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同一家族的農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麵臨疾病時，有著各自不同尋常的醫療路
時間交匯在1996、1997年左右，一個家族的兩個家庭從此分別進入了漫長的與疾病鬥爭的日子。
在一張泛黃的家族全家福照片上，仍可以顯示出這個貧窮家族人丁的興旺。1984年，這個家族的長者90大壽，直係旁係親屬從各方遠道而來，拍下了這張照片，總共有四五十人。
家族內部的分化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世代務農的一部分人憑借貧農身分、個人的努力和運氣進入了大城市武漢，後來這個家庭培養了令整個族人驕傲的留洋博士。另一部分人和他們的兒孫們，仍然留在江西省都昌縣務農，少數人靠著城裏親戚“關係”的提攜，進入了當地市、縣，過上了夢寐以求的城裏人和國家幹部的生活。
鄉村和城市的差異是巨大的，在1996、1997年左右，中國的城市和農村都在疾速變化。農村的稅費負擔在那幾年達到頂峰，農民開始了洶湧澎湃的南下打工浪潮，農村多剩下老弱病殘。舊農村合作醫療已土崩瓦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那時已經開始試點，但因為農民負擔沉重，需要農民繳費的新型合作醫療與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總方針相衝突，一直止步不前。
在城市，醫療衛生體製經曆了1992年混亂的國家甩包袱式的改革後開始逐步回到正軌，1998年，伴隨著國企改革攻堅戰的進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企業辦社會”逐步退出曆史舞台。此後一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新組建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鄭筱萸以局長身份執掌這個機構，後來卻發現他是一大蛀蟲。那幾年城市的改革如火如荼，與之伴隨的包括住房體製改革、高校擴招等等。
至今為止，中國的醫療保障體係以城鄉為界，分為二類，一類為農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一類為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此外，公務員和部分大型國有事業單位仍然實行公費醫療政策。
1996年，18歲的江西省都昌縣汪墩鄉茅壟村的姑娘陳春初中畢業，開始跟隨打工大軍南下，她先後去過廣東、浙江，此前她從未去過縣城。打工很不順利，不是被騙就是求職無門。
1997年9月的一個下午，一份電報來到這個小村莊，電報來自江西鷹潭某派出所，讓陳春父親陳鋼去領女兒。陳春被拐騙了，被派出所解救。
誰也不知道她被拐期間發生了什麽事。回家後，陳春變得喜怒無常，有時還點燃家裏的被單。村裏人知道：她瘋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病如魔咒一樣纏繞這個家庭。
此前一年，1996年，遠在武漢的陳春的二奶奶劉菊也患了一場大病：腦溢血。一位名醫來到了她家，劉菊馬上被送往了附近的大醫院，但此後的十多年，疾病從未脫離過她。劉菊1954年隨丈夫來到武漢。她剛到武漢時靠幫人帶小孩、洗衣服度日，1975年才開始參加工作，去了一家街辦塑料廠，1985年退休。不像陳春，至今仍然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劉菊最初享受廠裏的公費醫療，後來轉為城鎮居民職工醫療保險。當然，比保險更有效的是，她的兒子從劍橋博士畢業回來後，躋身成功人士，家庭經濟條件得到極大改善。
