於全國總人口水平的階層，到一九九八年，這一群體中受
　　過大專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這兩類精英有七百萬人左右，約占全國就業總人口的百分之一。⑤
　　　　經濟精英這個階層的結構性關係，凸顯出了目前中國社會最根本的轉型：私有財
　　產-貨幣-資本-勞動契約-利潤。這一重要資源不再控製在政府手中，就使社會發生了
　　根本性的變化。不過，與世界曆史不同的是，按一般規律，資本積累發生於市民社會
　　之中，並受到勞動市場和商品市場上價格、利潤、投資機製的推動。而中國現在雖有
　　資本積累過程發生，但確實又沒有一般市民社會的特征，主要原因在於一點：中國對
　　社會團體組織的嚴格控製使得社會中間組織（包括中介組織）都沒辦法正常地發育成
　　長，因此也就沒有代表這些中間階層的利益訴求團體——惟一的例外是代表私營企業
　　利益的全國工商聯——在社會活動中發揮作用。
　　　　這個階層的利益訴求越來越強烈，要求政治參與的熱情也越來越高。多年來的活
　　動使他們有自己的組織——“全國工商聯”，有宣傳這個階層利益主張的媒體——《
　　中華工商時報》，在非權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組織——人大與政協中的席位也越來越多
　　。據一份一九九六年的材料，近年來，私營企業業主被選為或被推薦為縣以上人民代
　　表的達五千四百多人，政協委員八千五百多人，共青團委員近一千四百名，其中八屆
　　全國人大代表八名，還有許多代表人士進入了全國、省、市（地）、縣工商聯領導班
　　子，這一數目到近兩年隻會更多。⑥最讓經濟精英歡欣鼓舞的是自一九九八年開始，
　　在中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修憲”話題終於浮出水麵——因為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這一觀念的思想理論基礎是將私人財富納入了社會總財富的範疇。這場討論厘清了
　　許多問題，使政府決策層與社會各界對私有經濟的認識向前邁了很大一步，為一九九
　　九年修憲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必須指出，中國這兩大精英集團的生活方式表麵上盡管有著較大的不同，但有些
　　基本方麵卻比較相似。如生活節奏較快，閑暇時間較少，生活消費水平普遍很高，娛
　　樂消費以及性消費內容極其相似。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政治精英”獲得“文
　　化覆蓋”，如性消費及娛樂活動等，大都是通過“經濟精英”獲得的。在一些經濟發
　　達的大中城市裏，已經正在形成這類人的集中居住地。隨著精英集團階層意識的逐漸
　　覺醒與形成，以及適應階層生活需要的城市微型社區的發展，城市的空間結構將發生
　　很大變化。
　　
　　三、知識精英集團的演變及利益集團化
　　
　　　　知識精英是改革以來分化得相當厲害的一個團體，而且它的產生與循環具有與政
　　治精英及經濟精英不同的路徑，在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還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階段性特
　　點。本節隻分析在社會資源（政治、經濟、輿論）占有狀態中居於較高層次、對社會
　　起較大影響的知識精英。其他專業技術人員對社會的影響較小，不屬於本節分析對象
　　。
　　　　改革以前，中國的文化建設著重於人文學科，人文知識分子如曆史學家、詩人、
　　作家等在社會上比較受重視，這一情況到改革後逐漸改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知識
　　精英們由於本身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們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價值，這種價值使得他們有
　　一部分人能與新興利益集團結合，另一部分人則無法將自己的知識市場化，因而發生
　　了嚴重的分化。
　　　　毛澤東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故當時的知識分子被貶斥為“臭老九”，對某些
　　人文知識分子的“重視”，是因為他們可以為毛澤東的大批判效力。改革之初，一篇
　　《科學的春天》，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改革的美好前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支持經濟
　　改革，同時也比較容易認同政治改革。所以，那時黨內改革派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於
　　知識分子，而黨內保守派勢力則集中於官僚體係內部。但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分
　　子群體因各自在市場化過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對改革的態度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除
　　了與利益集團相結合的知識精英之外，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則不但未從經
　　濟改革中得到多少經濟利益，其相對的社會經濟地位還難以挽回地下降了。因此，知
　　識分子對變革的態度，不再是無條件支持，越來越為利益導向所支配。
　　　　部分知識精英屬於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以來，隨著市場過程的推進，科技知識及
　　一些與改革密切相關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法學都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本，有能力
　　的技術專家、律師、經濟學家、工程師很快壟斷了社會機構中的高位，少數人還進入
　　權力核心。這部分知識精英非常成功地把原來的政治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他們原來
　　擁有的社會關係網在中國這種尋租社會中辦事，常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還有部分知識
