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文章選登
中共老人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8226;江迅
8226;四月十五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李銳、胡績偉、謝韜、何方等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撰文，在香港出書，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再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平反「六四」。除《炎黃春秋》發文紀念外，中國媒體不能自由討論胡耀邦。當年改革從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錯案開始，當前改革也應以徹底平反胡耀邦繼續推進。
被譽為「改革派領袖」、「黨內民主派旗幟」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二十年前匆匆去了另一個世界，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座紀念碑，歷史在這裏濃縮。現實，以歷史充實。歷史，靠現實生輝。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天安門學潮及民主運動浪潮，終在六月四日悲壯落幕。二十年後的當下，「四一五」和「六四」紀念日臨近，不少國人的記憶之火暗燃，北京當局身處敏感時期高度戒防。此際，十二名七十至九十多歲的中共政壇老人，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於二月、三月特別為此撰文。
他們為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而作，但又不僅僅是為了表達緬懷之情，而是懷著對現實的關懷，悼念胡耀邦，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這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其中十一位是老共產黨人，一位是七十三歲的被開除中共黨籍人士。他們認為，零九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六四」二十週年，中共執政六十週年。他們中部分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徹底平反開始，而後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達致平反「六四」，透過提高憲法地位，保障人權，以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如果說，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改革之路應該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係列錯誤開始。
這十二位作者是：原中顧委委員李銳、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謝韜、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長鍾沛璋、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辛子陵、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員林京耀、長期在外交部任職四十多年的宋以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顯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家典、原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成啟。他們的文章彙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將於四月下旬在香港由晨鐘書局推出。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遂成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要緬懷胡耀邦，必定無法迴避二十年前的八九年「六四」事件。
不能自由談胡耀邦
四月陽春，櫻花落了，悄然無聲。沒有幾天就是四月十五日了，一位中共前最高領導人去世二十年的紀念，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竟然也了無聲息。四年前，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雖然中南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胡舉辦了紀念大會，也允許胡的家人撰寫的傳記回憶錄出版，但胡耀邦依然不能在媒體被自由討論。唯獨北京《炎黃春秋》雜誌，一再勇闖沒有禁區的「禁區」。
零九年三月號《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馮蘭瑞的長文《精神文明決議：擦肩而過的遺憾——重溫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獻》。二十多年前有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下稱《決議》），是胡耀邦直接主持起草，在八六年中央全會上通過的。馮蘭瑞認為，這是上世紀最後二十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能作出的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唯一的重要決議。《決議》中有不少新觀點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當時人們大都認為在「鄧胡趙」體製下，按《決議》的路子走，中國實現現代化中興偉業的成功可以預期。然而，「中華民族竟然又一次與現代政治文明擦肩而過」。
馮蘭瑞一文從突出政治體製改革、根本任務是培養公民、精神文明建設與對外開放三個角度作剖析，特別強調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製度。作者文章說：「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識分子，竟會成黨的總書記被非法圍攻、逼迫辭職的一大罪狀」。胡耀邦被迫辭職，「鄧胡趙」體製解體，他去世以及以後發生的一係列不幸事件，延緩、貽誤了中國的體製改革、社會轉型和實現政治民主化，鑄成國家民族永遠的遺憾。
接著，《炎黃春秋》第四期又發表李銳的《向胡耀邦學習》文章。文章說：「我們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從陳獨秀開始，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一一回顧起來，最得人心的，我個人以為是胡耀邦」。「在黨內黨外公眾的心目中，他是黨的良心，社會的良心」。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李銳在這篇文章中說，胡耀邦是應該得到這樣的歷史地位的，因為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黨在毛澤東去世時解決了「四人幫」後，麵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胡耀邦理直氣壯、挺身而出。當葉劍英派他的兒子將「四人幫」已被抓起來的信息告訴胡耀邦時，他立即進言：「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當時被稱為「隆中三策」）這時全國還在「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籠罩下。胡在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崗位上，頂著風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左傾錯誤思想的長期束縛。他大膽排除上麵來的幹擾，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直到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不但還歷史以公正，且為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幹部。十年浩劫後，不做好上述這兩件大事，就無從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
《炎黃春秋》的這兩篇文章，是中國大陸至今僅見的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的紀念文章，而十二位中共老黨員，即黨內民主派的紀念文章，也隻能在「資本主義製度」的香港彙集成書出版。這一現象，令人感慨。十二位中共老黨員的十二篇長文，如實記錄了一代老共產黨人的真誠反思，關於胡耀邦，也關於這個時代，它們代表了一種歷史擔當精神。
零九年三月，李銳在一次談話時說：「鄧小平在政治上揹了兩個包袱，一個是八九年『六四』，一個是三峽工程。」
自稱「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的李銳，零九年三月對友人說：「江澤民是在鄧小平家裏接班的，鄧小平說：『毛（澤東）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西方有這樣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人有了權，很麻煩，特別是在中國，在西方它還有約束，但在中國沒有約束。」
