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Sieren著、強朝暉譯
原德文書名：Der China Code : wie das boomende Reich der Mitte Deutschland vera776;ndert （解碼中國：德國如何適應崛起的中央帝國）
英文書名：The China Code: What's Left for Us
工業國家的工人和被大規模失業逼入絕境的工會組織，感覺自己正在為某種莫名的力量所擺布，而控製這種力量的，是一些被金錢的貪欲侵蝕了頭腦的人。——前基民盟社會部長海納．蓋斯勒，2004年
中國趕上來了
劃時代的變革具有一種令人不快的特性：在它來臨之初，人們通常並不情願立刻接受它。我們德國人更是如此。在有可能帶來深刻影響的變化麵前，我們寧願閉上眼睛。我們總是希望，根本性的變革最好來得遲一些，緩一些。當然，這種想法並非全無道理。既然是涉及未來幾代人命運的問題，我們何必要倉促行事呢？然而中國的崛起證明，即使變化發生在世界的另一端，但是如果不能對其予以足夠重視，並作出及時恰當的反應，很可能會吃大虧。這些變化仿佛在遙遠天際轟鳴的隱約雷聲，那些正在郊外野餐的人們尚不及享用完盤中的雞腿，冰雹已瞬間從天而降。
對於死氣沈沈的世界經濟來說，中國是一個福音。近30年以來，這個大國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2004年，中國占世界製造業增量的比例居世界之首。中國努力憑藉自己的力量應對種種國內問題，並避免使其他國家受到連累。中國領導者冷靜沉著地克服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危機[1]以及來自世界經濟的各種新挑戰。亞洲因為中國而變得更加穩定。
2004年春，當中國出現因盲目投資導致的經濟過熱問題時，中國政府果斷采取了有效措施。中國政府並不試圖遮掩過失，而是坦誠自信地指出自身問題，以此為世界媒體的批評性報導定下基調。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西方人想像中，中國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十幾億人口，腐敗猖獗，體製獨裁，奉行資本主義法則，如此等等。它仿佛一個火藥桶，隻需一點火星便會爆炸。另外，在我們看來，發展和壓製是一對永遠無法調和的矛盾。但是中國並沒有崩潰，恰恰相反，不論人們是否願意承認，中國正在一天天強大起來。
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人們都能感受到中國給地球帶來的震動。中國正在悄然而堅定地打破世界的靜止狀態，釋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能量。13億中國人都在同一時間奮力向上，在過去的數十年中，這是他們不能做，也無法做到的。中國人雖然是被西方強行拖入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但是他們很快便掌握了市場經濟的運轉機製，並巧妙地利用資本主義的力量，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拿出勇氣來！”——就在不久前，德國人還在以這樣的口吻訓誡中國人。如今，已經沒有哪個中國人願意聽到這種話。當你遇到一個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並經常往返於兩地的德國人時，他很可能會說，實際上真正需要勇氣的是德國人自己。
中國——這個距離德國萬裏之遙、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央帝國”，對年輕一代德國人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很可能比德國國內爭論不休的諸多問題的影響更為深遠。德國未來的命運和走向，更多決定於遙遠的中國。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說，他們甚至從來沒有和中國人握過一次手，他們中間很少有人能夠說出某位當代中國名人的名字，更不用說中國的流行歌星或是作家了。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一些德國人終於知道了中國最著名運動員的名字，雖然他們並不能把名字正確拚寫出來。
但是中國對德國來說，卻已近在咫尺。中國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利用全球化編織起一張嚴密的網路，將我們籠罩在其中，使我們難以擺脫對它的依賴。中國正在為世界製訂標準，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工業大國也不得不遵守這些標準。奧地利作家約翰內斯"馬裏奧"希默爾（Johannes Mario Simmel）在一本小說的開篇寫道：“親愛的吉蒂，我們德國人雖然可以創造經濟奇跡，可是卻不會做沙拉，其實不必一切都盡善盡美。”[2]現如今，我們製作土豆沙拉的水平是不是比我們的經濟狀況要略好一些呢？
“德國製造”在德國已經成為稀有品。[3]我們每天購買的商品，從垃圾桶、襯衣、雷射唱機、筆記本電腦到集裝箱船，全部是從中國進口。中國不僅是世界最大的服裝鞋類生產國，同時也是山地自行車、微波爐、手機的最大產地。甚至在高科技產品如攜帶型電腦製造等領域，中國也已名列世界前茅。中國鋼鐵產量居世界首位，2008年上半年，中國鋼產量是美國的4倍以及印度和德國的10倍。2004年，中國的汽車產量甚至超過了德國，僅次於日本和美國。[4]如果有誰在 2004年初宣稱，中國將會收購IBM電腦和英國羅孚轎車（MG ROVER）的話，肯定會被稱為天方夜譚。中國2004年對外貿易額突破一萬億美元，將富裕的鄰國日本甩在了身後，[5]緊隨美國、德國之後，居世界第三位。此外，2004年中國國民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五強。[6] 2008年，中國經濟將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2003年至2006年短短三年中，中國對外貿易額便增長了一倍。除商品交流外，人員交流也日益頻繁。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監事會主席約爾根．韋伯（Jürgen Weber）預測，到2010年，漢莎飛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將增至每日4班，客流量將超過北京至紐約的客運人數。[7]如今，漢莎飛往中國的航班已增加到每日兩班。
（續前）“中國毫無疑問將成為世界製造業的基地”，德國化學工業巨頭巴斯夫公司（BASF）董事長賀斌傑（Jürgen Hambrecht）十分肯定地說。[8]他的觀點有事實為據。巴斯夫公司投資30億歐元，在南京建立了石油化工一體化基地“揚子石化-巴斯夫有限公司 ”，這是巴斯夫公司有史以來金額最大的一筆單項投資。2007年，巴斯夫公司在華營業額達到了44億歐元。[9]
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銷售市場以及世界增速最快的市場。因此，中國近年來吸引外資的數額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僅2007年，外來投資額便超過900億美元，占世界投資總量10%。[10]通過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海外擴張計劃，中國對外投資急劇增長，很快便將把亞洲發達國家甩在身後。雖然中國原材料進口增長迅猛，但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仍高達2600億美元，比2006年增加近50％。此外，與傳統工業國相比，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還可以繼續保持幾十年。從西方角度看，這存在一個悖論：中國的工人和工程師雖然深受剝削，但他們卻頗感滿足。無論工作條件如何艱苦，他們都默默承受，其原因在於，他們生活水平的改善超過了中國以往任何一個曆史時期。[11]
這一切給德國帶來了深刻影響。德國勞動力價格不得不參照中國的工資水平重新衡定，因為我們麵對著一個令人吃驚卻又無法回避的現實：在全球化經濟中，人與人的勞動都變成了商品，供應量一旦增加，價格便會下降。德國人的自我認知以及德國經濟都已陷入一種尷尬境地，出路隻有兩條，而兩條出路都一樣糟糕：第一條出路是縮減工資；這種辦法雖然可以提高德國產品的競爭力，但卻會損害德國就業者的利益，而德國人購買力的降低又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第二條出路是，德國企業效仿法國、日本或者美國等競爭對手，將一部分生產轉移到中國，但這樣做又會導致本國就業崗位和國家稅收的減少。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der）一直期待德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能夠給兩國帶來“雙贏”的結果，[12]從目前來看，情況暫時還算令人滿意，因為我們仍然可以向中國出口產品。但是形勢正在發生急劇變化，其速度大大超出我們的預料，而中國先於我們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歐洲，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國家正是德國。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德國目前是在中國投資最多的歐洲國家。據美國管理諮詢公司科爾尼公司（A.T. Kearney）預測，在2015年之前，僅德國化工領域，麵臨失業危險的人數就將達到15萬至20萬，作為德國經濟支柱的中小企業的處境同樣不容樂觀。 2003年，德國機械製造業裁員2萬4千人，14其中一個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機器製造已經轉移到中國。由於中國的原因，德國製造業的規模正在縮小。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估計，至2015年，德國產業工人數量將減少140萬。
為恢複德國經濟的競爭力，德國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推行深層改革，而其財政能力的大小，則取決於中國上升為世界經濟強國的速度及其影響。德國目前仍在勉強維持的社會福利水平幾年之後將使我們不堪重負。德國稀有金屬技術公司賀利氏集團（Heraeus）——一家年營業額70億歐元的中小企業聯合體——監事會主席兼董事賀利氏（Jürgen Heraeus）認為，“對中國覺醒的速度，德國人仍然毫無覺察。”他的這番話絕不隻是為了威嚇德國工會。自二戰結束以來，類似賀利氏集團的中小企業構成了德國經濟的中堅，這些企業的管理層對世界變化的反應遠比其他人更加敏感。在他們看來，德國麵臨的並不是一場經濟危機，而是一場全球性變革的開端。聯邦德國前總理庫爾特-喬治．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1967-1969在位）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年，在聯邦議院發出警告：“我要說的隻有一句：中國，中國，中國。”他在講這番話時一定不會想到，在他的眾多講話中，這句話是人們今天能夠記起的唯一一句。現在看來，他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意義。盡管目前德國各類報刊的經濟版早已充斥了對中國的讚譽之辭，然而中國的發展不過剛剛起步，其巨大的潛能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17]
中國已為全球化做好準備
中國是這場劃時代變革的中心，全球化則是推進變革的發動機。在全球化驅使下，世界正在朝著一個全新的方向發生扭轉。幾個世紀以來，人口遷徙、貿易、戰爭、通訊手段和人員往來將世界各地的人們緊密聯係在一起。如今，全球化已經結成錯綜複雜的網路，人們被糾纏其中並感到茫然無措。18在全球化壓力下，德國、中國以及其他所有國家必須更加緊密地相互合作。另外，經濟全球化的速度超出了政治和社會全球化的速度。這主要出於三個無法逃避的因素的作用：首先，資本總是流向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利潤下降時，資本亦隨之消失；其次，所有企業以及國家和地區都在為瓜分世界市場份額進行爭奪，以便將來能夠賺取更多利潤，並在世界上贏得優勢地位。再次，隨著現代化傳媒的出現以及交通的便捷，企業逐漸擺脫了地域和國界的束縛。
很顯然，中國已經為應對上述挑戰做好了充分準備。
（續前）例如，在台灣問題上，主動權始終掌握在中國大陸一邊。台灣的IT產品將近80%是在中國大陸生產，一旦兩岸發生衝突，中國無需向台灣派兵，而隻需沒收台灣在大陸的生產設備即可不戰而勝。北京政府事實上已將台灣的經濟控製在自己手中。322005年春，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了《反分裂法》，允許政府在台灣宣布獨立的情況下使用武力。實際上，這一法案更多是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如果說中國內政中有哪個問題可以獲得絕對一致意見的話，這就是台灣問題。在西藏問題上，連達賴喇嘛本人現在也要求他的信徒，“不要再與中國直接對抗。”盡管在北京奧運會召開前，西方媒體熱炒西藏問題，但是對抗並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或緩解。在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與大多數藏人的立場是一致的。對此，西方人往往視而不見。我們不願承認，中國的變化從來都是來自於內部，而不是來自外部壓力。有關抵製奧運會的威脅以及一些西方媒體的操縱和煽動性報導，在奧運結束後幾乎被人遺忘。
奧運會如期舉行，一切圓滿順利，運動員和記者都為之傾倒。中國向世界證明，中國不僅能夠獲得金牌，並且有能力頂住西方以道德為藉口施加的壓力。世界大國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正視這一變化。美國總統布希2001年初上任時還將中國稱為“戰略競爭對手”，在他第一屆任期臨近結束時，腔調已經緩和下來，將中國稱為“ 外交夥伴”。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問題離開中國已無法得到解決。
懷疑論者反駁道，中國的進步被過分誇大了。他們認為，就像互聯網繁榮一樣，中國經濟在增長高峰過後，將會全麵崩潰。這種可能性盡管無法排除，然而這個比喻本身並不貼切。與大多數互聯網企業所不同的是，中國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這就是：以市場份額換取技術轉讓。西方企業家無論何時何地與中國企業家進行談判，核心總是圍繞這一問題。由於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增長潛力，中國人可以利用外國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並從中漁利。
同互聯網企業的另一區別是，中國經濟不是負債經營，無須像前者那樣向股民作出承諾，盡快實現盈利以償還債務。
中國這一“股份公司”目前已經是一家賺錢的企業，其外匯儲備高達1.8萬億美元，外債數額極少。而且，這一數字還未將香港的1600億美元外匯儲備計算在內。
懷疑論者可能會再次提出異議，他們會說，比中國富裕得多的日本，也曾令全世界滿懷期待，但這些期待卻最終落空。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迅猛，美國經濟相比之下也顯得黯然失色。但是到了1989年，日本經濟卻驟然窒息，國家陷入停滯。然而拿日本與中國相比，這一比較亦不恰當。日本當年一直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與其他國家抗衡，日本市場的大門長期對外國投資者關閉。在幾乎所有領域，日本都在獨立研發和製造產品，並達到了驚人的效率和質量。直到有一天，這種體製最終超出了本國資源所能承受的限度。35中國卻與此不同。中國遵循的戰略令人聯想到某些亞洲體育專案的競技技巧：“借力打力”——借外資企業之力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其手段是：想方設法獲取對方的技術。除此之外，中國經濟繁榮的持續時間必將超過日本，因為中國疆域遼闊，達到國內市場飽和至少需要五倍於日本的時間。這意味著，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中國的經濟增長完全有可能持續一百年。
中國政府不僅有良好的起點，而且還擁有足夠的智慧，以避免操之過急。從美國、日本、南美、和亞洲鄰國的無數次危機中，中國吸取了如何規避全球化危險的諸多教訓。出於自身曆史原因，中國人對外部有著一種強烈的警惕意識。兩千年前，中國漢朝皇帝為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修建了長城，與此相仿，中國政府於80年代建立了防止國際資金流入的現代防護牆。人民幣不能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交易，其匯率掛鉤於一個貨幣籃子，其構成則嚴格保密。因此，不論是華爾街投機商，還是西方國家的債權人，都無法將中國拖入困境，就像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與泰國出現的情況。36中國的外債數額很小，且大多數為長期債務。雖然加入了世貿組織，但中國的股票市場、銀行業和房地產業仍然受到保護，以避免外資突然進入或撤出而導致震。除此之外，中國嚴格限製政府以及私人在海外購買債券。1997 至1998年，中國受到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之後，政府進一步加緊了這方麵限製。當時在經濟發達的廣東省，一些金融機構背著中央政府擅自向德國銀行貸款數十億美元，一時間無力償還。時任總理朱基頂住國際壓力，采取果斷措施，大部分西方銀行最後隻收回了10%投資。中國沒有被迫貶值貨幣，在一場嚴重的國際性危?
