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專稿／眾所周知，這30年中國社會的發展，經濟高速增長，主要由兩大引擎推動，一曰改革，二曰開放。開放意味著要與外界和睦相處，實現互利互惠的良性交流。正因為如此，一些知識分子對近年來民間，尤其是青年人中仇視西方之情緒的滋長與蔓延，深表憂慮，擔心如果民間喪失了開放與包容的心態，將阻礙中國進一步崛起。因此，他們紛紛振衣而起，希望扭轉這種趨勢。
但是，民意並非可以任人搓捏的泥團，它源於民眾對現實生活的切身感受。無論官方還是媒體的引導，作用都有其限度。事實上，近年來民意的嬗變，有著深刻的現實根由。30年前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從封閉、保守走向開放、包容，既是當時中國領導人的主動選擇，更與其時國際格局，與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的企圖與態度密不可分。
為製衡另一超級大國蘇聯，贏得東西方冷戰的勝利，美國積極謀求與中國的戰略結盟。正是在這種戰略意圖的驅使下，美國對中國展現了足夠的善意，不但在安全上與中國互為犄角，在資金、貿易和技術上也對中國敞開大門。對於剛剛從文革混亂中走出，內臨供給之短缺，外有蘇聯之威脅的中國來說，美國伸出的橄欖枝，無異於久旱甘霖。
中國人民感受到了西方的善意，同樣回報以善意，願意從善意的角度來看待和對待西方，於是發現了西方的富裕、強大、先進與成功，發現原來西方彼岸可以成為中國此岸的樣板，從中找到擺脫自己困境的路徑——民意是最現實的，此前多年僵化的意識形態堅冰，絲毫也阻擋不了這種善意的陽光。仿佛一夜之間，“美帝國主義”、“老牌資本主義”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這不僅僅是源於官方的說教，更是當時中國人內心真實感受的表現。所以，那一代中國人，無可避免地成為“親西方的一代”。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也在發生變化。前蘇聯的土崩瓦解，使中國失去了對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最大利用價值；而中國本身也從需要扶助的“小夥伴”，成長為可以對美國產生“潛在威脅”的競爭對手。國際關係上既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這其實是世界史上早已反複上演的一幕。
於是，從1990年代起，“中國威脅論”在西方越來越有市場；從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到聲援達賴，以及一係列的政治、經濟、軍事動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的“遏製”甚至是潛在敵意的一麵越來越表現明顯。這些情況，在當今信息社會不可能不為中國民眾所知、所感。於是，在中國民間出現對西方的質疑、警惕乃至仇視，也就沒什麽可以奇怪的了。事實上，中西方相互態度的嬗變，幾乎是同步的，都是中西方力量對比與相互需要等客觀情勢發生變化的主觀反映。應該說，是西方走出了第一步，因為它們更強大，掌握了主動。
在客觀情勢已經發生變化的今天，希望民意再回到昨天的蜜月狀態，顯然不現實。毫無疑問，正如很多美國人不希望中美交惡，期待與中國繼續友好一樣，很多中國人也依舊對西方懷抱好感，希望中西蜜月能夠持續。這既可能是出於和平的理念，也可能是由於利益的相關。以國而論，迄今為止中美關係並沒有惡化到必然對立的程度；
但就人而言，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對對方抱有惡感的人正在增多，這是無可奈何的客觀事實，對應了中美關係由簡單的戰略合作，走向複雜的既有合作又有競爭這樣一種現實過程。此時，如果中國繼續單純強調“開放”，既受製於已經變化了的外部環境，內部的邊際收益率也會降低。
民間仇視西方情緒的增多，雖有著現實土壤，但人類畢竟不是環境的動物，既受環境的影響與製約，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出自主選擇。在對待西方的態度上，中國人或許無法改變來自生活感知的情緒反應，但可以辨別與選擇，哪一種態度對自己的未來更加有利。一個社會，主張對外強硬的鷹派與主張對外友善的鴿派同時存在，才屬正常。如果隻存在一種聲音，不但不正常，也很難適應形勢的變化。關鍵在於，鷹派和鴿派，在今天哪種聲音應該更多一些？
兩種聲音都各有其適應性與局限性。鷹派太多，可能催生擴張主義；鴿派太多，可能滋生投降主義。一般說，在國家麵臨嚴重外來壓力與挑戰時，需要更多鷹派的聲音；在其他時候，應以鴿派為主。在正常情況下，正如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同一個地球，人類確實相互需要。
今天的中國，雖有潛在的外來危險，但並沒有實際麵臨重大的外部威脅。未來會怎樣？既可能像今天這樣壓力與機會並存，也可能發生向好或向壞的重大轉折。正如中國人民怎麽看待西方，部分取決於西方的表現一樣；中國民眾今天對待西方的態度，同樣部分決定了人家對我們的態度——中國人希望有一個什麽樣的明天，就要主動嚐試作出什麽樣的選擇。
無疑，絕大多數中國人要和平，不要戰爭；大多數中國人要友好互動，不要惡臉相向。這不僅是因為中國人愛好和平的天性使然，也不僅是因為中國與世界相互需要，同時還是因為今天的中國無論經濟還是軍事都還不具備正麵抗衡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實力。在客觀的實力對比麵前，中國人不得不清醒，不得不更多一點低調，更多一點包容，更多一點善意。
為了有一個大多數中國人都願意看到的明天，為了避免因一時之快而臨不測之淵，今天的中國，就民間和網絡而言，鷹派的聲音已經夠多，不妨鴿派的聲音多一點，對外包容、友善多一點。
但主流媒體的情況卻正相反，親西方的鴿派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鷹派的聲音依稀幾不可聞。這種情況同樣不正常，意味著我們的主流文化、精英意識有著滑向投降主義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剛剛出版的《中國不高興》一書，起到了扭轉這種頹勢的振聾發聵作用。
