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網5月4日載文《北京麵臨“再社會主義”問題》，摘要如下：
在跌蕩起伏的金融海嘯中，“社會主義”被廣泛使用。在西方，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被美國學者視為“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歐洲的金融家說“我們已經跨越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紅線”；《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稱，“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了”。
在中國，麵對西方國家在危機麵前“每個都成了泥菩薩”的現實，一些人發出金融海嘯成了資本主義製度“掘墓人”的疑問，批評“資本主義的製度缺陷又一次暴露無遺”。
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這些言論都不算主流，而且雙方所說的“社會主義”不完全是一個概念。但中國更需要警惕這種思潮帶來的某種醉意，可能會對完善市場經濟體製和啟動政治改革帶來麻煩。因此，我們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機中的“社會主義”究竟指什麽，中國深化改革的著力點應該在何處。
同一詞匯不同意蘊
西方人和中國都在講“社會主義”，但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會主義”更多地指經濟意義上的國家幹預和國有化，而一些中國人所強調的是意識形態上的傳統社會主義。從對“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的頓生疑竇，以及對“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舊詞新說中，可以看出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 更側重於意識形態，甚至語言體係都很落伍。
從政治上看，就是在民主製度的框架下，確保每個人的人格和才能得到全麵發展，保證人權和公民權，在和平的世界中實現自由、平等、團結、法治、民主等原則。從經濟上看，就是通過一定程度的國有化，把投資、生產、分配、財富分享置於政府掌控下，把公民權置於財產權至上，實現社會公正。
西方學者提出“向中國學習”是學局部，主要是指國有化的金融體製及其管製政策，當然也有乞求中國為他們的危機墊錢的意味。另外，西方學者對中國的認識也有盲點，隻看到了大城市的繁榮而無視鄉村故事，“我們都是中國人”主要還是指“城市中國人”。
在中國，人們對西方人在金融危機中“向社會主義邁步”、“建立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抱有好感，一方麵是對全球化時代堅持和革新社會主義的自信，是對沒有照搬西方體製、特別是抗拒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欣慰；另一方麵則是傳統社會主義的懷念，是不太瞭解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前提下的盲目樂觀，或者是意識形態上的精神安慰。對於後者，要特別警覺，很可能會形成深化改革、科學發展的阻力。
中國在金融危機麵前之所以沒有“傷筋動骨”，讓西方人“刮目相看”，就在於實行了對外開放，進行了漸進的市場經濟改革，不管“姓資”、“姓社”地引進了文明成果，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財富的積累。
中國執政黨最見智慧的是，在把市場機製這隻“看不見的手”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同時通過政府調控這隻“看得見的手”來彌補市場機製的缺陷和不足。貨幣實行管製，能源價格由政府設定，金融、交通、航天、電力、環境治理等仍由國家掌控下的企業主導，能夠比較靈活地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無需諱言的是，其中也存在市場化改革尚未深化的問題，某些產業的壟斷尚未進展到改革階段。
推動改革健全體製
中國人實際上不必太在意西方幷不誠心的頌歌，而要借鑒西方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搞好本國的改革，對自身存在的問題有清醒認識。
其實，某種危機已經顯現，比如食品安全和礦難事件，其中包含著政府監管不利、企業缺乏社會責任、官員腐敗、執法不嚴、認錢不顧命等多種問題，證明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管理需要迫切地從粗放型向精致化轉型，從質量上刷新“中國製造”的聲譽，也就是說要從單一的經濟改革轉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改革。
中國同樣麵臨“再社會主義”的問題，不僅在城鄉之間，也要在窮富之間落實。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決定，不僅是要解決中國千百年來尚未解決好的農民、農村、農業問題，也是再社會主義、讓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戰略。因此，中國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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