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之初，缺少大量資金，當時的世界對中國還缺乏明確感。那時，日本是第一個支持中國的國家。
不管是對放棄戰爭賠款的善意感謝，還是中日貿易的客觀需求，日本對華開發援助成為早期中日關係改善的一個象征，也為中國早期的基礎設施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9年之後，日本政府也是第一個恢複對華援助的國家。從1997年到2001年，日元對華貸款進入了高峰期，2001年達到2144億日元(約142億元人民幣)的峰值。
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脈搏跳動相一致，30年間，日本對華援助從沿海到內地，幾乎涉及中國發展的各個領域——從中國早期的能源、運輸等基礎建設，到農業項目，再到環保、人才培養。迄今在國內已有200多個項目。
除日元貸款之外，在中日關係風風雨雨的30年間，日本通過派遣海外協力隊、年長誌願者等方式，為中國提供大批誌願者、專家，遍布中國的文化、教育、衛生、環保等領域。曾經因曆史問題水火不容的兩國，因為援助，在扶貧、傳染病防治、水資源利用等領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30年後，2007年日本與中國雙邊貿易額達到2630億美元，中國也首次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
2008年3月，日本最後一次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後，日本對華貸款已經結束，不過日本的對華援助還將存在。
“雪中送炭”
再過幾個月，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北京代表處副總代表中裏太治就要換辦公地址了。
根據日本政府要求，2008年3月，日本最後一次向中國提供總額為463億日元(約31億元人民幣)的貸款後，將不再新增對華日元貸款——已經實施近30年的日本對華貸款項目即將結束。
中裏太治所在的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負責對華的日元貸款，今年10月，這家機構將與負責對華技術合作以及無償援助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合並。
30年前，它們正是隨著對華開發援助的實施而走到了中國。據日本外務省提供給南方周末的數據顯示，30年來，日本對中國實施的經濟援助總額約為3.4萬億日元(約2248億元人民幣)。
日本對華援助的範圍包括中國的鐵路、公路、港口機場等經濟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村開發、環境保護、醫療保健水平的提高等廣泛領域，項目遍布中國所有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在很多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項目，諸如北京地鐵一號線、北京首都機場、武漢長江二橋等項目建設中都使用了日元貸款。以北京地鐵一號線為例，其日元貸款占到總投資的20%。
1979年12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訪華時宣布，日本為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將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和技術合作。此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中國政府宣布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
此時中國剛剛打開國門，由於外匯儲備有限，但又急需外匯資金配套引進技術和大型設備采購，利息低、周期長的日元貸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1年後，日本又開始提供無償援助。這些資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貸款，約10%是無償援助。
伴隨著日元貸款，1980年，中裏太治的“前輩”竹內克之來到了陌生的中國，竹內成為了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前身)北京代表處的第一任首席代表。
這位在“後輩們”看來開朗、精力充沛的竹內克之，連任兩屆首席代表，在中國待了近6年。令竹內克之最難忘的是當時中方積極用心舉辦的學習班。這些學習班的內容涉及國際競爭招標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種課題，還有定期的業務例會、現場實踐等。
根據協議，第一批日元貸款從1979年到1984年共分5個年度簽署協議，貸款額為3309億日元，主要用於“兩港兩路”建設——秦皇島煤碼頭二期工程以及與其配套的北京到秦皇島鐵路，石臼所港和兗州到石臼所鐵路。
中裏太治介紹，協力銀行每次都仔細研究中國的五年計劃，讓日元貸款與之相配合。而中國政府在製定“六五”到“九五”計劃時，都將日元貸款作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
不管是對放棄戰爭賠款的善意感謝，還是中日貿易的客觀需求，作為中日經濟關係改善的一個象征，日元貸款已經成為中日關係改善的一個象征，為中國早期經濟騰飛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後，幾乎每屆日本首相訪華時都帶來日元貸款項目。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訪華時承諾為中國提供7個項目4700億日元貸款，4年後，竹下登首相訪華時，再次承諾從1990年到1995年提供42個項目8100億日元的貸款。這些貸款項目涉及碼頭、港口、鐵路、水電站、電力、通訊等領域。