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上述政策又一次驗證了它的好處。盡管全球化之狼早已對中國這個獵物虎視眈眈，但中國始終在其撲殺所能及的圍之外。在2008 年秋天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這一點尤其明顯。中國各大銀行幾乎沒有受到衝擊。2005至2007年增幅高達500%的股票市場，與上年相比“僅僅”下降了80%。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係幾乎隻是通過出口。
作為中國外匯收入主要來源的出口浪潮，已非朝夕之間可以阻擋。企圖針對中國設立貿易限製，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經濟早已對中國產品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性，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中65%都是美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
中國經濟的另一優勢是，較大數額的款項仍難移出境外。根據中國的外匯流通管理規定，在中國賺到的錢也要留在中國，不像俄羅斯那樣，資本紛紛流向開普敦、聖莫裏茨或者是蒙特卡洛，對俄國經濟來說，這些資金徹底流失了。盡管由於中國經濟的種種漏洞或是腐敗問題，使得大量資金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但是這些錢畢竟還是花在國內，中國經濟也因此得以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
穩定的中國，不穩定的美國
中國穩定的總體經濟環境甚至也包括管理混亂的銀行體係在內，盡管政府的一係列努力雖未給其帶來明顯起色，然而它對中國穩定所造成的影響遠不如媒體報導的那樣嚴重。盡管由於中國國有銀行常常向一些沒有還貸能力的國營企業提供貸款，而可以更有效利用貸款的私營企業卻得不到貸款，使中國的巨大經濟增長潛力無法得以充分發揮，但是不要忘記，西方國家實際上積累了數額更大的“壞帳”，隻不過換了一個說法：政府補貼。
政府補貼多是出於避免社會問題的考慮，用以挽救瀕危企業，乃至整個行業。據官方統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累積的壞帳數額高達2000億美元。這些壞帳並沒有作為政府補貼結算，而是在國有銀行的帳目中周轉。假設這一統計是經過美化的數字，而實際數額高出兩倍，那麽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中國30年來的壞帳總額大約是4000億美元。但是我們回頭看一下，德國鐵路（DB）從1993年至2003年十年間的運營費用一半是依靠政府補貼維持的，相比之下，中國壞帳的數額並不算高，何況目前德國鐵路已經積累了多年的債務，目前尚有180億歐元需要償還。中國前鐵道部長傅誌寰不無自豪地表示，中國鐵路的運營大體可以做到以收抵支。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統計，德國每年的財政補貼超過1400億歐元。按這一數字計算，德國不到3年積累的“壞帳”即與中國四分之一世紀的壞帳持平。中國的壞帳總額大致相當於歐盟4年間用於農業的補貼之和。當我們批評中國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挽救瀕危國營企業純屬徒勞時，我們應當首先審視自己，以便對中國的形勢作出正確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如果僅從收支統計來看，或許已經達到破產的程度，而實際上，這些銀行卻是資金充盈，其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人均收入的40%。中國的資金來源遠未枯竭。另外，中國股票市場方興未艾，在海外上市的國營企業還隻占很小一部分。2007年，中國有126家企業在海外掛牌上市，總市值為435億美元。一年前，海外上市的企業隻有59家，市值210億美元。中國四大銀行相繼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國工商銀行2006年底股票市值達到175億歐元，此後成為世界第一大銀行。房地產泡沫同樣不會給中國經濟造成太大的威脅，大多數私人購房都是用於自己居住，中短期內不會出售，因此，房地產價格的波動對他們的影響極為有限。
懷疑論者也許認為，上述觀點把中國描繪得過於穩定，以至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們擔心中國在以一些虛假的數字蒙騙世界。這種想法不無道理，中國政府自我粉飾的能力絕不遜於任何國家的政府。但是隻要粗略計算一下便可看出，中國的成就絕不會是虛幻的舞台布景。在財政問題上，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轉模式與一個家庭並無二致。正如家庭難以向銀行隱瞞自己的債務一樣，國家同樣無法向國際金融界隱瞞其真實財政狀況。其公布的外債數額就像德國個人借貸信用登記中的資訊一樣真實可信。當然，政府還有另外一個獲得資金的手段：印製鈔票。但這將導致貨幣貶值和日常消費品價格的迅速上漲，通貨膨脹一旦出現，則完全無法隱瞞。盡管麵臨經濟過熱，但中國2007年的通脹率隻有4.8%，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並不算高，而經濟增長率則超過11%。
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國貨幣的匯率通過貨幣籃子與美元掛鉤，當匯率牌價高出貨幣的實際價值時，黑市便會出現，任何政府對黑市往往都束手無策。然而中國並不存在嚴重的黑市問題。2004年底，在私下外匯交易中，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比銀行外匯牌價僅高出不到0.3元。隻要外債、通貨膨脹和黑市沒有發展到失控的程度，在目前的總體經濟環境下，中國經濟便不會有經濟危機之虞。相反，如果上述因素中有某一項失控，便很可能引發社會的不穩定，中國近代曆史的經驗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中國經濟已安然度過了多次重大危機的考驗，例如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曾使美國、日本和歐洲市場同時崩盤的“世紀性崩潰”。
然而恰恰是那些有著在中國多年生活和工作經驗的德國企業管理者，從直覺上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卻感到懷疑。他們從辦公室、車間裏和談判中深切體會到中國日常管理的混亂。他們報怨中國人目光短淺，缺乏責任感，漠視質量標準，隨意改變生產流程。既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中國經濟為何又能取得成功呢？根本原因在於它的總體環境。隻要大環境有利，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亂便無大礙。同樣使這些德國經理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無論是大眾，還是西門子或者安聯，與這些德國企業合作的中方企業，盡管很多部門效率低下，不思進取，工作毫無章法，但每到年終結算時，整個企業卻依然贏利。
（續前）現實與判斷的巨大差異不僅反映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上。對美國，人們同樣有過類似的誤斷，隻不過與對中國的誤斷剛好相反。美國社會各方麵日臻完善，運轉良好，而美國經濟的總體環境卻令人堪憂。
美國政府每年的財政支出超過財政收入6%，相當於歐元區國家規定指標的兩倍。同時，美國製造業的開工率降至20年以來的最低點。美國大企業，如世界最大的牛仔褲品牌Levi’s（該品牌最初係由一名德國人於1853年創辦）、可口可樂、萬寶路和麥當勞等，自2004年以來已不在美國本土，而是僅在中國生產。?53?美國的資金正在向亞洲轉移。2007年，由於消費疲軟，美國貿易逆差6年來首次略有下降，但仍然高達7110億美元。其中僅對華貿易逆差便達到1633億美元。此外，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特別是日本和中國，購買了巨額美國國債。美國2004年一年的國債數額便高達1800億美元。“中國為幫助美國人維持其生活水平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美國摩根斯坦利投資銀行香港首席經濟師謝國忠（Andy Xie）在總結美國經濟形勢時得出這一結論。
美國經濟2004年每天大約需要20億美元的外國資金。十年以前，進入美國的外國資本多數為設立企業或購置房地產等長期投資。現在，外國投資者越來越謹慎，普遍選擇短線投資，例如買入美元，以便可以根據形勢變化，隨時拋出。他們對美國的穩定失去了信心。德意誌聯邦銀行首席經濟師赫爾曼．雷姆斯佩爾格（Hermann Remsperger）曾在2004年警告說：“在這一領域需要格外謹慎。”
德國經濟正在對此作出調整，德國對美國出口每年下降近5個百分點，而對華出口卻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世界經濟憑藉中國近5％的增長貢獻率得以保持增長，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首次超過了美國，而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則停滯不前。對美國而言，這實際上意味著經濟實力的下滑。依照購買力計算，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自80年代初以來增長了4倍，達到13%。美國則一直停留在20%的水平，領先中國的優勢已不明顯。《南德意誌報》的一篇報導將中國稱作“世界經濟的‘偉哥’”，這一比喻十分形象。世界經濟已經離不開中國。
在同一時期，德國產品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下降了四分之一，減少到4.5%。許多跡象表明，在今後一個時期內，美國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也將萎縮。出於這一原因，美國國會於2004年秋季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在一定期限內，美國企業在海外的子公司匯入國內的利潤可享受稅收優惠，有一個前提是，這些錢必須用於在美國國內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上述法案一旦生效，歐洲國家將首先受到影響，因為在歐洲的利潤率相對較低，部分美國企業有可能因此撤出歐洲市場。德國的外來投資近期減少了近三分之二，而同期外國在華投資額則增長了25%，總額達530億美元。上述情況將進一步推動這一趨勢，全球化乃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由於中國的繁榮，美國政府被迫采取優惠措施，吸引美國企業撤出德國，回到本土。
美元匯率的漲跌近來也越來越多地決定於亞洲。中國的外匯儲備約占世界的20%。亞洲各大銀行擁有的美元債權占全球的80％，其外匯儲備中絕大部分是美元。但是他們隨時有可能將這些債券兌換成歐元等其他貨幣，以此對美元施加壓力。這樣一來，外國商品的價格對美國來說便會相應提高。從這一角度看，美國應當對人民幣匯率通過貨幣籃子與美元掛鉤感到慶幸，因為從中國的進口可不必擔心匯率風險。中國則希望歐元匯率繼續上升，歐元對美元匯率1：1.7並非完全不可能。歐元堅挺可以給中國帶來雙重好處：一方麵，可以促使歐洲企業為逃避歐元區國家的高昂成本而將生產向中國轉移，盡管很多產品的最終出口地是美國；另一方麵，美元匯率走低可導致美國購買更多的中國產品，因為相對於人民幣，韓元或泰銖價格太高。
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中國受到的影響雖不明顯，但卻是持久的。中國國家投資公司曾與遭受衝擊的摩根斯坦利投資銀行談判，擬收購其最多可達49.9%的股份。目前，中投公司已擁有這家美國第二大投資銀行10%的股份。
但是中國人低估了美國的危機發展速度，習慣於國家調控的中國人認為美國政府起碼會把崩潰拖延到總統大選之後。事實似乎確實如此：據《紐約時報》報導，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兩家房地產抵押銀行在與政府溝通之後曾計劃到2009年初再公布財務報告，以此拖延債務。但這一計劃由於壓力太大而未能實現。中國這一崛起中的世界大國高估了美國這一已然開始走下坡路的世界大國的行動空間，但是這種判斷在當時卻頗有市場
截至2008年6月30日，中國還為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後來宣布破產的公司提供了3760億美元高額貸款，占中國1.8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20％。進入7月後，他們突然意識到其債務人已瀕於破產。7月中旬至9月初，在奧運會舉辦期間，中資銀行施加壓力，顯著降低持股量。在形勢良好時，例如在2007年上半年，他們還平均每月增持220億美元債券，而在奧運會召開的數周時間裏他們則盡量悄無聲息地減持了230億美元。這兩家房地產抵押銀行第二大外國債權人——日本隨之采取了同樣行動。
於是，這兩家最大的債權人共同卷入了美國金融危機。8月，亞洲人向美國人明確表示，事態已經發展到極限。在布什總統到北京出席奧運會開幕式期間，中國領導人也與其談及這一棘手問題。中方直截了當地提出，美國政府應當對這數十億債務負責。在政治層麵上，中國扣住手裏的牌，以收回自己的貸款。在開幕式上，布什腦門上的汗水看來不隻是因為炎熱的天氣。
此時，中國人的警告一定縈繞在他的耳邊：如果不還錢，我們隻有將外匯儲備中更多的美元換成歐元，美元的壓力將因此增加。另外，如果我們失去了興趣，將來還有誰借錢給你們？
長期以來，中國和日本一直在為美國巨額赤字買單。他們把出口中國產品賺來的錢，再回借給美國人，使美國得以繼續購買中國產品。於是，美國人一步步陷入越來越深的債務陷阱，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大。目前美國政府每月平均需要200億美元貸款來維持財政，而這些錢大部分來自亞洲。
看到美國人遲遲沒有行動，中方的態度變得更加鮮明。8月22日，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餘永定教授通過電子郵件致函美國 Bloomberg金融通訊社，明確威脅說：“如果美國政府讓‘兩房’倒閉而不給予國際投資者相應補償，將會導致災難性後果。這雖然不會是世界末日，但卻是當今國際金融市場的末日。”餘永定是中國政府的顧問，這已不是他首次以某種非官方政府發言人的身份表態了：“崩潰的後果將超乎所有人的想像。”由於美國方麵仍然沒有動靜，中國人決定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稍稍加一下速。8月29日，就在北京奧運會圓滿結束後不久，中國銀行在季會上宣布，已減少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25％持股量。第二天，《金融時報》稱，“中國銀行逃離房利美和房地美。”“兩房”股票又一次分別暴跌了14％，這是迄今為止這兩家房地產抵押銀行單支股票跌幅最大的一次。至此，兩家企業的股票在過去12個月裏跌了80％，現在更被中國人逼入絕境。美國政府中那些猶豫不決者終於認識到，不能把中國人不當回事。就算不再借錢給美國人的威脅是虛張聲勢，因為有充足理由說明，中國人如果得罪了美國人將會自討苦吃，但是由於美國金融業深陷困境，且總統大選在即，在此形勢下，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不願意搞壞與其最大債權人之間的關係。
9月8日，美國政府決定“暫時接管”兩家瀕於絕境的投資機構。首先，須向兩家企業分別注入1000億美元資金。中國人的策略見效了。他們迫使美國政府采取了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幹預行動。“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以略帶格林斯潘風格的口吻說道，“在我看來，這是積極的。”從短期來看，美國政府可能也會這樣看。然而如果冷靜地或從長遠來看，這是西方的一次曆史性失敗：每年虧損4千億美元的世界最大工業國，被年均贏利3千億美元的崛起中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所迫，不得不對價值5.4萬億的債務負責，這是美國所有房地產貸款總額的大約一半。
保守地講，如果將這些債務的三分之一作為絕對虧損核銷，數額為1.8萬億美元。這不是一筆小數目，它相當於債務幾乎沒頂的美國人的四年半的債務。目前美國已經積累了9萬億美元債務，下一財政年度將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布什有可能還將在此基礎上增加20％。從短期看，形勢可能將略有緩和，但是從中期來看，這將使美國的低迷局麵進一步加劇。相反，中國人的損失則是可以估算出來的。即使將貸款的半數作為虧損核銷，也“不過”隻相當於其半年的貿易順差。美國《商業周刊》評論稱，亞洲的中央銀行、特別是其中最獨立、最強大的中國中央銀行已經“以贏家的姿態走出了危機”。那些曾經嘲笑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毫無用處” 的人們，這時變得啞口無言。
美國接管“兩房”一周後，中國央行行長又向國內做出了姿態。央行自2002年2月以來首次降低了貸款基準利率，同時自1999年以來首次降低了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於是，最嚴重的一場國際危機的黑洞被堵住了，國內危機的風險也因此降低。中國人對美國政府準備成立一個處理壞賬的結算信托公司的計劃暗自偷笑，幾年前，當中國為了給多家負債累累的銀行減負而采取這一措施的時候，美國人還批評說，債務不過是從一個口袋轉移到了另一個口袋。
布什總統請求國會通過7千億美元救市計劃，並對此解釋說：“這是一個龐大的一攬子計劃，因為問題也很大。”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對金融危機有更好的防範。除了所謂貨幣籃子防範機製以及股市對外封閉之外，再加上中國的銀行體係還十分落後，盡管以市值衡量，當今世界五家最大銀行中的三家是中國銀行。目前世界市值最高的銀行是中國工商銀行。在某種程度上，它的落後是名付其實的。因為其贏利主要不是來自金融衍生品、對衝基金和高風險的房地產業務，而是90％來自微薄的利息。西方銀行的利息收入最多不超過50％。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工商銀行卻以這種方式增加盈利77％，成為世界賺錢最多的銀行，而在此前一個季度，其利潤剛剛增加了64％。因此，中國一些大銀行像歐洲銀行一樣在晚些時候垮掉的可能性不大。受美國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的中國銀行，從事風險業務的交易量僅占其營業額的1.5％。中國工商銀行受到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的資金最多隻有12.3億美元，與其每季度70億美元的盈利相比，這筆數額並不龐大。那些擔心中國銀行業在國際危機的影響下將會像中國牛奶行業一樣突然崩潰的金融觀察家們，他們的擔心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危險來自另一個方向。由於危機，美國人的消費減少了。未來幾個月，消費有可能麵臨17年來的首次衰退，並由此導致以下兩種背道而馳的趨勢，這兩種趨勢將給中國帶來決定性影響。
一方麵，由於顧客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麽，所以他們隻做最必要的開支。這樣一來，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就會減少。另一方麵，爭奪其他國家消費者的競爭將會加劇，價格因此降低。但是世界上哪裏能買到最便宜的產品呢？是中國。因此西方危機將導致的結果是，更多的配件和產品是中國製造，更多的西方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亞洲。
目前還無法預料哪種趨勢將占上風。雖然今年頭八個月中國的貿易順差下降到1520億美元，但是在7月和8月剛剛過去的這兩個月，開始出現轉機。短期效應有可能是消費銳減，但是長期效應則是生產向中國轉移。因為人們剛剛到了那裏不可能很快回頭。
目前，經濟學家在中國媒體上公開討論著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一些人警告說，不能再繼續開放金融市場。“日益加劇的次貸危機對龐大的美元資產和開放的金融市場來說隱藏著巨大的風險”，江湧如此判斷說。他認為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令人擔憂，人們不知道該拿它怎麽辦。在他看來，中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過大。而那些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如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則反對這種看法，認為“目前危機的最大問題是由錯綜複雜的金融衍生品造成的。”這並不表明中國不應當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目前中國金融市場還處於上升期，其問題是完全不同的。它所缺少的是現代化金融手段。如果‘管控過緊’，我們將不得不被動地承擔外來的風險。”他的反對者認為，隻要有中國金融長城在，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樊綱卻不這樣看，他認為中國不能總是將自己孤立於世界。隻要有利可圖，中國就應當冒險進行大規模采購。中國國家投資公司女發言人的表態聽起來則謹慎得多，她在談到摩根斯坦利交易時表示：“國投公司在涉及國際投資的問題上將保持謹慎。”這並非對樊綱觀點的一種否定。
鑒於上述情況，可以說，目前美國受全球化各種變數的影響遠大於中國，而美國的行動空間卻比中國小得多。中美兩國就像是一條郊外公路旁的兩家鄰居，其中一家房舍簡陋，房子很多地方還沒有蓋完，家裏小孩子揀大孩子剩下的衣服穿，一家人很少去度假，但是他們在銀行有足夠多的存款。一旦家裏有人生病，可以用它來支付醫藥費；家裏暖氣壞了，可以拿出錢來修；或者學費突然上漲了，也可以用它來支付。而鄰居家的情況則與此不同：他們擁有一座裝修豪華的大房子和兩輛汽車，一家人頻繁到各地度假。但是他們所有一切都來自銀行，好日子能夠維持多久，完全依賴於命運，他們隻能祈求生活中不要出現大的變故。
盡管美國人一如既往地堅信美國是世界的領袖，的確至少在未來10至20年裏，這一地位仍無人可以挑戰，但是美國的領先優勢正在迅速縮小。麵對實力的衰退和來自世界的挑戰，美國的表現越來越不自信，而中國的自信卻與日俱增。美國人在走下坡路，中國人則在走上坡路。人們在生活中便有所體會，走上坡路的人總是比走下坡路的人的日子過得好。