　　精英受利益支配，越來越背離其原有的理念和價值觀，他們以其擁有優厚文化資本—
　　—貨幣主義意識形態為經濟精英們服務，而且憑借這種服務關係在積累財富的第一輪
　　競賽中大獲全勝。他們是經濟精英的重要同盟，因為經濟精英們隻靠自己並不能順利
　　地在合法的統治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需要經濟學家、法學家及可與之合作的其
　　他社會科學家、藝術家，尤其是媒體的合作，而正是這些人操縱著社會輿論。前幾年
　　政府發展小汽車生產的政策與開發房地產政策的討論中，已明顯地看出部分知識精英
　　們從輿論與決策這兩個層麵影響政府政策，這已表現出部分知識精英與利益集團結合
　　，積極進行“事前尋租”活動。前一陣網上有文章披露某著名經濟學家的家族成員經
　　商問題，就我來看，這一現象的嚴重性其實倒不完全在於經濟學家的親屬應不應該經
　　商，而在於理論與金錢結盟後，為某一利益集團服務的理論卻還常常包裹在為全社會
　　謀福利的表皮下麵，對社會價值觀與政府的經濟政策起了誤導作用。
　　　　這部分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的關係也與改革前有很大不同。留美學者程曉農（方
　　國良）先生在《當今社會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中專門剖析了中國知識精英目前
　　的分化狀態，該文章將知識精英分成“商務派”、“清流派”、“平民派與保守派”
　　，就是根據知識精英與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相結合狀態劃分的，基本符合中國社會當
　　前的實際情況。作者還認為，政治精英中技術官僚們由於他們的教育和社會背景，不
　　像上一代政治精英那樣與知識分子之間有那麽大的理念隔閡，他們的政治理念除了受
　　個人的政治、經濟利益影響外，也會受部分知識精英看法的影響。在知識精英的觀念
　　明顯分化的情況下，政治精英們很可能分別傾向或認同於某一知識精英群體的觀念，
　　這是部分知識精英們“智囊情結”越來越嚴重的原因所在。
　　　　其實，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利益整體，在當前社會利益急劇分化之時出現上
　　述情況也是勢所必然。有“智囊情結”的知識精英的問題在於一點：他們混淆了“政
　　治”與“學術”這兩大領域完全不相同的遊戲規則。政治的遊戲規則是不擇手段追求
　　利益最大化，在各利益集團之間達成某種平衡，社會良心從來就不是政治家們考慮問
　　題的出發點；而學術則以求真為目標，在追求真的過程中，善與美也自在其中。而中
　　國目前與決策圈接近的知識精英的問題在於將兩套遊戲規則混在一起，將一些利益訴
　　求主張包裝為“新理論”，對社會確實起了巨大的誤導作用。而“清流派”知識分子
　　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有不少人對社會問題實際上處於隔膜狀態，這就導致一個問題：
　　從整體上看，他們對社會的批評激進有餘而問題意識不足。平民知識分子與前兩類知
　　識精英相比，在理論修養方麵相對不足，他們中不少人受意識形態文化影響很深，尤
　　其是在社會結構方麵的看法，許多人還無法超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的影響。就其
　　知識結構的理論來源來說，他們比較接近中國的“左派”（亦即程文中所說的保守派
　　），並非近年崛起的“新左派”。
　　　　隨著社會形勢越來越迅速的變化，知識分子之間的分化與重新組合越來越劇烈，
　　一些昔日的同道可能在今後會成為政治社會觀的論敵。
　　　　發展中國家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在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問題。根據拉美
　　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的經驗，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社會的責任以後，將是社會的全麵腐敗
　　與徹底墮落，而國家與民族的尊嚴卻不是靠在國際社會中對發達國家說幾句“你們也
　　有腐敗問題，比我們好不了多少”就可以建立起來的。
　　　　上述幾類人中的精英，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這一“新社會”目前的“公共權威
　　”。
　　
　　其他社會各階層
　　
　　中間階層的不發達狀態
　　
　　　　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由於社會轉型期的種種政策縫隙給了許多下層人士迅
　　速富起來的機遇，知識階層職業地位相對下降，而政府機構中的辦事人員、服務性工
　　作人員、商業工作人員的聲望、地位卻相對上升。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一
　　些技術密集型產業進入中間階層（主要是從兩個指標衡量，一是職業的社會聲望，二
　　是收入），這部分人也分兩個階梯：
　　　　處於中間階層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幾類人：高級知識分子、中小型企業經理、中
　　小型私有企業主、外資的白領雇員、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共二千九百三十萬人左右
　　。占從業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
　　　　處於中間階層底部的是這樣幾類人：專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律師、大中學教
　　師、一般文藝工作者、一般新聞幹部、一般機關幹部、企業中下層管理人員、個體工
　　商業者中的上層。這些共約八千二百萬人。占從業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八。⑦
　　　　上述人除了部分中小型私有企業主與中小型企業經理，部分個體工商業者與國家
　　壟斷行業的部分老職工之外，大都文化素養較好，也具有積極向上的精神。在西方國
　　家，通過高等教育培育的所謂中產階級指的就是這類人。但從他們在中國從業人口中
　　所占的百分比來看，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所占的比例。（80年代，美國為33%，
