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今年奧斯卡頒獎中的熱門影片《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中文翻譯為《朗讀者》，又名《生死朗讀》，是一部看了以後無法不讓人思索的哲理影片。我是在頒獎前一周看的電影，看完後就有想看小說原著的衝動，隨即上Ｃｈａｐｔｅｒ去買了一本，一口氣看完才釋懷。
具體情節不說了，還是留空間給想自己去看電影的人。隻是想說一下這部電影（小說）闡述的一個真理：多少害人以“正確”的名義。
和很多來自有“革命傳統”國家的人不一樣，我已經改變自己曾經的認識世界的標準很多年。過去，我認識世界所持的標準，是看一件事情正確還是不正確。不少同胞們現在還是這樣。如果再倒退４０年，不但看正確或不正確，還要看“革命”或“不革命”。因為很小的時候，就從蘇聯影片《以革命的名義》那裏接受了深深的烙印：凡事必須是正確的，革命的，否則一律反對之。
６０年來，在中國這塊貧瘠而遼闊的土地上，發生了巨大變化。後一代人看前一代人的故事，恍如隔夜之夢。但是有一樣東西沒有變。年輕的一代，不論７０後，８０後還是９０後出生的孩子，在同一類學校教材的教育下，做事情也是隻問正確與否。正確的就堅定地堅持，不正確就堅決地反對。對他們來說，愛黨，愛國，愛民族是正確的。你有懷疑，就是錯誤的。除了正確與否，其餘一概不論。
這難道有什麽疑問嗎？正確的就是要堅持，錯誤的就是要反對，曆來如此，天經地義。我認為不。
《朗讀者》影片裏一個重要情節，是那場教堂大火。當時，女主角漢娜身為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個衛星營的女警衛，奉命和同事一道，將１００多個猶太女囚犯向西遷移。途中某晚駐紮在一個小村莊。淩晨，監禁囚犯的教堂在盟軍空襲中燃起熊熊大火，被反鎖在教堂內的女人們撕肝裂肺地尖叫呼救，但是沒有一個人施以援手。天亮了，這１００多人除了一對母女因為僥幸躲進一個藏身角落而逃生以外，其餘的都變成焦炭。
戰後很多年，一直都沒有人追究這場災難製造者的責任，直到那個猶太母親的女兒大學畢業後，寫了一本書回憶集中營歲月。這本書引起了一場訴訟。法庭上漢娜被法官問到，為什麽不打開鎖讓犯人逃生？她表情十分迷惑，反問法官，這是我的職責啊？把犯人放跑了，將造成混亂。如果你在場，應該怎麽辦？法官無語。
我相信，在這個質問下無語的，不僅僅是那位法官，大量的，成千上萬在極權政權下工作克盡職守的人，都會在教堂大火時做出和漢娜一樣的決定。難以令人置信，人類曆史上有無數罪惡，不是以犯罪的名義，而是在正確的名義下進行的。許多有條不紊執行屠殺的人，其實非常單純，忠實，負責任。可以推斷，那些迫害劉少奇，處死張誌新的人，都真誠地忠實於自己的信念，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正做著正確的事情。假設沒有人認為自己這樣做正確，文革不可能發生。假如六四戒嚴軍隊不認為自己正確，就不會射出一顆子彈。
“正確”作為一種人的概念，尤其是權力控製下的人的概念，常常同真理相距十萬八千裏。首先，人本身就不是一種“正確”的動物。看一下人類曆史好了，人類幾千年所犯的傷害自己和傷害地球的錯誤，比所有的野生動物和昆蟲加在一起還要多。第二，自從人類有了權力這個東西以後，犯的錯誤更離譜。隻要是有權力的這一方，不論權力大小，都是正確的，不準懷疑。這聽起來荒唐透頂。幸虧民主製度對權力有製約，情況稍好一些。假如我說的這些道理不錯，還有必要再迷信“正確”嗎？
既然正確不能作為標準，真理又是不可知的，那還有什麽判斷事物的標準呢？有的。我以為是：愛人而不是害人。這是比“正確”對人類更有價值的標準。以愛人的標準製定的製度政策法律，用愛人的準則來執行製度政策法律，盡管不講階級，不講路線，不講對錯，但對人的傷害一定最小。人間畢竟不是天堂，隻要努力把無辜受傷害的人數降到最低，就不能不說，這是一個理想社會。
《楓華園》
(March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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