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專稿／西藏問題，是今日西方指責中國的一個重點。但觀其理由，沒有一個能夠在反推於己後還能站住腳跟。站不住腳卻強而為之，甚至於陷於悖論而不自知，這除了某些人確實是別有用心，無理取鬧外，也有許多西方人是自以為真理在手，振振有詞，充分體現了因曆史文化及製度國情的差異而形成的認識局限性（偏見），以及因長期高高在上的優越感所導致的傲慢。合而觀之，即所謂西方人的傲慢與偏見。
一，西方的指責站不住腳
歸納起來，在西藏問題上西方對中國的指責大約如下：1，曆史上西藏不屬於中國，因此它有理由獨立，這一條指責最無力。曆史上朝代、政權的變遷數不勝數，不易理清頭緒。但不管曆史上西藏是否屬於中國，隻要西方人沒有放棄美洲、澳大利亞等廣大地區，沒有退回到西歐原居地，他們就沒有立場指責中國。
2，西藏文化獨特，中國應該讓其享有充分自治，這一條同樣不能反推於西方自身。按此理由，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白人同樣應該退出來，讓原來迥異於西方從而富有“文化特色”的土著自治。如果說，今日美國對待印第安人的“圈養”，就已經是西方人口中的“自治”，那就等於說，西方主張中國應該將兩百萬藏人集中起來，圈養在某個縣的範圍內——這種方案，或許某些臉皮夠厚的西方人敢於提出來，但中國確實做不出，廣大藏民也絕不會答應。
3，中國政府妨礙了西藏的宗教自由，侵犯了人權，這一條最具迷惑性，認同的人也最多，但同樣站不住腳。且不說今天中國在個人信仰上已經開放很多，個人自己信仰什麽，隻要不影響他人，沒人幹涉。而且，很多宗教在中國也能夠自由傳播，例如佛教、道教。真正受到壓製的，主要是信仰達賴的部分黃教、基督教的家庭教會以及。這些派別之所以受到壓製，不是因為宗教，而是因為政治。
並不是說這些宗派的所有人都懷有政治目的、政治企圖，確實其中有不少人隻講信仰，不問政治。但問題是其中也確有不少人既搞宗教，又搞政治；甚至是隻搞政治，不搞宗教，將宗教作為幌子，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相信對這一點，任何人都無法否認。
由於這些懷有政治目的的人對各自宗派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完全有能力使宗教信仰變成政治工具；由於他們普遍獲得了海外勢力的支持，有能力顛覆中國當前的政治局麵，所以他們的問題已不是宗教自由問題，而是政治鬥爭問題。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壓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形式。
對此，西方人士普遍會反駁：為什麽西方國家不怕有人利用宗教搞政治？為什麽西方國家能夠容忍有敵對意識的穆斯林信仰，而中國卻不能容納自己的異端呢？這是由製度與國情決定的，簡單說就是由於製度不同導致的。自上而下構建起來的中國，確實容納不了公開的敵對派別勢力的存在，容忍的結果必然是山呼海嘯、天崩地裂。
西方人可以說中國製度的包容性不如西方，但是這個製度也有效解決了一些西方製度在中國解決不了的問題，例如政治穩定問題、人口問題。對不同製度整體性的優劣比較以及對於中國適應性的判斷，至今還在爭論，隻能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當然，包容性較差肯定是中國製度的一種缺陷，應該改進。但這種改進必須顧及整體效應和其他方麵，不能不顧一切，要求一蹴而就。正如黃紀蘇先生在《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所說：縱然西方在某些方麵確比中國先進，中國應該學習西方，這種學習也隻能像存錢罐，用一天放進去一點零錢的方式來將它填滿；而不能像買彩票，企望在一天之內就從窮光蛋變成富翁。
一些西方人，以及腦袋被西方洗過、或者利益與西方相關的中國人不同意這種漸進。他們說：既然承認是好的東西，為什麽不立即照辦？對此，我們可以反問：如果價值上好的東西就必須立即照辦，那麽共產主義的理想、天下大同的理想更好，為什麽美國不照辦？富國、富人為什麽不把自己的財產都拿出來，讓天下人共享？
西方人，比如那個李察.基爾，在指責中國西藏問題的做法之前，有必要首先問一下自己：有沒有將財產都拿出來，送給那些比自己更需要的窮人、苦人？如果你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那麽你確有資格指責中國；否則，就請免開尊口。
二，50年前西藏變化的現實意義，官方的宣傳集中於農奴翻身、生活大變樣之類，這些當然都是事實，但對於回擊今天的反華言論，意義不大。50年過去了，社會在發展，生活當然要變樣，不變樣才奇怪。廢除農奴製雖然是了不起的成績，但畢竟過去50年了，難道這件功勞還能再管中國在西藏的合法性100年？何況，人家達賴也早就不再提農奴製了。