在十二個中共老人撰文紀念胡耀邦的這部書裏，李銳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局勢對胡耀邦而言，工作確實很難做，上麵有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李銳說：「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隻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陳雲則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製，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八九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八七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八九年「六四」事件，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七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鄧小平毫不理睬。李銳說，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李銳反對鎮壓學生，事後遭幾個月批鬥，還準備要開除這四人的黨籍，最後是陳雲挽救了他們。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李銳、胡績偉是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李銳以一部《廬山會議實錄》名揚天下；胡績偉上世紀八十年代執掌《人民日報》，為「人民性」振臂吶喊。二人都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改革先鋒。如今他倆都已九十多歲，卻依然關心著國家和這個黨的前途。
鄧小平是半個毛澤東
胡績偉在紀念胡耀邦的文章《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製壟斷？》中說，「文革」以後，鄧小平一直表示不擔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但軍委主席一職卻無論如何是要當的，因為隻要掌握了軍權，就掌握了國家。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決議，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任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國家主席為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這樣，鄧小平居然淩駕在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後人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六四」
以後，曾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讓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什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鎮壓的人。
胡績偉說：「『六四』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於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這兩個運動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視為眼中釘的人。
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現在沒有人進行研究和統計。」
李銳、胡績偉這一群老共產黨人，有的曾是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曾與胡有密切的工作聯繫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胡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官員或學者專家。作為贊成改革的體製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胡耀邦主張和政策的支持者、踐行者。二十年後的今天，這群老人已邁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卻沒有改變。隻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製有了更透徹的體察和認知，對中國要走什麼路有了更清醒更清晰的理性自覺。有學者認為，這樣一個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形成的準備，甚至可說是奪人眼球的黨內民主派的「起點」亮色。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回憶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全麵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兩人對全麵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指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前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汙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汙」隻搞了二十八天，幸好被胡、趙聯手製止了。八七年的一次會上，胡耀邦被迫作了檢查，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麵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最後遭到兩方麵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李銳說，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八二年李銳六十五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他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囑意堅決，促他上任。李銳於這一年三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李銳隻見過陳雲一次，見了麵陳雲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八七年胡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李銳透露，揭發胡耀邦是陳雲的命令。 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胡喬木、鄧力群看不起他，在兩元老之間講閒話。
胡耀邦走自由民主路線
李銳在文章中說，「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引出了許多危機。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胡績偉在《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製壟斷？》文章中認為，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製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製壟斷的社會。「以前對鄧的評價就是集權專製或獨裁專製，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集權專製主要指政治專製，但鄧小平不僅在政治上專製，對整個政策，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都是專製的，『壟斷』一詞比較全麵」。
胡績偉在文章中談了他與鄧小平的三次交鋒。第一次交鋒，發生在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在小組討論時，胡績偉作了一個發言，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製度，不是一種作風。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等。他在發言中對汪東興（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尖銳批評。當時人民住房很緊張，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汪東興卻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利用職權，在中南海內非法耗費國家大量資金，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華住宅，建築麵積達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達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人民幣，比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的造價還要高出一倍以上。據估算，這個錢如果用來修居民樓，可以解決一千戶人家的住房問題。
於是，胡績偉提出，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發生在主席團的成員中，應予以罷免。這個發言得到了其他人大代表的支持，可是鄧小平卻批評胡績偉說：「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名單，你還提意見？！」胡績偉認為，鄧小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經過政治局批準，如果經過批準而不能討論，那何必列在人大議事日程上。胡績偉在文章中說：「我這麼說，鄧小平也不說什麼話了。我這個發言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三個人，還有《人民日報》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協委員餘煥春。『對汪東興實行罷免權』，這個話，不僅我在四川代表團講，王若水也講，餘煥春在政協也講。他們講得更具體，比如豪華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層、花多少錢等，結果影響很大。這樣一來，就引起中央的注意。