儘管中國的穩定出乎許多人的預想，但中國也麵臨種種棘手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遠遠大於德國目前麵臨的挑戰。中國最大的潛力同時也是最大的麻煩，即眾多的人口。解決每個人最基本的溫飽、醫療和教育問題，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這一任務的艱巨性超出了中國目前的經濟能力。
中國的風險
在對有限資源進行分配的問題上，爭奪異常殘酷。人權在這一過程中常常受到踐踏，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是最大的受害者。由陳桂棣和春桃合著、在德國獲獎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描述了在遠離中央權力控製的地方農村，腐敗和剝削達到了何種程度。兩位作者花費兩年時間在安徽農村走訪調查，揭露了農村地方幹部的專橫跋扈、橫徵暴斂、乃至草菅人命的暴行，描寫了農民絕望和無奈的真實處境。
由於醫院管理混亂，很多人因輸血感染了愛滋病；由於煤礦安全設施的缺乏，礦難事故屢屢發生；即使在城市裏，當老百姓與法律發生衝突時，法治原則也難以得到兌現。對一黨專製提出質疑的異見人士受到無情的迫害。雖然人權組織一再強調，一個健康的政府不應懼怕賦予人民應有的公民自由，但是中國政府離此目標還相距甚遠。許多與政治無關的案件也常常不能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式審理。據大赦國際統計，2001年，中國在打擊刑事犯罪的週期性行動——“嚴打”過程中，在三個月內執行的死刑數量便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三年死刑數量的總和。1990年至 2000年期間，大赦國際記錄的中國死刑執行數量接近2萬。雖然官方認為該數字被明顯誇大，但批評者認為，實際數字還遠不止這些。據大赦國際統計，2007年全世界執行死刑數量為1252人，比上一年減少了339人。但是，儘管死刑數量有所下降，但目前全世界等待執行的死刑犯仍多達27500 人。
“死刑大多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雖然臨近奧運，但中國仍高居死刑數量之首。但與此同時，死刑數量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大赦國際瑞士分部負責人盧卡斯8226;拉普哈德（Lukas Labhardt）表示。2007年，中國執行死刑數量為470人，伊朗317人，沙烏地阿拉伯143人，巴基斯坦135人，美國42人。其中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比上一年有所上升，而中國則略有下降。但是，未公佈的數字仍然很高。在中國，死刑數量屬於國家機密。據大赦國際推測，2007年中國執行死刑人數為幾千人。在中國，可判處死刑的罪名多達60多項，其中包括經濟犯罪以及貪汙、販毒等。
“中國每年大約有4000人被執行死刑”，持不同政見者吳宏達（Harry Wu）在德國聯邦議會人權委員會抨擊中國人權問題時表示。吳在文革期間曾在勞改營度過了19年。吳還說：“如果以百分比計算，結果更加可怕：這個數字相當於世界各國死刑總數的80％”。吳還指責中國政府倒賣死刑犯器官，並以所謂“行政拘留”名義對人任意關押，許多政治犯未經任何司法程式便被關進勞改營。吳表示不掌握中國勞改營的確切數字，但認為應在1000以上。於是，數百萬勞改人員成為中國政府的無償勞動力，勞改營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獨特組成部分，在勞改營裏生產的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吳還批評中國政府將這些在押人員當作一種施壓手段，通過偶爾釋放一兩個人，來達到其他目的。?2004年7月，德國外長費舍爾（Joschka Fischer）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中談到中國人權狀況時表示：中國政府就人權領域存在的嚴重問題進行公開討論的意願有所增強，“中國政府將保護人權寫入憲法並就批準加入《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成立專門小組，這是值得歡迎的。但另一方麵，中國在人權方麵仍存在嚴重欠缺，特別是死刑的使用和‘行政拘留’問題，以及對待少數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方式，尤其是藏族，此外還包括對異見人士的迫害。”但是，西方企業界和政界往往鑒於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對上述問題視而不見。中國日益強大，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達爾富爾危機以及製裁伊朗問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但從另一角度看，中國的地位愈重要，其遵守國際規則和建設法治國家的壓力也愈大。因為如果誰想加入遊戲，就必須按遊戲規則辦事。但是，米亞8226;法羅借達爾富爾問題呼籲抵製奧運的做法證明，中國不會屈服於那些西方自詡的衛道士的壓力。
中國的問題單子還可以拉得更長。僅環境問題帶來的後果便極為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世界汙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北京一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東京與洛杉磯的總和。中國90％草原的生態環境呈惡化趨勢，沙漠化日益嚴重，從而使沙塵暴進一步加劇。森林砍伐嚴重，農民濫用化肥和殺蟲劑，沿海水域被嚴重汙染。但是人們並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不如西方批評家那樣深刻。2008年 “兩會”後，國家環保總局被改為環境保護部，環保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強調說，“環境保護是我們的基本國策，是關係到中國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談到環境問題時稱，中國麵臨著“艱巨的任務”。中國政府強調，西方的文明標準並不是在幾十年裏形成的，況且那些國家要比中國小得多。這一說法不無道理。中國人如今已經有能力為自己爭取自由，這一點不庸質疑。由於國家太大，與世界的聯係十分緊密，政府幾乎已經無法做到讓人民無條件地服從自己的意誌。
2008年5月四川發生的造成數萬人死亡的大地震便是一個例證。開始時，政府試圖隱瞞震情，並且不願接受外來援助，但是後來中國媒體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在中央電視臺的報導中，一位救援者講述道：“地震吞沒了無數村莊，有些地方甚至連廢墟都看不到。”無奈、絕望、恐懼的氣氛籠罩著各地，悲慘的景象充斥著畫麵，沒有哪家媒體試圖粉飾和美化它。就連溫家寶總理——一位曾經的地質學家，在災難麵前也流露出絕望的神情，無助地晃動著手裏的麥克風。即使在西藏暴動發生後的嚴峻時刻，麵對電視直播鏡頭，他也從未有過絲毫失態的表現。那些一向擅於掩飾自己內心的技術官僚們摘掉了臉上的麵具，重新成為正常的人。中國政府表現出出色的危機管理能力，而危機管理永遠是維護執政合法性的最佳手段。溫家寶的人情味表現不失為一種明智的策略。
緬甸政府在遭受洪災後的做法與中國相比可謂天壤之別。緬甸專製政府對災區實行嚴密封鎖，他們擔心一旦打開國門讓外國人湧進來，將會給自身帶來更大的危險。實際上，中國政府也用了兩天時間才做出接受外國援助的決定。雖然中國方麵表現出難得的開放態度，但是人們仍然能夠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政治宣傳的色彩。四川地方電視臺一直在與中台電視臺暗暗較量，到底誰的報導才是“真正”的新聞。四川希望把未經美化的災難場麵展示給觀眾，而央視則傾向於把一些過於殘酷的畫麵刪掉。但是即使中央電視臺也十分清楚，僅僅依靠英雄事蹟的宣傳是不夠的。大家普遍遵循一條原則：中國沒有任何事情需要隱瞞。包括對大批校舍在地震中倒塌的報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們的絕望和憤怒，都被展現在電視螢幕上。就連那些負責宣傳的高層領導對新聞媒體的開放浪潮也無可奈何。他們試圖對媒體加緊控製，強調應堅持“把握正確輿論導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強調，新聞報導應“通過正麵宣傳，維護國家統一與社會穩定”。但是中國老百姓此時可謂萬眾一心，人們對中宣部的警告置若罔聞。體育和演藝界明星、各大企業紛紛發起為災區捐款的活動，並慷慨解囊。即使那些反政府人士也不願利用危機來動搖政府統治。
但是“毒奶粉”事件卻是一個相反的例子，它因為奧運原因被隱瞞。5萬名嬰兒因食用毒奶粉患病，他們的家長直到不久前才知道孩子生病的原因。大部分中國牛奶企業都捲入了這場醜聞，中國10％乳製品受到汙染。2008年9月，部分事故責任人被逮捕。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被迫引咎辭職。胡錦濤主席在講話中表示，“一些幹部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我們必須牢記這些事件的慘痛教訓。”也許這隻是一個以往運轉正常的體製中的一次人為事故？不，這場可怕的醜聞所暴露出的體製問題是廣泛的：中國的體製結構與經濟的迅速發展相脫節，政府雖然在短時間內建起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和現代化機場，財政收入缽滿盆溢，但是人們同時也看到，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裏，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內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政府必須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政府製訂的重點工作。在這一問題上，無論專製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都沒有多少區別。保證食品安全，理所當然是政府的重點工作之一。溫家寶總理顯然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在探望患病兒童時表示，作為政府領導，他感到很內疚。今後不僅在牛奶業，而且在整個食品行業，都必須嚴格避免再出現此類事故。
或許隻有發生這樣的醜聞，才能促使政府痛下決心，採取嚴厲措施。因為政府機構建設畢竟與修建高速公路、橋樑、機場有所不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是良好的組織，為此甚至可以採取軍事化手段。而政府機構建設則取決於人。政府官員一方麵要執行上級的命令，但是當命令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時，他們往往會表現出某種獨斷性。在中國官員中，後一點尤為突出。從這一意義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極權國家。因此可以想像，在奧運期間，無需上級命令，幾乎每一位忠於體製的官員都有自覺意識，主動去隱瞞掩蓋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毒奶粉”便是一例。
這正是中國這個龐大國家的體製比其他國家、例如印度運轉良好的原因。中國官場規則比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曆史長得多，人們甚至可以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性。文化特性的改變是緩慢的。中國的極權思想不可能在一代兩代人的時間裏消失，更何況它具有對統治有利的一麵，因此統治者並不真心希望消除它。
中國需要有強製力的政府部門，其原因在於，在中國，人們無法將希望寄托於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自我約束。正如溫總理在視察牛奶行業時所說，一些企業缺少“ 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雖然大部分牛奶商對添加三聚氰胺的嚴重後果開始並不清楚，但是當他們得知這種做法有可能導致疾病後，卻依然在繼續生產。最起碼有一些企業是這樣。這裏麵更多的不是由於文化原因，而是由於人的天性。即使在西方，儘管人們早已瞭解石棉致癌的危險，但石棉加工卻遲遲沒有停止。中國企業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的發展速度所導致的。由於競爭壓力過大，人們往往默守這樣一條規則：如果別的企業都這樣做，而我卻不做，那麼我就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我就會失去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因為每一天人們麵對的機會並不多，而機會隻屬於那些能夠抓住的機會的人。這條規則既是中國成功的一個秘訣，同時也是導致那些驚人醜聞的根源。
從表麵上看，中國對人權的破壞、環境問題以及種種社會問題遲早將導致經濟崩潰，但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大。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政府一方麵殘酷鎮壓異見分子，同時卻又以比所有其他國家更快的速度幫助眾多的人口擺脫貧困。從這點來看，中國是一個挑戰。”因此我們應當做好思想準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很可能在中國長期並存：經濟穩定與社會混亂，繁榮與腐敗，專製與自由。兩者彼此間的影響並沒有達到人們預想的程度。社會混亂始終沒能破壞經濟穩定，相反，經濟繁榮也未能使腐敗得到控製。沒有人知道，這種僵持局麵將持續多久，包括中國政府在內。這種局麵有可能還將持續30年，屆時我們或許會看到上述因素最終導致中國局勢惡化。這並不等於說，人們可以事先防範這種危險。一旦中國出現失控，再強大的政府也將束手無策。但從目前情況看，中國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收益遠遠高於成本。
（續前）德國離不開中國
可以肯定地說：忽視對手的長處是不聰明的做法。德國國家足球隊在輕視對手時一向難有上佳表現。在經曆了多年經濟停滯後，我們更不能將希望寄托於中國自己出問題。幾年以前，我們或許還可以說，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有限，德國企業在中國的銷售額和在華投資隻占其全球銷售與投資的不到10％。然而趨勢目前已經發生逆轉。無論工資水平、工作時間還是生產成本，中國都已起著示範性作用。德國工程師以往在設計產品時可以不計成本，隻需在完成設計後加上利潤，便可以確定產品的價格。如今卻要先問顧客願意付多少錢，然後用減法確定成本後再進入研發。大眾汽車公司的“輝騰”轎車即是奢侈的德國工業設計的一個範例。
德國對華貿易是德國對外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德國是歐洲在華最大的投資國。德國在對美國和東歐投資減少的同時，對華投資卻在過去十年中增長了240％。德國企業目前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僅占其全球銷售總額的5％，可以設想一下，這一數字隻要翻一番，將會給德國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強調基數小難免引起不安，它使我們感覺到，我們將麵臨著如何巨大的挑戰。相比之下，東歐市場則已基本趨於飽和。
中國對德國經濟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可以設想，中國憑藉其外匯儲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歐元匯率的走向，這對德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中國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導致德國企業和德國家庭的開支增加。僅2004年一年，石油價格就上漲了40％。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署（IEA）一項報告中寫道，“中國的需求是帶動世界需求上漲的主要動力。”2005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量很可能再翻一番。
石油價格暴漲80％源於中國需求的增長，隻有20％與伊拉克戰爭有關。2006年，除日本之外的亞洲國家在全世界原材料需求增長中所占比重為43％。 2007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近7％。特別在非洲，中國大量購買石油，並幫助非洲國家建設基礎設施，以此作為進口石油與原材料的回報。據估計，非洲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大約為1170億桶，與伊朗的石油儲量大致相當，約占世界石油儲量10％。此外，非洲大陸還擁有8％以上的世界天然氣資源、全世界70％的鑽石和10％的鈾礦儲量。幾內亞擁有世界鋁土儲量的三分之一，摩洛哥擁有世界磷礦儲量的三分之二，剛果擁有世界鈷礦資源的40％，南非擁有世界白金儲量的 88％。中國需要這些原材料，以保証自身經濟增長。中國三分之一的石油需求是通過從非洲進口得到滿足的。中國37％的錳礦石來自加蓬、南非和加納，錳是生產電池和鋼材的重要原料。中國85％的鈷礦石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南非，鈷是一種比鋼更堅硬、更牢固的材料。自從亞洲大力發展對非洲關係以來，在短短的時間裏，亞洲（27％）、歐洲（32％）與美國（29％）在對非洲貿易中所占比重已相差無己。
中國在亞洲貿易夥伴中以絕對領先的優勢（90％）扮演著“發動機”的角色。儘管中非貿易額目前僅有中美貿易額的一半，但是據溫家寶總理預測，至2010 年，中國將以1千億美元的貿易額成為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這意味著，貿易額在十年時間裏增長了十倍。2006年，中非貿易額為555億美元。在過去五年裏，貿易額平均每年增長近三分之一。相比之下，2006年美國對非貿易額的增幅隻有中國的一半，雖然這一年的增長率超過了平均水平。發展趨勢是顯而易見的：美國與歐洲正在一天天失去在非洲的競爭力，因為中國可以提供很多同樣質量、但價格低廉的產品和服務。中國不僅在摩托車製造方麵佔有非洲市場的40％，並且還在2007年向非洲出售並為其成功發射了首枚通訊衛星。中國修建了非洲最大的水壩和大部分電站，並鋪設了大部分鐵路。“非洲近半數公共設施是由中國人修建的”，非洲開發銀行行長唐納德8226;卡貝魯卡(Donald Kaberuka)2007年在上海召開的年會上表示。這次年會是該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一次會議。經濟騰飛是防止社會動蕩的最佳保障。如果供應國突然中斷石油與天然氣供應，中國政府不願為此束手就擒。因為沒有石油就沒有增長，沒有增長就沒有新的就業，沒有就業就沒有社會穩定。
中國不僅保證了本國的石油供應與社會穩定，同時也給中東這一當今世界最主要危機發源地的局勢帶來了根本性變化。2004年秋天，中國投資700億美元在伊朗開發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成為伊朗某種形式的保護國，國際輿論對此幾乎沒有覺察。對於美國何時對伊朗動武，中國已擁有一定的發言權。由於中國的原因，石油價格還將繼續上漲。自2005年起，除滿足石油日常需求之外，中國開始建立石油戰略儲備。其他原材料領域的情況與石油領域相似。西門子前總裁馮必樂認為，“ 這種狀況並不是暫時性的，在未來10至15年中，仍將持續下去，甚至有可能加重。”這使企業的利潤空間大大壓縮，消費也受到限製。可以說，德國政府的財政狀況好壞，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
中國利用的是經濟學家為之困擾已久的資本主義的一種窘境，這就是增長極限的問題。在西方工業國家，人們的生活可謂應有盡有，需求已基本飽和。儘管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促進股市繁榮，使消費時代得以延長，但隨著泡沫的破滅，隨之而來的是酒醒之後的痛苦。德國經曆了類似的發展過程。2001年以前，德國個人消費與歐洲平均水平保持同步，此後開始急劇下降。企業設備投資的情況與此相似。
西方國家的經濟膨脹在世紀之交達到了極限。增長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因此，西方國家的管理人員和企業家麵臨著嚴峻挑戰。對德國企業來說，擴大業務規模從未像今天這樣困難。由於西方市場已經飽和，大多數行業隻能依賴排他性競爭才能帶來增長，一家企業取得成功意味著另一家企業的失敗。在此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新的投資地，無論對開拓新市場，還是保住舊市場來說，都已不可或缺。
但這給德國經濟帶來的幫助是有限的。2004年，世界經濟增長達到了20年來未曾達到的水平，然而德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卻遠遠落在了後麵。德國不僅沒有從中受益，相反卻在被中國無聲無息地從內部掏空。巨額投資儘管給德國在華企業帶來好處，但總體上卻不利於本國經濟。2004年，德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這雖然保住了一些就業崗位，但卻隻是短期的。從2004年起，中國超過法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德國商品的第二大進口國，但中國的進口以生產設備為主，這些設備日後將為中國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此外，跨國經營的德國企業主要在海外納稅，而不是在德國。受兩德統一等因素影響，德國人均年收入下降，目前約為3萬4千美元，在歐洲僅處於中等水平。上述情況將使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劇。以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德國在過去十年中相繼被8個國家超過，目前世界排名僅列第16位，是西方工業國家中最大的輸家。