理論應該針對現實，與時俱進。50年前的西藏叛亂事件，對於今天的意義主要有兩點：1，它說明西藏今天的不夠自治，完全是達賴集團造成的1959年以前的西藏，自治程度是很高的，基本達到了今天達賴及其支持者要求的自治程度。正是由於當日的達賴受西方蠱惑，不滿於這種自治，追求進一步的獨立，才有了西藏與中央的衝突以及自治關係的變化。就這一點而言，達賴是咎由自取，應該對曆史負責；西方對這一段曆史的指責，也應該著落在達賴頭上。
2，1959年的事實表明，自治不是西藏好的選擇，它必然走向叛亂與鎮壓現在達賴說他改變主意了，不要獨立隻要自治了。問題是，曆史不可能任由他搓來捏去隨意更改。50年前的西藏叛亂表明，在現行政治體製構架下，所謂民族地區高度自治，是不可能的，必然走向叛亂。
不管今天達賴放棄獨立的說法是真是假，一旦西藏重回1959年以前的局麵，很快又會走向與中央對立。今天的藏獨勢力與西方的聯係更加緊密，西方透過藏獨影響中國的能力也越來越強。西藏一旦走向自治，必然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那些什麽“隻要中央允許西藏自治，藏人就不會再鬧事，中央、西藏關係就會和睦”的描述，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不知道我一直尊重的王力雄先生，為什麽也見不及此？可見所謂“超越者”，說說容易，真要去做卻很難）。
現在藏獨勢力遠在境外，隔山打牛就能掀起如許波浪（但他們也隻能做到這種程度了）。一旦西藏重回1959年以前的格局，藏獨及海外勢力可以直接影響、操控藏民，對中央、對漢人不滿的藏人必然越來越多，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也隻會越來越緊張。最終結果，不但將危及全中國的穩定，藏人本身也將反受其害。
西藏不是香港，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具有某種難以調和的特征（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現行體製下，惟有施以一定程度的壓製，才能緩和矛盾，維持安定局麵，然後徐圖其他。因此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壓之，實則護之；任之，反倒害之。
一，西方的指責站不住腳
歸納起來，在西藏問題上西方對中國的指責大約如下：1，曆史上西藏不屬於中國，因此它有理由獨立，這一條指責最無力。曆史上朝代、政權的變遷數不勝數，不易理清頭緒。但不管曆史上西藏是否屬於中國，隻要西方人沒有放棄美洲、澳大利亞等廣大地區，沒有退回到西歐原居地，他們就沒有立場指責中國。
2，西藏文化獨特，中國應該讓其享有充分自治，這一條同樣不能反推於西方自身。按此理由，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白人同樣應該退出來，讓原來迥異於西方從而富有“文化特色”的土著自治。如果說，今日美國對待印第安人的“圈養”，就已經是西方人口中的“自治”，那就等於說，西方主張中國應該將兩百萬藏人集中起來，圈養在某個縣的範圍內——這種方案，或許某些臉皮夠厚的西方人敢於提出來，但中國確實做不出，廣大藏民也絕不會答應。
3，中國政府妨礙了西藏的宗教自由，侵犯了人權，這一條最具迷惑性，認同的人也最多，但同樣站不住腳。且不說今天中國在個人信仰上已經開放很多，個人自己信仰什麽，隻要不影響他人，沒人幹涉。而且，很多宗教在中國也能夠自由傳播，例如佛教、道教。真正受到壓製的，主要是信仰達賴的部分黃教、基督教的家庭教會以及。這些派別之所以受到壓製，不是因為宗教，而是因為政治。
並不是說這些宗派的所有人都懷有政治目的、政治企圖，確實其中有不少人隻講信仰，不問政治。但問題是其中也確有不少人既搞宗教，又搞政治；甚至是隻搞政治，不搞宗教，將宗教作為幌子，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相信對這一點，任何人都無法否認。
由於這些懷有政治目的的人對各自宗派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完全有能力使宗教信仰變成政治工具；由於他們普遍獲得了海外勢力的支持，有能力顛覆中國當前的政治局麵，所以他們的問題已不是宗教自由問題，而是政治鬥爭問題。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壓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形式。
