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麵啟動政改？還是30年以後再說？

王天成

3月2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以《新書--中共全麵推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先兆》為標題，報道了最近在香港舉行的一次新書發布會，一部似乎很重要的著作即將在香港出版發行，與此同時，其英、法、日文版也將推出，但不會出簡體中文版。

這是一本什麽書？為什麽如此有派頭？又為什麽猶抱琵琶半遮麵，不出簡體中文版？

據發布會介紹，書的標題是《變革與突破──中共政治體製改革方案》，作者是中國內地一位叫周天勇的教授。"周天勇的身份特殊，公開身份為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一般認為是曆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的智囊，實際是不少正在施行和即將推出的國家政策的研究者和倡導者"。他 "高度參與中共最高層的決策，被譽為當代國師。" 發布會還特別強調，周先生此書"內容涵蓋麵廣，論述宏觀嚴謹"，首次在海外正式推出，"被視為中共全麵推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先兆"。" 像這種涉及政治改革的敏感書籍，一定要得到最高領導層批準才可以在海外出版"。

一次新書發布會，如此高調張揚，或許其中有商業炒作的因素。同時，也許是我孤陋寡聞，第一次聽說周教授如此重要，乃至被譽為"當代國師"。不過，看到這個報道，我的確有些興奮。然而，我興奮不是因為出現了全麵政改的"先兆"，而是別有一番滋味，以至於覺得有必要寫點什麽。書還沒有看到就發議論，豈非捕風捉影、荒唐不經？不，我自有依據。而且，事關中共如何拒斥、拖延民主化，茲事體大、不可不察。

新書乃舊書'海外版'

我在網上搜索到了其它相關消息，從對本書篇幅和主要內容的介紹看，周天勇這本4月份間將在香港出版的新書，其實是他2007年在國內出版、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作序的《攻堅--十七大前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報告》（下稱《攻堅》）的海外版。隻是為了迎合海外讀者的口味和對外宣傳的需要，或許在某些方麵會有變動。

《攻堅》一書出版在2007年10月，也就是中共17大剛開完之後。起初，它寂寞地躺在書店中。但幾個月後，一位西方記者首先發現了它，從此開始引起國際和國內的廣泛關注。

默許政改的先兆？

《攻堅》一書特別不尋常的一點在於它提出了一個分階段改革的時間表：從2002年到2010年，重點改革行政管理體製、財政稅收體製、中央與地方關係，也進行一些人民代表大會、政協和司法機構方麵的改革；2011年到2016年，重點是進一步改革人大、政協和司法體製，形成現代的權力製衡機製；2017年到 2020年，大力發展民間組織，形成現代公民社會；2020年以後，再用20年時間，即到2040年，形成一個中等發達的民主和法治國家。至於什麽是"中等發達的民主和法治國家"，周天勇先生並沒有給出解釋。

周天勇教授的本行是經濟學，他是《攻堅》一書的主編，並不是其唯一的作者，還有專業背景不同的15個人參與撰稿。所以，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涵蓋麵廣而且林林總總、頗有集大成的氣象。

它包括10個專門報告，從加強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黨內民主開始，接著分別討論了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政協體製改革與協商民主、立法民主化和法律監督、行政改革、司法體製、財政預算體製、中央與地方關係、民間組織與宗教等重大問題，將過去10餘年來不同領域學者提出的一些改革建議匯集到了一起。例如，人大代表專職化、減少全國人大代表人數，減少政權層次、形成三級政府體製，縮小省級區域、加強中央控製，等等。

讀到這裏，你也許會說，《攻堅》既有改革的時間表又有具體的改革建議，這本書很不錯，是難得的重大突破。然而，事情並不這樣簡單。《攻堅》與其說是一本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書，不如說是一本反民主化的書。它是以貌似具體的改革方案，以漸進改革的名義，延遲政治民主化。

政改為名，拖延民主為實

周天勇全部方案的總前提，是繼續堅持共產黨一黨統治。他說，在未來至少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共產黨對新聞媒體、軍隊、官員、行政機構、人大和法院的控製。

政治民主與一黨專製是不可能並存的，這是一個常識，所以，在周的方案中，政治民主化被推遲到了至少30年之後。周的方案中所選擇性羅列的全部具體建議，都是現有政體框架下的調整變動，不構成從專製到民主的製度性革命。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周天勇為延長一黨統治辯護時所使用的政治邏輯，雖然是老生常談卻是可以重複利用的。周天勇說，沒有共產黨領導就不可能很好地推行政治改革。他認為，從政黨格局的改革看，不論是壯大其他現有的黨派，還是建立新的黨、意圖實現多黨製，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當高昂，風險也相當大。

他沒有明說的是，之所以出現新的、可以替換共產黨的政黨是不現實的，是因為共產黨不能允許那樣的組織性力量出現。所以，他的邏輯，簡單地說，就是因為我們是一黨專製，所以我們要堅持一黨專製，否則，是不現實的，也是危險的。按照周天勇的方案，30年之後--假如共產黨能撐到那個時候，中國依然是一黨製，新的周天勇們可以因此繼續主張延遲民主化。

周天勇說，他主張的是漸進改革的道路。他的方案包含了許多頗為具體的建議，還製定了分階段改革的時間表，的確像漸進主義方案，而且，方案認為應該改革的問題許多確實是需要改革的，我並不反對。但我們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那些不觸及基本原則的改革，對啟動民主化是否必需？這些改革是民主化之前能否有可能收到預期效果？還是隻能是浪費時間、增加擺設？哪些改革在民主化之後進行更好，更有可能成功？

在周天勇方案所提這種那種改革建議中，我發現沒有一項是民主化之前必須進行的，或對於民主化是意義重大的。例如，將審計部門劃歸人大管轄， 這是學者們了多年的呼籲，即使現在實施了，也不見得就更有效，而且並不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

有些改革對於民主化很有價值的，周天勇在書中卻顧左右而言它，避而不談，或涉及卻不談要害。例如，發展民間組織、形成公民社會，周天勇在書中雖然辟有專章，卻閉口不提結社自由，而沒有結社自由，恰恰是目前公民社會發展的瓶頸所在。又如開放鄉鎮、縣市選舉，有助於為全國選舉積累經驗、打下更好的基礎，但周天勇在書中絲毫沒有提及。

總而言之，凡是可能不利於共產黨對各個領域實施控製的，周天勇在書中都回避了。他的專業背景雖然是經濟學，但對這些政治學的常識也應該不難弄明白，所以，他或許是太明白哪些變革更有助於民主化，反而避而不談。

我的結論是，周天勇主編的《攻堅》是在以一種新的、更能迷惑人的方式為中共拖延民主化辯護。它以改革時間表和改革方案來回避民主化，將民主化延遲到不確定的未來。從此以後，以改革的名義反改革、反民主化，我們不妨稱之為"周天勇現象"。這種現象正好符合當今中國紅色權貴集團的利益。

一個月以後，《攻堅》的海外版就要在香港上市了。海外版與國內版有什麽區別，很快就會見分曉。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全麵推行人們所期望的政治改革的先兆。它要向海外表示的是，我們要改革了，請對我們友好一些；我們不是不想民主化，但是在民主化之前，我們有許多事情要改革，所以，請給我們時間，不要給我們壓力，等到30年以後再說。

不過，寫到這裏，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