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省部級幹部中，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人逐漸增多，外界稱之為中國政壇的“60後精英”。而任正部級官員的“60後”，目前共有5位：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慶偉、河北省省長胡春華、湖南省省長周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而在此次“兩會”期間，《中國新聞周刊》選擇了其中三位地方大員進行了專訪或觀察。
《生於60年代》一書記錄了這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在嗷嗷待哺的時候，迎來了文革；在接受知識的時候，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逐步建立世界觀的時候，迎來了思想解放……”
這些參加文革後高考的第一代官員在文革後三年的高考中脫穎而出。而當他們走出大學校門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社會也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於是他們成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最年輕的“弄潮兒”。
官員選拔反映了時代的變化。
在建國初期，中國的黨政領導主要從職業革命家中選拔。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分析，“這與當時的武裝革命有關，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階級仇恨深，因此容易在革命中嶄露頭角。”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幹部選拔的斷檔。改革開放後，革命戰爭期間成長起來的一批領導人已經年老。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強調現代化主要是技術層麵，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選拔出來的幹部主要是理工科出身。這批官員成長於計劃經濟時代，多從大型國有企業的骨幹力量中提拔，他們將治國的模式從革命模式轉化計劃經濟的模式。
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均發生巨大變化，對現代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不再局限於技術層麵，還包括社會製度層麵——強調民主，強調法治。因此，中央對人才選拔的標準也開始發生變化。
媒體稱，“60後精英”將改變“工程師治國”的局麵。蔡霞認為，這批官員的湧現是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幹部年輕化後幾十年培養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某個目的突然提拔”。
按照中國省部級正職官員65歲退休的規定，目前在地方省市區擔任正職的官員很大一部分將從現在起到2012年前後卸任。這意味著中國今後幾年地方上將開始大規模“新陳代謝”。
在十七大後的各省人事大調整中，大批“60後”進入省部級決策層，幾乎遍及國內所有省區市，成為“新陳代謝”的最好注腳。 ★
湖南省長周強法學家治省
“作為行政官員，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會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這兩條，你就會依法行政，守住兩個底線——一個公開，一個依法。如果不依法辦事，造成決策失誤，會造成更大的浪費，甚至腐敗”
11年前，周強38歲。他從比他年長5歲的李克強手中接過團中央的帥印，追平了李克強創下的最年輕省部級高官的紀錄。而周強中國第一位“60後”省部級官員的身份，讓他更加引人注目。
周強在團中央第一書記和全國青聯主席的位置上一幹就是8年。而他發起的一場行動，展示了他不同於當時廣泛存在的“GDP崇拜”的執政思路。
那是2005年，聯合國環境計劃署向全球10位知名人士頒發“地球衛士獎”。周強入圍的評語是：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和周強在推動“保護母親河”行動、保護環境領域取得了“傑出成就”。“保護母親河”行動廣泛動員3億多人次中國青少年參與環境保護，為中國乃至全球的環境保護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次年秋天，周強轉任湖南省代省長(半年後當選為省長)。上任伊始，長株潭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的申報主題變更為“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此前20年間，長株潭一直試圖成為改革試驗區，主題變更了不知多少次，但屢屢擱淺。
周強上任之後一年——2007年底，長株潭“兩型社會”綜改試驗區獲批。這位省長親自主持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公眾闡明“兩型社會”的意義。翌年，湖南又提出綠色GDP試點，人們終於明白，這個省長是來反“GDP崇拜”的。
