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計劃生育最難管的三類人：富人名人年年上榜

　北京計劃生育最難管的“三類人”：

　　流動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

　　在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提出了嚴格的“一胎化”的主張。
此觀點一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爭議。日前，本刊記者就當前計劃生育問題，調查采訪了北京基層計生幹部和社區居民。

　　據網上最新的有關調查顯示，有61.1%的被調查者支持“放開二胎”，反對的有32.1%；有二胎生育意願的達61.7%，沒有二胎生育意願的有30.3%；在選擇生育二胎理由的調查中，有60%的人認為獨生子女家庭太孤單，26.1%的人認為獨生子女有成長、成才、婚姻、養老、社會發展、國防等“六大風險”。這與記者在基層的采訪情況基本相似。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目前在北京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中，還存在著諸多難點，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流動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計生工作難題。

　　城市流動人口

　　——計生工作的“極大挑戰”？

　　據記者采訪了解，對於當前的人口政策和計生工作，很多基層計生工作者反映出的最大難點之一就是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

　　“城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難控製，就是因為人、戶籍和居住地三個不在一塊。”北京市石景山區八角街道辦事處計生辦主任張美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我們有20多個流動人口大院，當我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把一個大院查完了，等我們查完另一個大院再返回來的時候，這邊的人又換了一撥。我們有一個全國流動人口信息平台，我們把相關人口信息輸入進去後，過了2~3個月，保不準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不在我們這裏了。”

　　在當代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多重力量的作用、誘惑下，亦工亦農，漂流於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流動人口。

　　據2005年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進行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人口中，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2000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

　　流動人口的增加對現有的戶籍管理製度、勞動就業製度以及社會保障製度等帶來一定的衝擊，也對傳統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提出了現實的挑戰。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難、服務難，長期以來已成為困擾人口計生工作發展的瓶頸。

　　“我們石景山區有石景山醫院、首鋼醫院、朝陽醫院京西院區等四大醫院，他們每年把新出生嬰兒情況往我們計生委報，我們再來對流動人口嬰兒進行核實，但事實上我們找不著他們。比如他們在醫院登記的x路x門x號，等我們去核實的時候，根本就沒這個人。”張美娟抱怨說：“有的育齡母親懷孕了，她也知道社區在找她，她就趕快搬家，有的是還沒有生育指標孩子就出生了。”

　　國家人口計生委在2007年開始統計的有關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流動育齡婦女總量為5599.5萬人。其中，已婚育齡婦女為3162.1萬人，跨省流動育齡婦女占56％，總數為3135.4萬人。

　　而根據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四條規定：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由其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負責管理，以現居住地為主。

　　這就給“現居住地”的計劃生育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我們以流動人口居住點為依托，一直在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進行創新。”張美娟介紹說，八角街道從2004年開始在摸索、處理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的關係，讓流動人口把社區當成他們第二故鄉，變成他們自己的家。

　　據介紹，八角街道在流動人口居住點都設有一個管理員，不管進出都要進行登記。實行街道、社區、居住點三級管理與服務，由管理員、宣傳員定期發放宣傳資料、避孕藥具，定期進行孕檢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也經常搞些活動，如姐妹聊天會、介紹工作、孩子入托、辦理生育服務證、提供免費技術服務等。尤其是特困家庭，可以隨時隨地找街道或社區，他們“有求必應”。

　　同時，張美娟認為“山東省的計生部門做的相對比較好”，他們要求“育齡婦女不管在哪裏，定期要往原籍寄回一張孕檢單，證明沒有懷孕，然後到我們的計生部門核準後寄回老家”。這樣，使原籍和居住地兩方麵都能掌握育齡婦女的生育情況，就不會出現“超生問題”。

　　“我們現在的工作不能靠行政手段，強製人家不許超生，而是以服務代管理，想盡一切辦法給流動人口提供服務。通過服務讓他們覺得‘既然居住在這個社區，就要遵守這兒的法律法規’。流動人口有生育的權利，但是也有守法的義務，這都是雙向的。”張美娟坦言。

　　富人名人

　　——有錢就可以“超生”嗎？

　　計劃生育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已經施行了30多年，對控製我國人口過快增長、提高人口素質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和社會分層的日益細化，超生現象也在發生新的變化，即“富人超生”現象的出現。

　　“對我們來說，居住在高檔公寓的‘富人們’是我們的工作難點。”已經在基層作了8年計劃生育工作的張婉瑩一臉無奈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因為這些人開車進來以後直奔地下車庫，然後從地下車庫直接回家，根本不知道他們在不在家，也見不了麵，更不了解他們的生育情況。“物業不願給我們提供業主的信息，甚至找個聯係電話都很費勁”。而且他們大部分人的戶口都不在本地，管理與服務都很困難。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原主任張維慶曾表示，社會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問題會對大眾生育觀念帶來不利影響，動搖計劃生育成果、影響社會公平。