　　日本為28(7%）
　　　　目前由於中國中介組織處於極不發達的狀態，這部分人沒有辦法通過製度化的管
　　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還看不到他們明顯的社會
　　影響。
　　
　　工人經濟地位的邊緣化⑧
　　
　　　　如果按照傳統定義，中國工人階級主要指國有企業的職工。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日
　　益深化，中國工人階級其實已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國營企業與大集體企業的職工，另
　　一類是在“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工作的職工。在上述兩類不同的企業工作的的職工
　　，形成了幾個不同的群體，他們與國家、與代表國家的機構或經營者、與資方及其代
　　理人，構成了完全不同的勞動關係。目前，除了歐美企業的白領之外，其餘幾種工人
　　群體都處在騷動之中。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工業勞動力也如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的工業勞動
　　力一樣，被分為核心與邊緣兩大部分。前者是國營企業的正式工人，後者是城鄉集體
　　企業的正式工與臨時工。但後者僅僅隻是工業勞動力總數中很小的一部分。這一時期
　　工人與國家的關係體現在兩方麵：一是管理方與工人在車間發生的工作關係，即生產
　　關係、勞動過程、工人控製生產過程的問題等等。二是由工人所在生產單位所創造的
　　財富，在國家再分配過程中所占份額引發的分配關係，這涉及到工資、醫療保險和養
　　老金等等。這一時期的不滿主要不是針對勞動製度，而是來自嚴苛政治專製的全麵控
　　製。在生產過程中，管理層對工人並無多少控製，工人按照自己的速度工作，管理人
　　員不得不為了贏得工人的合作而作出最大的讓步。所謂“國有企業無效率”就是指這
　　種狀態。在黨支部與黨員的嚴密監督下，沒有了個人生活空間，哪怕私下裏說的話，
　　也有被打成反革命之虞。利益上的衝突主要表現在提職提薪、分配住房等資源分配是
　　否公正上。中國沒有中產階級，但國營企業工人在中國卻起到了“類中產階級”的作
　　用。因為當時建立了嚴格的戶籍製度，戶籍製度作為一種社會排他性的界線，將農民
　　排斥於城市居民之外，維護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設置了階層之間的流動障礙，由此產
　　生了中產階級的替代——“類中產階級”，其主體是國營企業工人與黨政事業機關的
　　普通工作人員。
　　　　改革開放以後，放開了勞動力市場，國家對個人空間控製逐漸減弱，個人現在可
　　以私下批評政府，不用再擔心因此坐牢——在公開場合的批評除外。在國家與工人之
　　間一度存在的直接關係，現在楔入了一係列的國家代理人的中介因素，即官僚機構、
　　地方權力層與資本。隨著產業關係模式的多元化，工人與廠方的關係也出現了幾種類
　　型：
　　　　一、集體協約型
　　　　這種關係多出現於國營與集體企業，涉及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職工（約12000萬人
　　）。這些企業的機構有管理部門、黨組織、職工代表大會與工會。設置這些機構的目
　　的是為了互相製衡權力，但在人事安排上卻與設置的目的相反：公司的總經理有時兼
　　任黨的書記，一位沒有權力但資格很老的副經理被安排做工會主席，廠長往往又成為
　　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理由也很簡單：管理人員包括經理廠長都是國家的雇員，因此
　　與工人享有同等的參加工會的權利。從近幾年集體合同履約情況來看，不少簽訂了集
　　體合同的企業有如紙上談兵，有的完全是形式化的東西，有的集體合同中有虛假成份
　　。更有一些企業經營者，將合同視為一紙虛文，根本不按合同條文辦事，合同上寫得
　　明明白白的東西，在實踐中卻反其道行之。如長春某企業集體合同中規定，行政處分
　　職工時，請工會參與核實、簽署意見，工會的意見是最後裁決。但實際情況是：某次
　　處理一位職工時，工會主席提出不同處理意見，該領導不但不聽，反而將工會主席的
　　職務免掉了。這種情況並非個別，因此，大多數工會主席對行政違約行為不得不“謹
　　慎”，用他們的話來說：“集體合同的確是帶有法律性的契約，但涉及行政責任問題
　　誰敢去對質？還要不要飯碗？”⑨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國營企業的主管，依然沒有把提高生產力和產品
　　質量作為其首要任務，他們的精力都用來對付工人要求維持或增加物質分配的壓力上
　　了。在逐漸加大的市場壓力下，這些設備陳舊、資金短缺的國有企業，在進入九十年
　　代以後，由於五花八門的原因——如產品沒有市場銷路，在貪汙腐敗作用下資金流向
　　非國有企業，流向經營者小集團的個人腰包等等，加之中央政府財政萎縮，於是形成
　　了一種惡性循環，失業（中國名之為“下崗”）工人逐漸增多，到一九九九年，下崗
　　的陰影已籠罩在大多數國有企業頭上。政府向社會公布的數據始終在一千二百多萬這
　　一數目徘徊，而實際上失業工人的總數肯定會遠遠超出這一數目。總之，國營企業工
　　人地位大大下降，日益喪失了類中產階級的地位，其結果是社會中間層的大大萎縮和
　　社會下層的迅速膨脹，這些都表明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長。
　　　　二、“三資”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這類企業指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公司與中國國營企業結成的一種混合體，其中也有
　　些是跨國公司獨資在中國開辦的企業。這類企業的工會、黨支部和中方經理一起，結
　　成了統一戰線。他們對外方合夥人的看法，基本上同國營企業的經理對國家的看法差
　　不多，認為他們是提供福利之源。這類企業因擁有足夠的資金，因此能支付較高的工
　　資，提供更清潔、先進與安全的工作環境，並且給工人提供比贏利的大型國營企業還
　　要優厚的住房條件與其他待遇。所以這種企業的工人常常是其他廠工人羨慕的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管理層與工人的關係並非對抗性的。實際上，工人的不滿情緒
　　，常常不是針對外國雇主，而是針對中方經理，埋怨他們低能、腐化、任人唯親。
　　就投資總額和企業總數而言，這類合資企業在中國顯得並不十分重要。美國是在中國
