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日刊出一名中國媒體人的文章,講述了其所親曆的中國藏區發展實況。文章認為,比較一下各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中國的對藏政策的確很寬容、很厚道。
文章摘錄如下:
當中國的西藏問題引起世界關注,且中外有截然不同解讀之時,作為親曆藏族地區發展的人,不妨用親身經曆講述一下真實的故事。西藏問題,說到底是中國的藏族政策問題,那麽一個藏族鄉的變化,可以折射出政策的原貌。
筆者出生於一個藏族鄉——祁青,位於青藏高原東部大山裏,大比例尺的地圖上方可看到,行政區劃上隸屬甘肅省肅南縣。那裏是甘肅和青海的交界處,童年放羊時經常站在省界上向西遙望,用藏語與偶遇的藏族牧羊人閑聊。後來知道,青海、西藏的生活和發展實況和我們一樣。再後來,在英國電視上聽到達賴喇嘛指責中國的藏族政策,筆者隻能搖頭歎息:“離藏區的現實太遙遠。”
筆者在文革開始那年出生,接生婆是一位藏族阿媽。在那個鄉,我家是唯一的漢族,其餘都是藏族,所以我家是“少數民族”。童年分不清藏族和漢族,眼中的父母親就是“放羊的”,和別人沒什麽差別。
在改革開放前的藏區,沒有貧富差距,大家都在平靜地放羊、放牛、放馬、放駱駝。雖說生活艱苦,但幸運的是從未發生過餓死人的事。
上世紀70年代初鄧小平複出,著手搞建設,地質隊便進山勘探礦物,我們見到了汽車和鑽機,知道了“王鐵人”王進喜揮舞的“大吊鉗”是什麽樣子。不過他們走後留下的故事是關於西瓜:有位藏族同胞從地質隊買得一個西瓜,不知怎麽吃,便像吃“手抓羊肉”一樣煮著吃。
草原發生巨大變化
1978 年底,父親獲平反,恢複公職,到縣城上班去了。那時我們知道父親的一些經曆,知道了大學、大學生,知道了《人民文學》、《收獲》雜誌,知道縣城不是最大的地方。我們同樣知道“牧區的幸運”:那裏的小學、初中聚集著一些家庭成份不好但相當優秀的老師,一直在上課、考試,從沒因政治運動而停過課,這是中國很多大城市都沒有的“幸運”。
改革開放之風很快吹到藏鄉,“公社”改成了鄉,羊群分到人家,上大學、中專成為每個家庭的榮耀。我家隨父親走出了藏鄉,告別草原,不過兒時的朋友也都走出山上學。那時最令人羨慕的政策是,藏族孩子上大學、中專,考分有優惠。筆者在成都讀大學時,很羨慕來自同一個縣城的藏族大學生,他不僅學費全免,而且還獲得政府發給的生活補助。
上世紀80年代,筆者高中畢業後返回祁青一看,變化著實很大。過去放羊是靠兩條腿,現在連馬都不騎了,而是騎著摩托車放牧;過去牧場轉移是靠駱駝搬家,現在則是汽車。過去一年很少吃到的肉,現在天天可吃。一些過去的相識甚至都不用放羊了,而是雇人放牧,自己則經營肉類銷售。
除了藏鄉生活的巨變,另一個變化是宗教自由,草原上有了色彩斑斕的經幡,飄揚在帳篷或山頂上。我兒時的一個朋友,就到青海的寺院去學習當喇嘛,後來回到家鄉,卻願當藏語老師。而另一個兒時夥伴是中學老師,母親則到祁連山外的文殊山經營一座寺廟。那裏是藏傳佛教的勝地,改革開放後漸漸恢複昔日的香火,建造了很多藏族寺廟,靠旅遊就能生活得很好。
對藏政策的確很寬容
多年未回兒時生活的藏鄉,對藏區發展的關注卻在深入。上世紀90年代,筆者赴英國遊學多年,在電視台上看到達賴喇嘛用英文接受采訪。說到西藏的宗教自由和生活狀態,給人的感覺是,他與現實脫節,還停留在解放前。
比較一下各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中國的政策的確很寬容、很厚道。在教育、就業、民族自治和經濟援助上,沒有幾個國家比中國做得更好,不僅平等,而且優惠。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人,在提拔和升級上都處劣勢,這與西方人所謂的“漢化”完全相反。
身邊的一些人和事也許能更好地說明這一切。一個兒時的夥伴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到拉薩工作,成了小有名氣的詩人。他的詩句經常讓人懷想草原上的往事和豪放。而筆者的大哥從藏鄉走出,又返回祁青,在新開發的工業園區工作,經常打電話講講30年前我們一同放羊的人家現在生活得如何,幾乎都是好消息。
而親侄子則和一名藏族姑娘成婚生子,孩子沒有漢族名,隻有藏族名,他現在在甘肅的藏傳佛教旅遊勝地馬蹄寺上班。另一個正在重慶上大學的親侄子,去年奧運前夕和同學騎自行車從成都到達拉薩,沿途宣揚環境保護知識。
2006年,筆者去四川阿壩藏區采訪,那裏的藏族孩子是中國最早實行義務教育的地方,學費、生活費全免,老師們擔心的不是孩子上不起學了。一路上,僅深圳市援建的學校就有6所,數百個深圳家庭參與到“一對一”助學活動中,資助藏族兒童讀完大學為止。
這是筆者所親身經曆的藏族地區發展的真實情況,雖然不是全貌,但卻完全真實。達賴喇嘛說西藏及藏族地區已變成“人間地獄”,他實在是太不了解現在的藏區了。(作者:陳冰 中國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