在“GDP崇拜”幾乎充斥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之際，“湖南肯擰著勁兒幹事兒，需要極大的勇氣”。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說。
實際上，周強擰著勁兒幹的事情不止這一件。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正式實施，行政權力的運行規則開始從“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權利中心模式”轉變。程序規定總則中強調的公開、參與、高效便民和信賴保護四大原則，成為具體落實這一模式轉變的後勤保障。
此前20年間，中國行政法學會會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的應鬆年教授，一直在為行政程序法這部能夠從源頭上有序約束行政權力的基本法而努力。囿於各種客觀因素，應鬆年和他的團隊在20年間起草並最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多部行政單行法，但行政基本法——程序法卻曆經15稿起草而最終流產。2007年3月，同為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應鬆年和周強都下榻在全國總工會的賓館“職工之家”，兩人偶然間談起此事，幾乎是在幾分鍾內就一拍即合，可以 “先地方，後中央”。
2008年2月下旬，12位行政法專家被請到湖南舉行《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最後的圓桌論證會，周強親自主持。《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會場看到，周強對規定條文極其熟悉，在談到行政指導時，這位省長說：我們給雨雪災害中堵在京珠高速上的司機聽廣播，請他們繞道而行就是行政指導；每個繞開的司機發給200 元，那就是行政誘導。
全場的一片笑聲中，中國政法大學黨委書記石亞軍說：正確的行政誘導也是行政指導的一部分。
周強說話語速很快，不時用鮮活的小案例來闡釋規定的某些條款，同時也活躍了會場氣氛。在和中國最頂尖的12位行政法學者的對話過程中，周強的法學專業素養絲毫不落下風。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1978～1985年間在西南政法大學受過7年的民法熏陶，很多法學家都是他的同學。被他請到湖南的12位學者中，最高法副院長江必新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江必新這位行政法專家在2007年底之前，擔任了3年多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職務。起草的那段時間，周強每有學理疑問，兩位老同學就會聚到一起喝上一杯。
“我告訴你兩句話，”周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作為行政官員，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會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這兩條，你就會依法行政，守住兩個底線——一個公開，一個依法。如果不依法辦事，造成決策失誤，會造成更大的浪費，甚至腐敗。”
周強：金融危機帶來產業調整機遇
2004年以來，出現在省部大員關鍵崗位上的文科背景官員開始逐步增多的情形，這隱含著治國方略的調整。但是，文科官員中，仍然是經濟學科居多，以法學家身份出掌省級政府的官員，周強是僅有的一位。
2008年秋天，金融危機開始蔓延全球。作為湖南的一省之長，周強也把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了提振經濟方麵。2009年3月7日下午，這位省長就他近期的執政思路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中國新聞周刊：湖南是外出務工大省，現在返鄉的農民工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周強：湖南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在1200萬人左右，跨省的有1000萬，而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
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中，湖南在沿海一些外資企業、出口導向型企業務工的農民工返鄉比例比較高。據抽樣調查，湖南農民工返鄉比例在20%左右，約200萬人。
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占到了農民全年總收入的40%，農民工返鄉對農民收入的增長影響很大。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農民工問題，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幫助返鄉農民工解決麵臨的困難，了解他們的需求，一件事一件事去辦，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解決。