以後的一個會上，汪東興就不能不做檢討，接著中央撤銷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後來提出辭去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獲批準。」
胡績偉說，這是他和鄧小平的第一次交鋒。從這件事他看出：第一，在鄧小平眼裏，人民代表大會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不用討論，通過就行；第二，官官相護，維護貪汙腐化；第三，鄧在政治上十分保守。
在提出「兩個凡是」以後，汪東興積極擁護，即使犯了嚴重錯誤，鄧還是保護的。從這一點也看出鄧小平的政治立場。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代表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鬥爭，首先表現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麵。胡耀邦自始至終都堅持思想理論研究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鄧小平卻在意識形態方麵
搞專製壟斷，一開始請來了兩個老謀深算的軍師作為左右助手，專門打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但鄧小平復出給中央的信講的卻是：「我們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裏麵有好幾個「凡是」。鄧小平以後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這就是四個「凡是」。
胡績偉認為，民主和專製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還表現在經濟政策上。他說，在七九年十月發起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中，胡耀邦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不能「以鋼為綱」，也要注意輕工業和服務業，不能忽視人民的生活。八一年四月，他發起了「人民群眾是主人翁」的討論，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為止。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勢力卻多次出來阻撓。當時有個張浩事件，讓安徽的萬裏很被動。後來萬裏調到北京分管生產，這才逐步把包產到戶推廣開來。
胡耀邦主張全麵改革
胡績偉在文章中提出，必須糾正一種既定的錯誤認識：「現在紀念改革開放，都在說搞特區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特區是習仲勳、任仲夷他們先搞的，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壞的傳統：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領袖幹的；一切好話都是領袖說的。雖然鄧小平主張特區發展經濟，但是規定這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政治特區。原來計劃是要把香港的經驗慢慢引進來，但僅限在經濟領域」。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麵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文章中提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以後逐漸平反「六四」。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要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係列錯誤開始。鄧小平在世時搞出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現在的黨政領導的首腦應該對此作出一個交代。
正如張顯揚在《胡耀邦下台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一文結尾中所言，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製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和以專製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製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麵，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消毒劑。」■
中共老人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8226;江迅
8226;四月十五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李銳、胡績偉、謝韜、何方等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撰文，在香港出書，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再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平反「六四」。除《炎黃春秋》發文紀念外，中國媒體不能自由討論胡耀邦。當年改革從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錯案開始，當前改革也應以徹底平反胡耀邦繼續推進。
被譽為「改革派領袖」、「黨內民主派旗幟」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二十年前匆匆去了另一個世界，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座紀念碑，歷史在這裏濃縮。現實，以歷史充實。歷史，靠現實生輝。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天安門學潮及民主運動浪潮，終在六月四日悲壯落幕。二十年後的當下，「四一五」和「六四」紀念日臨近，不少國人的記憶之火暗燃，北京當局身處敏感時期高度戒防。此際，十二名七十至九十多歲的中共政壇老人，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於二月、三月特別為此撰文。
他們為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而作，但又不僅僅是為了表達緬懷之情，而是懷著對現實的關懷，悼念胡耀邦，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這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其中十一位是老共產黨人，一位是七十三歲的被開除中共黨籍人士。他們認為，零九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六四」二十週年，中共執政六十週年。他們中部分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徹底平反開始，而後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達致平反「六四」，透過提高憲法地位，保障人權，以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如果說，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改革之路應該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係列錯誤開始。
這十二位作者是：原中顧委委員李銳、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謝韜、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長鍾沛璋、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辛子陵、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員林京耀、長期在外交部任職四十多年的宋以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顯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家典、原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成啟。他們的文章彙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將於四月下旬在香港由晨鐘書局推出。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遂成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要緬懷胡耀邦，必定無法迴避二十年前的八九年「六四」事件。
不能自由談胡耀邦
四月陽春，櫻花落了，悄然無聲。沒有幾天就是四月十五日了，一位中共前最高領導人去世二十年的紀念，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竟然也了無聲息。四年前，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雖然中南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胡舉辦了紀念大會，也允許胡的家人撰寫的傳記回憶錄出版，但胡耀邦依然不能在媒體被自由討論。唯獨北京《炎黃春秋》雜誌，一再勇闖沒有禁區的「禁區」。
