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轉移：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

作者：韓鋼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開了兩個會議，一個是工作會議，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真正觸及和深入討論了問題的不是三中全會，而是工作會議。

這裏講四個問題：第一，會議的背景；第二，與會者的構成和主要議題；第三，若幹相關史實；第四，簡單的評論。

一、會議的背景

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年底召開的。兩年前，中國大陸發生了兩件大事：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告別人世，1976年的10月“四人幫”被抓捕。兩件大事對當代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自此，中國社會開始轉型。所謂轉型，既包括國家職能的轉型，也包括社會的轉型。

國家職能轉型，就是從原來以統治職能為主，即以“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作為國家的主要職能，轉向管理職能為主。粉碎“四人幫”後，雖然中共高層沒有“國家職能轉變”的概念，但事實上已經發生變化。長期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大陸轉入以經濟為重心的軌道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粉碎“四人幫”後這一進程就已經開始。

社會轉型，即社會真正轉向現代化發展的軌道。兩年間，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係列變化。首先是政治上的變化。在政治生活中，雖然還沒有懷疑和批評毛澤東的錯誤，還沒有放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繼續維持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但是政治實踐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關注的重心轉向“四個現代化”。其次，在經濟、教育、科學和文化方麵，開始恢複1960年代的某些政策。“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社會處於調整時期，當時的一些政策促使了經濟複蘇，教育、科學回複到有序軌道，文藝創作一度活躍。粉碎“四人幫”以後，過去積累的經驗重新得到采用。再次，在社會方麵，國民生活開始變得平穩。“文革”時期，整個社會被“階級鬥爭”那根弦繃得很緊，國民普遍懷有恐懼心理。粉碎“四人幫”之後，大多數國民的恐懼感有所減弱。

政治和社會氛圍的變化帶來一種雙重效應：一方麵，國民心理漸漸放鬆；另一方麵，正是由於政治和社會氛圍的鬆動，給了人們以追求曆史正義的空間，人們開始呼籲平反曆史遺案。後者導致了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即“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真理標準討論”實際上是針對“文革”以來甚至是“文革”以前的一些重大曆史案件，即通常稱之為“冤假錯案”的曆史問題展開的。許多曆史案件不能得到解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批準定案的。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毛澤東定的案能不能翻？又由此引發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場大討論對於中國社會來講，產生了巨大的思想鬆綁的作用。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對“真理標準討論”，中共高層並沒有一個集體的明確表態。在高層內部，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對。支持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反對的代表人物是汪東興。但是，無論支持還是反對，“真理標準討論”在1978年7、8、9月之後變得非常熱鬧。1978年下半年，針對曆史疑案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比如說，越來越多的人提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應該平反。又比如，提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問題。此案牽涉麵非常廣，不僅當事人本身深受迫害，而且株連家屬和當事人的一些社會關係。再比如，提出解決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真理標準討論”由曆史疑案不能平反引發，又推動了曆史疑案的平反。

1977年特別是 1978年，中共高層一再提高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擴大對外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的規模。1978年召開了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1976至 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按照這個《綱要》，20世紀的最後23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頭8年要有一個相當大的發展，為後15年的發展奠定一個相當好的基礎。這樣一來，就使1978年的經濟形勢“熱火朝天”，當時的說法叫“新長征”。有的人把它說成是“新躍進”，也有的人把它說成是“洋躍進”。不管這個評論是否恰當，總而言之，1978年的經濟形勢是鼓舞人的。

但這並不能掩蓋長期以來積累的諸多問題：第一，農村政策問題，因為當時經濟發展最薄弱的一個環節在農村。雖然農業在10年“文革”中受破壞的程度最少，但是農業的發展也最落後。農村雖然相對穩定，沒有大亂，但是農業生產水平很低。產出水平低，技術水平低，國家投入水平也很低。第二，偏重重工業，在重工業方麵的投入過大，忽視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導致產業發展很不平衡。第三，工業生產和基礎建設的技術水平和裝備非常落後。第四、管理方法落後，長期實行行政管理的辦法，而不是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高層顯然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希望加以改革。改革的動因不僅來自國內，也來自同外國尤其是同西方發達國家的現實對比。高層考慮通過借鑒國外經驗，改進政策和體製。1978年中國派了許多代表團到國外、境外訪問，如林乎加為團長的中國赴日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李一氓為團長、於光遠和喬石為副團長的中共工作者訪問團訪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段雲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考察組考察香港、澳門，穀牧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西歐5國。訪問回來後的信息，給高層強烈的刺激。穀牧率領的代表團是1978年6月6日回國的，準備了20多天後，向高層匯報。6月30日，中共高層集體聽取了匯報。緊接著，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討論引進、改革和計劃等問題。這次務虛會涉及經濟工作的許多問題，為中央工作會議做了直接準備，工作會議設定的議題就是務虛會討論的問題。