對此，西方人士普遍會反駁：為什麽西方國家不怕有人利用宗教搞政治？為什麽西方國家能夠容忍有敵對意識的穆斯林信仰，而中國卻不能容納自己的異端呢？這是由製度與國情決定的，簡單說就是由於製度不同導致的。自上而下構建起來的中國，確實容納不了公開的敵對派別勢力的存在，容忍的結果必然是山呼海嘯、天崩地裂。
西方人可以說中國製度的包容性不如西方，但是這個製度也有效解決了一些西方製度在中國解決不了的問題，例如政治穩定問題、人口問題。對不同製度整體性的優劣比較以及對於中國適應性的判斷，至今還在爭論，隻能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當然，包容性較差肯定是中國製度的一種缺陷，應該改進。但這種改進必須顧及整體效應和其他方麵，不能不顧一切，要求一蹴而就。正如黃紀蘇先生在《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所說：縱然西方在某些方麵確比中國先進，中國應該學習西方，這種學習也隻能像存錢罐，用一天放進去一點零錢的方式來將它填滿；而不能像買彩票，企望在一天之內就從窮光蛋變成富翁。
一些西方人，以及腦袋被西方洗過、或者利益與西方相關的中國人不同意這種漸進。他們說：既然承認是好的東西，為什麽不立即照辦？對此，我們可以反問：如果價值上好的東西就必須立即照辦，那麽共產主義的理想、天下大同的理想更好，為什麽美國不照辦？富國、富人為什麽不把自己的財產都拿出來，讓天下人共享？
西方人，比如那個李察.基爾，在指責中國西藏問題的做法之前，有必要首先問一下自己：有沒有將財產都拿出來，送給那些比自己更需要的窮人、苦人？如果你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那麽你確有資格指責中國；否則，就請免開尊口。
二，50年前西藏變化的現實意義，官方的宣傳集中於農奴翻身、生活大變樣之類，這些當然都是事實，但對於回擊今天的反華言論，意義不大。50年過去了，社會在發展，生活當然要變樣，不變樣才奇怪。廢除農奴製雖然是了不起的成績，但畢竟過去50年了，難道這件功勞還能再管中國在西藏的合法性100年？何況，人家達賴也早就不再提農奴製了。
理論應該針對現實，與時俱進。50年前的西藏叛亂事件，對於今天的意義主要有兩點：1，它說明西藏今天的不夠自治，完全是達賴集團造成的1959年以前的西藏，自治程度是很高的，基本達到了今天達賴及其支持者要求的自治程度。正是由於當日的達賴受西方蠱惑，不滿於這種自治，追求進一步的獨立，才有了西藏與中央的衝突以及自治關係的變化。就這一點而言，達賴是咎由自取，應該對曆史負責；西方對這一段曆史的指責，也應該著落在達賴頭上。
2，1959年的事實表明，自治不是西藏好的選擇，它必然走向叛亂與鎮壓現在達賴說他改變主意了，不要獨立隻要自治了。問題是，曆史不可能任由他搓來捏去隨意更改。50年前的西藏叛亂表明，在現行政治體製構架下，所謂民族地區高度自治，是不可能的，必然走向叛亂。
不管今天達賴放棄獨立的說法是真是假，一旦西藏重回1959年以前的局麵，很快又會走向與中央對立。今天的藏獨勢力與西方的聯係更加緊密，西方透過藏獨影響中國的能力也越來越強。西藏一旦走向自治，必然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那些什麽“隻要中央允許西藏自治，藏人就不會再鬧事，中央、西藏關係就會和睦”的描述，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不知道我一直尊重的王力雄先生，為什麽也見不及此？可見所謂“超越者”，說說容易，真要去做卻很難）。
現在藏獨勢力遠在境外，隔山打牛就能掀起如許波浪（但他們也隻能做到這種程度了）。一旦西藏重回1959年以前的格局，藏獨及海外勢力可以直接影響、操控藏民，對中央、對漢人不滿的藏人必然越來越多，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也隻會越來越緊張。最終結果，不但將危及全中國的穩定，藏人本身也將反受其害。
西藏不是香港，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具有某種難以調和的特征（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現行體製下，惟有施以一定程度的壓製，才能緩和矛盾，維持安定局麵，然後徐圖其他。因此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壓之，實則護之；任之，反倒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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