零九年三月號《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馮蘭瑞的長文《精神文明決議：擦肩而過的遺憾——重溫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獻》。二十多年前有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下稱《決議》），是胡耀邦直接主持起草，在八六年中央全會上通過的。馮蘭瑞認為，這是上世紀最後二十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能作出的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唯一的重要決議。《決議》中有不少新觀點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當時人們大都認為在「鄧胡趙」體製下，按《決議》的路子走，中國實現現代化中興偉業的成功可以預期。然而，「中華民族竟然又一次與現代政治文明擦肩而過」。
馮蘭瑞一文從突出政治體製改革、根本任務是培養公民、精神文明建設與對外開放三個角度作剖析，特別強調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製度。作者文章說：「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識分子，竟會成黨的總書記被非法圍攻、逼迫辭職的一大罪狀」。胡耀邦被迫辭職，「鄧胡趙」體製解體，他去世以及以後發生的一係列不幸事件，延緩、貽誤了中國的體製改革、社會轉型和實現政治民主化，鑄成國家民族永遠的遺憾。
接著，《炎黃春秋》第四期又發表李銳的《向胡耀邦學習》文章。文章說：「我們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從陳獨秀開始，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一一回顧起來，最得人心的，我個人以為是胡耀邦」。「在黨內黨外公眾的心目中，他是黨的良心，社會的良心」。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李銳在這篇文章中說，胡耀邦是應該得到這樣的歷史地位的，因為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黨在毛澤東去世時解決了「四人幫」後，麵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胡耀邦理直氣壯、挺身而出。當葉劍英派他的兒子將「四人幫」已被抓起來的信息告訴胡耀邦時，他立即進言：「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當時被稱為「隆中三策」）這時全國還在「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籠罩下。胡在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崗位上，頂著風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左傾錯誤思想的長期束縛。他大膽排除上麵來的幹擾，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直到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不但還歷史以公正，且為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幹部。十年浩劫後，不做好上述這兩件大事，就無從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
《炎黃春秋》的這兩篇文章，是中國大陸至今僅見的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的紀念文章，而十二位中共老黨員，即黨內民主派的紀念文章，也隻能在「資本主義製度」的香港彙集成書出版。這一現象，令人感慨。十二位中共老黨員的十二篇長文，如實記錄了一代老共產黨人的真誠反思，關於胡耀邦，也關於這個時代，它們代表了一種歷史擔當精神。
零九年三月，李銳在一次談話時說：「鄧小平在政治上揹了兩個包袱，一個是八九年『六四』，一個是三峽工程。」
自稱「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的李銳，零九年三月對友人說：「江澤民是在鄧小平家裏接班的，鄧小平說：『毛（澤東）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西方有這樣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人有了權，很麻煩，特別是在中國，在西方它還有約束，但在中國沒有約束。」
在十二個中共老人撰文紀念胡耀邦的這部書裏，李銳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局勢對胡耀邦而言，工作確實很難做，上麵有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李銳說：「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隻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陳雲則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製，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八九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八七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八九年「六四」事件，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七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鄧小平毫不理睬。李銳說，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李銳反對鎮壓學生，事後遭幾個月批鬥，還準備要開除這四人的黨籍，最後是陳雲挽救了他們。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李銳、胡績偉是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李銳以一部《廬山會議實錄》名揚天下；胡績偉上世紀八十年代執掌《人民日報》，為「人民性」振臂吶喊。二人都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改革先鋒。如今他倆都已九十多歲，卻依然關心著國家和這個黨的前途。
鄧小平是半個毛澤東
胡績偉在紀念胡耀邦的文章《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製壟斷？》中說，「文革」以後，鄧小平一直表示不擔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但軍委主席一職卻無論如何是要當的，因為隻要掌握了軍權，就掌握了國家。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決議，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任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國家主席為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這樣，鄧小平居然淩駕在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後人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六四」
以後，曾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讓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什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鎮壓的人。
胡績偉說：「『六四』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於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這兩個運動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視為眼中釘的人。
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現在沒有人進行研究和統計。」
李銳、胡績偉這一群老共產黨人，有的曾是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曾與胡有密切的工作聯繫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胡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官員或學者專家。作為贊成改革的體製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胡耀邦主張和政策的支持者、踐行者。二十年後的今天，這群老人已邁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卻沒有改變。隻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製有了更透徹的體察和認知，對中國要走什麼路有了更清醒更清晰的理性自覺。有學者認為，這樣一個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形成的準備，甚至可說是奪人眼球的黨內民主派的「起點」亮色。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回憶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全麵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兩人對全麵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指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前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汙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汙」隻搞了二十八天，幸好被胡、趙聯手製止了。