就筆者所見材料，最早提出召開工作會議的是華國鋒。6月30日聽取穀牧匯報時，華提到10月份準備召開一次各省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二次中央工作會議，第一次是1977年3月召開的。後來會議因故推遲到11月份召開。

二、與會者的構成和主要議題

高層最初考慮，中央工作會議開20來天。由於與會者提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而且做了相當激烈的討論，所以會期延長了。又由於會議提出了調整高層人事問題，所以決定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工作會議從11月10日開到12月15日，共36天；三中全會從12月18日開始，22日結束，隻開了5天。兩個會議一共開了41天，所以人稱這是“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

參加工作會議的一共有 219人，包括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黨員副委員長和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的黨員副主席，高法院長，高檢檢察長；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分管政府工作的書記（有的地方是第二書記和書記）；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中央直屬機關各部委第一把手，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第一把手，中央軍委各直屬機關第一、二把手。219位與會者中，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58人，占與會者人數的26.4%，超過四分之一。除了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與會者的大多數也都是“文革”前的省部級官員，他們大都是“文革”時期被打倒的“走資派”。與會者中，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36人，占與會者人數的16.4%；其中隻有20人是在中共九大上第一次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也就是說，純屬“文革”中第一次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僅占與會者人數的 9.1%。與會者的構成，“文革”時期的“下台派”占了相當的比重，這個群體對會議的走向起了決定性作用。相反，“文革”中的“上台派”比重大大萎縮了。

中央常委決定，25名中央委員不參加三中全會。這25人裏，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吳原是陝西西北國棉一廠的紡織工人，“文革”中擔任陝西鹹陽市革委會委員、陝西省革委會委員、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和書記。中共十大上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四屆人大上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未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中，原來職務最高的是她；但當時她已經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副總理了，隻保留了中央委員。還有遼寧的尉鳳英。尉1960年代是聞名全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她本來是沈陽七二四廠的工人，當了車間工程師。“文革”中擔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遼寧省委常委。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上連續當選中央委員。還有河北的王國藩。19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河北遵化縣有一個23戶的初級合作社，生產資料隻有“三條驢腿”，人稱“窮棒子社”，領頭人就是王國藩。毛澤東在1955年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收錄了報道這個初級社的一篇通訊，還寫了一篇序言，其中提到了王國藩的“ 窮棒子社”，稱“窮棒子社”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王國藩和這個社由此出了名。“文革”中，王國藩擔任了河北省遵化縣革委會副主任、河北唐山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河北省革委會常委、中共河北唐山地委書記、中共遵化縣委第一書記。從九大到十一大，連續三屆當選中央委員。還有吉林的馮占武，黑龍江的於洪亮，河南的耿起昌、杜學然、冀桂昕，福建的江禮銀，雲南的七林旺丹等，以及康生的夫人曹軼歐、中央組織部原部長郭玉峰、郵電部原部長鍾夫翔、中共天津市委原第一書記解學恭、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書記劉子厚、中共河南省委原第一書記劉建勳，也未允參加會議。

工作會議最初考慮討論三個議題：第一，如何進一步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如前所述，因為農業非常落後，所以恢複和發展農業成為當務之急。高層決定提交兩個文件由會議討論，一個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討論稿）》，一個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第二，商定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第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華國鋒在開幕會上講話，增加了一個議題：在討論上述三個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從明年1 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個議題大概是會前不久決定的，華說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一致看法。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哪次會議討論的，如何討論的，迄今不知其詳。因此，工作會議的議題實際上是四個。

會議主要是開分組會。一共分了六個大組：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的與會者，都分到了六個大組。

