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宋強，聯合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劉仰撰寫《中國不高興》，在中國兩會期間出版，他們主張：內修人權，外爭族權，製裁西方，肅清內賊，表明了一部分中國人的真實想法。
中國不高興了，初始不爽，繼而壓抑，再而忿懣。過去一年，整個中國，從國民到國家處於一種不高興的狀態，覺得整個西方世界與中國關係麵臨徹底攤牌的局麵。攤牌讓中國人首先意識到，西方在中國經濟大步躍進、國力迅速提升趨勢下，對中國的遏製越來越明顯了。
這是身在北京的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的共同感受。於是他們提出，中國不高興，西方有陰謀，內政要改良，外交要恃強，大時代要有大目標，中國不能在戰略上捆住自己的手腳。
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他們五人聯手寫下二十萬字的《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一書出版。日本、英國、韓國一些機構聞訊此書出版，與此書的策劃機構聯繫，了解出版背景；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也調閱此書；北京、上海、重慶的人大代表和中共、經濟、青聯、社科、新聞出版等界別的一些政協委員，也紛紛與策劃和出版機構聯繫取書。
零八年，中國遭受特大雪災、西藏事件、汶川地震、奧運火炬傳遞受挫，當中國精英層和知識分子陰陽怪氣的時候，北京共和聯動圖書有限公司編輯部開始策劃，十月初五作者和編輯者形成共識，接連三天一起漫談，就一個個話題即興談話，記錄成文，一再修改，整理成書稿，初印十萬冊。
這部政論書表述的是：廓清迷霧，不因道義的憤怒，把民族詆毀得卑劣渺小；保持血性，不因百年的積弱，讓失敗主義的情緒橫行；尋求共識，不因社會的斷裂，放棄成為英雄國家的理想。五位作者的主張是：內修人權，外爭族權，製裁西方，肅清內賊；溫情脈脈的大外交時代已經過去，中國與西方「有條件決裂」將是一個不得不麵臨的選項；犧牲公平剝奪民眾的改革走入末路，中國的發展不能把絕大多數民眾排除在外；做超級大國，做英雄國家，呼喚英雄集團。
作者提出持劍經商，不玩金融戰爭，才是未來中國應走的路，利用西方經濟危機，實現中國的產業升級，中國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領導世界的雄心，明確「懲罰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國心態不僅是寬容，也有較真。
這五名作者：宋曉軍，中國船舶工業綜合技術研究院研究員，曾在軍校學雷達和聲納，任海軍通訊軍官，九八年創辦《艦船知識》網絡版，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電視台軍事評論員，被中國年輕一代軍事迷視為「精神領袖」。王小東，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七八年考上北京大學數學係，畢業後考經濟管理，被公派日本學習，回國後舌戰統治主流學術的「逆向種族主義」。
宋強，當年主撰轟動境內外的《中國可以說不》的「小平頭」之一，做過記者、圖書編輯，近年策劃總撰稿的《記憶》、《往事》電視作品獲得好評。黃紀蘇，劇作家、社會學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副主編，話劇《切·格瓦拉》編劇。劉仰，北京五洲傳播中心《東方視點》工作室主編，學者、資深媒體人，遊刃於文化、曆史和經濟話題。
宋曉軍接受採訪時說，來自周邊國家的騷擾，無論是海洋問題還是領土問題，隨著時間的推延會越來越頻繁。由此，中國百姓不高興的情緒也會越來越厲害，西方在背後操縱這些國家，對中國安全性層麵、經濟層麵作出挑釁，其實，這些事件更大的問題在於中國自己。在外界看來，這些都激起了民眾反彈，認為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南沙群島問題、釣魚島問題、俄羅斯軍艦擊沉中國貨輪問題、法國佳士得拍賣行拍賣圓明園獸首問題，這些問題發生，中國人產生那種情緒，主要還在於中國自己沒有大目標。
他說：「七九年改革開放，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你的產業為少數幾個西方大國做配套，在做生意的問題上，與別人發生了衝突，人家原本是擺地攤的，你也擺地攤，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這些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發生安全或領土爭端的原因，你把自己定位在給少數西方國家做配套的產業發展模式上，周邊國家當然就很不舒服。
以你前三十年軍重工業拉動發展的重工機電的基礎，你做配套的能力上升很快，你擠佔了他們的市場空間，他們自然就會跟你找麻煩，要找麻煩最順暢的渠道，就是那些曆史的說不清楚的領土爭端。」他認為，好在金融危機爆發，讓中國人明白了，給西方幾個大國做配套的產業走不下去了。中國不去做大國，卻去玩小國產業，放棄均衡布局，去跟它們爭利益，這能不引起摩擦嗎？
王小東接受採訪時說：「我們的書是麵向未來的。」他說，過去總是中國人去了解西方人，中國人去揣摩他們的心意，根據他們的心意去討他們的喜歡。這個世界到了現在這個時候，不應該總是中國人去揣摩西方人的心理，而是西方人有必要了解中國人的真實想法。《中國不高興》至少表明了一部分中國人的真實想法。第一，中國人要永遠韜光養晦做不到了，有時你越是韜光養晦，人家也是以更大惡意猜度你，那中國人還不如坦誠說，我們就是這麽想的。第二，表露真實想法，有助交流，互相交換意見，這個世界或許會更好一些，可以省略許多麻煩事。
反對逆向種族主義
王小東說，他早就提出批判「逆向種族主義」，包括柏楊的書《醜陋的中國人》，他認為根本就不是在反省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逆向種族主義」從總體上否定中國人的生存價值，最典型的就是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似乎中國人就不該活著，是最低賤的民族，隻要談到中國是世界上最低賤的民族，就有中國的那群精英、高級知識分子，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狂熱，隻要你提到中國人在什麽地方做的還可以，而這些又都是事實，那他們就會用各種汙言穢語來罵你。
他說：「如果說中國民族真有什麽劣根性，就是這樣一群基因變異的怪物。一個正常生存的物種是不可能如此否定自己的。但在中國偏偏出現這樣一群人，他們佔據高位，佔據話語權，佔領了講堂，佔領中國報紙、電視台、研究所，如果不指出問題，我們的民族就無法生存。書中的這些聲音，在民間，在年輕人中間是普遍存在的，不是我們所能代表的，隻不過這本書由我們來寫，因為我們畢竟比這些年輕人更多的掌握話語權，我們未必比他們說得好，水平未必比他們高，如果我們不站出來說而開個頭的話，他們就永遠沒有機會說。」
宋強說，「逆向種族主義」殺伐、摧殘自己的民族，從而獲得一種快感，自詡為中華民族的精英。這麽一種心態，幾十年來大行其道。他說：「最野蠻的種族主義者的最下流的語言，在中國高層知識精英出現，『中國人是低賤者，繁殖能力最強』，當年第三帝國理論家說出的語言，在中國這群精英中幾乎原汁原味說出來了。」
這部書展現了討伐逆向種族主義的這種情懷，書中最重要的觀點是建立大目標。一是破，說中國不高興；二是立，講中國的主張和路徑，講述了明晰而鮮明的感受，呼喚高尚集團，呼喚偉大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