中國新聞周刊：刺激內需就需要擴大消費，湖南如何應對？
周強：湖南的目標就是要實現社保全覆蓋，生活方麵有最低收入保障，生病了有醫療保障。從去年開始，我們已把沒有單位、沒有企業的居民，也納入了醫療保障體係，解決他們的醫療保障問題，實現了全覆蓋。但在很多領域，比如城鎮居民的醫保、農村居民的新農合醫保標準、農村和城鎮居民的低保標準，水平還是比較低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的增加，要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
這是我們的著力點，也是我們在工作中努力實現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提高居民的收入，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居民收入增加，沒有後顧之憂，就願意消費。從湖南來看，就是通過這些措施，有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湖南的衝擊。現在看來，我們當時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謀事是早的，行動是快的，態度是積極應對，措施是主動應對”，取得的效果也是比較明顯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省外打工的農民工的子女，可能是第二代，他們可能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在解決農民工回鄉就業的問題上湖南有哪些新的思路和舉措？
周強：農民工的後代要回到農村很難，因此必須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為那些有條件的農民工，為能夠轉移到城市裏麵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民工創造條件。要取消小城鎮進入門檻，降低城市準入門檻，多吸納農民工進城。總而言之，要通過綜合舉措，幫助農民工解決不同的群體、不同人群麵臨的實際困難，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這樣才是有效的辦法。
對返鄉農民工，我們對多數人采取了培訓的辦法，幫助他們提高勞動技能；對年輕人，有相當一部分人有創業願望，而且他們腦子活，見過世麵，我們推出了一項“全民創業”的計劃。
中國新聞周刊：經濟低潮時期，湖南有什麽樣的考慮和應對？
周強：經濟危機蔓延全球，對湖南的影響也是深刻的。已經出現經濟下滑的跡象。湖南部分產品的市場需求出現下降，有些企業利潤、產業效益下滑，部分產業和行業主要是資源性產業和企業，比如湖南有色，受全球有色行業發展的影響，銷售滑落。再如鋼鐵也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在積極應對的措施方麵，我們按照中央擴大內需的要求，做了兩方麵的工作：
一是用好中央財政資金，地方財政做好配套；二是地方財政也拿出資金，通過政府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湖南去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1%，今年我們還想保持這一增速。
在投入的重點方麵，簡單地說就是加強基礎，振興產業，改善民生。
但從全球看，曆次經濟危機或者說經濟波動之後，都會帶來一些國家、一些產業的興衰。我們要堅持立足於省情，認識到在這一輪經濟危機當中，我們的優勢在什麽地方。
中國新聞周刊：湖南在這樣的時候提出“彎道超車”，準備怎麽去實施這樣一個戰略？
周強：這場結構調整對全球、對各個國家都是非常深刻的，對中國、對湖南來講就有很多機遇，尤其是給製造業和加工貿易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從去年年底以來，湖南承接產業轉移一直呈增長趨勢，2008年湖南加工貿易增長44%。今年以來承接沿海產業轉移包括國外產業轉移非常明顯，這也就是金融危機帶來的產業調整，為湖南帶來的曆史性機遇。
再就是吸引全球投資的機遇，基礎設施建設的機遇，振興產業的機遇，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改善民生的機遇，這都是湖南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當中要緊緊抓住的曆史性機遇。
對湖南而言，區位優勢非常明顯，毗鄰廣東，承東啟西，貫穿南北。前些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湖南自己和自己比成績很大，但是同經濟發展的需要相比，同湖南的戰略地位相比欠賬很多。比如，到2008年我省高速公路通車裏程在全國排名15位，這與我省的人口總量、麵積和區域位置都不相稱。
去年低溫雨雪冰凍災害之後，省委省政府強烈地感受到，湖南的基礎設施不僅嚴重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還暴露出抗災能力薄弱。我們就下決心全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到年底國家出台並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湖南正好趕上這個機遇。去年3月以來，湖南新開工建設高速公路18條。我們是“追趕式”的發展。去年國家新批高速公路建設規劃當中，湖南所占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今年我們還是要加大高速公路建設力度，同時要加強鐵路、民航、港口建設，力爭到2012年左右基本構建湖南現代立體綜合交通網絡體係。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要上很多項目，綠色GDP也開始試點，你不擔心衝擊“兩型社會”建設？