　　的第三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但歐美資本加起來也不到全部外資的百分之十。在所有
　　外資企業雇用的七百萬工人中，西方合資企業雇用的人數相對較少。這類企業的重要
　　性在於，它們被看成是引進先進技術的中介，他們能為中方管理人員提供出國培訓資
　　金，或者能在中國大城市建立的外國管理學校裏，傳授人力資源管理哲學基本原理，
　　從而為現代銷售和管理技能提供了訓練場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努力可能會有一
　　定效果，因為無論是西方還是中方都已逐漸明白，人力資源管理是一種非對抗性的、
　　雙方協商式的、可以成功地凝聚工人向心力的最好的管理方法。
　　　　三、勞資關係的返祖現象：亞洲國家投資的“三資”企業與中國本地的私營企業
　　　　勞資關係的返祖現象，指的是勞資關係退回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勞資關係
　　。關於那種勞資關係，馬克思在《資本論》裏進行了淋漓盡致的經典批判。
　　　　在亞洲國家投資的絕大多數企業裏，工人們被迫每天連續工作十至十二小時乃至
　　更長時間，周末不能休息，上廁所規定三至四分鍾時間，且有次數限製。這類工人報
　　酬微薄，工作條件既差又不安全，事故發生頻繁，因沒有消防係統或消防係統太差，
　　導致失火引致數十人死亡的事件已曝光多起。許多生產有毒產品的企業根本連任何防
　　毒設備都沒有，這種事件也經常見諸報端。尤其是在台資廠與韓國人辦的工廠裏，勞
　　資衝突屢有發生。在東南沿海地區如深圳、東莞、南海等地，勞資衝突發生率相當高
　　。廣東省勞動廳雖然發布過有關勞動保護法，但“東亞龍”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者很少
　　認真落實這些法規。
　　　　在如何處理勞資關係上，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中國號稱“勞動人
　　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應當享有人的基本權利，但地方政府為了吸引
　　外資投資辦廠，大多遷就這些投資者。還有不少基層幹部為了自身的利益，與投資者
　　多保持一種私人關係。在利益牽引下，他們其實對勞動者的工作與生活狀態非常清楚
　　，但從不幹預。即使有大膽的媒體聞訊采訪報道，他們也多半采取不合作態度，甚至
　　幹擾記者追蹤真相。而每當事態嚴重時，如一些大火燒死了工人，事後追查時，總是
　　發現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的幹部根本沒有按規定督促投資者裝置消防設施。但這類事情
　　的處理，往往在“為了不打擊投資者的熱情，保護地方經濟增長”的借口下，葫蘆提
　　了結。在邊緣化的工農階層中，這個階層是最無助的階層：遠離家鄉與親人，求告無
　　門。
　　
　　處於困境中的農民階層
　　
　　　　中國的農民在改革之初是受益者，最早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曾讓他們獲得一種
　　解放的感覺。但到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城市之後，農村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中國
　　許多做“三農”（農村、農業、農民）研究的專家學者近些年來沒少反映，溫鐵軍先
　　生甚至指出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農業已成為一個沒有剩餘的產業。
　　　　根據這些學者的研究，中國農民麵臨的問題其實可以概括為三大問題：
　　　　一是負擔重。負擔來自兩方麵，一是為了實現政府對農村基層的管理，設置了“
　　七所四辦”等一係列機構，機構臃腫，生之者少，食之者眾，據說征收上來的農業稅
　　根本不夠支付這些機構人員的工資。這些機構的基層幹部為了養活自己，必須向農民
　　橫征暴斂。二是農村基層幹部為了表現“政績”並中飽私囊，根本不管農民的承受能
　　力，大興土木，公共工程的費用都由農民承擔，農民不堪其苦。有專家建議取消農業
　　稅，目的是為了裁撤“七所四辦”這些機構，以減輕農民負擔。
　　　　二是農民收入低。這是由中國農業生產模式決定的。中國人口規模決定中國農業
　　與現代化耕作無緣，這種落後的耕作方式其產量也已基本達到極限，人多地少，農業
　　人口過多（占總人口70%左右），決定了中國農民的收入長時期內不可能提高。
　　　　三是農村基層政權與農民的尖銳矛盾。農村基層幹部的職務任務與農民的利益有
　　直接矛盾，每年收糧派款、計劃生育都要引發不少事故；農民的民主權力沒有保證，
　　這幾年的選舉想解決這個問題，但多流於形式，村務公開的隻是少數，不少農村基層
　　幹部有貪汙腐敗行為；更為嚴重的不少農村基層政權已落入地方惡勢力之手，農民飽
　　受鄉村流氓的欺壓，這種情況已在拙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裏有詳細分析。
　　　　上述工人階層、城鄉兩棲階層、農民階層共有四點八億人，約占從業人口的百分
　　之六十九左右。⑩但是與邊緣化群體相比，這批人還算處於就業狀態，對於文化素質
　　不高已難以適應社會需要的這一人群來說，能夠在社會產生劇烈的結構性磨擦狀態中
　　就業，已算是較好處境，因為他們隨時可能掉落到一個更為低下的社會群體之中去。
　　
　　龐大的社會邊緣化群體
　　
　　　　據估計，中國現有城市下崗、失業人員與農村困難戶有一億左右，占總從業人數
　　的百分之十四左右。（11）也就是說，中國現在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處於社會下層與
　　邊緣狀態，這種社會結構將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一份對江蘇蘇北地區自一九九
　　一年以來發生的一百九十七起待崗（中國不肯承認失業，創造了待崗、下崗這一類頗
　　有“中國特色”的名詞）職工犯罪的調查分析表明，下崗職工作為一種特殊犯罪群體
　　，必須引起社會高度注意。該文作者總結出待崗職工犯罪的五大特點：一、犯罪類型
　　主要側重於謀財型犯罪，在一百九十七起犯罪案件中，盜竊六十起，搶劫二十四起，
　　詐騙十二起，敲詐勒索九起，販毒五起，強買強賣的流氓犯罪二十六起，強迫、容留
　　、組織、協助他人賣淫九起，共計一百四十五起，占整個待崗職工犯罪比率的百分之
　　七十點二。這種惡意謀利型犯罪顯然與下崗後失去經濟來源有直接關係。二、下崗後
