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出生在70年代中期，還在繈褓中就能感覺到外界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氛圍，一場批鬥大會將本人的人生記憶提早到了3歲之時，嚴冬臘月裏幾個“四類分子”被荷槍實彈的民兵和村幹部捆綁在舞台上、上千名群眾戰栗聽審的場景至今還很清晰。本人最早接觸到電視這種“小電影”是因為村裏大隊院播放庭審“四人幫”的實況。彼時的“四人幫”給我的感覺就像村裏的農民一樣普通無助，讀書認字後方知道“四人幫”“曾經不可一世、最後還是被人民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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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年在書店偶爾翻到一本關於建國以來曆史大事記的書，看到一篇張春橋寫的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還看到江青所說的“相信千千萬萬的工農群眾會跟我們走”的話。“四人幫”果真和千千萬萬的工農群眾有聯係抑或僅僅是自封為代表的政治欺騙?我們這批沒有親眼看到過“風光”的王、張、江、姚的人們是否應該對“四人幫”有與時俱進的新認識、新評判呢？
在今天，汪精衛、蔣介石、李鴻章、曾國藩、袁世凱等沾滿人民鮮血的反動人物卻被有些學者追捧為開辟曆史前進道路的智者，其祖居或故居被當地政府辟為展覽館，其家鄉人在對外介紹時莫不要引之為榮。那麽，自信會有千千萬萬的工農群眾跟自己走的“四人幫”又會被誰提起呢？
當年“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後，各種罪名如泰山壓頂般扣於其身，即便他們有如長江黃河之滾滾辯言也難逃不複之劫。但隨後30多年來的曆史以“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趨勢、以海枯石爛般的力量讓千千萬萬的工農從心底為“四人幫”作無罪和有功辯護，本人隻是這滄海中的一粟。對於當年強加於“四人幫”的各種罪名，今天稍加辨析即可一吹而散。
“四人幫”積極推動的“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為“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華大地是一個曆經動蕩的大地，中華民族是一個曆經磨難的民族，但在史書中，“五胡亂華”“安史之亂”“蒙古鐵騎”“滿清入關”“列強瓜分”“日寇侵華”都沒有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浩劫”，而一個爆炸了原子彈氫彈、發射了衛星飛船、製造了核潛艇大飛機、既無內債也無外債、10億人均壽命超過60 、讓美帝國總統秘密來訪的時期竟然被視為是最黑暗、最動蕩、最荒誕的年代，這樣的定性能經得起推敲嗎？
“四人幫”曾被列為與希特勒、東條英機同類的反動人物，被批判為“大搞封建法西斯”。確實，在“四人幫”當權時期有頻繁的整人鬥人的運動，本人在幼小的心靈中就存儲了那種靈魂深處的震懾，但也就在那個不懂事的年齡時知道那些被整的“四類分子”下台後又和大家一樣同勞動同分配，他們的親人隻是受到名譽方麵的牽涉。那些“四類分子”犯過怎樣的錯誤、對社會造成怎樣的危害姑且不論，但他們相比於今天那無可計數的終年奔忙到頭來被逼自殺的工人農民卻到是很幸運的。對少數人的批鬥大會進而保護大多數人的運動與讓大多數人陷於生活絕境而讓少數人享福的改革改製運動，兩相比較，那個更合理呢？
據說“四人幫”大肆迫害知識分子、摧殘文化教育，當年教師工程師等職業被貶稱為“臭老九”,那麽30年來知識分子的命運又如何呢？“四人幫”當權時，全國中小學不收學費；被逮捕後，全國教育領域開始向全民征費，現在老師們可以公然擅自向學生“課稅’,正課不上搞補課、挖苦心思搞創收，學生成為被公開搶劫群體，連進幼兒園也無緣的獨生子大量存在。“工程師’的光環還閃亮沒到10年，在工廠裏、工地上、礦山中嘔心瀝血的工程技術人員們一年所掙的工資比起當”雞“的、當二奶的簡直相差很遠，他們在動輒就能擺出”碩士“博士”頭銜的政府官員的眼裏隻能算作工匠，怎敢也談知識分子待遇？更不必說那千千萬萬耗盡家庭積蓄渴盼跨入知識分子行列的大學生未畢業就失業的悲慘？究竟哪條路線才必將導致知識被迫害 、文化教育被摧殘呢？
當初搞改革開放的政策出發點就是要反對“四人幫”的“閉關鎖國、爬行主義”，可是在“四人幫”時期就搞成功的打飛機項目在改革開放的政策指引下搞黃了！如今我國的經濟發展給美日歐發達國家提供了助飛動力的同時自己卻隻能在低技術領域爬行。市場換技術的道路被證明行不通，“四人幫”當年竭力反對和抵製“洋奴哲學”“崇洋媚外”不說明很英明很正確嗎？
“四人幫”有一項罪名是“砸爛公檢法、踐踏民主法製”。那麽在大講法製的文明社會裏，人民群眾有得到怎樣的保障呢？人們看到很多地方公檢法人員為“黑社會”勢力充當保護傘、大城市裏一個小小派出所長一年灰色收入逾百萬，隻有在奴隸社會裏才有現象卻在公安執法者眼皮底下大行其道。這種背叛人民、欺騙人民、壓迫人民的公檢法難道不應該砸爛嗎？
所謂“四人幫”時期有“鬧而優則仕”的規則，在群眾中大搞派性鬥爭，造成人妖顛倒，“四人幫”是最大的妖魔。現在倒好，天下的公務員與老板都是一家人，沒有派沒有別，有錢則仕、是仕就有錢，聯合起來共同欺壓工農群眾。究竟是誰製造了人與妖的分別？
據此簡單辨析，“四人幫”可能才是史無前例的第一大冤案，因為他們的背後有千千萬萬的工農大眾，“四人幫”現在應更名為工農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