周強：客觀地講，不排除有影響，尤其是節能減排，關了不少汙染企業，對縣一級不能說沒有影響。但對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全局來講，對推進“兩型社會”建設，是很好的平台。這一次我去美國訪問，在華爾街與包括高盛在內的投行等廣泛交流，他們就表示願意在這方麵投資。
再比如說，大家都很關心洞庭湖，關閉了很多小造紙廠，環境好了以後，反而投資更多。從全省來講，造紙廠做大了，環保達標了，全省財稅收入反而增加了。
河北省長胡春華布局燕趙
3月9日下午，原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白克明講話時口誤，將一位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說成副委員長，讓略顯沉悶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北代表團全體會議會場笑聲一片。46歲的省長胡春華，也笑得甚為歡暢。
但笑聲難掩這位中國最年輕的省長的皺紋。與同為“60後”的周強、努爾·白克力兩位地方大員相比，胡春華的發梢已然半白半黑。
“省長來了河北，我看他更累。”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科技廳副廳長廖波說。
過去的26年，胡春華把23個年頭留給了西藏後，以團中央第一書記身份進京一年半；旋即調任河北，至今剛好一年。有報道稱，胡春華“在西藏工作期間很穩重，愛下基層；能說藏語、喝藏酒、跳藏舞，與藏族官民打成一片”。
胡春華從一名大學畢業生成長為西藏區委常務副書記，“西藏經驗”可謂豐富。但顯然，他不能把西藏的經驗照搬到經濟社會形勢迥然不同的河北。
“河北的難題可以說是4個字：國計民生。”廖波說。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於三鹿奶粉事件的影響，河北突然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隨著三鹿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田文華等人的被判刑，奶粉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對於全省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的胡春華度過了最緊張的階段。
但“國計”依然重任在肩。胡春華所做的2009年河北省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08年河北全省生產總值完成1.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一成，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第六。但在財政收入方麵，2008年隻有1820.8億元，不及全國財政收入(6萬億)的1/30。
今年“兩會”期間，《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兩度試圖聯係胡春華專訪均未果。
河北代表團的回複是：今年“兩會”期間，書記和省長達成共識，暫不受訪。還有消息稱，胡春華告誡過各級官員：多幹少說。
3月9日下午的代表團全體會議上，胡春華持續著低調的風格，整個下午一言未發，隻是傾聽。
進入河北代表團的網頁，點擊一位代表之後，會發現來自唐山鋼鐵公司；再點一位，來自邯鋼；隨機點擊，其他鋼鐵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包括民營鋼鐵公司、鋼管公司老板一個個地彈出窗口。
“這是河北獨有的現象，我們的鋼鐵工業實力比較強。”中共河北省委一位處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鋼鐵工業折射著這個省份第二、三產業之間的比例失衡，以及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無疑是近年來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縮影，“隻不過河北的比例比全國更為失調罷了”。
“即使是鋼鐵，前些年也以粗鋼為主；這兩三年好了一些，”上述河北省委的處長說，“但同時也伴隨著節能減排的巨大壓力。”
道理已經很簡單，河北也好，中國也好，必須轉變這種高耗能、高汙染、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麵對巨大的產業結構鴻溝，“省富而民窮”，是胡春華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一些河北官員看來，原有經濟增長模式的巨大慣性下，這位麵相樸實的省長沒有退縮。
2008年12月29日，省政府常務會議通過《河北省科學技術獎勵條例》時，胡春華特意囑咐包括廖波在內的省科技廳官員：把科技獎勵真正評出來，不要考慮“社會需求”。
70天後，廖波對《中國新聞周刊》“翻譯”了胡春華的用意：科技獎勵單憑技術，不要牽扯進來別的因素——例如職稱、社會關係。“我認為，省長把握住了自主創新的關鍵，而不是流於形式。”廖波稱。