無論貧富，生命的終點都是死亡。然而，這裏的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輕人——一個城裏人和一個鄉下人，幾乎同時患病，卻開始了長達11年大相徑庭的疾病旅程。
鄉下人陳春被拋棄治療
噩夢
陳春母親回憶起這11年來的經曆仍像在噩夢中一般，心裏在打顫。
有一次，淩晨1點，下著傾盆大雨，陳春母親將鄰居們叫醒，8個中年婦女，一個個穿著紅色的上衣，抬著象征著邪惡靈魂的稻草人，往西北方行走，送到幾公裏外的指定地點後將稻草人燒掉。那幾天，從不迷信的陳家請來了道師，在家中搭起了靈台，然後按照道師的指引操作。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沒能治好女兒的病。
陳春她媽為什麽要信這些法師呢？她回憶起來也覺得荒唐，隻是病急亂投醫，隻要有一絲希望，就要盡百倍的努力。
陳春她媽還記得，女兒第一次自殺那天，也是勞煩了鄉鄰，大家把竹床倒轉，將喝了農藥的女兒放在上麵抬往汪墩鄉衛生院治療。那天晚上，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沒有救，一個鄉親已經買好了紙和爆竹，並且派人去村外的一塊荒地上搭起停放屍體的棚子。陳鋼覺得隻要女兒有一口氣就要救，後來終於救活了，隻是手已經被針紮得不成樣子，開始流膿。
父母看在眼裏，痛在心裏，住院一個禮拜後，實在無力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用，不得不抬回家。父母開始四處為她尋找民間偏方。當時，茅壟村的老村醫改行不做了，一個在外地做學徒3年的新村醫開始接手，他將私藏的民間秘方交給了陳鋼，5角錢一粒，結果治好了陳春手上一直消不掉的腫。
這個家，也成了一個可怕的地方。有一段時間，女兒見人就瓶詿舐睿根本沒有人進她家門。有一次，女兒將一瓶除草劑倒入菜中，親戚吃了全都肚子痛，幸無生命危險。還有不知多少次，陳春半夜突然拿起鋤頭砸父母住的房門。也不知多少次，陳春突然拿個木棍朝父母迎頭劈來，還有時是一碗開水，或是別的。父母的痛無處訴說?/p>
家人及親戚對陳春的態度也有了分歧。有人認為，這樣的人怕惡，打幾次就不會亂來，她父母始終下不了手，即使自己被女兒打得流血。也有人建議，應當關起來，父母也關過陳春一段時間，可房間大便小便不分，最終還是放出來。
為了給女兒治病，陳鋼一家一貧如洗，還經常借債，遭人白眼。在收到那個電報的一個禮拜後，家人決定把她送到九江市精神病醫院，每天的費用高達70多元，一個月兩千多元。陳春她爸說，“那裏的醫生，問了幾句情況怎麽樣，就叫心理谘詢費，一分鍾不到，賬單上就二十多塊。” 這些都是自費支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進進出出幾回，九江的親戚也有些厭煩，打電話給陳春她爸：“還不接回去，你有多少錢這樣耗得起？”
那些年，農村的精神病患者逐漸多起來，村裏就有七八個。據都昌縣衛生局統計，全縣80萬人口，精神病患者有3萬人，重症患者有4000餘人。後來，都昌縣有了精神病醫院，是屬於“招商引資”的項目，那個老板靠在各地開精神病院賺錢。即使如此，這家醫院的收費比九江公立的精神病醫院還是要便宜很多。陳春還被送到過這個醫院，有一次連續治療了一年，6000元。
後來，都昌縣衛生局吊銷了這家精神病院的經營執照，原因是執業醫師人數不足，硬件不達標。然而，龐大的市場需求仍然存在，這家醫院像打遊擊一樣在縣城不同的角落搬遷，有時是舊民房，有時是舊糧庫。至記者今年采訪時，這家醫院又剛剛不知去向。
2008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開始在茅壟村推行，農民看大病也可以報銷。可是，這與陳春又沒有緣分，精神病不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範圍之列。2008年，江西省殘聯啟動了一項民心工程，精神病患者免費一年吃藥，陳鋼也為女兒領到了吃藥經費，一天一元錢，一年政府補貼365元，杯水車薪。