當德國人開始怨聲連連時，他們很少是無病呻吟，而往往是局勢持續惡化的徵兆。德國民眾情緒的轉折出現在2002年，此時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00年，認為自己的生活不如西歐鄰國的德國人隻有8％；2002年，這一數字增長到20％，兩年後則達到23％。1998年，25％的受訪者對未來感到悲觀，2002年，增加到31％，2004年甚至高達41％，創下了德國50年來的最高紀錄。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地感到悲觀，德國人當然也不會。
德國人希望分享中國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從而保持自身生活水平，然而這一願望難以實現。繁榮隻發生在中國，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中國生產的大眾帕薩特汽車的國產化程度已經達到80％，其競爭對手美國通用的別克汽車70％的零部件都在中國本土生產，歐寶Corsa汽車也達到了80％，奧迪汽車的國產化程度與此接近。
中國強迫德國企業接受其國產化條件並非出於惡意。中國政府與德國政府麵臨同樣的問題：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創造就業。而且同德國相比，中國的問題要嚴重很多，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高達800萬。雖然中國人目前還從德國進口機器，但他們已經開始自己製造，有時是在獲得專利許可的情況下，但更多的時候是擅自仿造。一家德國紡織機械企業的總裁前來北京參加一年一度的紡織機械博覽會，在展會上，他吃驚地發現，仿冒該公司的機械產品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中國公司的產品樣本和展臺上。他對此感到無可奈何，“我們的行動餘地比我所期望的要小得多。”有些企業甚至將德國公司的品牌也照搬過來。雖然這些仿冒品的質量並非盡善盡美，但是價格僅有德國原裝產品的一半，性能則可以達到德國產品的80％。令這位德國企業家雪上加霜的是，他在馬來西亞和土耳其的客戶也來到展會，而且同中國企業簽訂了購買物美價廉的仿冒品的採購合同。還有一些中國專業技術人員以客戶身份到他的展臺索要含有最新技術資料的資料。這位德國中小企業老闆說：“通過法律途徑起訴這種侵權行為毫無希望，結果隻讓律師白白賺錢，而自己也會徹底失掉市場。”德國同行告訴他，有些公司的銷售額甚至減少了一半。
中國管理市場的部門竭力扶持本國企業，其做法常常違背世貿組織規則。某些行業甚至明文規定禁止使用進口設備，例如在德國擁有世界領先技術的環保領域，中國規定所有風力發電設備的國產化率不得低於70％。?在此情況下，中國工程師掌握所有相關技術並進行再研發，隻是個時間的問題。汽車行業的狀況同樣如此。目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組織有能力製止中國的仿冒行為。
德國政府以巨額財政支持研發的磁浮列車項目遭遇到相同的命運。為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政府準備將現有的磁浮線路擴建為170公裏的滬杭線。為此中方提出，至少70％零配件必須在中國生產。這樣中國不久就可以徹底掌握磁浮技術。中國目前已經購買了磁浮軌道技術，有權自行生產磁浮軌道。中國某媒體公佈了一張中國自行研製的磁浮列車2007年6月在上海同濟大學試驗段試車的照片，照片上的列車無論其流線型形狀還是顏色都酷似德國原裝產品。照片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國際磁浮公司為推卸責任解釋道：照片上的磁浮列車隻是一種試驗用模型，其時速不足每小時100公裏，隻能在1.5公裏長的試驗段上行駛。中國並沒有將其用於商業目的的考慮，而且這種車型也不適合於商業用途。磁浮公司相信，如果擴建上海機場磁浮線路，中國方麵一定會繼續保持與德國企業的合作。滬杭線項目早在2006年3月便已獲得中國國務院批準，但是2008年1月，發生了抗議磁浮擴建工程的示威活動，因為磁浮沿線居民擔心磁浮有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磁浮項目因此擱淺。
德國工業的出路隻有一條，即設法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優勢。由於來自中國的競爭，這一點越來越難以做到。中國在科研領域的投入已經超過德國。1998至2002年，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世界排名由第31位躍至第21位，僅次於法國，距離排在第15位的德國隻有咫尺之遙。
如果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到2010年，中國研發領域的私人投資將超過歐盟國家的總和。歐盟25國目前對研發的投入年均增長僅為0.2％，中國則高達 20％。1998年以後，中國政府的科研經費增長了3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幾乎為零提高到0.13％。反觀德國，政府的科研開支比例逐漸增至 2.58％花費了近50年時間。因此歐盟和美國敲響當心中國的警鐘，完全在情理之中。
歐盟委員君特8226;費爾豪依根（Günter Vergeugen）說，要當心某種“戲劇性的窮追猛趕”。美國約翰8226;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威廉8226;布勞迪（William Brody）認為，美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很可能將被中國甩在後麵。中國擁有大量的人才儲備，每年有25萬電腦專業大學畢業生，而德國僅有5000 名。儘管並非中國所有大學的教育水平都可與德國相比，但是其頂尖學府的教學水準絕不亞於任何一所世界名牌大學。即使將中國總體發展水平落後的因素考慮進來，在25萬畢業生中也肯定可以找出5000名（即總數的2％）超過德國學生的人才。這些精英的工資隻有德國的四分之一，世界研發重心逐漸向亞洲轉移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2004年，德國登記失業的IT專家大約有8萬名。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德國IT業的失業率增加了3倍，目前高達7％。麵對抗議示威的德國西門子員工，西門子前總裁馮必樂向他們分析了形勢的嚴峻性：“在德國雇用2000名軟體發展人員的費用，在中國可以雇到1萬2 千名。”根據目前趨勢，兩國的工資水平差距在未來10年中不會明顯縮小。甚至醫療服務的提供也將不僅限於德國醫療機構。荷蘭醫療保險公司自2004年7月 1日起開始啟用飛機運送一些慢性病患者到泰國看病，那裏醫療設施完善，費用低，候診時間短。如果說在不久的將來，德國病人會專程到中國看病，絕不是天方夜譚。在中國既可以看中醫，又可以看西醫，或許還會得到講德語的護士的護理。在人口年齡結構方麵，中國也具有優勢：中國18歲以下人口的數量比美國和英國人口總和還多，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隻有10％，而德國目前已超過30％。
中國的社會氣氛也同樣良好。年輕人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在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感覺不到任何專製體製的影響。德國前外長費舍爾曾經說過，“中國在所有領域，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或政治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發展。” 北京和上海的新生中產階級與柏林、法蘭克福或是慕尼黑一樣，注重個人消費、事業成功和子女教育。
對他們來說，政治遠不如第一輛私人轎車究竟是選擇白色、黑色還是銀灰色的問題更為重要。有錢人住在現代化公寓裏，通過衛星電視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地的節目。西方報刊雖然價格昂貴，但在任何一家大飯店裏都可以買到。上網對每個人來說既方便又便宜，人們可以在網上隨意流覽世界主流網站的資訊。即使是那些被封鎖的網站，隻要略施招術便可以打開。到國外旅遊也隻是經濟承受能力的問題。2007年，中國出境遊人數已達到4千1百萬人，比上年增長了18.6％。
德國人與中國人的一個重大區別在於對國家期望值的不同。德國人要求政府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網路，卻很少有人願意掏錢幫助政府。中國人雖然也不願意納稅，但對社會福利的期望值也很低。政府與公民之間關係的這種差別，常常使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和判斷出現偏差。德國人如果遇到中國政府強加於百姓的社會負擔，絕不會忍氣吞聲，他以為中國人應當做出類似反應並進行反抗。事實上，中國的確出現了公民社會的潮流，但在通常情況下，它僅針對一些具體問題，而不是針對體製本身。抗議的對象往往是拖欠工人工資的腐敗的國企領導，或是以劣質建築欺騙業主的房地產商。這些衝突性事件一般發生在地方，並在地方得到解決。諸如改變國家製度，或是要求民主選舉政府等問題，則很少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
民主選舉、三權分立以及言論自由等監督形式，在中國還沒有製度化或法律化。但中國政府卻受到主要來自兩方麵的壓力，儘管壓力不是以上述形式出現。一方麵，全球化使普通百姓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瞭解到外國情況，政府因此不得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透明度；另外，來華投資的西方企業要求中國政府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其中包含完善法律體係在內。中國老百姓在現實中雖然缺乏形式上的權利，但實際權利卻很大。包括政府在內，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老百姓無條件服從。如果政府不能改善生活，人民將會另外尋找政府。中國的成功說明上述非固定形式的監督同樣行之有效。接受這種監督，是中國政府鞏固自身權力的唯一出路。這種形式的鬥爭很可能比由領袖人物領導起義的傳統方式所帶來的進步更大。
中國沒有聖雄甘地、索爾仁尼琴、曼德拉、瓦文薩或哈威爾式的人權鬥士。人們滿足於所謂“消費者民主”，起碼目前看來如此。德國作家馬克8226;西蒙斯（Mark Siemons）曾經寫道：“如果有人說，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非西方文化中，人們對權益和自決權沒有任何概念，因而可以聽任西方像在原始森林中一樣為所欲為，那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誤解。”毫無疑問，民主製度是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最完美的製度。但是，在向世界推行這種製度的時候，我們卻不能低估專製的優點和民主的缺陷。民主製度最壞的地方是，政客們為贏得選舉而隻考慮眼前利益，之後卻無法兌現自己的政策，並往往高估了民主製度的穩定。專製體製最好的地方是，統治者可以製訂長遠規劃，並能順利貫徹其政策。由於時刻都在擔心其缺乏合法性的權力地位受到動搖，他們對來自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具有敏感的嗅覺。中國是否屬於這種情況，人們仍需觀察。但是與中國相比，議會民主國家在道德方麵顯得過於沾沾自喜。
從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向亞洲轉移這一點可以看出，德國目前的危機不是隻需拿出勇氣和振作情緒便可以克服的。全球風險社會帶給我們的是全新的挑戰，簡便易行的解決辦法不會出現。
然而我們絕不能在新的發展趨勢麵前束手觀望。隨著這一趨勢輪廓的逐漸清晰，新的機會也將出現。德國甚至有可能成為最早根據新的世界形勢作出調整、徹底走出低迷的國家。與競爭對手相比，我們擁有高度靈敏的預警機製，可以比其他西方國家更早地感覺到這一全球性變化。這是因為，德國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和三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與出口有關，因而我們對世界力量轉移的反應比其他國家，例如出口僅及德國一半的法國，要敏感得多。在所有企業中，最為敏感的是中小型企業。
除了對客觀變化的敏感之外，我們德國人還具有超人的心理敏感性，這一點連我們自己也常常忽略。德國人的民族自信心是由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所決定的，這種自信心有著十分敏感的觸角。即使人們並不了解我們所麵臨問題的根源，也可以感覺到問題的影響。特別是當國家社會福利體製——這一支撐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支柱 ——不能再提供我們業已習慣的福利保障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當不安情緒開始在社會上蔓延時，我們不應隻將它看作威脅，而應當視為挑戰。相比之下，我們周圍的鄰居們此時對潛在危險尚且混然不覺。
法國人便是一個例子。法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失去了原有的殖民地，在歐洲的地位早已大不如昔，然而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卻絲毫未受影響。在全球化衝擊麵前，法國人的“我群意識”頗顯保守。在他們眼裏，法國和中國是兩個平起平坐的“偉大民族 ”（grandes nations）。因此遊戲規則很簡單，既然屬於同一階層，則理所應當相互團結，相互尊敬。但是從目前形勢看，用不了多久，中國就可以和法國稱兄道弟，而法國卻仍需對中國心存敬畏。英國同樣也沒有想到，其行動空間已逐漸受到中國的製約。英國曾經控製中國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對英國人來說，這些仍未成為曆史，1997年香港回歸前的末任港督彭定康（Sir Chris Patten）擔任歐盟委員會對外關係委員一職直到2004年。英國人從骨子裏認定，如果沒有英國人，香港不可能發展成為亞洲最具魅力的城市。這種觀點雖然不無道理，但是英國人卻因此忽視了中國作為崛起中的世界強國對歐洲不斷上升的影響力。他們也許仍然認為，英國早在柴契爾夫人執政時期便已完成了改革任務，但是事實上，他們同樣必須應對全球經濟和政治重心轉移所帶來的衝擊。
美國作為世界強國盡管對全球力量轉移有著敏銳的嗅覺，但美國人的自負心理影響了他們的判斷力，致使他們對不可抗拒的力量仍在試圖阻止。這種作法很可能使其陷入困境，因為在美國捍衛自身的霸主地位時，常常忽視了真正的挑戰者。真正的挑戰者不是塔利班，也不是基地組織、伊朗或伊拉克，而主要是中國。前者的作用是破壞性的，而中國卻是建設性的。從長遠看，誰獲勝的機率更大，不言自明。
與上述國家所不同的是，我們德國人在和中國的交往中，既沒有曆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政治上的幹擾。德國雖然曆史不長且曆經波折，但是我們並沒有沉重的曆史包袱。基於這一優勢，我們可以比那些曆史悠久的歐洲國家更輕鬆地站到歐洲一體化的最前沿。我們為什麽不能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再次發揮這一優勢呢？這是一個難逢的機會，我們應當毫不遲疑地加以利用。我們必須全麵而現實地迎接這場劃時代變革的到來，而推動這場變革的發動機正是中國。
福爾摩斯在著手偵破他接手的第一個案件時對助手說，在掌握足夠的線索之前，先不要開始盲目推理。要對中國目前形勢作出判斷，同樣需要遵循這一原則。如果認為當今中國的繁榮不過是在補上現代化一課，或者隻是在重複西方走過的發展曆程，我們的視野就會變得狹窄。即使我們目前所擁有的民主標準也未必是最佳或唯一的社會組織模式。
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理所當然會與人口相對較少的西方社會有所不同。貫穿中國現代曆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始終是：自由和公平，哪一個更重要？人們往往想當然地以為，中國人擁有的個人權利少於西方人。其實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即使是德國人，在回答“自由與公平孰重孰輕”的問題時，也未必會有一致的答案。據調查，德國東部地區的大多數人（56%）認為公平更重要，少數人（30%）的觀點相反；而德國西部地區，認為自由更重要的人在過去十年中由60%降為50%。中國的這一比例應該更低。另一個問題是：為了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富裕的生活，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製個人自由？
中國的運轉有它自己的密碼。我們如果想認清世界未來的變化，就必須設法破譯“中國密碼”。對於德國的未來，其重要性甚至在破譯基因密碼之上。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學會站在中國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但這並非易事。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8226;盧曼（Niklas Luhmann）曾經就視角問題做過專門研究，並開創了該領域研究的先河。根據他的理論，每個人的行為目的都是縮小現實與願望之間的差距。人在這一過程中最易犯的錯誤是：以為自己不僅可以控製自身，而且還可以控製自身之外的事物。無論國家還是人類，這一道理同樣適用。
盧曼認為，控製永遠隻能是自我控製。這種觀點聽起來雖然抽象，卻是對日常現象的準確描繪。例如離婚是出於夫妻反目，戰爭是因為敵對雙方的矛盾無法調和。許多德國人認為，在德國被證明是好的東西，對中國人也是一樣。實際上，中國的情況與德國全然不同。
盧曼將外界的控製作用稱為“環境”，認為人無法影響“環境”。所有人的行為都在同時進行，都有著自己的目標，因而導致相互之間的幹擾。因此，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不斷作出調整。根據這一原理，中國人對自身行為的判斷與德國人不同，完全符合情理。西方的傳統標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市場與計劃、專製與民主，對正確判斷中國在全球網路中的現實地位很難提供有益的幫助。當人們以這些概念衡量中國時，它們顯得十分不合時宜。
由於每個人都在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現實結構，即自己的密碼，來作為認知的參照，因此一旦出現概念之間的混淆，便會導致嚴重的判斷錯誤。
盧曼由此得出結論：“如果有人要為世界設定目的，他將注定與這個世界相對立。”?116?沒有誰的行為能夠脫離競爭，西方也不例外。在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我們的價值標準究竟能夠經受住多大的考驗。
中國在走自己的路
中國在兩大核心問題上的自我認識與我們截然不同：我們當中一些人認為中國隨時可能爆發嚴重危機，而中國人則認為，大的危機已經過去；我們的判斷是，中國正在從落後狀態中崛起，而中國人則認為自己已經重新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中國的衰落已經成為曆史。“中華帝國”的崩潰距今已有150年。在當時，這似乎標誌著一個文明的結束，而從今天的角度看，它不過是中國悠久的曆史長河中一段暫時的低潮。這一低潮期持續了約120年之久，隨著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而結束。回顧曆史，中國從高高在上、無比優越的地位突然間跌入深穀，摔得遍體鱗傷。對這種劇變之慘痛，中國人至今記憶猶新。對於已經習慣享受安逸的德國人來說，大清帝國遭遇的災難或許是一種警示，它告訴我們，遊戲有可能出現怎樣的結局。
中國的強國曆史，確立了中國人的自信心。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國人也在更多地回顧曆史並且看到，中國始終在走一條自己的道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亞洲所所長、曆史學家王國斌（Ray Bin Wong）在其廣為關注的《轉變的中國——曆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一書中指出，歐洲國家的發展模式並非普遍適用，中國的發展有其另外一套規則。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推翻了以往認為近代中國發展水平落後的普遍觀點，他指出，直到19世紀初期，在中國長江三角洲等發達地區，人們的生活水平與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不相上下，人均收入沒有太大差別。即使以當時重要的生活水平標誌——衛生標準來衡量，中國也毫不遜色。肥皂和熱水的使用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更為普及”。此外，也已經有潔淨的飲用水。當時不僅在中國，亞洲其他城市的“公共衛生水平普遍高於歐洲”。
作為生活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也遠遠低於歐洲，人均壽命與歐洲相仿。1550年至1850年間，由於習慣於安逸生活，中國人甚至不願多生孩子。其間前200年中（1550–1750），中國的人口增長率超過歐洲，而此後的100年，中國人口增長率則與歐洲基本持平。在城市規模和開放程度方麵，中國都在歐洲之上。 15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城市隻有15萬人口，而在廣州，僅外國人口就達到了20萬，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非洲人和土耳其人。1840年，上海口岸的貿易額超過了倫敦。直到18世紀，歐洲經濟在世界經濟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開始以後，歐洲的經濟水平才逐漸超過中國。
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被曆史學家公認為是“對重新認識中西方差異的根源與結構的重大貢獻”。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詳細介紹這位來自加利福尼亞的曆史學家的觀點，從而了解當今中國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傳統的。彭慕蘭對中國人的視角持肯定態度：曆經百年動蕩、從衰亡邊緣走過來的中國，如今在社會發展方麵再次領先世界。中國人當今在經濟領域表現出來的聰明才智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著深厚的淵源。中國的精英人物以其智慧創造了中國式的繁榮。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中國徘徊不前的150年並不算漫長。一旦出現適宜的經濟政治環境，中國人數百年積累起來的商業才能便會重新蘇醒，同時，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眾多成功的華人企業家，也給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援。