　　事實上，對於富人超生、逃避檢查等現象，國家有關部門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國家人口和計生委在幾年前就曾製定了《高檔封閉住宅小區計劃生育管理指導性意見》，強調了小區內主動服務的重要性。該意見要求各地建立計劃生育部門與城建、物業管理等部門相互協作的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製度，明確街道、社區、物業管理公司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的職責和義務，為封閉住宅區居民提供計劃生育和生殖保健指導和服務。

　　張婉瑩介紹說：“我們也正在加強著與高檔小區居民的聯係。一方麵我們跟物業保持聯係，另外在一些節慶文化活動的時候，通過物業、業委會，把我們其他小區的居民帶過去，跟他們一塊兒參加活動。比如像今年英特爾公寓三八節慶祝活動的時候，我們就把自己的模特兒帶過去了，跟他們去聯歡，進行逐步滲透。同時，我們把一些計生方麵的政策、優生優育的知識發到他們的內部網站上去，在小區公告欄公示一下，還放一些宣傳片，在樓道的小電視裏循環播放。”

　　“在我們街道，富人超生的現象基本上每年都有。”朝陽區香河園街道計生辦主任賈輝說：“我們根據朝陽區的有關規定，一般按照6~10倍於北京市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征收社會撫養費，或是根據夫妻雙方單位開出的‘收入證明’征收，如果收入高於北京市平均水平，就按家裏的實際收入計算。”

　　而有專家表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是對計劃外生育的一種處罰。按照現在的相關規定，社會撫養費的標準一般按照當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倍交納。但這樣的規定並非是說交了錢就可以生育，也絕不是為富人提供超生的機會。

　　在朝陽區柳芳南裏居委會做基層計生工作的李春燕向《中國經濟周刊》強調：“好多居民反映，富人都認為自己可以隨意生二胎，而且國家對他們的懲罰力度也不是很大，隻要交了罰款，他們就可以隨意生，那我們普通老百姓為什麽就不可以隨意生呢？這方麵老百姓反映比較大，怨氣也有。”

　　國家人口計生委政策法規司司長於學軍曾表示，國家人口計生委通過對4個城市的調查結果顯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幾年呈逐漸增多的態勢。國家人口計生委高度重視名人富人超生現象，基本的態度主要有三點：一是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原則，任何人違反法律法規都要承擔相應責任。二是采取綜合治理措施，在重視法治的同時，還要堅持德治，做好宣傳教育和引導工作。三是對堅持要超生的名人富人不僅要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還要采取道德譴責、輿論監督等手段。

　　早在2002年9月，廣東省在全國率先推行了對高收入階層超生加重處罰的措施。一般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對夫妻雙方分別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本人上年實際收入高於當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對其超過部分還應當按照一倍以上兩倍以下加收社會撫養費。

　　隨後在2007年2月，浙江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表示，對於名人富人超生的情況，除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會撫養費以外，還將根據其實際收入進行罰款。情節惡劣的，將予以公開曝光。

　　“涉外婚姻”

　　——生育政策存在“誤區”？

　　“在北京，涉外婚姻的計劃生育工作還有一些誤區。”賈輝指出，不少有涉外婚姻的中國公民認為“生二孩、三孩都可以”，有到計生部門進行谘詢的，也有“拒絕谘詢”的。反正就是覺得“我可以生，為什麽不讓生啊”。

　　據她介紹，實際上，涉外婚姻需要生育的，隻要夫妻一方是北京市戶口，就得遵守《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按照有關規定進行“計劃生育”。

　　1998年12月11日發布的《國家人口計生委關於中國內地居民涉外生育問題規定》第一條規定：中國內地居民與外國人結婚後在內地生育的，執行中國內地居民一方戶口所在地有關生育政策的規定。中國內地居民與外國人結婚生育，在執行中國有關生育政策的規定時，外國人一方結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內地居民與外國人結婚後生育的子女，不在內地定居的，不計算該子女數。

　　“現在許多計劃生育政策‘搞不清’，跟媒體宣傳也有關係。”賈輝認為，“我們有一些媒體在宣傳報道上不夠全麵，甚至有的斷章取義。比如有關政策出台後，媒體隻摘取老百姓特別關注的、特別吸引眼球的‘一段’，而把相關的限製條件那‘一段’取消了，結果就形成了誤導，給基層的計劃生育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其實，那些限製條件也是很重要的。”賈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