　　一至兩年內是犯罪高峰期，這一點在收入微薄的特困企業職工中尤其突出。三、犯罪
　　主體以男性青工為主。在此次分析中，三十五歲以下青工犯罪人數一百六十二人，占
　　整個待崗職工犯罪人數的百分之八十點七，其中絕大多數是男性。四、下崗前無一技
　　之長，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從文化程度講，下崗工人的文化程度比農民要高，但仍然
　　無法適應社會要求。5、參與團夥作案比重高。由於以往工作上的協作性與業務上的關
　　聯性，下崗工人比農民更容易形成作案團夥。在這一百九十七起案件中，有四分之一
　　以上的人介入團夥犯罪，並有十多名為首犯。（12）
　　　　這一分析其實具有普遍意義。因為造成國營企業工人下崗的原因很清楚，一是隨
　　著經濟結構的進步與調整，設備落後的國營企業將被逐步淘汰；二是新興企業對勞動
　　力的素質要求完全不同，我國現有的勞動力——比如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與農村未經
　　任何職業訓練的勞動力——根本無法進入這些技術密集型行業，這種結構性失業將是
　　這一代人（主要是老三屆與新三屆）必須麵臨的問題，因為這種狀況與中國人口結構
　　及低素質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態密切相關。有人預測，加入WTO以後將給中國增加一千
　　萬個就業機會，對中國目前這種痛苦的失業狀態有所緩解。這種預測隻說對了一半，
　　因為那一千萬個就業機會隻適用於受過專業訓練的高素質勞動力。對於下崗工人的處
　　境，一些傳媒發表看法，認為是下崗工人太嬌氣（這種情況有，但並非全部工人都如
　　此），對職業挑肥揀瘦。更有個別專家從理論上論證這種說法，社會轉型期需要一些
　　群體付出代價，下崗工人應該為國家的改革作出犧牲。這些話並非全無道理，但其實
　　隻要對中國的人口與勞動力結構、中國現在正麵臨的產業結構轉型有清楚了解的人都
　　知道，這一痛苦時期隻有等到這一代人完全從曆史上消退才能結束——這還得有一個
　　前提，就是中國人口進入零增長或負增長。正確認識這一狀態，有助於加大社會救助
　　力度，緩解痛苦。而且今後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問題將折磨社會：隨著教育收費的門坎
　　逐步提高，下層階級的孩子在支付學費上將感到非常吃力，邊緣人群更無法支付，而
　　這兩個人群恰好又是多胎率較高的生育群體。從長遠著想，為了減輕這些人的後代在
　　教育機會上的不平等，還應該采取別的措施，以避免貧困的代際傳遞。
　　　　大量遊蕩在城市與農村邊緣的農民也是中國各種犯罪活動的主體。北京、廣州、
　　深圳等幾個大城市的犯罪人員主體就是外來的“三無”人員，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至九
　　十左右。一些有條件的調查者曾對這個犯罪群體做過深入細致的局部調查，提供了難
　　得一見的詳細資料。如江蘇省句容監獄一位管教幹部對他管下的二百零二名犯人進行
　　過調查，在他的一篇調查報告中分析了當前農民犯罪的人員構成特點、犯罪特點、思
　　想特點。文中談到：在人員構成中，有“三多”現象：一是未婚犯人多，有一百二十
　　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四點五；有技術的犯人多，有一百一十八人，占百分之五十九；
　　三是“二進宮”的犯人多，有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十六點五（另一份調查報告談到的
　　比率達15%）。在犯罪特點上則有：由偽裝隱蔽向公開轉化，由盜向匪轉化，由單獨作
　　案向團夥作案轉化的趨勢，其中以盜竊團夥、搶劫團夥、流氓團夥的人數為多，這些
　　團夥大多有組織，有活動計劃、人員分工、任務指標、銷贓地點、分贓標準等。而由
　　特長便利向智能轉化，則又成為農民犯罪的一大新特點。他們有的利用開中巴對沿線
　　情況熟悉的便利，多次實施盜竊。有的利用修理摩托車的技術特長，偷竊、倒換他人
　　摩托車的要件。還有的利用走村串戶修舊配鑰匙的特長便利，多次巧妙地開鎖入室偷
　　東西。這篇調查報告最重要的是分析了農民犯罪已由心理失衡轉向代償化。前些年眾
　　多心理失衡的農村犯人，以發泄為主的代償行為一般都控製在法律的限度之內，而自
　　一九九六年以後入獄的農村犯人，其種種代償行為，已衝破了道德和法律的零界限，
　　多數人是故意為之。有的犯人說，別人活得瀟灑有意思，潦倒寂寞的我就要找一些有
　　刺激的東西玩玩，即使犯罪了，還好換一種形式體驗人生。有長期管教工作經驗的作
　　者認為：“眾多深受貧窮之苦、渴望發財的農村青年，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帶有很強的
　　主觀性和非理性色彩，把市場經濟中的價值追求曲解並定位於金錢和享受方麵。一旦
　　價值觀錯位，就極易形成顛倒的是非觀，貪婪占有的‘幸福’觀，亡命稱霸的‘英雄
　　’觀，低級下流的尋樂觀。這些價值觀念之間相互聯係，相互作用，相互製約，並以
　　一定的結構形式支配著犯罪行為。”另一篇由河南省監獄局研究人員張南燕寫的調查
　　報告用的語言雖然不同，但對農村罪犯的表達的意思卻很相似。（13）
　　　　我國的流動人口中，已形成為數不少的黑社會組織，其中最主要的是地緣型黑社
　　會組織。我國的地緣係統是按國家——省——市——縣（或大區與小城鎮）——鄉—
　　—村（或居民區）——鄰裏七級劃分，據此，當今中國大陸地區地緣型黑社會組織一
　　般以省或市或縣或鄉或村組成。比較有名且被取締的就有上海的“新疆幫”、廣東的
　　“北京幫”與“白鯊幫”、江西的“贛州幫”、山西的“狼幫”等。這些地緣型黑社
　　會組織性質的基本成分是企業職工、待業青年或農民，基本關係是朋友關係，有部分
　　黑社會組織已形成了較嚴密的仿直線製組織結構，並製訂了嚴格的組織紀律，成員之
　　間等級較明顯，並常以虛構的血緣關係作為維係組織的紐帶。此外還有血緣型（基於
　　成員間的血統關係或生理聯係而形成的）黑社會組織，業緣型（基於成員間的某種犯
　　罪職業的聯係而形成的）黑社會組織。（14）
　　　　我國日益增多的無業人員為黑社會組織提供了龐大的後備隊伍，可以預見，將來
　　黑社會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將日益增大。據世界各國經驗及我國以往的曆史經驗
　　：對一般公民來說，最專製的政府也比最開明的黑社會組織的統治要仁慈。
　　
　　中介組織的初步發育
　　
　　　　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管理具有多元參與性。在社會決策過程中，社