概括來講，世界不同地區主要以三種策略爭奪對世界的主導權：美國依靠武力，歐洲依靠價值觀，而亞洲、特別是中國則依靠商品。直到18世紀，武力一直都是強者的特權，是維護強權的最有效手段。但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冷戰以及第三次海灣戰爭讓美國人領教到，以武力維持強權已經越來越困難。與美國不同，中國正在通過一種更為有效的手段提高對世界的影響力，這種方式更快速，更有滲透力，也更為隱蔽。中國的商品入侵悄然無聲，但其征服的效果比武力更加深入而持久。
如果要探究我們自己的行動方向，僅僅認清中國的發展曆程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分析那些將世界融為一體、在人類文明中具有共性的因素，需要看到德國與中國同樣麵臨的外部製約。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爾特8226;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畢生致力於“文明進程”的研究，他指出，世界各國的社會發展有著一定的相似性。
任何國家，包括類似中國這樣的強國在內，都無法逃脫外部的製約。這一認識對19世紀的中國統治者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作為“中央帝國”的統治者，他們早已習慣於主宰一切。實際上，世界任何民族隻能在與其他民族的競爭中求生存，但當時的中國統治者距離這一認識十分遙遠。全球化網路早已覆蓋世界，用埃利亞斯的話來說，這張網隨著時間的延伸“變得更加複雜、更有張力、更為嚴密”。曆史多次證明，國家間相互依賴關係的形成比統治者對此有所意識要早得多。人們必須根據這種始終處於變化之中的關係，隨時做出調整。埃利亞斯對這一過程的描述是，“沒有人可以置身其外，也沒有人能夠控製整體進程。”實現進步的方式隻有一個：處於競爭關係中的不同願望、經驗和計劃，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後，漸漸聚攏到一個新的方向，這一方向並不是由某個人事先設定的。摸清這一演變規律，應當成為我們的目標。
全球化似乎充滿了悖論。一方麵，它使世界趨向一致，因為所有國家都受到某些相同因素的製約；另一方麵，它又使世界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目標和價值，都在走著自己特定的道路。
長久以來，中國的領導者低估了上述兩個因素，因此錯過了在相互交織的國際社會中確立自身地位的機會，從而發揮優勢，彌補不足。無論一個國家或是國家聯合體，如果逆世界潮流而動，都將注定失敗。在這方麵，中國有過慘痛教訓。中國清王朝的皇帝和幕僚曾試圖抵製世界一體化，在他們之後的中國領導者也遲遲不願接受外部的強大製約。而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則表現出對世界一體化的高超駕馭能力。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央帝國”盡管不情願，但也不得不承認，離開西方國家，中國將失去經濟上的競爭力。相反，現在的西方也必須看到，中國對西方經濟體係來說已是不可或缺。在歐洲，當今德國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經濟上的“中央帝國”。
這場分為兩幕的時代變遷還遠未成為過去。兩幕的共同主題是：傳統強國都不願接受正在發生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當需要調整自己去適應新的遊戲規則時，他們的表現總是異常頑固。在兩幕當中，接受時代變遷都意味著主動承認自己的弱勢乃至衰落，但這並不等於放棄在曆史長河中東山再起的希望。
危機晴雨表：國家權力與我群意識
一個國家究竟在什麽時候必須對可能出現的危機予以足夠重視呢？無論在哪個時期或哪個國家，哪些是隱藏在經濟數字背後、但又不容忽視的征兆，提醒人們必須對新的世界形勢做好準備呢？財富和民主絕不是避免危機的保護傘。相反，財富可能使我們對亟待解決的問題一味姑息，從而導致問題最終發展到無法解決的地步。另外，目前水平下的民主具有一種致命的缺陷：一些真理往往因為令人感到不適，因而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可。民族意識的強弱以及國家權力的穩定性，往往是反映一個國家承受壓力能力的晴雨表。它與國家的富裕程度和政治製度無關。這兩種因素之間相互作用，國家越大，確定其影響也就愈加困難。（未完待續）
原德文書名：Der China Code : wie das boomende Reich der Mitte Deutschland vera776;ndert （解碼中國：德國如何適應崛起的中央帝國）
英文書名：The China Code: What's Left for Us
工業國家的工人和被大規模失業逼入絕境的工會組織，感覺自己正在為某種莫名的力量所擺布，而控製這種力量的，是一些被金錢的貪欲侵蝕了頭腦的人。——前基民盟社會部長海納．蓋斯勒，2004年
中國趕上來了
劃時代的變革具有一種令人不快的特性：在它來臨之初，人們通常並不情願立刻接受它。我們德國人更是如此。在有可能帶來深刻影響的變化麵前，我們寧願閉上眼睛。我們總是希望，根本性的變革最好來得遲一些，緩一些。當然，這種想法並非全無道理。既然是涉及未來幾代人命運的問題，我們何必要倉促行事呢？然而中國的崛起證明，即使變化發生在世界的另一端，但是如果不能對其予以足夠重視，並作出及時恰當的反應，很可能會吃大虧。這些變化仿佛在遙遠天際轟鳴的隱約雷聲，那些正在郊外野餐的人們尚不及享用完盤中的雞腿，冰雹已瞬間從天而降。
對於死氣沈沈的世界經濟來說，中國是一個福音。近30年以來，這個大國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2004年，中國占世界製造業增量的比例居世界之首。中國努力憑藉自己的力量應對種種國內問題，並避免使其他國家受到連累。中國領導者冷靜沉著地克服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危機[1]以及來自世界經濟的各種新挑戰。亞洲因為中國而變得更加穩定。
2004年春，當中國出現因盲目投資導致的經濟過熱問題時，中國政府果斷采取了有效措施。中國政府並不試圖遮掩過失，而是坦誠自信地指出自身問題，以此為世界媒體的批評性報導定下基調。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西方人想像中，中國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十幾億人口，腐敗猖獗，體製獨裁，奉行資本主義法則，如此等等。它仿佛一個火藥桶，隻需一點火星便會爆炸。另外，在我們看來，發展和壓製是一對永遠無法調和的矛盾。但是中國並沒有崩潰，恰恰相反，不論人們是否願意承認，中國正在一天天強大起來。
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人們都能感受到中國給地球帶來的震動。中國正在悄然而堅定地打破世界的靜止狀態，釋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能量。13億中國人都在同一時間奮力向上，在過去的數十年中，這是他們不能做，也無法做到的。中國人雖然是被西方強行拖入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但是他們很快便掌握了市場經濟的運轉機製，並巧妙地利用資本主義的力量，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拿出勇氣來！”——就在不久前，德國人還在以這樣的口吻訓誡中國人。如今，已經沒有哪個中國人願意聽到這種話。當你遇到一個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並經常往返於兩地的德國人時，他很可能會說，實際上真正需要勇氣的是德國人自己。
中國——這個距離德國萬裏之遙、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央帝國”，對年輕一代德國人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很可能比德國國內爭論不休的諸多問題的影響更為深遠。德國未來的命運和走向，更多決定於遙遠的中國。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說，他們甚至從來沒有和中國人握過一次手，他們中間很少有人能夠說出某位當代中國名人的名字，更不用說中國的流行歌星或是作家了。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一些德國人終於知道了中國最著名運動員的名字，雖然他們並不能把名字正確拚寫出來。
但是中國對德國來說，卻已近在咫尺。中國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利用全球化編織起一張嚴密的網路，將我們籠罩在其中，使我們難以擺脫對它的依賴。中國正在為世界製訂標準，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工業大國也不得不遵守這些標準。奧地利作家約翰內斯"馬裏奧"希默爾（Johannes Mario Simmel）在一本小說的開篇寫道：“親愛的吉蒂，我們德國人雖然可以創造經濟奇跡，可是卻不會做沙拉，其實不必一切都盡善盡美。”[2]現如今，我們製作土豆沙拉的水平是不是比我們的經濟狀況要略好一些呢？
“德國製造”在德國已經成為稀有品。[3]我們每天購買的商品，從垃圾桶、襯衣、雷射唱機、筆記本電腦到集裝箱船，全部是從中國進口。中國不僅是世界最大的服裝鞋類生產國，同時也是山地自行車、微波爐、手機的最大產地。甚至在高科技產品如攜帶型電腦製造等領域，中國也已名列世界前茅。中國鋼鐵產量居世界首位，2008年上半年，中國鋼產量是美國的4倍以及印度和德國的10倍。2004年，中國的汽車產量甚至超過了德國，僅次於日本和美國。[4]如果有誰在 2004年初宣稱，中國將會收購IBM電腦和英國羅孚轎車（MG ROVER）的話，肯定會被稱為天方夜譚。中國2004年對外貿易額突破一萬億美元，將富裕的鄰國日本甩在了身後，[5]緊隨美國、德國之後，居世界第三位。此外，2004年中國國民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五強。[6] 2008年，中國經濟將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2003年至2006年短短三年中，中國對外貿易額便增長了一倍。除商品交流外，人員交流也日益頻繁。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監事會主席約爾根．韋伯（Jürgen Weber）預測，到2010年，漢莎飛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將增至每日4班，客流量將超過北京至紐約的客運人數。[7]如今，漢莎飛往中國的航班已增加到每日兩班。
（續前）“中國毫無疑問將成為世界製造業的基地”，德國化學工業巨頭巴斯夫公司（BASF）董事長賀斌傑（Jürgen Hambrecht）十分肯定地說。[8]他的觀點有事實為據。巴斯夫公司投資30億歐元，在南京建立了石油化工一體化基地“揚子石化-巴斯夫有限公司 ”，這是巴斯夫公司有史以來金額最大的一筆單項投資。2007年，巴斯夫公司在華營業額達到了44億歐元。[9]
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銷售市場以及世界增速最快的市場。因此，中國近年來吸引外資的數額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僅2007年，外來投資額便超過900億美元，占世界投資總量10%。[10]通過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海外擴張計劃，中國對外投資急劇增長，很快便將把亞洲發達國家甩在身後。雖然中國原材料進口增長迅猛，但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仍高達2600億美元，比2006年增加近50％。此外，與傳統工業國相比，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還可以繼續保持幾十年。從西方角度看，這存在一個悖論：中國的工人和工程師雖然深受剝削，但他們卻頗感滿足。無論工作條件如何艱苦，他們都默默承受，其原因在於，他們生活水平的改善超過了中國以往任何一個曆史時期。[11]
這一切給德國帶來了深刻影響。德國勞動力價格不得不參照中國的工資水平重新衡定，因為我們麵對著一個令人吃驚卻又無法回避的現實：在全球化經濟中，人與人的勞動都變成了商品，供應量一旦增加，價格便會下降。德國人的自我認知以及德國經濟都已陷入一種尷尬境地，出路隻有兩條，而兩條出路都一樣糟糕：第一條出路是縮減工資；這種辦法雖然可以提高德國產品的競爭力，但卻會損害德國就業者的利益，而德國人購買力的降低又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第二條出路是，德國企業效仿法國、日本或者美國等競爭對手，將一部分生產轉移到中國，但這樣做又會導致本國就業崗位和國家稅收的減少。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der）一直期待德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能夠給兩國帶來“雙贏”的結果，[12]從目前來看，情況暫時還算令人滿意，因為我們仍然可以向中國出口產品。但是形勢正在發生急劇變化，其速度大大超出我們的預料，而中國先於我們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歐洲，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國家正是德國。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德國目前是在中國投資最多的歐洲國家。據美國管理諮詢公司科爾尼公司（A.T. Kearney）預測，在2015年之前，僅德國化工領域，麵臨失業危險的人數就將達到15萬至20萬，作為德國經濟支柱的中小企業的處境同樣不容樂觀。 2003年，德國機械製造業裁員2萬4千人，14其中一個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機器製造已經轉移到中國。由於中國的原因，德國製造業的規模正在縮小。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估計，至2015年，德國產業工人數量將減少140萬。
為恢複德國經濟的競爭力，德國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推行深層改革，而其財政能力的大小，則取決於中國上升為世界經濟強國的速度及其影響。德國目前仍在勉強維持的社會福利水平幾年之後將使我們不堪重負。德國稀有金屬技術公司賀利氏集團（Heraeus）——一家年營業額70億歐元的中小企業聯合體——監事會主席兼董事賀利氏（Jürgen Heraeus）認為，“對中國覺醒的速度，德國人仍然毫無覺察。”他的這番話絕不隻是為了威嚇德國工會。自二戰結束以來，類似賀利氏集團的中小企業構成了德國經濟的中堅，這些企業的管理層對世界變化的反應遠比其他人更加敏感。在他們看來，德國麵臨的並不是一場經濟危機，而是一場全球性變革的開端。聯邦德國前總理庫爾特-喬治．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1967-1969在位）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年，在聯邦議院發出警告：“我要說的隻有一句：中國，中國，中國。”他在講這番話時一定不會想到，在他的眾多講話中，這句話是人們今天能夠記起的唯一一句。現在看來，他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意義。盡管目前德國各類報刊的經濟版早已充斥了對中國的讚譽之辭，然而中國的發展不過剛剛起步，其巨大的潛能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17]
中國已為全球化做好準備
中國是這場劃時代變革的中心，全球化則是推進變革的發動機。在全球化驅使下，世界正在朝著一個全新的方向發生扭轉。幾個世紀以來，人口遷徙、貿易、戰爭、通訊手段和人員往來將世界各地的人們緊密聯係在一起。如今，全球化已經結成錯綜複雜的網路，人們被糾纏其中並感到茫然無措。18在全球化壓力下，德國、中國以及其他所有國家必須更加緊密地相互合作。另外，經濟全球化的速度超出了政治和社會全球化的速度。這主要出於三個無法逃避的因素的作用：首先，資本總是流向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利潤下降時，資本亦隨之消失；其次，所有企業以及國家和地區都在為瓜分世界市場份額進行爭奪，以便將來能夠賺取更多利潤，並在世界上贏得優勢地位。再次，隨著現代化傳媒的出現以及交通的便捷，企業逐漸擺脫了地域和國界的束縛。
很顯然，中國已經為應對上述挑戰做好了充分準備。
（續前）例如，在台灣問題上，主動權始終掌握在中國大陸一邊。台灣的IT產品將近80%是在中國大陸生產，一旦兩岸發生衝突，中國無需向台灣派兵，而隻需沒收台灣在大陸的生產設備即可不戰而勝。北京政府事實上已將台灣的經濟控製在自己手中。322005年春，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了《反分裂法》，允許政府在台灣宣布獨立的情況下使用武力。實際上，這一法案更多是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如果說中國內政中有哪個問題可以獲得絕對一致意見的話，這就是台灣問題。在西藏問題上，連達賴喇嘛本人現在也要求他的信徒，“不要再與中國直接對抗。”盡管在北京奧運會召開前，西方媒體熱炒西藏問題，但是對抗並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或緩解。在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與大多數藏人的立場是一致的。對此，西方人往往視而不見。我們不願承認，中國的變化從來都是來自於內部，而不是來自外部壓力。有關抵製奧運會的威脅以及一些西方媒體的操縱和煽動性報導，在奧運結束後幾乎被人遺忘。
奧運會如期舉行，一切圓滿順利，運動員和記者都為之傾倒。中國向世界證明，中國不僅能夠獲得金牌，並且有能力頂住西方以道德為藉口施加的壓力。世界大國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正視這一變化。美國總統布希2001年初上任時還將中國稱為“戰略競爭對手”，在他第一屆任期臨近結束時，腔調已經緩和下來，將中國稱為“ 外交夥伴”。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問題離開中國已無法得到解決。
懷疑論者反駁道，中國的進步被過分誇大了。他們認為，就像互聯網繁榮一樣，中國經濟在增長高峰過後，將會全麵崩潰。這種可能性盡管無法排除，然而這個比喻本身並不貼切。與大多數互聯網企業所不同的是，中國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這就是：以市場份額換取技術轉讓。西方企業家無論何時何地與中國企業家進行談判，核心總是圍繞這一問題。由於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增長潛力，中國人可以利用外國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並從中漁利。
同互聯網企業的另一區別是，中國經濟不是負債經營，無須像前者那樣向股民作出承諾，盡快實現盈利以償還債務。
中國這一“股份公司”目前已經是一家賺錢的企業，其外匯儲備高達1.8萬億美元，外債數額極少。而且，這一數字還未將香港的1600億美元外匯儲備計算在內。
懷疑論者可能會再次提出異議，他們會說，比中國富裕得多的日本，也曾令全世界滿懷期待，但這些期待卻最終落空。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迅猛，美國經濟相比之下也顯得黯然失色。但是到了1989年，日本經濟卻驟然窒息，國家陷入停滯。然而拿日本與中國相比，這一比較亦不恰當。日本當年一直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與其他國家抗衡，日本市場的大門長期對外國投資者關閉。在幾乎所有領域，日本都在獨立研發和製造產品，並達到了驚人的效率和質量。直到有一天，這種體製最終超出了本國資源所能承受的限度。35中國卻與此不同。中國遵循的戰略令人聯想到某些亞洲體育專案的競技技巧：“借力打力”——借外資企業之力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其手段是：想方設法獲取對方的技術。除此之外，中國經濟繁榮的持續時間必將超過日本，因為中國疆域遼闊，達到國內市場飽和至少需要五倍於日本的時間。這意味著，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中國的經濟增長完全有可能持續一百年。
中國政府不僅有良好的起點，而且還擁有足夠的智慧，以避免操之過急。從美國、日本、南美、和亞洲鄰國的無數次危機中，中國吸取了如何規避全球化危險的諸多教訓。出於自身曆史原因，中國人對外部有著一種強烈的警惕意識。兩千年前，中國漢朝皇帝為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修建了長城，與此相仿，中國政府於80年代建立了防止國際資金流入的現代防護牆。人民幣不能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交易，其匯率掛鉤於一個貨幣籃子，其構成則嚴格保密。因此，不論是華爾街投機商，還是西方國家的債權人，都無法將中國拖入困境，就像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與泰國出現的情況。36中國的外債數額很小，且大多數為長期債務。雖然加入了世貿組織，但中國的股票市場、銀行業和房地產業仍然受到保護，以避免外資突然進入或撤出而導致震。除此之外，中國嚴格限製政府以及私人在海外購買債券。1997 至1998年，中國受到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之後，政府進一步加緊了這方麵限製。當時在經濟發達的廣東省，一些金融機構背著中央政府擅自向德國銀行貸款數十億美元，一時間無力償還。時任總理朱基頂住國際壓力，采取果斷措施，大部分西方銀行最後隻收回了10%投資。中國沒有被迫貶值貨幣，在一場嚴重的國際性危?