陳春她爸想不通：為什麽合作醫療要拋棄精神病？為什麽醫院總有那麽多的達標標準？為什麽公立醫院比私立的還貴？為什麽一個小村都有七八名精神病患者而一個縣卻沒有精神病院？
命
在農村，許多人認為精神病患者結婚生子後會自動康複，這也成了陳春爸媽最後的希望。陳春在發病的間歇期，有過兩次失敗的婚姻，一次比一次更嚴重地將她拖向人生的深淵。
2004年，陳春經人介紹認識了在南方打工回來的阿亮。阿亮勤懇、誠實，個子與陳春一般高，父母做縣城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愁吃穿。陳春答應了這門婚事，雙方父母也同意了。
在二人初次見麵一個禮拜後，雙方家庭為他們舉辦了婚禮。那天，敲鑼打鼓，陳春穿著漂亮的衣服，握著一束鮮花，和新郎一起拜完祖先，就坐上接新娘的轎車進了阿亮家。陳春爸媽發自內心地為女兒高興，希望從此女兒的命運有所改變。
可婚後第三天，親家那邊傳來消息，陳春又發病了，摔東西，大喊大叫。她的丈夫膽小，不知如何是好，幾天以後，就南下打工，他本答應過段時間接陳春去南方，但陳春又被送進醫院，反複進出，仍由娘家照看。從此雙方日漸疏遠，終至杳無音信。
婚姻失敗後，她又自殺過一次，偷偷在村裏的雜貨店買了一瓶幾元錢的農藥，幸好是除草劑……
這些年，農村男多女少，單身漢多了起來。雖然陳春處於病中，給陳春做媒的仍然不少。另一戶人家又上門說親了。對方年齡比她大許多，父母早亡，自己是石匠。這次，陳春主動地接近男方，還拉著未婚夫的手，大膽地向近鄰介紹：這是我的老公。她老公則騎摩托車載她兜風，還給她買了一部手機。或許，這次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不多的時日，她懷孕了。又不多時日以後，她和老公吵架了。她的老公以南下打工的名義扔下她不管，他們也沒有打結婚證，那次結婚也沒有辦酒席。她老公甚至不願意要小孩，婚姻即將破裂。陳春父母下狠心帶女兒去打胎，女兒不願意，陳春父母也猶豫不決，在農村打頭胎是很不好的事情。
這時，陳春叔叔來到醫院，說了句“狠話”：“還不打，要是我的女兒，我哪讓她到醫院來打胎，我就用腳踩出來，踩死了算了。”陳春嚇得乖乖地躺下。
陳春的父母至今仍自責那次打胎是否做錯了。後來，她的病又發了，也治療過。家人沒有把她關起來，她時常出走，即使是三九寒天，有時睡在路邊的稻草堆裏，爬出來外麵白茫茫一片。陳春她媽四處尋找女兒，每次女兒又總是一周、半個月自已回來，或是好心人打電話回來，半夜裏，清晨，父母把女兒從一個個陌生的地方接回來。有幾次，女兒出走，陳春她媽因為思女心切，差點暈倒，精神恍惚。
有人說，陳春沒有病，隻是閑得無聊，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在農村來說，這樣的日子簡直是神仙才有。也有人說，陳春的病不是精神，而是心理，她對人生絕望了，破罐子破摔。
現在，陳春經常整個下午坐在臨街的太陽底下，有時唱著淒婉的歌曲，她總是一個人在唱，一個人在說，沒有一個人與她說話。
11年過去了，陳春的爸媽因為異常的操勞而比同輩人顯得更蒼老，隻是仍然沒有放棄對女兒的希望，他們最憂慮的不是女兒給自己帶來操勞，而是今後這一負擔又變成其他子女的負擔。
有時候，陳春父母說些氣話：那次自殺沒救還好，何必救了大家都在世上受苦。一個木匠在陳鋼家做工，告訴他一則故事：他們村有戶人家女兒也得了精神病，她父親煮了一碗麵條給女兒吃，幾分鍾後，他女兒就倒下了。煮麵條之前，他已經叫好了近鄰，讓他們等下去他家商量事(江西農村，有人死去後，親屬們開會料理後事)。這樣狠毒的事情，陳春的父母下不了手。
再次讓陳春好起來是這個家庭全家的希望，可縣城的精神病院已經被查封了，九江精神病院對他們來說是“天價”，合作醫療也不知何時能將精神病人納入其中。