　　會各階層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渠道，特別是社會中間層，由於它處於社會中間，易
　　於協調上下之間的關係，因此中間層的參與決策往往是社會多元參與的核心問題，而
　　中間層的參與則主要依賴於各種社會中介組織。中國中間層的薄弱決定了中介組織的
　　薄弱，而且必須指出的是這樣一點：我國現有的社團組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大多數
　　並非在中上層及中等收入階層自發要求下產生的。
　　　　改革開放以前，社團組織處於政府嚴格控製之下。“文革”前的一百多個全國性
　　社團與六千多個地方性社團組織，至“文革”期間也全麵陷入癱瘓狀態。改革開放以
　　後，各類社團組織開始複活。截止一九九六年六月，全國登記在冊的社團組織已有一
　　千八百多個，地方性的接近二十萬個。(15)從其起源來說，分為幾類：一是由黨政機構
　　發起創辦的一些社團組織，如各地的私營企業協會、工商聯等等，就是政府為了對這
　　些行業加強管理而產生的社團組織；二是由企業、事業單位發起創辦的社團組織，比
　　如一些行業協會，如服裝行業協會、裝飾行業協會等等；三是一些聯誼性質的協會，
　　如校友會等等。在這些社團組織中，比較活躍的是各種名目的研究會、校友會、行業
　　協會、律師協會、會計師協會、私營企業協會、個體勞動者協會等。眾多社會團體中
　　，除了校友會聯誼的民間色彩較強，基本上不受政府控製，其餘各種協會均在政府嚴
　　格控製下以“半官半民”的身份進行活動。許多本該由行業協會幹的事情，卻都由政
　　府幹了。這些中間組織（包括私營企業協會、個體勞動者協會在內）的主要領導均由
　　政府委派，享受公務員待遇。它們大多具有兩張麵孔：對政府，它代表企業；對民間
　　，則代表政府，其身份頗有“一身而二任焉”的味道。對社會團體的管理，政府也經
　　由了一個由無序到有序的過程，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八年間是混亂的多頭管理，沒有統
　　一的社團登記管理。一九八八年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以後，社團管理工作歸口於民政
　　部門。一九八九年春天以後，政府認識到社團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頒布了《社會團體
　　登記管理條例》，建立了社團的雙重分層管理體製，這一體製的特點是所有的社團組
　　織接受雙重領導，一個是登記管理機關，二是業務主管單位。一九九八年頒布新的條
　　例（名字相同），強化了以前的薄弱環節。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所謂“三師”：會計師協會、審計師協會、律師協會。
　　由於會計師的職能與審計師的職能有許多重疊之處，這兩大協會於一九九七年合並。
　　會計師協會代表公信，而律師的天職本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不應該與法院合流。但
　　這兩大中間組織在中國與政府的關係，很能說明現在中間組織在中國的狀況。律師在
　　中國社會的信譽極差，涉訟雙方的官司輸贏，並不完全取決於事實是否違法，而是看
　　誰的律師手腕高明，在法院“玩得轉”，行內有句話：打官司就是打關係。我曾聽到
　　不少律師承攬業務時的說話，他們所誇口的主要一條竟然都是自己與某某法官很熟，
　　律師與法官勾結起來辦案的事情發生，甚至還出現律師身兼一案的原告與被告訴訟代
　　理人的奇事。從目前的社會評價來看，律師這一行業的社會聲譽極為不佳。
　　　　另一個中介組織會計師協會的情況略有不同。這種情況主要是由職業特點決定。
　　中國企業的年度審計，經理廠長離任審計，國有企業進行股份製改造以及股票上市均
　　需要國家注冊會計師出具審計報告或驗資報告。這些企業之所以需要審計，不是為了
　　改進內部管理，優化資產結構，而是政府規定必須如此做，他們形式上必須審計，以
　　應付政府主管單位。所以這些企業請會計師審計，他們需要的恰好不是會計師的敬業
　　精神，而是會計師違背職業道德的靈活性。如果會計師事務所不能滿足他們的特殊要
　　求，就會失去業務。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因業務競爭壓力太大，隻得被迫出具虛假不實
　　的財務報告。因為行業自律太差，一九九八年全國共有四百七十八家會計師協會分別
　　受到撤銷、警告、整頓、暫停執業和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處理，其中一百零三家事
　　務所、近千家分支機構被撤銷，五千三百多名兼職掛名人員被清理。（16）
　　　　因為會計師行業因違法付出的成本（即受懲罰的機率與懲罰度）高於律師行業，
　　關於會計師出具偽證明與偽報告的事情屢被披露，其結果已導致中國中介機構的信譽
　　危機，以至於國內公司到境外上市，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驗資報告不被認可。在
　　這種強烈的信譽危機下，這一行業已開始自省，但這種“逼良為娼”的社會環境如不
　　能改變，這種自省不會對會計師行業提高行業道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盡管社團組織的發展麵臨許多問題，如不能捍衛其所代表的利益團體的利益，也
　　基本上不能參與社會的公共決策過程，更不具備與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但是還是在
　　社會生活中形成了一塊以前從未有過的、社會與政府都認可的“交叉地帶”，隻要這
　　些地帶繼續存在，並且不受到人為的抑製，它在中國社會未來的轉型過程中發揮的作
　　用與影響就會越來越大。因為它在鐵板一塊的社會生活中為公民提供了一塊非強製性
　　、自願參與的公共活動領域。
　　
　　兩極分化的高風險社會
　　
　　　　改革之初，中國大多知識精英設想中國將進入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因為中產階級
　　占主流的社會，對穩定社會有極大好處：一、中產階級是社會高層與社會底層之間的
　　緩衝層，當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時，社會高層與底層的衝突會緩和，這是社會穩定
　　的政治原因；二、中產階級在社會上代表溫和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