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上述政策又一次驗證了它的好處。盡管全球化之狼早已對中國這個獵物虎視眈眈，但中國始終在其撲殺所能及的圍之外。在2008 年秋天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這一點尤其明顯。中國各大銀行幾乎沒有受到衝擊。2005至2007年增幅高達500%的股票市場，與上年相比“僅僅”下降了80%。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係幾乎隻是通過出口。
作為中國外匯收入主要來源的出口浪潮，已非朝夕之間可以阻擋。企圖針對中國設立貿易限製，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經濟早已對中國產品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性，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中65%都是美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
中國經濟的另一優勢是，較大數額的款項仍難移出境外。根據中國的外匯流通管理規定，在中國賺到的錢也要留在中國，不像俄羅斯那樣，資本紛紛流向開普敦、聖莫裏茨或者是蒙特卡洛，對俄國經濟來說，這些資金徹底流失了。盡管由於中國經濟的種種漏洞或是腐敗問題，使得大量資金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但是這些錢畢竟還是花在國內，中國經濟也因此得以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
穩定的中國，不穩定的美國
中國穩定的總體經濟環境甚至也包括管理混亂的銀行體係在內，盡管政府的一係列努力雖未給其帶來明顯起色，然而它對中國穩定所造成的影響遠不如媒體報導的那樣嚴重。盡管由於中國國有銀行常常向一些沒有還貸能力的國營企業提供貸款，而可以更有效利用貸款的私營企業卻得不到貸款，使中國的巨大經濟增長潛力無法得以充分發揮，但是不要忘記，西方國家實際上積累了數額更大的“壞帳”，隻不過換了一個說法：政府補貼。
政府補貼多是出於避免社會問題的考慮，用以挽救瀕危企業，乃至整個行業。據官方統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累積的壞帳數額高達2000億美元。這些壞帳並沒有作為政府補貼結算，而是在國有銀行的帳目中周轉。假設這一統計是經過美化的數字，而實際數額高出兩倍，那麽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中國30年來的壞帳總額大約是4000億美元。但是我們回頭看一下，德國鐵路（DB）從1993年至2003年十年間的運營費用一半是依靠政府補貼維持的，相比之下，中國壞帳的數額並不算高，何況目前德國鐵路已經積累了多年的債務，目前尚有180億歐元需要償還。中國前鐵道部長傅誌寰不無自豪地表示，中國鐵路的運營大體可以做到以收抵支。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統計，德國每年的財政補貼超過1400億歐元。按這一數字計算，德國不到3年積累的“壞帳”即與中國四分之一世紀的壞帳持平。中國的壞帳總額大致相當於歐盟4年間用於農業的補貼之和。當我們批評中國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挽救瀕危國營企業純屬徒勞時，我們應當首先審視自己，以便對中國的形勢作出正確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如果僅從收支統計來看，或許已經達到破產的程度，而實際上，這些銀行卻是資金充盈，其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人均收入的40%。中國的資金來源遠未枯竭。另外，中國股票市場方興未艾，在海外上市的國營企業還隻占很小一部分。2007年，中國有126家企業在海外掛牌上市，總市值為435億美元。一年前，海外上市的企業隻有59家，市值210億美元。中國四大銀行相繼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國工商銀行2006年底股票市值達到175億歐元，此後成為世界第一大銀行。房地產泡沫同樣不會給中國經濟造成太大的威脅，大多數私人購房都是用於自己居住，中短期內不會出售，因此，房地產價格的波動對他們的影響極為有限。
懷疑論者也許認為，上述觀點把中國描繪得過於穩定，以至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們擔心中國在以一些虛假的數字蒙騙世界。這種想法不無道理，中國政府自我粉飾的能力絕不遜於任何國家的政府。但是隻要粗略計算一下便可看出，中國的成就絕不會是虛幻的舞台布景。在財政問題上，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轉模式與一個家庭並無二致。正如家庭難以向銀行隱瞞自己的債務一樣，國家同樣無法向國際金融界隱瞞其真實財政狀況。其公布的外債數額就像德國個人借貸信用登記中的資訊一樣真實可信。當然，政府還有另外一個獲得資金的手段：印製鈔票。但這將導致貨幣貶值和日常消費品價格的迅速上漲，通貨膨脹一旦出現，則完全無法隱瞞。盡管麵臨經濟過熱，但中國2007年的通脹率隻有4.8%，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並不算高，而經濟增長率則超過11%。
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國貨幣的匯率通過貨幣籃子與美元掛鉤，當匯率牌價高出貨幣的實際價值時，黑市便會出現，任何政府對黑市往往都束手無策。然而中國並不存在嚴重的黑市問題。2004年底，在私下外匯交易中，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比銀行外匯牌價僅高出不到0.3元。隻要外債、通貨膨脹和黑市沒有發展到失控的程度，在目前的總體經濟環境下，中國經濟便不會有經濟危機之虞。相反，如果上述因素中有某一項失控，便很可能引發社會的不穩定，中國近代曆史的經驗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中國經濟已安然度過了多次重大危機的考驗，例如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曾使美國、日本和歐洲市場同時崩盤的“世紀性崩潰”。
然而恰恰是那些有著在中國多年生活和工作經驗的德國企業管理者，從直覺上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卻感到懷疑。他們從辦公室、車間裏和談判中深切體會到中國日常管理的混亂。他們報怨中國人目光短淺，缺乏責任感，漠視質量標準，隨意改變生產流程。既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中國經濟為何又能取得成功呢？根本原因在於它的總體環境。隻要大環境有利，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亂便無大礙。同樣使這些德國經理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無論是大眾，還是西門子或者安聯，與這些德國企業合作的中方企業，盡管很多部門效率低下，不思進取，工作毫無章法，但每到年終結算時，整個企業卻依然贏利。
（續前）現實與判斷的巨大差異不僅反映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上。對美國，人們同樣有過類似的誤斷，隻不過與對中國的誤斷剛好相反。美國社會各方麵日臻完善，運轉良好，而美國經濟的總體環境卻令人堪憂。
美國政府每年的財政支出超過財政收入6%，相當於歐元區國家規定指標的兩倍。同時，美國製造業的開工率降至20年以來的最低點。美國大企業，如世界最大的牛仔褲品牌Levi’s（該品牌最初係由一名德國人於1853年創辦）、可口可樂、萬寶路和麥當勞等，自2004年以來已不在美國本土，而是僅在中國生產。?53?美國的資金正在向亞洲轉移。2007年，由於消費疲軟，美國貿易逆差6年來首次略有下降，但仍然高達7110億美元。其中僅對華貿易逆差便達到1633億美元。此外，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特別是日本和中國，購買了巨額美國國債。美國2004年一年的國債數額便高達1800億美元。“中國為幫助美國人維持其生活水平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美國摩根斯坦利投資銀行香港首席經濟師謝國忠（Andy Xie）在總結美國經濟形勢時得出這一結論。
美國經濟2004年每天大約需要20億美元的外國資金。十年以前，進入美國的外國資本多數為設立企業或購置房地產等長期投資。現在，外國投資者越來越謹慎，普遍選擇短線投資，例如買入美元，以便可以根據形勢變化，隨時拋出。他們對美國的穩定失去了信心。德意誌聯邦銀行首席經濟師赫爾曼．雷姆斯佩爾格（Hermann Remsperger）曾在2004年警告說：“在這一領域需要格外謹慎。”
德國經濟正在對此作出調整，德國對美國出口每年下降近5個百分點，而對華出口卻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世界經濟憑藉中國近5％的增長貢獻率得以保持增長，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首次超過了美國，而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則停滯不前。對美國而言，這實際上意味著經濟實力的下滑。依照購買力計算，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自80年代初以來增長了4倍，達到13%。美國則一直停留在20%的水平，領先中國的優勢已不明顯。《南德意誌報》的一篇報導將中國稱作“世界經濟的‘偉哥’”，這一比喻十分形象。世界經濟已經離不開中國。
在同一時期，德國產品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下降了四分之一，減少到4.5%。許多跡象表明，在今後一個時期內，美國占世界製造業的比重也將萎縮。出於這一原因，美國國會於2004年秋季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在一定期限內，美國企業在海外的子公司匯入國內的利潤可享受稅收優惠，有一個前提是，這些錢必須用於在美國國內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上述法案一旦生效，歐洲國家將首先受到影響，因為在歐洲的利潤率相對較低，部分美國企業有可能因此撤出歐洲市場。德國的外來投資近期減少了近三分之二，而同期外國在華投資額則增長了25%，總額達530億美元。上述情況將進一步推動這一趨勢，全球化乃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由於中國的繁榮，美國政府被迫采取優惠措施，吸引美國企業撤出德國，回到本土。
美元匯率的漲跌近來也越來越多地決定於亞洲。中國的外匯儲備約占世界的20%。亞洲各大銀行擁有的美元債權占全球的80％，其外匯儲備中絕大部分是美元。但是他們隨時有可能將這些債券兌換成歐元等其他貨幣，以此對美元施加壓力。這樣一來，外國商品的價格對美國來說便會相應提高。從這一角度看，美國應當對人民幣匯率通過貨幣籃子與美元掛鉤感到慶幸，因為從中國的進口可不必擔心匯率風險。中國則希望歐元匯率繼續上升，歐元對美元匯率1：1.7並非完全不可能。歐元堅挺可以給中國帶來雙重好處：一方麵，可以促使歐洲企業為逃避歐元區國家的高昂成本而將生產向中國轉移，盡管很多產品的最終出口地是美國；另一方麵，美元匯率走低可導致美國購買更多的中國產品，因為相對於人民幣，韓元或泰銖價格太高。
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中國受到的影響雖不明顯，但卻是持久的。中國國家投資公司曾與遭受衝擊的摩根斯坦利投資銀行談判，擬收購其最多可達49.9%的股份。目前，中投公司已擁有這家美國第二大投資銀行10%的股份。
但是中國人低估了美國的危機發展速度，習慣於國家調控的中國人認為美國政府起碼會把崩潰拖延到總統大選之後。事實似乎確實如此：據《紐約時報》報導，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兩家房地產抵押銀行在與政府溝通之後曾計劃到2009年初再公布財務報告，以此拖延債務。但這一計劃由於壓力太大而未能實現。中國這一崛起中的世界大國高估了美國這一已然開始走下坡路的世界大國的行動空間，但是這種判斷在當時卻頗有市場
截至2008年6月30日，中國還為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後來宣布破產的公司提供了3760億美元高額貸款，占中國1.8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20％。進入7月後，他們突然意識到其債務人已瀕於破產。7月中旬至9月初，在奧運會舉辦期間，中資銀行施加壓力，顯著降低持股量。在形勢良好時，例如在2007年上半年，他們還平均每月增持220億美元債券，而在奧運會召開的數周時間裏他們則盡量悄無聲息地減持了230億美元。這兩家房地產抵押銀行第二大外國債權人——日本隨之采取了同樣行動。
於是，這兩家最大的債權人共同卷入了美國金融危機。8月，亞洲人向美國人明確表示，事態已經發展到極限。在布什總統到北京出席奧運會開幕式期間，中國領導人也與其談及這一棘手問題。中方直截了當地提出，美國政府應當對這數十億債務負責。在政治層麵上，中國扣住手裏的牌，以收回自己的貸款。在開幕式上，布什腦門上的汗水看來不隻是因為炎熱的天氣。
此時，中國人的警告一定縈繞在他的耳邊：如果不還錢，我們隻有將外匯儲備中更多的美元換成歐元，美元的壓力將因此增加。另外，如果我們失去了興趣，將來還有誰借錢給你們？
長期以來，中國和日本一直在為美國巨額赤字買單。他們把出口中國產品賺來的錢，再回借給美國人，使美國得以繼續購買中國產品。於是，美國人一步步陷入越來越深的債務陷阱，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大。目前美國政府每月平均需要200億美元貸款來維持財政，而這些錢大部分來自亞洲。
看到美國人遲遲沒有行動，中方的態度變得更加鮮明。8月22日，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餘永定教授通過電子郵件致函美國 Bloomberg金融通訊社，明確威脅說：“如果美國政府讓‘兩房’倒閉而不給予國際投資者相應補償，將會導致災難性後果。這雖然不會是世界末日，但卻是當今國際金融市場的末日。”餘永定是中國政府的顧問，這已不是他首次以某種非官方政府發言人的身份表態了：“崩潰的後果將超乎所有人的想像。”由於美國方麵仍然沒有動靜，中國人決定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稍稍加一下速。8月29日，就在北京奧運會圓滿結束後不久，中國銀行在季會上宣布，已減少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25％持股量。第二天，《金融時報》稱，“中國銀行逃離房利美和房地美。”“兩房”股票又一次分別暴跌了14％，這是迄今為止這兩家房地產抵押銀行單支股票跌幅最大的一次。至此，兩家企業的股票在過去12個月裏跌了80％，現在更被中國人逼入絕境。美國政府中那些猶豫不決者終於認識到，不能把中國人不當回事。就算不再借錢給美國人的威脅是虛張聲勢，因為有充足理由說明，中國人如果得罪了美國人將會自討苦吃，但是由於美國金融業深陷困境，且總統大選在即，在此形勢下，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不願意搞壞與其最大債權人之間的關係。
9月8日，美國政府決定“暫時接管”兩家瀕於絕境的投資機構。首先，須向兩家企業分別注入1000億美元資金。中國人的策略見效了。他們迫使美國政府采取了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幹預行動。“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以略帶格林斯潘風格的口吻說道，“在我看來，這是積極的。”從短期來看，美國政府可能也會這樣看。然而如果冷靜地或從長遠來看，這是西方的一次曆史性失敗：每年虧損4千億美元的世界最大工業國，被年均贏利3千億美元的崛起中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所迫，不得不對價值5.4萬億的債務負責，這是美國所有房地產貸款總額的大約一半。
保守地講，如果將這些債務的三分之一作為絕對虧損核銷，數額為1.8萬億美元。這不是一筆小數目，它相當於債務幾乎沒頂的美國人的四年半的債務。目前美國已經積累了9萬億美元債務，下一財政年度將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布什有可能還將在此基礎上增加20％。從短期看，形勢可能將略有緩和，但是從中期來看，這將使美國的低迷局麵進一步加劇。相反，中國人的損失則是可以估算出來的。即使將貸款的半數作為虧損核銷，也“不過”隻相當於其半年的貿易順差。美國《商業周刊》評論稱，亞洲的中央銀行、特別是其中最獨立、最強大的中國中央銀行已經“以贏家的姿態走出了危機”。那些曾經嘲笑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毫無用處” 的人們，這時變得啞口無言。
美國接管“兩房”一周後，中國央行行長又向國內做出了姿態。央行自2002年2月以來首次降低了貸款基準利率，同時自1999年以來首次降低了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於是，最嚴重的一場國際危機的黑洞被堵住了，國內危機的風險也因此降低。中國人對美國政府準備成立一個處理壞賬的結算信托公司的計劃暗自偷笑，幾年前，當中國為了給多家負債累累的銀行減負而采取這一措施的時候，美國人還批評說，債務不過是從一個口袋轉移到了另一個口袋。
布什總統請求國會通過7千億美元救市計劃，並對此解釋說：“這是一個龐大的一攬子計劃，因為問題也很大。”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對金融危機有更好的防範。除了所謂貨幣籃子防範機製以及股市對外封閉之外，再加上中國的銀行體係還十分落後，盡管以市值衡量，當今世界五家最大銀行中的三家是中國銀行。目前世界市值最高的銀行是中國工商銀行。在某種程度上，它的落後是名付其實的。因為其贏利主要不是來自金融衍生品、對衝基金和高風險的房地產業務，而是90％來自微薄的利息。西方銀行的利息收入最多不超過50％。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工商銀行卻以這種方式增加盈利77％，成為世界賺錢最多的銀行，而在此前一個季度，其利潤剛剛增加了64％。因此，中國一些大銀行像歐洲銀行一樣在晚些時候垮掉的可能性不大。受美國金融危機衝擊最嚴重的中國銀行，從事風險業務的交易量僅占其營業額的1.5％。中國工商銀行受到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的資金最多隻有12.3億美元，與其每季度70億美元的盈利相比，這筆數額並不龐大。那些擔心中國銀行業在國際危機的影響下將會像中國牛奶行業一樣突然崩潰的金融觀察家們，他們的擔心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危險來自另一個方向。由於危機，美國人的消費減少了。未來幾個月，消費有可能麵臨17年來的首次衰退，並由此導致以下兩種背道而馳的趨勢，這兩種趨勢將給中國帶來決定性影響。
一方麵，由於顧客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麽，所以他們隻做最必要的開支。這樣一來，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就會減少。另一方麵，爭奪其他國家消費者的競爭將會加劇，價格因此降低。但是世界上哪裏能買到最便宜的產品呢？是中國。因此西方危機將導致的結果是，更多的配件和產品是中國製造，更多的西方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亞洲。
目前還無法預料哪種趨勢將占上風。雖然今年頭八個月中國的貿易順差下降到1520億美元，但是在7月和8月剛剛過去的這兩個月，開始出現轉機。短期效應有可能是消費銳減，但是長期效應則是生產向中國轉移。因為人們剛剛到了那裏不可能很快回頭。
目前，經濟學家在中國媒體上公開討論著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一些人警告說，不能再繼續開放金融市場。“日益加劇的次貸危機對龐大的美元資產和開放的金融市場來說隱藏著巨大的風險”，江湧如此判斷說。他認為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令人擔憂，人們不知道該拿它怎麽辦。在他看來，中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過大。而那些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如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則反對這種看法，認為“目前危機的最大問題是由錯綜複雜的金融衍生品造成的。”這並不表明中國不應當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目前中國金融市場還處於上升期，其問題是完全不同的。它所缺少的是現代化金融手段。如果‘管控過緊’，我們將不得不被動地承擔外來的風險。”他的反對者認為，隻要有中國金融長城在，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樊綱卻不這樣看，他認為中國不能總是將自己孤立於世界。隻要有利可圖，中國就應當冒險進行大規模采購。中國國家投資公司女發言人的表態聽起來則謹慎得多，她在談到摩根斯坦利交易時表示：“國投公司在涉及國際投資的問題上將保持謹慎。”這並非對樊綱觀點的一種否定。
鑒於上述情況，可以說，目前美國受全球化各種變數的影響遠大於中國，而美國的行動空間卻比中國小得多。中美兩國就像是一條郊外公路旁的兩家鄰居，其中一家房舍簡陋，房子很多地方還沒有蓋完，家裏小孩子揀大孩子剩下的衣服穿，一家人很少去度假，但是他們在銀行有足夠多的存款。一旦家裏有人生病，可以用它來支付醫藥費；家裏暖氣壞了，可以拿出錢來修；或者學費突然上漲了，也可以用它來支付。而鄰居家的情況則與此不同：他們擁有一座裝修豪華的大房子和兩輛汽車，一家人頻繁到各地度假。但是他們所有一切都來自銀行，好日子能夠維持多久，完全依賴於命運，他們隻能祈求生活中不要出現大的變故。
盡管美國人一如既往地堅信美國是世界的領袖，的確至少在未來10至20年裏，這一地位仍無人可以挑戰，但是美國的領先優勢正在迅速縮小。麵對實力的衰退和來自世界的挑戰，美國的表現越來越不自信，而中國的自信卻與日俱增。美國人在走下坡路，中國人則在走上坡路。人們在生活中便有所體會，走上坡路的人總是比走下坡路的人的日子過得好。
儘管中國的穩定出乎許多人的預想，但中國也麵臨種種棘手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遠遠大於德國目前麵臨的挑戰。中國最大的潛力同時也是最大的麻煩，即眾多的人口。解決每個人最基本的溫飽、醫療和教育問題，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這一任務的艱巨性超出了中國目前的經濟能力。
中國的風險
在對有限資源進行分配的問題上，爭奪異常殘酷。人權在這一過程中常常受到踐踏，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是最大的受害者。由陳桂棣和春桃合著、在德國獲獎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描述了在遠離中央權力控製的地方農村，腐敗和剝削達到了何種程度。兩位作者花費兩年時間在安徽農村走訪調查，揭露了農村地方幹部的專橫跋扈、橫徵暴斂、乃至草菅人命的暴行，描寫了農民絕望和無奈的真實處境。
由於醫院管理混亂，很多人因輸血感染了愛滋病；由於煤礦安全設施的缺乏，礦難事故屢屢發生；即使在城市裏，當老百姓與法律發生衝突時，法治原則也難以得到兌現。對一黨專製提出質疑的異見人士受到無情的迫害。雖然人權組織一再強調，一個健康的政府不應懼怕賦予人民應有的公民自由，但是中國政府離此目標還相距甚遠。許多與政治無關的案件也常常不能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式審理。據大赦國際統計，2001年，中國在打擊刑事犯罪的週期性行動——“嚴打”過程中，在三個月內執行的死刑數量便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三年死刑數量的總和。1990年至 2000年期間，大赦國際記錄的中國死刑執行數量接近2萬。雖然官方認為該數字被明顯誇大，但批評者認為，實際數字還遠不止這些。據大赦國際統計，2007年全世界執行死刑數量為1252人，比上一年減少了339人。但是，儘管死刑數量有所下降，但目前全世界等待執行的死刑犯仍多達27500 人。