1992年，年僅26歲的中裏太治一邊在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工作，一邊在北大學習中文，在遊曆中國的大地之時，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中國西部的貧窮、落後，特別是當地的機械化水平、城市建設都很落後。
如同幹涸的大地，經曆動蕩歲月的中國需求大筆基礎建設資金。日元貸款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可謂雪中送炭。日元對華開發援助的總額在1994年占到中國 GDP 的0.29%。“必須看到，在中國經濟的起飛過程中，日本對華貸款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金熙德，這位長期研究日本對華開發援助的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感慨道。
“麻煩”的日元貸款
從1997年到2001年，日元對華貸款進入了高峰期，2001年達到2144億日元(約142億元人民幣)的頂峰。
此時，日元貸款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中裏太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日元對華貸款從2001年後主要支持環保、人才培養方麵。此前20年支持的鐵路、城市基礎設施正慢慢減少。而日元貸款的發放方式也由過去的五年一大筆，改為一年一次。
北京正東電力集團申請日元貸款的熱電聯產項目也在這個背景下獲得了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審核，熱電聯產項目是一種相對於傳統火力發電更為環保的項目，黃世高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從此他和日元貸款打了7年交道。
在總共7.4億元人民幣的總投資額中，近80%由日元貸款提供，且年利率隻有0.75%，還款期限40年，前10年隻還利息。“相當於40年後還清，這在商業銀行簡直不可想象。”黃世高說。
不過，“麻煩”隨之接踵而來。黃世高發現，按照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規則，獲得這筆貸款需要很長時間，其間要進行國際招標，遵循采購導則。“從競標資格審查到簽訂合同，總計要17個月。”
更大的“麻煩”是，日本政府出現了不協調的聲音，一些日本國會議員甚至為是否發放這筆貸款而激烈地辯論:中國的首都不缺錢，為何要花日本人民的稅金支持。為此，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專門帶日本的政治家們到北京考察此項目。
2002年財政部與日方簽署2001年度的日元貸款，直到2004年5月，正東集團才簽署了第一個設備包的協議。而工程總計要有7個設備包。但是在“中國國內商業銀行，手續非常簡單”。
談判的分歧在所難免。盡管中日雙方在具體工期進展、技術標準和項目成本等方麵存在許多爭議，但日方做事嚴謹的風格還是令中方頗受教益。每次日方都雇用工程谘詢商，每次競標、談判，這些谘詢商都是和中方坐在一起，幫助中方解決技術、商務問題。
技術輸血
2004年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外國對華投資的增加，日元貸款也從2001年高峰期逐年降低，直到2007年探底——463億日元。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中國事務所副所長藤本正也回憶說，在1990年代末，中方更多希望日方提供資金，而對技術支援並不感興趣，但現在中方則更多時候是說，“錢我們自己解決，我們更多需要的是技術和經驗。”
這些經驗、技術由日本派遣到中國的專家承擔。這也是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負責對華開發援助的主要任務之一。
衛阪和隆負責國家環保總局中日友好環保中心日本專家組的項目協調。這位1987年就以青年海外協力隊員身份來到中國的年輕人，更加熟悉中國的國情。
1998年，隨妻子來中國工作的衛阪和隆第一次聽說了中日友好環境中心的日本專家向中國推薦企業公害防止管理員製度，這一製度在日本已經實施了40年。7年後，這一製度變成了中國特色的企業監督管理員製度，且被列入了國務院的報告之中。
衛阪和隆說，日本專家組首先通過介紹、培訓等方式讓中國環保總局領導人明白企業監督員的作用。從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日方通過中方各領導訪日進修的機會，專門讓其與日本政府、高層溝通，推薦企業環境監督員製度。
邀請普通中國人赴日進修是國際協力機構的另外一項任務，中方20歲到35歲的青年成為邀請對象，他們赴日主要考察日本能源、工業、農林水產、商業、行政、醫療保健等領域。
衛阪和隆介紹，早期赴日進修都是團中央指派，但是日本國際協力機構與中方溝通後，逐漸變成了公開招募。比較欣喜的是，“現在中國的領導層中也有人參與過當年的赴日進修”。
這些關鍵人物參與赴日進修，進一步推動了中日兩國在技術轉移等方麵的合作。而企業環境監督員製度的推行，也正是第二批赴日進修的環保總局環境監察局的一位副局長回國後向高層再次諫言的。
目前，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已經在公共、公益事業、農林水產、工礦業、商業旅遊、人力資源等領域派出了年長誌願者專家。這些專家的年齡集中在40到69歲之間。
除了這些年長誌願者專家，對中國感興趣的還有青年海外協力隊員。他們通過層層選拔，通過各種培訓，然後被派遣到中國的各地從事誌願者活動，領域涉及日語、教育文化、保健衛生、農林水產等領域。
藤本正也告訴記者，雖然在日本國內有各種言論，認為中國“不知道、沒感謝”對華援助這樣的言論，但是，這些誌願者還是願意無償到中國。而且他們回到日本之後會到各個學校宣傳誌願者的各項活動。