　　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和激進的思想和衝突很難有影響力。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
　　因；三、中產階級是引導社會消費的主要群體，當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多數時，中產階
　　級的生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龐大穩定的消費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原因。私有經
　　濟的發展，特別是瓜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以及九十年代來的股份製改造過程，都使人
　　們懷有這樣的期望，部分知識精英認為中國腐敗有利於消除舊體製就是基於這種認識
　　。
　　　　然而事實卻令人失望。由於中國以權力市場化為改革的起點，出現了嚴重的利益
　　分化。現在的實際情況表明，中國現在不但沒有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菱形結構社會
　　，其社會結構反而與南美國家、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等國相似，成了兩極分化社會。
　　本節的分析可看出，各個階層的人數表明中國社會是一個金字塔結構：上等階層少，
　　下等階層、社會邊緣階層相當龐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屬於社會下層與邊緣階層
　　。中產階級（即中上階層與中等階層）從數量來說很不發達。按照世界現代化的經驗
　　來看，大學教育是造就中產階級的機器，大學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讓人們通過教育
　　接受主導規範即中產階級的規範。而中國現在能夠到大學接受的教育的人畢竟隻是總
　　人口中的少部分。從中國現存的經濟結構、教育結構與職業結構來看，中國現在缺乏
　　造就中產階級的途徑。
　　　　階層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從中國大中城市基本上已形成富人居住區，並形成
　　一個個戒備森嚴的高尚住宅區，以及城市居民消費格局的階層化——已形成專門供富
　　人購物的各種精品店與專門供窮人消費的地攤等消費分層現象可以看出。由於財富分
　　配的源頭是權力市場化，精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政權層麵上總體性血緣資本
　　代際替換，而中下層社會成員在現實麵前明顯感到自己的被掠奪——最明顯的是國有
　　企業大批破產，工人大批下崗，卻沒有一個經理廠長因此淪落到工人那種貧窮的程度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些破產轉賣的企業經理還被購買者請去繼續做總經理，這絕對
　　不是看中他們的經營能力，而是在侵吞國有資產的過程中，這些經理廠長們配合有功
　　——他們的反社會傾向越來越明顯，不斷出現的城市恐怖活動，以及一些專門針對富
　　人的人身傷害，還有國有企業出現的生產破壞，都是這種階層衝突的表現。社會緊張
　　程度可以從犯罪率的不斷上升、殺人碎屍等惡性事件經常發生之中管窺蠡測。
　　
　　傾斜的社會基礎
　　
　　　　中國的現狀從根子上來說，除體製因素之外，還受到落後陳腐的幹部選拔機製的
　　報複。長期以來，選拔幹部一直未形成一套合理的機製。既沒有一套合理的考試製度
　　，也缺乏公開民主機製，仍然停留在神秘化的封閉狀態。由領導“發現”人才與組織
　　部門“關懷”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選“接班人”，至今仍是中國政府選拔幹
　　部的基本運作模式。這種模式容易滋生任人唯親、跑官、賣官等消極腐敗現象。前一
　　向報紙上披露一個縣委書記在其任上，先後“賣”了兩百多個官位就是一個例證。
　　　　中國現在飽嚐這種幹部選拔機製的苦頭。傳媒不斷披露的層出不窮的貪汙案件與
　　各種魚肉人民的基層幹部，僅僅隻是其中很小部分。大部分案件因各種原因，傳媒不
　　能自由報道。從目前不少權力精英的所作所為來看，這是一個整體素質奇差的權力精
　　英集團。作為權力精英，一般來說，除了具備較強的社會管理能力之外，還應該具有
　　這樣的基本素質：既要能為本階級利益著想，還要能為其他階層利益著想，隻有讓每
　　個階層在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能分到一些份額，才是長治久安之策。而中國現代的
　　權力精英們，既不能為其他階層的利益著想，甚至連為本階層的共同利益與長遠利益
　　著想也做不到。不少人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隻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就與
　　貪汙腐敗結緣。他們自己也知道這樣下去，這個國家必然沒有前途，這就是他們一方
　　麵高喊“社會主義中國好”，另一方麵卻將其子女通過各種途徑送往國外的真實緣由
　　。
　　　　目前中國的經濟決策中，也出現了一個與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點，即越來越多的
　　政策，不再是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而是明顯地賜惠於特定的利益集團。許多關係
　　到國民經濟興衰的重大政策，如調整重複建設造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解決銀行的壞帳
　　等，因與部分政治精英及經濟精英的利益密切相關，始終難以真正解決。而一些與調
　　整產業結構直接相違背的政策，如小汽車生產已嚴重過剩，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現狀也
　　跟不上，卻一直在享受各種優惠政策，繼續“發展”。房地產大量過剩，造成了銀行
　　大量貸款凍結，但卻還在繼續建造，明知中國老百姓的購買力低下，但降價因觸及到
　　利益集團，一直處於“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一些有助於緩解社會不滿的政策，
　　如杜絕公車私開、減少公費吃喝、防止對農民的亂攤派等，卻大多是在各衙門中旅行
　　的公文。而一些運用公眾資源，為特定利益集團謀利的政策，卻出台迅速、實施果斷
