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朔：美國是個“理想社會” | |
| 王朔 | |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家有一些美國兵用過的勺子，上麵寫著“美國陸軍”和“USA”。我媽媽去抗美援朝打過仗，這東西是她帶回來的。 那些勺子質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鋼，直到我女兒小的時候我們還曾經用這些勺子喂過好。而且，我母親也曾經給我講當年和美國人打仗的事情，講自己吃美國罐頭的感覺，這就給我一個“美國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國半年就回來了。我是因為要在紐約出書，因此得到了美國方麵的邀請。別外，當時我手頭還握有一個斯坦福大學的邀請，我結果沒好意思去大學，我覺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紐約把書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於斯坦福，我就沒去。 去了美國之後我就決定在那裏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我去了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和美國一些亂七八糟的城市，就是為了走走看看，這麽做其實也就是為了將來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這個道理：別人一說起哪兒哪兒，你說你去過，人家不會跟你多羅嗦了。 在美國，我在紐約和洛杉磯呆的時間比較長，覺得這兩個城市很不一樣。 洛杉磯這個城市真的讓我大吃一驚。在洛杉磯，除了一些特別的色情場所之外，那裏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後，什麽娛樂也沒有，有時候我去一些美國內地城市，到了晚上八點多鍾進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飯了，因為大家都睡覺了。 而且美國人非常規矩，社會上非常井井有條，執法也很嚴，在國內我們都被人罵慣了，覺得人和人之間就應該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國之後覺得在那裏真是好到得老對周圍人說“謝謝”了，因為我在美國遇到的很多情況是你去找人辦事，人家還對你極為客氣。但是我非常不喜歡美國人愛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這一條，因為我英語不好，他們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麽。這樣一來，讓我顯得挺無理的。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在那裏也有安全感，原來我覺得美國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實那種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紐約的地鐵讓人形容成罪惡之淵，一開始我到那裏都不敢坐地鐵，老是坐出租車。後來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鐵，覺得挺好的，而且我覺得自己在那裏呆著別人還挺害怕我的，可能他們把我當成越南人了，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我遇到的別外一件事情更能說明問題：有一天，我在曼哈頓世界貿易中心那裏獨自一人行走，那裏的辦公區，一到晚上就沒人了。我看見對麵有一個黑人走了過來，我有些心慌，但沒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們兩人隔著兩個街口他就繞著走了，我當時正擔心如果讓我繞，我怕我會被繞丟了，想不到他先繞了。 在美國生活，我可以說沒有遇到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釋這個現象我隻有用“理想社會”來做出說明，這個國家非常適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個有追求的人，你隻想過一份踏實日子，你隻想“我不侵犯別人，別人也別侵犯我”，那麽美國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裏的社會相對來講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時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裏看到這樣的一個報道，說是加州的納稅家庭每年要負擔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負擔他們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麵的開銷，這事要是擱在別處，誰幹呀？ 美國確實讓人開眼界。過去的我等於是一個井底之蛙，起碼對古典的東西方藝術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國的那些日子裏整天東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過去一直認為中國古代沒什麽文化，沒什麽文明，起碼在雕塑和繪畫上是這樣，但是在美國的博物館裏看了一些中國以前的東西，一下子把我過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覺得那些東西還不錯，和希臘的東西擺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磣。 在中國，我不太能夠見到這些東西。偶爾見到一些張大千或者齊白石的畫，但我認為那些東西不是很地道（王朔也會拐彎說話了，哈哈）。 說來說去，我在美國也沒有做什麽事情，我如果是一個畫家或者是音樂家，我也許在創作上出現不了障礙。紐約那個地方有十幾萬詩人、十幾萬音樂家、十幾萬作家、十幾萬演員，也就是說有幾十萬藝術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裏是因為那裏對人沒有壓迫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所有東西都是可能被藝術化的。到美國之後我才知道什麽是精神上的徹底自由，但是我歸根結底是一個寫中文小說的，是依賴文字吃飯的這樣的人呆在美國會有點麻煩。 美國的中文是一個非常雜的東西，是被台灣國語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裏曾經想過寫一個比較長的東西，反正在那裏住著也沒人來打擾你，誰未經準許進了你家家門你不是都可以對他開槍嗎？但是如果我在那裏不看中文的東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躍，慢慢地，中文水平就會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東西，那裏那些非常雜的台灣中文就會慢慢地讓我的語言背景做出改變，這樣，我寫出來的東西讓中國大陸讀者看起來就有隔膜感，起碼會認為寫的“不是我們這裏的事兒”。 我到美國之後因為英語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國人接觸，這些人很多都是我過去在國內就認識的，或者在國內有過一麵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蹤了的中學同學，見了這麽多人，我總的感覺是這麽多年沒見麵，這些哥們全到美國來了。 我覺得中國最近幾年在人才問題方麵有些上吐下泄，好多人都被泄在美國了。美國就好比一個大便盆，什麽都接著。 我認識的一些作家現在也在美國生活，我個人認為他們在美國基本上都沒有寫出更好的東西，我感覺他們的語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比如說我所認識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國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純潔性，在那裏呆了八年也堅持不學英語，他的這個努力還算好，但是也有點過分艱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國幹脆就幹起別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麵，我覺得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後都變好了，變得都守法了。我認識幾個在國內都是壞人的人到美國生活之後都變得非常老實。我才一到美國，朋友就告訴我“你可千萬別犯法，你在美國犯法算是倒了大黴了，會記你一輩子，到哪兒都跑不了”。大家都這麽專門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國就是以犯法為生似的。我後來想，可能大家把每一個剛從大陸來的人都當成一個潛在的犯罪分子了，覺得必須叮囑一番，我想他們其實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國犯法之後，你別想“托人幫忙 ”。 但是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如果那麽老實、那麽循規蹈矩其實也不行，這是讓我很畏懼的地方，在中國，一個人有時候鬧得無法無天其實有助於打開思路，這個原因使得我不想過早地變成一個好人，當然，我想我老了以後還是要變成一個好人的，變成一個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國後我開始明白，我這樣的人在美國呆著其實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歲年紀的人已經不可能重新開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國的時候是十八歲，哪怕是二十多歲，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圍弄幹淨了，甚至可能會覺得拿中文寫作都沒意思了。真的，在美國也有這樣的人，徹底變成一個“少數民族作家”了。但這對我來說已經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輕，如果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實實地在那養老了。因為美國的生活品質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過得很安全，沒有人來打家劫舍，也肯定沒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這一點問題一定不大。 當然，我也還有一些自尊心，對於我到美國生活這件事情，我一直這樣比喻；你到人家家裏來住就他媽夠腆著臉的了，然後你再跟人家搶著幹活，比如說搶著到餐館打工之類的，這就不太合適了。（而且我也幹不動。）從小，我家裏的大人就教育我：別人的東西別吃、別人的東西別拿。 在美國的時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經把我介紹給《花花公子》這些雜誌去寫小說，我用中文寫，他們翻譯，與此同時，我也得到了一些寫劇本一類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對《花花公子》這類的雜誌我這次也有一些新認識。我曾經從自己過去寫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實也就為了我的書能在美國更好地發行，但是稿子後來被對方給退了，理由是“太黃色”。他們可能忌諱裏麵出現了一點亂1倫的關係，這樣我才知道《花花公子》這樣的美國雜誌，其實反映的是非常嚴肅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國青年刊物那樣有病態的東西。 相比之下，我顯得粗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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