自主創新是企業技術改造、產業升級換代、經濟結構轉型的基礎性因素之一，但它並不能涵蓋全部。廊坊市市長王愛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胡春華更多的精力，當是放在了抓住機遇，使河北再上一個新台階上麵。其中的關鍵，則是協調好河北與京津的關係。
長期以來，河北處於一種“大樹底下不長草”的狀態。香港《大公報》在報道河北的這種狀態時，將原因歸結於河北毗鄰京津，“穩定重於發展”。
前述河北省委處長表示，西部大開發方麵，內蒙古擠了進去，卻無河北。進不進得去“那個圈兒”，利益有很大不同——同樣修一條鐵路，“河北的張家口和承德毗鄰內蒙古，河北段的中央地方投資比例為4：6，內蒙古段的比例則是9：1”。
至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也沒有帶上河北，增值稅轉型的稅率優惠也就無從談起。更早的時候，東部沿海開發，深圳等特區所享受的15%的企業所得稅政策(全國當時為33%，現在為25%)，河北也沒有“搭上車”。這位處長說，“與此同時，河北的山區還有400萬貧困人口，這都是省長亟須解決的難題。”
事關河北發展的討論中，一度有人認為，河北落後乃是因為缺少中心城市帶動，石家莊難堪大任。胡春華履新之後提出，河北的中心城市就是北京和天津。根據廊坊市長王愛民的回憶，胡春華在京津廊同城化方麵做了大量工作。“這一次，北京至廊坊的輕軌談下來，省長就直接參與了。”王愛民說。
相當一批河北官員，實際上把胡春華在河北工作的這段時間當成一個“戰略機遇期”。
這或許可以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針對幹部換屆工作的一段講話作為注解：“對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地方工作的幹部要格外關注，對那些不圖虛名、踏實幹事的幹部要多加留意，對那些埋頭苦幹、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幹部不能虧待。”
新疆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鐵腕文人
“雙語”教學要從娃娃抓起！大學教師出身的努爾·白克力頗有文人治政的溫文氣質；但立誓對分裂勢力采取“先發製敵”的高壓政策，則更多顯示出鐵腕的一麵。
2007年，生於1960年的湖南省省長周強還被外界視為最年輕的正職省長。一年後，他保持的紀錄被努爾·白克力刷新。
2008年1月22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生於1961年的努爾·白克力當選為自治區政府主席。
在中國現任5位“60後”的正省部級高官中，努爾·白克力是唯一的少數民族。
此前，努爾·白克力曾在新疆大學擔任黨委宣傳部部長，此後擔任過烏魯木齊市市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以及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當選新疆自治區主席時，他年僅47歲。
事實上，自1998年努爾·白克力首次以新疆烏魯木齊市長身份出現時，便因思維敏捷、作風幹練，成為當地官員中的一段佳話。
十年曆練，政壇上的努爾·白克力更顯成熟，而其剛柔軟並濟的治疆理念也為新疆的穩定與發展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文人”習慣
一米八幾的個子，加上濃眉大眼長睫毛，記者很容易就在新疆團的代表中找到了他，愛抽煙愛看書愛上網，大學教師出身的努爾更多帶著文人的習慣。
3月9日下午，十一屆全國人大新疆代表團開始審議全國人大工作報告，中間休息時，努爾·白克力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愛抽煙是因為晚上看資料看得晚，白天又要主持會議，抽幾口，提提神。愛看書是大學裏養成的習慣，而上網既是學習，也是了解網絡輿情的需要。”努爾說，他每天至少要上一小時網。“有時候會和網友在線交流，更多時間是關注全國網民對新聞的輿論動態”。
“大學的知識與實踐的結合，需要一個過程，長期在大學對社會的了解不夠，這也是我的短處。”努爾這樣回憶他的大學從教經曆。
接近努爾主席的一位處長透露，從1998年起，努爾一直堅持定期到基層搞調研，繁忙工作之餘，他也常抽出時間讀書，喜歡隨手記下重要的經典詞句。
“為人謙和、講話充滿激情，”和田地區專員巨艾提·伊明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在很多事上努爾主席都能比別人有更深刻的見解，脫稿演講在官員中很受歡迎。
事實上，努爾的經曆多少顯示了教師出身的官員們的共同特點。從政10餘年中，努爾在每個崗位上政績都非常出色，使他早就進入了中央培養少數民族幹部的視野。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觀察到，從會場到電梯口，需要走過50多米的走廊，散會後的努爾從身邊的工作人員拿過一份最新一期“網絡輿情報告”，邊走邊看，從會場走到房間門口，他已開始給身邊的官員布置任務。
“環保市長”到“雙語主席”
1998年，37歲的努爾·白克力開始掌管烏魯木齊市，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區首府市市長之一。而“藍天工程”成為努爾抓經濟建設的突破口。