“命，一切都是命。”這是陳春爸媽對人生的解釋。他們根據陳春的生辰八字查了一本算命的書，書上寫了四句話，沒有一句好話。陳鋼說，她的女兒是苦命，命中定的事，誰也不能抗拒。
城裏人劉菊享醫療保險
老人和名醫
陳春的爺爺有兄弟三人，兩個弟弟都在城市工作。二爺1952年通過考試來到了武漢教書。當時，退役軍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卻需要開始管理這個新生的國家。於是，隻有從全國各地招收老師來教他們文化課。
二奶奶劉菊是兩年後來到武漢的，她一共生了11個小孩，解放前生了5個，一個也沒有活下來，解放後生了6個，活下來5個。他們在武漢過著貧民生活，靠幫人家洗衣服、帶小孩度日，還要供養農村的年邁的父母。不過，當時房子國家分配，連熱水瓶、臉盆也由國家發放，子女讀書有國家補助，丈夫有公費醫療。他們熬過了幾十年苦日子，1978年恢複高考，二兒子繼續他們的奮鬥之路，不僅考上大學，還考到國外留學，成為留洋博士。留洋博士學成歸國，參加工作，家庭開始變得富有起來。
市場體製一旦運轉，社會的活力便爆發出來，人與人之間的分化也加速起來。同樣通過奮鬥改變人生命運的是汪墩鄉的一位鄉村醫生劉軍，後來他和陳春的二爺成了忘年之交。劉軍在1981九江醫專畢業後成了汪墩鄉衛生院一名普通的醫生，當時他是屬於為數極少的大學生分配下基層的醫生，那時全國都缺醫少藥，汪墩鄉衛生院連青黴素、鏈黴素等普通消炎藥都很少。
這樣的鄉村衛生院顯然不能栓住這位年輕醫生的心。1985年，劉軍考上同濟醫科大學碩士研究生，後來他又去德國留學，歸國後成為名醫。
他在武漢一家大醫院工作，每周都要接待數批老家去看病的人，有的人還需要他幫忙找旅館、帶去掛號。隻要他回鄉有人知道，他就別想休息，家門口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等待他看病。除夕夜也不例外，年夜飯吃完，大門一開，隊伍已經排得老長。
武漢市擁有華中地區最強的醫療力量，同濟、協和等醫院首屈一指。因為治療費用昂貴，同濟、協和都不是醫保定點醫院，但即使如此仍然人滿為患，江西北部的許多農民遇到大病也常到武漢求醫。
陳春的二爺也是個熱心人，隻要老鄉去看病，他都接待他們，有時還給他們一百、兩百塊錢。因此，他回家辦八十大壽，許多得到他幫助的人都買了長長的鞭炮來慶賀。
1996年，陳春的二奶奶劉菊突發腦溢血，兒子不在身邊，二爺爺先打了劉軍的電話，劉軍二話不說，馬上趕過來搶救，並將她背下樓。那時，職工醫保體係尚未建立，劉菊隻在一家塑料廠工作過10年，退休後醫療也仍由該廠負擔。那時，廠子效益較好，二爺去廠裏領了5千元，看病花了3千多元，他又退回1300元，他的兒女們說他傻，領回來的錢竟然退回去。
劉菊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又能打麻將，也能緩慢地上下樓梯。他的兒子為她從外國買了昂貴的藥物。過了幾年，她一次走路不小心，摔斷了腿，從此再也不能站立，生活不能自理。兒子為她請了保姆，每天給他們煮飯，擦洗身子。
雖然後來劉菊退休前的單位也幫她轉入醫療保險係統，每月都可報銷一定的醫藥費，但是她已經不在乎這些小額的醫藥費。她一個侄孫在武漢某私立骨科醫院，她馬上轉到該醫院治療，由她的二兒子支付醫藥費。
後來的五六年時間裏，她都由人照看，躺在床上度過。前年夏天，她過世了。骨灰於去年清明運回了老家，舉辦了安葬儀式。村裏人說，她一生過得清貧，晚年依靠二兒子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劉菊走完了87歲的人生旅程，而29歲的陳春卻仍然蹲坐在街角獨自吟唱，疾病帶來的都是痛苦，但在村裏人眼中，城裏人劉菊和鄉下人陳春的患病經曆卻有著不同的意味。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