“死刑大多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雖然臨近奧運，但中國仍高居死刑數量之首。但與此同時，死刑數量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大赦國際瑞士分部負責人盧卡斯8226;拉普哈德（Lukas Labhardt）表示。2007年，中國執行死刑數量為470人，伊朗317人，沙烏地阿拉伯143人，巴基斯坦135人，美國42人。其中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比上一年有所上升，而中國則略有下降。但是，未公佈的數字仍然很高。在中國，死刑數量屬於國家機密。據大赦國際推測，2007年中國執行死刑人數為幾千人。在中國，可判處死刑的罪名多達60多項，其中包括經濟犯罪以及貪汙、販毒等。
“中國每年大約有4000人被執行死刑”，持不同政見者吳宏達（Harry Wu）在德國聯邦議會人權委員會抨擊中國人權問題時表示。吳在文革期間曾在勞改營度過了19年。吳還說：“如果以百分比計算，結果更加可怕：這個數字相當於世界各國死刑總數的80％”。吳還指責中國政府倒賣死刑犯器官，並以所謂“行政拘留”名義對人任意關押，許多政治犯未經任何司法程式便被關進勞改營。吳表示不掌握中國勞改營的確切數字，但認為應在1000以上。於是，數百萬勞改人員成為中國政府的無償勞動力，勞改營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獨特組成部分，在勞改營裏生產的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吳還批評中國政府將這些在押人員當作一種施壓手段，通過偶爾釋放一兩個人，來達到其他目的。?2004年7月，德國外長費舍爾（Joschka Fischer）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中談到中國人權狀況時表示：中國政府就人權領域存在的嚴重問題進行公開討論的意願有所增強，“中國政府將保護人權寫入憲法並就批準加入《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成立專門小組，這是值得歡迎的。但另一方麵，中國在人權方麵仍存在嚴重欠缺，特別是死刑的使用和‘行政拘留’問題，以及對待少數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方式，尤其是藏族，此外還包括對異見人士的迫害。”但是，西方企業界和政界往往鑒於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對上述問題視而不見。中國日益強大，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達爾富爾危機以及製裁伊朗問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但從另一角度看，中國的地位愈重要，其遵守國際規則和建設法治國家的壓力也愈大。因為如果誰想加入遊戲，就必須按遊戲規則辦事。但是，米亞8226;法羅借達爾富爾問題呼籲抵製奧運的做法證明，中國不會屈服於那些西方自詡的衛道士的壓力。
中國的問題單子還可以拉得更長。僅環境問題帶來的後果便極為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世界汙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北京一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東京與洛杉磯的總和。中國90％草原的生態環境呈惡化趨勢，沙漠化日益嚴重，從而使沙塵暴進一步加劇。森林砍伐嚴重，農民濫用化肥和殺蟲劑，沿海水域被嚴重汙染。但是人們並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不如西方批評家那樣深刻。2008年 “兩會”後，國家環保總局被改為環境保護部，環保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強調說，“環境保護是我們的基本國策，是關係到中國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談到環境問題時稱，中國麵臨著“艱巨的任務”。中國政府強調，西方的文明標準並不是在幾十年裏形成的，況且那些國家要比中國小得多。這一說法不無道理。中國人如今已經有能力為自己爭取自由，這一點不庸質疑。由於國家太大，與世界的聯係十分緊密，政府幾乎已經無法做到讓人民無條件地服從自己的意誌。
2008年5月四川發生的造成數萬人死亡的大地震便是一個例證。開始時，政府試圖隱瞞震情，並且不願接受外來援助，但是後來中國媒體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在中央電視臺的報導中，一位救援者講述道：“地震吞沒了無數村莊，有些地方甚至連廢墟都看不到。”無奈、絕望、恐懼的氣氛籠罩著各地，悲慘的景象充斥著畫麵，沒有哪家媒體試圖粉飾和美化它。就連溫家寶總理——一位曾經的地質學家，在災難麵前也流露出絕望的神情，無助地晃動著手裏的麥克風。即使在西藏暴動發生後的嚴峻時刻，麵對電視直播鏡頭，他也從未有過絲毫失態的表現。那些一向擅於掩飾自己內心的技術官僚們摘掉了臉上的麵具，重新成為正常的人。中國政府表現出出色的危機管理能力，而危機管理永遠是維護執政合法性的最佳手段。溫家寶的人情味表現不失為一種明智的策略。
緬甸政府在遭受洪災後的做法與中國相比可謂天壤之別。緬甸專製政府對災區實行嚴密封鎖，他們擔心一旦打開國門讓外國人湧進來，將會給自身帶來更大的危險。實際上，中國政府也用了兩天時間才做出接受外國援助的決定。雖然中國方麵表現出難得的開放態度，但是人們仍然能夠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政治宣傳的色彩。四川地方電視臺一直在與中台電視臺暗暗較量，到底誰的報導才是“真正”的新聞。四川希望把未經美化的災難場麵展示給觀眾，而央視則傾向於把一些過於殘酷的畫麵刪掉。但是即使中央電視臺也十分清楚，僅僅依靠英雄事蹟的宣傳是不夠的。大家普遍遵循一條原則：中國沒有任何事情需要隱瞞。包括對大批校舍在地震中倒塌的報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們的絕望和憤怒，都被展現在電視螢幕上。就連那些負責宣傳的高層領導對新聞媒體的開放浪潮也無可奈何。他們試圖對媒體加緊控製，強調應堅持“把握正確輿論導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強調，新聞報導應“通過正麵宣傳，維護國家統一與社會穩定”。但是中國老百姓此時可謂萬眾一心，人們對中宣部的警告置若罔聞。體育和演藝界明星、各大企業紛紛發起為災區捐款的活動，並慷慨解囊。即使那些反政府人士也不願利用危機來動搖政府統治。
但是“毒奶粉”事件卻是一個相反的例子，它因為奧運原因被隱瞞。5萬名嬰兒因食用毒奶粉患病，他們的家長直到不久前才知道孩子生病的原因。大部分中國牛奶企業都捲入了這場醜聞，中國10％乳製品受到汙染。2008年9月，部分事故責任人被逮捕。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被迫引咎辭職。胡錦濤主席在講話中表示，“一些幹部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我們必須牢記這些事件的慘痛教訓。”也許這隻是一個以往運轉正常的體製中的一次人為事故？不，這場可怕的醜聞所暴露出的體製問題是廣泛的：中國的體製結構與經濟的迅速發展相脫節，政府雖然在短時間內建起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和現代化機場，財政收入缽滿盆溢，但是人們同時也看到，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裏，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內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政府必須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政府製訂的重點工作。在這一問題上，無論專製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都沒有多少區別。保證食品安全，理所當然是政府的重點工作之一。溫家寶總理顯然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在探望患病兒童時表示，作為政府領導，他感到很內疚。今後不僅在牛奶業，而且在整個食品行業，都必須嚴格避免再出現此類事故。
或許隻有發生這樣的醜聞，才能促使政府痛下決心，採取嚴厲措施。因為政府機構建設畢竟與修建高速公路、橋樑、機場有所不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是良好的組織，為此甚至可以採取軍事化手段。而政府機構建設則取決於人。政府官員一方麵要執行上級的命令，但是當命令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時，他們往往會表現出某種獨斷性。在中國官員中，後一點尤為突出。從這一意義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極權國家。因此可以想像，在奧運期間，無需上級命令，幾乎每一位忠於體製的官員都有自覺意識，主動去隱瞞掩蓋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毒奶粉”便是一例。
這正是中國這個龐大國家的體製比其他國家、例如印度運轉良好的原因。中國官場規則比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曆史長得多，人們甚至可以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性。文化特性的改變是緩慢的。中國的極權思想不可能在一代兩代人的時間裏消失，更何況它具有對統治有利的一麵，因此統治者並不真心希望消除它。
中國需要有強製力的政府部門，其原因在於，在中國，人們無法將希望寄托於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自我約束。正如溫總理在視察牛奶行業時所說，一些企業缺少“ 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雖然大部分牛奶商對添加三聚氰胺的嚴重後果開始並不清楚，但是當他們得知這種做法有可能導致疾病後，卻依然在繼續生產。最起碼有一些企業是這樣。這裏麵更多的不是由於文化原因，而是由於人的天性。即使在西方，儘管人們早已瞭解石棉致癌的危險，但石棉加工卻遲遲沒有停止。中國企業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的發展速度所導致的。由於競爭壓力過大，人們往往默守這樣一條規則：如果別的企業都這樣做，而我卻不做，那麼我就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我就會失去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因為每一天人們麵對的機會並不多，而機會隻屬於那些能夠抓住的機會的人。這條規則既是中國成功的一個秘訣，同時也是導致那些驚人醜聞的根源。
從表麵上看，中國對人權的破壞、環境問題以及種種社會問題遲早將導致經濟崩潰，但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大。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政府一方麵殘酷鎮壓異見分子，同時卻又以比所有其他國家更快的速度幫助眾多的人口擺脫貧困。從這點來看，中國是一個挑戰。”因此我們應當做好思想準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很可能在中國長期並存：經濟穩定與社會混亂，繁榮與腐敗，專製與自由。兩者彼此間的影響並沒有達到人們預想的程度。社會混亂始終沒能破壞經濟穩定，相反，經濟繁榮也未能使腐敗得到控製。沒有人知道，這種僵持局麵將持續多久，包括中國政府在內。這種局麵有可能還將持續30年，屆時我們或許會看到上述因素最終導致中國局勢惡化。這並不等於說，人們可以事先防範這種危險。一旦中國出現失控，再強大的政府也將束手無策。但從目前情況看，中國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收益遠遠高於成本。
（續前）德國離不開中國
可以肯定地說：忽視對手的長處是不聰明的做法。德國國家足球隊在輕視對手時一向難有上佳表現。在經曆了多年經濟停滯後，我們更不能將希望寄托於中國自己出問題。幾年以前，我們或許還可以說，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有限，德國企業在中國的銷售額和在華投資隻占其全球銷售與投資的不到10％。然而趨勢目前已經發生逆轉。無論工資水平、工作時間還是生產成本，中國都已起著示範性作用。德國工程師以往在設計產品時可以不計成本，隻需在完成設計後加上利潤，便可以確定產品的價格。如今卻要先問顧客願意付多少錢，然後用減法確定成本後再進入研發。大眾汽車公司的“輝騰”轎車即是奢侈的德國工業設計的一個範例。
德國對華貿易是德國對外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德國是歐洲在華最大的投資國。德國在對美國和東歐投資減少的同時，對華投資卻在過去十年中增長了240％。德國企業目前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僅占其全球銷售總額的5％，可以設想一下，這一數字隻要翻一番，將會給德國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強調基數小難免引起不安，它使我們感覺到，我們將麵臨著如何巨大的挑戰。相比之下，東歐市場則已基本趨於飽和。
中國對德國經濟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可以設想，中國憑藉其外匯儲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歐元匯率的走向，這對德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中國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導致德國企業和德國家庭的開支增加。僅2004年一年，石油價格就上漲了40％。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署（IEA）一項報告中寫道，“中國的需求是帶動世界需求上漲的主要動力。”2005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量很可能再翻一番。
石油價格暴漲80％源於中國需求的增長，隻有20％與伊拉克戰爭有關。2006年，除日本之外的亞洲國家在全世界原材料需求增長中所占比重為43％。 2007年，中國石油消費量增長近7％。特別在非洲，中國大量購買石油，並幫助非洲國家建設基礎設施，以此作為進口石油與原材料的回報。據估計，非洲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大約為1170億桶，與伊朗的石油儲量大致相當，約占世界石油儲量10％。此外，非洲大陸還擁有8％以上的世界天然氣資源、全世界70％的鑽石和10％的鈾礦儲量。幾內亞擁有世界鋁土儲量的三分之一，摩洛哥擁有世界磷礦儲量的三分之二，剛果擁有世界鈷礦資源的40％，南非擁有世界白金儲量的 88％。中國需要這些原材料，以保証自身經濟增長。中國三分之一的石油需求是通過從非洲進口得到滿足的。中國37％的錳礦石來自加蓬、南非和加納，錳是生產電池和鋼材的重要原料。中國85％的鈷礦石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南非，鈷是一種比鋼更堅硬、更牢固的材料。自從亞洲大力發展對非洲關係以來，在短短的時間裏，亞洲（27％）、歐洲（32％）與美國（29％）在對非洲貿易中所占比重已相差無己。
中國在亞洲貿易夥伴中以絕對領先的優勢（90％）扮演著“發動機”的角色。儘管中非貿易額目前僅有中美貿易額的一半，但是據溫家寶總理預測，至2010 年，中國將以1千億美元的貿易額成為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這意味著，貿易額在十年時間裏增長了十倍。2006年，中非貿易額為555億美元。在過去五年裏，貿易額平均每年增長近三分之一。相比之下，2006年美國對非貿易額的增幅隻有中國的一半，雖然這一年的增長率超過了平均水平。發展趨勢是顯而易見的：美國與歐洲正在一天天失去在非洲的競爭力，因為中國可以提供很多同樣質量、但價格低廉的產品和服務。中國不僅在摩托車製造方麵佔有非洲市場的40％，並且還在2007年向非洲出售並為其成功發射了首枚通訊衛星。中國修建了非洲最大的水壩和大部分電站，並鋪設了大部分鐵路。“非洲近半數公共設施是由中國人修建的”，非洲開發銀行行長唐納德8226;卡貝魯卡(Donald Kaberuka)2007年在上海召開的年會上表示。這次年會是該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一次會議。經濟騰飛是防止社會動蕩的最佳保障。如果供應國突然中斷石油與天然氣供應，中國政府不願為此束手就擒。因為沒有石油就沒有增長，沒有增長就沒有新的就業，沒有就業就沒有社會穩定。
中國不僅保證了本國的石油供應與社會穩定，同時也給中東這一當今世界最主要危機發源地的局勢帶來了根本性變化。2004年秋天，中國投資700億美元在伊朗開發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成為伊朗某種形式的保護國，國際輿論對此幾乎沒有覺察。對於美國何時對伊朗動武，中國已擁有一定的發言權。由於中國的原因，石油價格還將繼續上漲。自2005年起，除滿足石油日常需求之外，中國開始建立石油戰略儲備。其他原材料領域的情況與石油領域相似。西門子前總裁馮必樂認為，“ 這種狀況並不是暫時性的，在未來10至15年中，仍將持續下去，甚至有可能加重。”這使企業的利潤空間大大壓縮，消費也受到限製。可以說，德國政府的財政狀況好壞，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
中國利用的是經濟學家為之困擾已久的資本主義的一種窘境，這就是增長極限的問題。在西方工業國家，人們的生活可謂應有盡有，需求已基本飽和。儘管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促進股市繁榮，使消費時代得以延長，但隨著泡沫的破滅，隨之而來的是酒醒之後的痛苦。德國經曆了類似的發展過程。2001年以前，德國個人消費與歐洲平均水平保持同步，此後開始急劇下降。企業設備投資的情況與此相似。
西方國家的經濟膨脹在世紀之交達到了極限。增長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因此，西方國家的管理人員和企業家麵臨著嚴峻挑戰。對德國企業來說，擴大業務規模從未像今天這樣困難。由於西方市場已經飽和，大多數行業隻能依賴排他性競爭才能帶來增長，一家企業取得成功意味著另一家企業的失敗。在此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新的投資地，無論對開拓新市場，還是保住舊市場來說，都已不可或缺。
但這給德國經濟帶來的幫助是有限的。2004年，世界經濟增長達到了20年來未曾達到的水平，然而德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卻遠遠落在了後麵。德國不僅沒有從中受益，相反卻在被中國無聲無息地從內部掏空。巨額投資儘管給德國在華企業帶來好處，但總體上卻不利於本國經濟。2004年，德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這雖然保住了一些就業崗位，但卻隻是短期的。從2004年起，中國超過法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德國商品的第二大進口國，但中國的進口以生產設備為主，這些設備日後將為中國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此外，跨國經營的德國企業主要在海外納稅，而不是在德國。受兩德統一等因素影響，德國人均年收入下降，目前約為3萬4千美元，在歐洲僅處於中等水平。上述情況將使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劇。以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德國在過去十年中相繼被8個國家超過，目前世界排名僅列第16位，是西方工業國家中最大的輸家。
當德國人開始怨聲連連時，他們很少是無病呻吟，而往往是局勢持續惡化的徵兆。德國民眾情緒的轉折出現在2002年，此時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00年，認為自己的生活不如西歐鄰國的德國人隻有8％；2002年，這一數字增長到20％，兩年後則達到23％。1998年，25％的受訪者對未來感到悲觀，2002年，增加到31％，2004年甚至高達41％，創下了德國50年來的最高紀錄。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地感到悲觀，德國人當然也不會。
德國人希望分享中國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從而保持自身生活水平，然而這一願望難以實現。繁榮隻發生在中國，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中國生產的大眾帕薩特汽車的國產化程度已經達到80％，其競爭對手美國通用的別克汽車70％的零部件都在中國本土生產，歐寶Corsa汽車也達到了80％，奧迪汽車的國產化程度與此接近。
中國強迫德國企業接受其國產化條件並非出於惡意。中國政府與德國政府麵臨同樣的問題：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創造就業。而且同德國相比，中國的問題要嚴重很多，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高達800萬。雖然中國人目前還從德國進口機器，但他們已經開始自己製造，有時是在獲得專利許可的情況下，但更多的時候是擅自仿造。一家德國紡織機械企業的總裁前來北京參加一年一度的紡織機械博覽會，在展會上，他吃驚地發現，仿冒該公司的機械產品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中國公司的產品樣本和展臺上。他對此感到無可奈何，“我們的行動餘地比我所期望的要小得多。”有些企業甚至將德國公司的品牌也照搬過來。雖然這些仿冒品的質量並非盡善盡美，但是價格僅有德國原裝產品的一半，性能則可以達到德國產品的80％。令這位德國企業家雪上加霜的是，他在馬來西亞和土耳其的客戶也來到展會，而且同中國企業簽訂了購買物美價廉的仿冒品的採購合同。還有一些中國專業技術人員以客戶身份到他的展臺索要含有最新技術資料的資料。這位德國中小企業老闆說：“通過法律途徑起訴這種侵權行為毫無希望，結果隻讓律師白白賺錢，而自己也會徹底失掉市場。”德國同行告訴他，有些公司的銷售額甚至減少了一半。
中國管理市場的部門竭力扶持本國企業，其做法常常違背世貿組織規則。某些行業甚至明文規定禁止使用進口設備，例如在德國擁有世界領先技術的環保領域，中國規定所有風力發電設備的國產化率不得低於70％。?在此情況下，中國工程師掌握所有相關技術並進行再研發，隻是個時間的問題。汽車行業的狀況同樣如此。目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組織有能力製止中國的仿冒行為。
德國政府以巨額財政支持研發的磁浮列車項目遭遇到相同的命運。為迎接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政府準備將現有的磁浮線路擴建為170公裏的滬杭線。為此中方提出，至少70％零配件必須在中國生產。這樣中國不久就可以徹底掌握磁浮技術。中國目前已經購買了磁浮軌道技術，有權自行生產磁浮軌道。中國某媒體公佈了一張中國自行研製的磁浮列車2007年6月在上海同濟大學試驗段試車的照片，照片上的列車無論其流線型形狀還是顏色都酷似德國原裝產品。照片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國際磁浮公司為推卸責任解釋道：照片上的磁浮列車隻是一種試驗用模型，其時速不足每小時100公裏，隻能在1.5公裏長的試驗段上行駛。中國並沒有將其用於商業目的的考慮，而且這種車型也不適合於商業用途。磁浮公司相信，如果擴建上海機場磁浮線路，中國方麵一定會繼續保持與德國企業的合作。滬杭線項目早在2006年3月便已獲得中國國務院批準，但是2008年1月，發生了抗議磁浮擴建工程的示威活動，因為磁浮沿線居民擔心磁浮有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磁浮項目因此擱淺。