　　。近兩年來一係列的裁員、削減社會福利等政策，在經濟蕭條時期都明顯是加快衰退
　　、增加社會衝突之舉，但其減輕國家負擔的意圖則十分明顯。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九
　　九年上半年用政策與國家輿論造市等舉措，便於一些利益集團先用公款或銀行貸款將
　　低迷的證券市場拉高，再伺機出手，讓普通股民去承擔股市回落的損失。這樣的政策
　　，顯然不利於國家長遠穩定，隻利於造就一批又一批暴富者。這種飲鴆止渴的政策居
　　然能夠行之於世，說明參與決策的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極為短視，對由他們親手塑造
　　的中國未來已喪失信心。
　　　　這一點表明，政府在精英與民眾之間其實已進行了選擇。出現這類傾斜，除了與
　　執政黨的社會基礎早已傾斜有關外，還與整個社會已成為一個“尋租社會”有關。近
　　幾年來，經濟上發跡的一部分政治和經濟管理精英，對經濟政策的方向有相當大的影
　　響力。他們所主張的政策，並不考慮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其著眼點基本上放在一
　　點：是否有利於自己這個利益集團出發。這個群體，關心的是如何保住權力地位、保
　　住能插手操縱的資源和機會、如何甩掉或減輕政府所背負的維護社會大眾利益的包袱
　　。
　　　　中國這條“船”正在由部分權力精英們努力將它鑿沉，而他們早已為其家庭成員
　　們準備好了後路：做不成共產黨的官，還可以到國外當寓公。
　　
　　幾點可能出現的變化
　　
　　其他力量對新聞媒體的滲透
　　
　　　　中國的新聞媒體一直受中國政府的統一管理，改革開放以來傳媒經營製度雖曾一
　　度鬆綁，擴大了報紙自主經營權，中國新聞業出現了政經分離化發展的趨勢，但是所
　　有的傳媒基本上仍受政府控製，私人或私營機構至今從法律上來說，還無法在報刊業
　　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中國政府讓部分報紙自籌資金辦報，讓它們“到市場經濟中闖蕩”這種做法——報
　　刊業將其稱之為“又要捆住手腳，又要一腳將你踢下海”，迫使不少報業在不觸犯政
　　府的情況下，盡可能地與大眾接近。
　　　　黨報與大眾報紙的區別在於：前者因是吃皇糧，在編輯方針、報道內容方麵都不
　　敢有所創新，可說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大眾報紙主要靠市場而活，以通俗化與娛樂化
　　為主。雖然也有少數媒體敢於發一些比較大膽的批評時政的文章，但基本上受到嚴格
　　監控，經常受到黃牌警告。近幾年經濟形勢不好，政府加大了對傳媒的管理力度。然
　　而也就在近幾年，不少經濟實體出麵暗地裏收買一些報刊雜誌——這種收買不被政府
　　部門認可，隻是由報刊雜誌主管部門與企業私下裏簽合同，雙方按約定的辦。對於企
　　業來說，這樣做的風險比較大，因為一旦被政府主管部門發現，或者另一方毀約，利
　　益就可能受損。目前正在進行的報刊整頓，由於結果與預期的目的有差距，有可能帶
　　來報刊業中新一輪資源重組。
　　　　中國政府管理傳媒受到的另一挑戰是科技進步。網絡的普及改變人們的生活狀態
　　。隨著網絡在中國三十五歲以下人群中的普及，中國政府管理傳媒的手段正在受到嚴
　　重挑戰。估計中國傳媒完全受控於政府的局麵會在近幾年有所改變。
　　
　　加入WTO組織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擬入WTO，引起了全世界華人的關注，因為這畢竟是與大家血脈相連的事情。
　　對於將會出現的情況，也有各種預測。有極度樂觀的看法，包括一些有影響的學者竟
　　然出來發言，認為外國大公司進入中國，將會迫使中國接受他們的遊戲規則，有助於
　　中國消除腐敗。
　　　　這一判斷完全不顧及經驗事實。南美國家與東南亞國家大多都是WTO成員國，但這
　　些國家基本上都是貪汙腐敗盛行之地，尤其是南美國家，大多形成了政治寡頭、經濟
　　寡頭與外國資本三者對弱勢群體的聯合統治。這些隻要讀讀報紙及相關文章就可明白
　　，不知何以別的WTO成員國不能借助入世消除本國的腐敗，而中國獨享此神效？再則，
　　強龍不壓地頭蛇，哪怕美國再強大，它的跨國公司到中國來，也得入鄉隨俗，按中國
　　的規矩才能辦成事情。根據中國早已成為“尋租社會”這一事實，以及外國資本在中
　　國獲得準入權的既往經驗事實，反腐敗隻能靠我們自己。
　　　　可以預期到的是入世以後會加速中國現在正在急速變動的階層分化。如果說適應
　　市場需要的知識是一種資本，社會關係是一種資源，那麽擁有這兩種資本與資源的人
　　在利用入世的條件上，要比沒擁有這兩者的人方便得多——說得好聽一點，前者有準
　　備，後者沒有準備，而機會從來是給有準備的人預備的。（入世將擴大中國現在的地
　　區差距其實也同理：發達地區有利用機會的資源與資本，貧困地區沒有）
　　政治精英集團很快會找到一條與外國資本相結合的最理想道路，知識精英隊伍則會進
　　一步分化，一部分人會更新自己的服務對象。隻有經濟精英們的道路複雜一些，沒有
　　合作價值的行業會在與外國資本競爭中徹底落敗（這一點有的行業已看到自己的前景
　　，如電訊業），還有一定市場份額、且有自己品牌的廠家大多會走與外國資本合作的
　　道路，外國資本考慮到此舉可降低占領市場的成本，也會欣然合作。而中小企業主，
　　尤其是技術服務較差、隻是靠高額回扣擁有一定市場的鄉鎮企業，則是入世以後最可
　　能被淘汰出局者。
　　　　如果沒有相應的政策出台，這一切的結果將是：上層繼續暴富，而中下層人士還
　　會繼續邊緣化。
　　
　　　　從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狀態來看，已經形成了與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種新型
　　社會結構，但這種結構是通過“漸變”——即“老權貴帶入新社會”的方式完成的。
　　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結合方式也發生新的變化。中國現在缺乏社會運動，隻有人口
　　遷徙與人口流動。社會運動蘊含著某種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調控，是旨在建立一種新生
　　活秩序的集體性事業。以這個標準衡量，中國二十年改革過程當中，其實隻有八十年
　　代中後期有過社會運動的萌芽跡象。
　　　　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要有一場從思想到製度全方位變革的全新的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