在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北京事務所辦公室掛的一張中國地圖上，工作人員用各色標簽標明了各個誌願者、專家所在地。
很難想象，在中國的土地上，曾經因曆史問題水火不容的兩國，因為援助，在扶貧、傳染病防治、水資源利用等領域搭起了交流的平台。
終結隻是開始
從3月開始，日本對華貸款即將終結。然而，正如藤本正也所說，日元貸款停止後，日本的對華援助還將存在。
目前，雖然硬件部分的無償援助已經基本沒有了，技術合作預算也隻有每年40億日元左右，這個數據在1997年高峰期曾達到100億日元。然而，這種援助的機製依然存在。
日本駐華大使館經濟部參讚山本恭司稱，未來對華援助將主要集中在技術合作，包括環境保護、節能、傳染病防治，另外還有促進中日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項目，以及在已經開展的領域進一步展開經濟合作。
這位樂觀的參讚還希望中日兩國在對外援助方麵，可以攜手合作，“比如在非洲，雙方都有援助”。
30年間，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北京代表處已經換了10任主管。不過，中裏太治說，這些隻是開始。因為還有大批的日元貸款後續的評估、考察還要進行。
中裏太治常常在自己的會客室向來訪客人介紹日元貸款的曾經輝煌。在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會客室的牆麵上掛著一幅由黑龍江省高速公路建設局於2000年贈送的匾幅，上書:中日友好世代相傳。
山本恭司至今還記得，自己剛來中國任職的時候，就接待過海外協力隊的隊員，他相信這些年輕人能夠直接與中國的朋友接觸，加強彼此的了解。
未來幾周內，新一批的誌願者將奔赴全國，而黃世高也在按照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要求積極準備下一步工廠的熱電聯產項目建設。他已經和三任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次席代表打過交道。
中日關係風風雨雨的進程中，日本對華援助也曾風雨飄搖。但是可以預見的是，那些在中國大地上遍布的對華援助項目可能還要在幾代人之間接力完成。
“日元貸款”曆程
日本對華ODA是從1979年的大平正芳內閣開始的。大平正芳曾在1972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榮內閣擔任外相，一直奉行對中國友好的政策。
而上世紀1970－1980年代，出於對抗前蘇聯的戰略考慮，中日也經曆了一段“蜜月期”。當時的日本對華ODA是日本政府自願進行的，而且日本國勢蒸蒸日上，根本沒有要求中國宣傳或“感謝”的說法。
馮昭奎介紹，在1980年代中國資金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日元投資在一段時間裏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進作用，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達到了中國國內投資總額的23％－24％。在整個1980年代，基本上主要的建設項目都有日元貸款的參與，這種低息、長期貸款促進了中國的鐵路、機場、港口、道路、通訊設施的修建。
ODA的主要部分是日本政府的低息貸款，還包括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根據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向記者提供的資料，在1980年的對華 ODA中，低息貸款是660億日元，無償援助是6.82億日元，技術援助是5.64億日元。2001年這三個部分分別是 1613.66億日元，63.33億日元，77.77億日元。總體來講，需要償還的低息貸款都占了ODA總額的90％以上。這些貸款的利息率在0.75％到2.2％之間，期限為30年，並可以延長。
馮昭奎說，日本提供ODA當然也有為自身考慮的意圖，它希望提高中國的基礎設施來促進日本在中國投資獲益，例如日元貸款幫助修建秦皇島碼頭，就是為了幫助中國對日本的煤炭出口。
而且，在提供日元貸款的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條件。20多年來，不同的時期條件是不一樣的，有時比較緩和，有時稍微苛刻一些。最常見的附帶條件就是希望中國能用日元貸款購買日本企業的機械和原材料，從而會使部分資金回流到日本企業，也幫助日本企業打進中國市場，日本過去對東南亞就是這麽做的。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日元貸款所發揮的作用逐漸在減少。19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吸引外資的數量不斷增多，現在每年有500億－600億美元，外資開始豐富，而且很多重大項目都是自籌資金。所以日元貸款在國內建設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基本上不能左右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政策。
與此同時，自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裂之後，日本經濟進入了“失去的十年”，2001年還是負增長。相應地，從2001年以來，日本對華ODA數額便逐漸下降，基本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減少。日本外交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03年隻有1080億日元，約合10.5億美元，比2001年的一半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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