但是，民意並非可以任人搓捏的泥團，它源於民眾對現實生活的切身感受。無論官方還是媒體的引導，作用都有其限度。事實上，近年來民意的嬗變，有著深刻的現實根由。30年前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從封閉、保守走向開放、包容，既是當時中國領導人的主動選擇，更與其時國際格局，與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的企圖與態度密不可分。
為製衡另一超級大國蘇聯，贏得東西方冷戰的勝利，美國積極謀求與中國的戰略結盟。正是在這種戰略意圖的驅使下，美國對中國展現了足夠的善意，不但在安全上與中國互為犄角，在資金、貿易和技術上也對中國敞開大門。對於剛剛從文革混亂中走出，內臨供給之短缺，外有蘇聯之威脅的中國來說，美國伸出的橄欖枝，無異於久旱甘霖。
中國人民感受到了西方的善意，同樣回報以善意，願意從善意的角度來看待和對待西方，於是發現了西方的富裕、強大、先進與成功，發現原來西方彼岸可以成為中國此岸的樣板，從中找到擺脫自己困境的路徑——民意是最現實的，此前多年僵化的意識形態堅冰，絲毫也阻擋不了這種善意的陽光。仿佛一夜之間，“美帝國主義”、“老牌資本主義”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這不僅僅是源於官方的說教，更是當時中國人內心真實感受的表現。所以，那一代中國人，無可避免地成為“親西方的一代”。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也在發生變化。前蘇聯的土崩瓦解，使中國失去了對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最大利用價值；而中國本身也從需要扶助的“小夥伴”，成長為可以對美國產生“潛在威脅”的競爭對手。國際關係上既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這其實是世界史上早已反複上演的一幕。
於是，從1990年代起，“中國威脅論”在西方越來越有市場；從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到聲援達賴，以及一係列的政治、經濟、軍事動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的“遏製”甚至是潛在敵意的一麵越來越表現明顯。這些情況，在當今信息社會不可能不為中國民眾所知、所感。於是，在中國民間出現對西方的質疑、警惕乃至仇視，也就沒什麽可以奇怪的了。事實上，中西方相互態度的嬗變，幾乎是同步的，都是中西方力量對比與相互需要等客觀情勢發生變化的主觀反映。應該說，是西方走出了第一步，因為它們更強大，掌握了主動。
在客觀情勢已經發生變化的今天，希望民意再回到昨天的蜜月狀態，顯然不現實。毫無疑問，正如很多美國人不希望中美交惡，期待與中國繼續友好一樣，很多中國人也依舊對西方懷抱好感，希望中西蜜月能夠持續。這既可能是出於和平的理念，也可能是由於利益的相關。以國而論，迄今為止中美關係並沒有惡化到必然對立的程度；
但就人而言，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對對方抱有惡感的人正在增多，這是無可奈何的客觀事實，對應了中美關係由簡單的戰略合作，走向複雜的既有合作又有競爭這樣一種現實過程。此時，如果中國繼續單純強調“開放”，既受製於已經變化了的外部環境，內部的邊際收益率也會降低。
民間仇視西方情緒的增多，雖有著現實土壤，但人類畢竟不是環境的動物，既受環境的影響與製約，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出自主選擇。在對待西方的態度上，中國人或許無法改變來自生活感知的情緒反應，但可以辨別與選擇，哪一種態度對自己的未來更加有利。一個社會，主張對外強硬的鷹派與主張對外友善的鴿派同時存在，才屬正常。如果隻存在一種聲音，不但不正常，也很難適應形勢的變化。關鍵在於，鷹派和鴿派，在今天哪種聲音應該更多一些？
兩種聲音都各有其適應性與局限性。鷹派太多，可能催生擴張主義；鴿派太多，可能滋生投降主義。一般說，在國家麵臨嚴重外來壓力與挑戰時，需要更多鷹派的聲音；在其他時候，應以鴿派為主。在正常情況下，正如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同一個地球，人類確實相互需要。
今天的中國，雖有潛在的外來危險，但並沒有實際麵臨重大的外部威脅。未來會怎樣？既可能像今天這樣壓力與機會並存，也可能發生向好或向壞的重大轉折。正如中國人民怎麽看待西方，部分取決於西方的表現一樣；中國民眾今天對待西方的態度，同樣部分決定了人家對我們的態度——中國人希望有一個什麽樣的明天，就要主動嚐試作出什麽樣的選擇。
無疑，絕大多數中國人要和平，不要戰爭；大多數中國人要友好互動，不要惡臉相向。這不僅是因為中國人愛好和平的天性使然，也不僅是因為中國與世界相互需要，同時還是因為今天的中國無論經濟還是軍事都還不具備正麵抗衡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實力。在客觀的實力對比麵前，中國人不得不清醒，不得不更多一點低調，更多一點包容，更多一點善意。
為了有一個大多數中國人都願意看到的明天，為了避免因一時之快而臨不測之淵，今天的中國，就民間和網絡而言，鷹派的聲音已經夠多，不妨鴿派的聲音多一點，對外包容、友善多一點。
但主流媒體的情況卻正相反，親西方的鴿派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鷹派的聲音依稀幾不可聞。這種情況同樣不正常，意味著我們的主流文化、精英意識有著滑向投降主義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剛剛出版的《中國不高興》一書，起到了扭轉這種頹勢的振聾發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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