德國工業的出路隻有一條，即設法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優勢。由於來自中國的競爭，這一點越來越難以做到。中國在科研領域的投入已經超過德國。1998至2002年，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世界排名由第31位躍至第21位，僅次於法國，距離排在第15位的德國隻有咫尺之遙。
如果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到2010年，中國研發領域的私人投資將超過歐盟國家的總和。歐盟25國目前對研發的投入年均增長僅為0.2％，中國則高達 20％。1998年以後，中國政府的科研經費增長了3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幾乎為零提高到0.13％。反觀德國，政府的科研開支比例逐漸增至 2.58％花費了近50年時間。因此歐盟和美國敲響當心中國的警鐘，完全在情理之中。
歐盟委員君特8226;費爾豪依根（Günter Vergeugen）說，要當心某種“戲劇性的窮追猛趕”。美國約翰8226;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威廉8226;布勞迪（William Brody）認為，美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很可能將被中國甩在後麵。中國擁有大量的人才儲備，每年有25萬電腦專業大學畢業生，而德國僅有5000 名。儘管並非中國所有大學的教育水平都可與德國相比，但是其頂尖學府的教學水準絕不亞於任何一所世界名牌大學。即使將中國總體發展水平落後的因素考慮進來，在25萬畢業生中也肯定可以找出5000名（即總數的2％）超過德國學生的人才。這些精英的工資隻有德國的四分之一，世界研發重心逐漸向亞洲轉移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2004年，德國登記失業的IT專家大約有8萬名。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德國IT業的失業率增加了3倍，目前高達7％。麵對抗議示威的德國西門子員工，西門子前總裁馮必樂向他們分析了形勢的嚴峻性：“在德國雇用2000名軟體發展人員的費用，在中國可以雇到1萬2 千名。”根據目前趨勢，兩國的工資水平差距在未來10年中不會明顯縮小。甚至醫療服務的提供也將不僅限於德國醫療機構。荷蘭醫療保險公司自2004年7月 1日起開始啟用飛機運送一些慢性病患者到泰國看病，那裏醫療設施完善，費用低，候診時間短。如果說在不久的將來，德國病人會專程到中國看病，絕不是天方夜譚。在中國既可以看中醫，又可以看西醫，或許還會得到講德語的護士的護理。在人口年齡結構方麵，中國也具有優勢：中國18歲以下人口的數量比美國和英國人口總和還多，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隻有10％，而德國目前已超過30％。
中國的社會氣氛也同樣良好。年輕人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在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感覺不到任何專製體製的影響。德國前外長費舍爾曾經說過，“中國在所有領域，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或政治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發展。” 北京和上海的新生中產階級與柏林、法蘭克福或是慕尼黑一樣，注重個人消費、事業成功和子女教育。
對他們來說，政治遠不如第一輛私人轎車究竟是選擇白色、黑色還是銀灰色的問題更為重要。有錢人住在現代化公寓裏，通過衛星電視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地的節目。西方報刊雖然價格昂貴，但在任何一家大飯店裏都可以買到。上網對每個人來說既方便又便宜，人們可以在網上隨意流覽世界主流網站的資訊。即使是那些被封鎖的網站，隻要略施招術便可以打開。到國外旅遊也隻是經濟承受能力的問題。2007年，中國出境遊人數已達到4千1百萬人，比上年增長了18.6％。
德國人與中國人的一個重大區別在於對國家期望值的不同。德國人要求政府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網路，卻很少有人願意掏錢幫助政府。中國人雖然也不願意納稅，但對社會福利的期望值也很低。政府與公民之間關係的這種差別，常常使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和判斷出現偏差。德國人如果遇到中國政府強加於百姓的社會負擔，絕不會忍氣吞聲，他以為中國人應當做出類似反應並進行反抗。事實上，中國的確出現了公民社會的潮流，但在通常情況下，它僅針對一些具體問題，而不是針對體製本身。抗議的對象往往是拖欠工人工資的腐敗的國企領導，或是以劣質建築欺騙業主的房地產商。這些衝突性事件一般發生在地方，並在地方得到解決。諸如改變國家製度，或是要求民主選舉政府等問題，則很少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
民主選舉、三權分立以及言論自由等監督形式，在中國還沒有製度化或法律化。但中國政府卻受到主要來自兩方麵的壓力，儘管壓力不是以上述形式出現。一方麵，全球化使普通百姓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瞭解到外國情況，政府因此不得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透明度；另外，來華投資的西方企業要求中國政府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其中包含完善法律體係在內。中國老百姓在現實中雖然缺乏形式上的權利，但實際權利卻很大。包括政府在內，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老百姓無條件服從。如果政府不能改善生活，人民將會另外尋找政府。中國的成功說明上述非固定形式的監督同樣行之有效。接受這種監督，是中國政府鞏固自身權力的唯一出路。這種形式的鬥爭很可能比由領袖人物領導起義的傳統方式所帶來的進步更大。
中國沒有聖雄甘地、索爾仁尼琴、曼德拉、瓦文薩或哈威爾式的人權鬥士。人們滿足於所謂“消費者民主”，起碼目前看來如此。德國作家馬克8226;西蒙斯（Mark Siemons）曾經寫道：“如果有人說，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非西方文化中，人們對權益和自決權沒有任何概念，因而可以聽任西方像在原始森林中一樣為所欲為，那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誤解。”毫無疑問，民主製度是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最完美的製度。但是，在向世界推行這種製度的時候，我們卻不能低估專製的優點和民主的缺陷。民主製度最壞的地方是，政客們為贏得選舉而隻考慮眼前利益，之後卻無法兌現自己的政策，並往往高估了民主製度的穩定。專製體製最好的地方是，統治者可以製訂長遠規劃，並能順利貫徹其政策。由於時刻都在擔心其缺乏合法性的權力地位受到動搖，他們對來自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具有敏感的嗅覺。中國是否屬於這種情況，人們仍需觀察。但是與中國相比，議會民主國家在道德方麵顯得過於沾沾自喜。
從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向亞洲轉移這一點可以看出，德國目前的危機不是隻需拿出勇氣和振作情緒便可以克服的。全球風險社會帶給我們的是全新的挑戰，簡便易行的解決辦法不會出現。
然而我們絕不能在新的發展趨勢麵前束手觀望。隨著這一趨勢輪廓的逐漸清晰，新的機會也將出現。德國甚至有可能成為最早根據新的世界形勢作出調整、徹底走出低迷的國家。與競爭對手相比，我們擁有高度靈敏的預警機製，可以比其他西方國家更早地感覺到這一全球性變化。這是因為，德國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和三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與出口有關，因而我們對世界力量轉移的反應比其他國家，例如出口僅及德國一半的法國，要敏感得多。在所有企業中，最為敏感的是中小型企業。
除了對客觀變化的敏感之外，我們德國人還具有超人的心理敏感性，這一點連我們自己也常常忽略。德國人的民族自信心是由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所決定的，這種自信心有著十分敏感的觸角。即使人們並不了解我們所麵臨問題的根源，也可以感覺到問題的影響。特別是當國家社會福利體製——這一支撐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支柱 ——不能再提供我們業已習慣的福利保障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當不安情緒開始在社會上蔓延時，我們不應隻將它看作威脅，而應當視為挑戰。相比之下，我們周圍的鄰居們此時對潛在危險尚且混然不覺。
法國人便是一個例子。法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失去了原有的殖民地，在歐洲的地位早已大不如昔，然而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卻絲毫未受影響。在全球化衝擊麵前，法國人的“我群意識”頗顯保守。在他們眼裏，法國和中國是兩個平起平坐的“偉大民族 ”（grandes nations）。因此遊戲規則很簡單，既然屬於同一階層，則理所應當相互團結，相互尊敬。但是從目前形勢看，用不了多久，中國就可以和法國稱兄道弟，而法國卻仍需對中國心存敬畏。英國同樣也沒有想到，其行動空間已逐漸受到中國的製約。英國曾經控製中國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對英國人來說，這些仍未成為曆史，1997年香港回歸前的末任港督彭定康（Sir Chris Patten）擔任歐盟委員會對外關係委員一職直到2004年。英國人從骨子裏認定，如果沒有英國人，香港不可能發展成為亞洲最具魅力的城市。這種觀點雖然不無道理，但是英國人卻因此忽視了中國作為崛起中的世界強國對歐洲不斷上升的影響力。他們也許仍然認為，英國早在柴契爾夫人執政時期便已完成了改革任務，但是事實上，他們同樣必須應對全球經濟和政治重心轉移所帶來的衝擊。
美國作為世界強國盡管對全球力量轉移有著敏銳的嗅覺，但美國人的自負心理影響了他們的判斷力，致使他們對不可抗拒的力量仍在試圖阻止。這種作法很可能使其陷入困境，因為在美國捍衛自身的霸主地位時，常常忽視了真正的挑戰者。真正的挑戰者不是塔利班，也不是基地組織、伊朗或伊拉克，而主要是中國。前者的作用是破壞性的，而中國卻是建設性的。從長遠看，誰獲勝的機率更大，不言自明。
與上述國家所不同的是，我們德國人在和中國的交往中，既沒有曆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政治上的幹擾。德國雖然曆史不長且曆經波折，但是我們並沒有沉重的曆史包袱。基於這一優勢，我們可以比那些曆史悠久的歐洲國家更輕鬆地站到歐洲一體化的最前沿。我們為什麽不能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再次發揮這一優勢呢？這是一個難逢的機會，我們應當毫不遲疑地加以利用。我們必須全麵而現實地迎接這場劃時代變革的到來，而推動這場變革的發動機正是中國。
福爾摩斯在著手偵破他接手的第一個案件時對助手說，在掌握足夠的線索之前，先不要開始盲目推理。要對中國目前形勢作出判斷，同樣需要遵循這一原則。如果認為當今中國的繁榮不過是在補上現代化一課，或者隻是在重複西方走過的發展曆程，我們的視野就會變得狹窄。即使我們目前所擁有的民主標準也未必是最佳或唯一的社會組織模式。
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理所當然會與人口相對較少的西方社會有所不同。貫穿中國現代曆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始終是：自由和公平，哪一個更重要？人們往往想當然地以為，中國人擁有的個人權利少於西方人。其實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即使是德國人，在回答“自由與公平孰重孰輕”的問題時，也未必會有一致的答案。據調查，德國東部地區的大多數人（56%）認為公平更重要，少數人（30%）的觀點相反；而德國西部地區，認為自由更重要的人在過去十年中由60%降為50%。中國的這一比例應該更低。另一個問題是：為了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富裕的生活，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製個人自由？
中國的運轉有它自己的密碼。我們如果想認清世界未來的變化，就必須設法破譯“中國密碼”。對於德國的未來，其重要性甚至在破譯基因密碼之上。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學會站在中國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但這並非易事。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8226;盧曼（Niklas Luhmann）曾經就視角問題做過專門研究，並開創了該領域研究的先河。根據他的理論，每個人的行為目的都是縮小現實與願望之間的差距。人在這一過程中最易犯的錯誤是：以為自己不僅可以控製自身，而且還可以控製自身之外的事物。無論國家還是人類，這一道理同樣適用。
盧曼認為，控製永遠隻能是自我控製。這種觀點聽起來雖然抽象，卻是對日常現象的準確描繪。例如離婚是出於夫妻反目，戰爭是因為敵對雙方的矛盾無法調和。許多德國人認為，在德國被證明是好的東西，對中國人也是一樣。實際上，中國的情況與德國全然不同。
盧曼將外界的控製作用稱為“環境”，認為人無法影響“環境”。所有人的行為都在同時進行，都有著自己的目標，因而導致相互之間的幹擾。因此，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不斷作出調整。根據這一原理，中國人對自身行為的判斷與德國人不同，完全符合情理。西方的傳統標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市場與計劃、專製與民主，對正確判斷中國在全球網路中的現實地位很難提供有益的幫助。當人們以這些概念衡量中國時，它們顯得十分不合時宜。
由於每個人都在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現實結構，即自己的密碼，來作為認知的參照，因此一旦出現概念之間的混淆，便會導致嚴重的判斷錯誤。
盧曼由此得出結論：“如果有人要為世界設定目的，他將注定與這個世界相對立。”?116?沒有誰的行為能夠脫離競爭，西方也不例外。在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我們的價值標準究竟能夠經受住多大的考驗。
中國在走自己的路
中國在兩大核心問題上的自我認識與我們截然不同：我們當中一些人認為中國隨時可能爆發嚴重危機，而中國人則認為，大的危機已經過去；我們的判斷是，中國正在從落後狀態中崛起，而中國人則認為自己已經重新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中國的衰落已經成為曆史。“中華帝國”的崩潰距今已有150年。在當時，這似乎標誌著一個文明的結束，而從今天的角度看，它不過是中國悠久的曆史長河中一段暫時的低潮。這一低潮期持續了約120年之久，隨著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而結束。回顧曆史，中國從高高在上、無比優越的地位突然間跌入深穀，摔得遍體鱗傷。對這種劇變之慘痛，中國人至今記憶猶新。對於已經習慣享受安逸的德國人來說，大清帝國遭遇的災難或許是一種警示，它告訴我們，遊戲有可能出現怎樣的結局。
中國的強國曆史，確立了中國人的自信心。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國人也在更多地回顧曆史並且看到，中國始終在走一條自己的道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亞洲所所長、曆史學家王國斌（Ray Bin Wong）在其廣為關注的《轉變的中國——曆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一書中指出，歐洲國家的發展模式並非普遍適用，中國的發展有其另外一套規則。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推翻了以往認為近代中國發展水平落後的普遍觀點，他指出，直到19世紀初期，在中國長江三角洲等發達地區，人們的生活水平與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不相上下，人均收入沒有太大差別。即使以當時重要的生活水平標誌——衛生標準來衡量，中國也毫不遜色。肥皂和熱水的使用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更為普及”。此外，也已經有潔淨的飲用水。當時不僅在中國，亞洲其他城市的“公共衛生水平普遍高於歐洲”。
作為生活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也遠遠低於歐洲，人均壽命與歐洲相仿。1550年至1850年間，由於習慣於安逸生活，中國人甚至不願多生孩子。其間前200年中（1550–1750），中國的人口增長率超過歐洲，而此後的100年，中國人口增長率則與歐洲基本持平。在城市規模和開放程度方麵，中國都在歐洲之上。 15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城市隻有15萬人口，而在廣州，僅外國人口就達到了20萬，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非洲人和土耳其人。1840年，上海口岸的貿易額超過了倫敦。直到18世紀，歐洲經濟在世界經濟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9世紀中期，工業革命開始以後，歐洲的經濟水平才逐漸超過中國。
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被曆史學家公認為是“對重新認識中西方差異的根源與結構的重大貢獻”。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詳細介紹這位來自加利福尼亞的曆史學家的觀點，從而了解當今中國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傳統的。彭慕蘭對中國人的視角持肯定態度：曆經百年動蕩、從衰亡邊緣走過來的中國，如今在社會發展方麵再次領先世界。中國人當今在經濟領域表現出來的聰明才智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著深厚的淵源。中國的精英人物以其智慧創造了中國式的繁榮。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中國徘徊不前的150年並不算漫長。一旦出現適宜的經濟政治環境，中國人數百年積累起來的商業才能便會重新蘇醒，同時，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眾多成功的華人企業家，也給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援。
概括來講，世界不同地區主要以三種策略爭奪對世界的主導權：美國依靠武力，歐洲依靠價值觀，而亞洲、特別是中國則依靠商品。直到18世紀，武力一直都是強者的特權，是維護強權的最有效手段。但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冷戰以及第三次海灣戰爭讓美國人領教到，以武力維持強權已經越來越困難。與美國不同，中國正在通過一種更為有效的手段提高對世界的影響力，這種方式更快速，更有滲透力，也更為隱蔽。中國的商品入侵悄然無聲，但其征服的效果比武力更加深入而持久。
如果要探究我們自己的行動方向，僅僅認清中國的發展曆程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分析那些將世界融為一體、在人類文明中具有共性的因素，需要看到德國與中國同樣麵臨的外部製約。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爾特8226;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畢生致力於“文明進程”的研究，他指出，世界各國的社會發展有著一定的相似性。
任何國家，包括類似中國這樣的強國在內，都無法逃脫外部的製約。這一認識對19世紀的中國統治者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作為“中央帝國”的統治者，他們早已習慣於主宰一切。實際上，世界任何民族隻能在與其他民族的競爭中求生存，但當時的中國統治者距離這一認識十分遙遠。全球化網路早已覆蓋世界，用埃利亞斯的話來說，這張網隨著時間的延伸“變得更加複雜、更有張力、更為嚴密”。曆史多次證明，國家間相互依賴關係的形成比統治者對此有所意識要早得多。人們必須根據這種始終處於變化之中的關係，隨時做出調整。埃利亞斯對這一過程的描述是，“沒有人可以置身其外，也沒有人能夠控製整體進程。”實現進步的方式隻有一個：處於競爭關係中的不同願望、經驗和計劃，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後，漸漸聚攏到一個新的方向，這一方向並不是由某個人事先設定的。摸清這一演變規律，應當成為我們的目標。
全球化似乎充滿了悖論。一方麵，它使世界趨向一致，因為所有國家都受到某些相同因素的製約；另一方麵，它又使世界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目標和價值，都在走著自己特定的道路。
長久以來，中國的領導者低估了上述兩個因素，因此錯過了在相互交織的國際社會中確立自身地位的機會，從而發揮優勢，彌補不足。無論一個國家或是國家聯合體，如果逆世界潮流而動，都將注定失敗。在這方麵，中國有過慘痛教訓。中國清王朝的皇帝和幕僚曾試圖抵製世界一體化，在他們之後的中國領導者也遲遲不願接受外部的強大製約。而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則表現出對世界一體化的高超駕馭能力。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央帝國”盡管不情願，但也不得不承認，離開西方國家，中國將失去經濟上的競爭力。相反，現在的西方也必須看到，中國對西方經濟體係來說已是不可或缺。在歐洲，當今德國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經濟上的“中央帝國”。
這場分為兩幕的時代變遷還遠未成為過去。兩幕的共同主題是：傳統強國都不願接受正在發生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當需要調整自己去適應新的遊戲規則時，他們的表現總是異常頑固。在兩幕當中，接受時代變遷都意味著主動承認自己的弱勢乃至衰落，但這並不等於放棄在曆史長河中東山再起的希望。
危機晴雨表：國家權力與我群意識
一個國家究竟在什麽時候必須對可能出現的危機予以足夠重視呢？無論在哪個時期或哪個國家，哪些是隱藏在經濟數字背後、但又不容忽視的征兆，提醒人們必須對新的世界形勢做好準備呢？財富和民主絕不是避免危機的保護傘。相反，財富可能使我們對亟待解決的問題一味姑息，從而導致問題最終發展到無法解決的地步。另外，目前水平下的民主具有一種致命的缺陷：一些真理往往因為令人感到不適，因而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可。民族意識的強弱以及國家權力的穩定性，往往是反映一個國家承受壓力能力的晴雨表。它與國家的富裕程度和政治製度無關。這兩種因素之間相互作用，國家越大，確定其影響也就愈加困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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