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下香港的百年豪門家族：榮家遠沒有謝幕

香港一些百年家族企業的資產因金融危機而大幅縮水，但飽經滄桑的豪門們早已練就一套逢凶化吉的本領，目前的危機並沒有重創他們，榮氏家族也是如此

榮家遠未謝幕

因澳元外匯衍生品投資巨虧，今年4月8日，榮智健辭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職。香港媒體拍到了榮智健離開中信泰富後坐上汽車時木然的表情，第二天，香港媒體繼續關注這一事件背後的利益較量，而內地一些媒體已開始彈起“榮家謝幕”的論調來。

現在說榮家退出曆史舞台為時尚早。榮家產業超過百年曆史了，其間遭遇過多次凶險，比如整整60年前（1949年）的4月，榮毅仁（榮智健之父）被國民政府以“侵占公有財物”等罪名起訴。有趣的是，榮家幾乎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所以此次榮智健事件的結局，還未真正呈現，盡管榮智健的接任者常振明最近已開始大刀闊斧地對中信泰富“動刀”重組。換句話說，現在是考驗這個百年家族人脈資源的時候了。

中信泰富在香港的口碑一直以來還算不錯。它是香港的第一隻紅籌股，後來因為業績優良，被視為藍籌股，紅加藍，香港人於是戲稱它是“紫籌股”。崇尚自由主義的香港人隻認信譽和福利，並不怎麽議論中信泰富的背景以及榮智健個人的奢華。令香港市民反感的，其實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和東區海底隧道（東隧）近幾年接連大幅提價事宜，港人批其社會責任缺失。

有人為榮家第四代沒能在危機出現之前打出一片天地而惋惜。實際上，在香港，大多數家族企業的掌門人到了七八十歲才退休，榮智健今年不過才67歲。當然，與人脈的傳承難度較大等因素也不無關係。

傳統豪門抵抗力強

最近一年各種版本的“縮水榜”盛行，比如今年年初《福布斯》發布的“香港40富豪榜”，榜單顯示上榜富豪們的財富總額從上一年的近1800億美元，縮水到了 800多億美元。聽說內地也有各種“縮水榜”。“煮數字論英雄”的作法其實是不妥當的，特別對於香港富豪來說更是如此，一些大的香港家族企業所受的衝擊被誇大了。“香港首富”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便是反證——李嘉誠旗下長江實業(長實)與和記黃埔去年的利潤都下跌了逾四成，但就在最近，他在內地最大的商業地產項目逆勢開工了（上海真如項目），據說是李嘉誠在內地房地產業最大規模的一筆投資。

與十年前那一次金融危機相比，如長實等香港公司的現金流更為充沛，應對手段也更為高明，可以說是為迎接寒冬做好了準備，用廣東話來講叫作“捱”，即共渡時艱的意思。

此番危機香港股市和樓市出現了一個季度的“時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樓價急升約三成，李嘉誠趁此詭異的市場氣氛，高價出售旗下樓盤，嗅覺靈敏可見一斑。

所謂榮辱互現，就在李嘉誠忙著套現期間，香港另一家老牌發展商新鴻基卻傳出郭炳湘等三兄弟統治紛爭，最後要老母出來才“擺平”，業內嘩然。事實上新鴻基的“ 內戰”是有界線的，就是不能損傷企業的元氣，這與其一直以來如“實業必須占到一定比例”等規定是一脈相承的。我拜訪過李嘉誠的一個小舅子，他對自己旗下的企業有著同樣的規定。

同樣，所謂“狡兔三窟”，邵逸夫等香港家族企業都在東南亞等地設有基地，順應不同時代的政經形勢，改變經營策略或生存形式，可謂是商場上“上善若水”的體現。

這些戰後香港第一代白手起家的華商大體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都是由內地遷至香江的新移民，不少更有著“做廠佬”（即經營工廠的實業家）的經驗，這種特征表現在日後同在資本市場長袖善舞時，他們依然非常注重風險控製。

在他們之前，並非沒有一些殘酷的教訓。比如具有百年曆史的何東家族與何福家族。出生於1862年的何東是香港曆史上最早一代的“首富”，孫中山、蔣介石、康有為均是何東的好友，其弟何福即如今澳門賭王何鴻燊的祖父；何鴻燊之父何世光上世紀30年代炒股失利，一敗塗地，結果導致何家兄弟自殺的自殺，逃亡的逃亡，何鴻燊從闊少年變成為窮小子。

香港家族企業風險控製能力較強，從危機中恢複時間較短，除了與香港的商業文化有關外，還與香港較少經曆大的政治事件和風波有關，這也是內地老牌的家族企業數量非常之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商關係傳承難

我曾在幾年前拜訪過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他是一位華人巨賈，被稱為“亞洲糖王”，也是香格裏拉連鎖酒店創始人，旗下還有礦產、金融、地產、航運等產業。他還是中信泰富的股東之一。

當時我到他在香港的辦公室找他，他非常熱情、和善，聊家族企業的運營、管理心得等。彼時他已是80歲高齡，跟我握手時他要鞠躬，吃飯時給我夾菜，甚至我走的時候他不但送到樓下，甚至還為我打開車門，這使我非常吃驚。我隻是一位學者，與他沒有利益往來，他的這種超乎尋常的禮貌，我隻能試著從他這一代企業家，曆經當年創業的艱辛後對人生的體悟中去找注腳。

最近幾年我接觸過幾位當下這一代的企業家，如李嘉誠二兒子李澤楷等。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是在父伯輩的蔭護下長大，並曾就讀於海外名牌大學（如李澤楷入讀美國斯坦福大學，不過未取得正式的學位），他們沒有了父輩們那種謙卑，同時對實業的興趣大減，反而十分熱衷於利用財技在資本市場上踏浪翻波，眾所周知的他將香港電訊盈利私有化的“算盤”，折騰了兩年，最近遭到否決，宣告失敗。不過他吃下額外的特別股息，也稱不上是輸家。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又比如亞洲金融集團主席陳有慶，其父親陳弼臣是泰國最大銀行盤穀銀行創始人，陳有慶將父親基業加以拓展，而將接力棒交給下一代時，陳有慶一開始遭遇兩個兒子不願接班的尷尬，欣慰的是，最後兒子還是接班了。

另一些香港家族企業看到家族傳承上的這一尷尬後，開始重新考慮起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來，比如是不是要早早送到國外讀書等。有的香港家族企業掌門人直接規定，子女一個禮拜必須有一天到兩天晚上回家吃飯等。

家族傳承一般包括三個層麵：資產、人力與人脈。前兩點都好辦，可人脈的繼承難度就相當之大了。就像一開始我們提到的榮氏家族，榮智健想把自己二十多年來重要的社會資源嫁接到子女身上，難免力不從心。當然榮家可能是個特例。

6年前，近百名香港超級富豪及其子女集體在北京亮相，為國家主席胡錦濤所接見，其中就有李嘉誠和李澤钜、李澤楷，李兆基與李家傑等人。多數“富二代”參與管理家族生意時間並不長，麵對家庭產業接班問題，他們的父輩希望子女盡早建立人脈。

人脈是否嫁接成功短時間內很難用肉眼考量，幸好香港是個自由市場經濟體，隻要企業根基紮實，鮮有政商關係上屢現波瀾者。而內地家族企業就不同了，他們必須多長個心眼，甚至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也可能難以獨善其身——這也是內地家族企業相比香港企業步履維艱，難以基業長青的重要因素。

（鄭宏泰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多年來一直研究香港家族企業，本報記者張華采訪整理。同時感謝香港浸會大學曆史係教授鍾寶賢對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