八七年的一次會上，胡耀邦被迫作了檢查，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麵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最後遭到兩方麵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李銳說，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八二年李銳六十五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他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囑意堅決，促他上任。李銳於這一年三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李銳隻見過陳雲一次，見了麵陳雲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八七年胡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李銳透露，揭發胡耀邦是陳雲的命令。 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胡喬木、鄧力群看不起他，在兩元老之間講閒話。
胡耀邦走自由民主路線
李銳在文章中說，「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引出了許多危機。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胡績偉在《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製壟斷？》文章中認為，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製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製壟斷的社會。「以前對鄧的評價就是集權專製或獨裁專製，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集權專製主要指政治專製，但鄧小平不僅在政治上專製，對整個政策，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都是專製的，『壟斷』一詞比較全麵」。
胡績偉在文章中談了他與鄧小平的三次交鋒。第一次交鋒，發生在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在小組討論時，胡績偉作了一個發言，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製度，不是一種作風。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等。他在發言中對汪東興（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尖銳批評。當時人民住房很緊張，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汪東興卻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利用職權，在中南海內非法耗費國家大量資金，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華住宅，建築麵積達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達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人民幣，比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的造價還要高出一倍以上。據估算，這個錢如果用來修居民樓，可以解決一千戶人家的住房問題。
於是，胡績偉提出，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發生在主席團的成員中，應予以罷免。這個發言得到了其他人大代表的支持，可是鄧小平卻批評胡績偉說：「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名單，你還提意見？！」胡績偉認為，鄧小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經過政治局批準，如果經過批準而不能討論，那何必列在人大議事日程上。胡績偉在文章中說：「我這麼說，鄧小平也不說什麼話了。我這個發言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三個人，還有《人民日報》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協委員餘煥春。『對汪東興實行罷免權』，這個話，不僅我在四川代表團講，王若水也講，餘煥春在政協也講。他們講得更具體，比如豪華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層、花多少錢等，結果影響很大。這樣一來，就引起中央的注意。
以後的一個會上，汪東興就不能不做檢討，接著中央撤銷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後來提出辭去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獲批準。」
胡績偉說，這是他和鄧小平的第一次交鋒。從這件事他看出：第一，在鄧小平眼裏，人民代表大會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不用討論，通過就行；第二，官官相護，維護貪汙腐化；第三，鄧在政治上十分保守。
在提出「兩個凡是」以後，汪東興積極擁護，即使犯了嚴重錯誤，鄧還是保護的。從這一點也看出鄧小平的政治立場。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代表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鬥爭，首先表現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麵。胡耀邦自始至終都堅持思想理論研究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鄧小平卻在意識形態方麵
搞專製壟斷，一開始請來了兩個老謀深算的軍師作為左右助手，專門打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但鄧小平復出給中央的信講的卻是：「我們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裏麵有好幾個「凡是」。鄧小平以後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這就是四個「凡是」。
胡績偉認為，民主和專製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還表現在經濟政策上。他說，在七九年十月發起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中，胡耀邦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不能「以鋼為綱」，也要注意輕工業和服務業，不能忽視人民的生活。八一年四月，他發起了「人民群眾是主人翁」的討論，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為止。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勢力卻多次出來阻撓。當時有個張浩事件，讓安徽的萬裏很被動。後來萬裏調到北京分管生產，這才逐步把包產到戶推廣開來。
胡耀邦主張全麵改革
胡績偉在文章中提出，必須糾正一種既定的錯誤認識：「現在紀念改革開放，都在說搞特區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特區是習仲勳、任仲夷他們先搞的，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壞的傳統：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領袖幹的；一切好話都是領袖說的。雖然鄧小平主張特區發展經濟，但是規定這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政治特區。原來計劃是要把香港的經驗慢慢引進來，但僅限在經濟領域」。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麵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隻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文章中提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以後逐漸平反「六四」。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要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係列錯誤開始。鄧小平在世時搞出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現在的黨政領導的首腦應該對此作出一個交代。
正如張顯揚在《胡耀邦下台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一文結尾中所言，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製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和以專製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製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麵，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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