上任伊始，作為自治區首府的烏魯木齊市空氣汙染嚴重，“人們的鼻孔全是黑洞洞的，連麻雀也變成了‘黑烏鴉’。”空氣汙染成為影響烏市市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環境問題。
經過一係列調查研究，努爾·白克力開始力主實施“藍天工程”，以“生態先行”，為市民提供一個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助推烏市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在努爾的推動下，烏市推出一係列治理重汙染產業、汽車尾氣、綠化荒山的措施，空氣質量的改善，讓努爾成了市民心中的“環保市長”。
“養一棵樹要16噸自來水，簡直比養一個孩子還難，但是我們仍然要見縫插綠，為子孫後代多留些綠樹青草。”努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在大學時待久了，功利色彩少一些，考慮問題不會太短視太功利。”
顯然，10年的大學老師經曆，讓努爾的眼光看得更遠。
2003年，努爾·白克力上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區委副書記，主管教育、宗教、統戰等事務。
環境改善後，努爾開始推出科教興區戰略，並提出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法製環境，發展融合經濟，引進人才，發展龍頭旅遊產業等任務。
當時，適逢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時機，為了引進投資者，努爾開始強力整頓地方黨政機關、行業部門的工作作風，簡化投資手續。甚至公開表態，“誰為一點私利或者其他原因無故得罪投資者，就砸掉誰的飯碗”。同時，還製定出引進港澳人才的優惠辦法和具體政策，歡迎港澳的旅遊專業人才、金融商貿人才、高新技術人才來建設烏市。
擔任自治區主席之後，努爾開始力推“雙語”教學，並且提出要從娃娃抓起。
“在今天大開放的時代，邊遠落後地區的少數民族隻有學習國語，才會從封閉中走出去。隻有接受新知識，掌握溝通的工具，才能走出新疆，走出全國，走向世界。這樣才能帶動我們整個民族的大進步。”努爾說。
據努爾身邊的官員介紹，擔任主席之後，努爾每到地區去調研考察，總要聊起“雙語教學”，甚至親自到幼兒園裏聽課，親自用普通話與孩子們交流。
來自新疆自治區教育廳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10月，新疆學前、中小學(含職高)在校少數民族學生總數為236.6萬，其中接受“雙語”教學的60多萬。
觀察人士分析認為，正是擔任市長的執政實踐，使新疆的經濟發展與外界交流帶來新氣象，而努爾本人也以廣闊的視野與創造性表現，快速成為中國政壇上的一顆新星。
“反分裂要先發製敵”
長期以來，新疆反分裂鬥爭一直備受關注。而在努爾擔任自治區主席之後，立誓對分裂勢力采取“先發製敵”的高壓政策，則更多顯示出鐵腕的一麵。
占有中國1/6國土麵積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多民族聚居區，有46個少數民族，信教群眾也將近1000萬，新疆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不斷受到境外“三股勢力”，也就是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恐怖勢力的滲透破壞。
擔任自治區主席之後，努爾便提出“對分裂勢力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對待分裂行為堅決不用懷柔手段”。
然而，隨後的局勢並不平靜。
從3月開始，“三股勢力”先後策劃了“3·7”民航客機炸機未遂案、和田“3·23”煽動人員上街打砸搶未遂案、“5·23”襲擊霍城縣三宮派出所案以及 “7·8”烏魯木齊市晨光花園暴力抗拒公安機關執法案等一係列案件。而在北京奧運會舉行前夕，暴力恐怖分子在喀什製造了“8·4”事件，造成公安邊防支隊 30餘名官兵傷亡；奧運會召開後，又在庫車製造了“8·10”係列爆炸襲擊案，在疏勒製造了“8·12”襲擊治安卡點案。
2008年9月，努爾發表2萬餘字的長篇講話，解析暴力事件，炮轟東突勢力;同時提出了未來新疆治理的幾大重點。“要把打擊的這一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堅持‘主動進攻、露頭就打、先發製敵’的方針，用鐵的手腕，狠狠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堅決把敵人的暴力恐怖破壞活動消滅在預謀階段和行動之前。”
2009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一直對分裂勢力采取強硬高壓手段的努爾·白克力再次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
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努爾說，新疆的分裂與反分裂鬥爭自清朝始由來已久，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後，各種反華勢力不願看到一個發展模式不同的國家在東方崛起，於是千方百計地培植、扶持敵對勢力，“新疆分裂與反分裂鬥爭的嚴峻性和長期性不以我們的意誌為轉移”。隨後，他話鋒一轉，認為“有黨和政府的英明領導，有各族人民堅如磐石的團結，各種敵對勢力對新疆的分裂活動必定失敗，這也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