工作會議隻開過四次大會。第一次是11月10日開幕，華國鋒在會上講話；第二次是11月13日，由紀登奎對兩個農業文件做說明；第三次是11月25日，華國鋒作講話，主要談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一些曆史遺留問題；第四次是12月13日閉幕，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先後講話。其餘時間都是分組討論。工作會議13日閉幕後並沒有結束，14 日、15日又分組討論了兩天才散會。工作會議開得很熱鬧，雖然隻開了四次大會，但是其間發生的許多事情使得會議出現了很多新因素，會議因而沒有完全按照原定議題召開，而增加了新的重要內容。三中全會倒是比較簡單，12月18日晚上開幕，華國鋒做了簡短講話；22日這天通過了幾個決議，決定和選舉了新的高層人事和中紀委。全會實際上是履行程序性質的會議，確認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的結果。

三、若幹相關史實

1、華國鋒沒有對會議設定“框框”
很長時間以來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稱華國鋒對工作會議設定了一個“框框”。所謂“ 框框”指的是華提出的三項議程（即兩個農業文件、兩年國民經濟計劃、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講話），設定“框框”就是說華要把會議鎖定在三項議程裏麵，不許突破。這種說法既不合事實，也不公道。會議討論三個問題，是中央常委的集體決定，不是也不可能是華個人決定的。1978年高層高度關注引進、農業、經濟速度和管理體製改革問題，為此，中央常委考慮召開工作會議，為實施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鋪墊認識基礎。非要說三項議程就是“框框”，那也不是華設定的。

會議開始後，與會者超出原定議題，提出了解決曆史遺案的要求，不僅華國鋒沒有預料到，恐怕其他常委也沒有預料到。雖然未曾預料，華也沒有用三項議程的“框框”去限製。迄今無人舉出華設定“框框”壓製的任何具體材料。事實上，華不僅沒有用所謂“框框”限製，而且對與會者提出解決曆史問題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這次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肯定“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據於光遠說，華國鋒在11月25日的大會講話中，對與會者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回避”，“態度誠懇”。華的講話談了八個曆史問題：即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懷案、陶鑄案、楊尚昆案、康生和謝富治問題、地方性重大事件。講話文本下發之後，華還加上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於光遠稱，華對上述問題“都做出了令人滿意的答複”。可以肯定，華不是作個人講話，而代表了中央常委的意見。同樣可以肯定，他本人對解決這些問題是讚成的。按於光遠的回憶，華講話之後，“討論就更加深入地開展了”。所謂設定“框框”，沒有什麽根據。

還要看到，三個議題始終是會議討論的內容，沒有材料表明與會者對討論三個議題有異議（至於對文件本身有意見，是另一回事）；會議也沒有撇開原定議題而“另起爐灶”。

2、曆史問題的提出和陳雲發言的反響

11 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會上作了一個發言，提出解決六個問題：第一，“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問題；第二，“文革”中錯誤定為叛徒的同誌的問題；第三，陶鑄、王鶴壽的問題；第四，彭德懷的問題；第五，天安門事件問題；第六，康生問題。陳雲認為，中央對這六個曆史遺留問題需要考慮和做出決定。許多著述都稱陳雲的發言“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說這個發言“打破了沉悶”，“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少著述還說，陳雲發言之後，會議便“突破”了原定議題，開始了對曆史遺留問題的討論。

這個說法恐怕與事實有出入。事實上，會議一開始討論，與會者就提出了曆史問題。據與會者於光遠回憶，陳雲發言的當天，別的分組有些同誌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如西北組就提出了做好重點轉移必須平反冤假錯案，如解決“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問題，要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等等，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風和“文革”中的問題列入議題等。於說的還是陳雲發言當天的情形，而《李昌在中國改革年代》提供的材料顯示，陳雲發言的前一天，李昌、陳再道、呂正操、傅崇碧等人就已經在各自分組會上提出了天安門事件問題。李昌肯定“天安門群眾悼念總理的活動，是個偉大的革命行動”，高度評價“'五四'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啟蒙運動，也可以說天安門的群眾悼念活動，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運動”。傅崇碧說：“我認為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究竟是什麽性質？要向群眾講清楚。” 前不久發表的葉選基的文章也說到，工作會議分組討論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譚震林、傅崇碧、李昌、陳再道就在發言中提出了平反天安門事件的問題；第二天，即11月12日，呂正操、陳國棟、金如柏、姚依林也提了同樣的問題。葉文注明根據的是會議簡報，應當說具有史料的權威性。這說明，解決曆史遺留問題，既不是陳雲最早提出，也不是陳雲一人提出。

當然，以陳的資曆和地位，有的與會者對他的發言做了直接呼應。但是，關注曆史遺案是與會的高層老幹部的共同心理，他們在陳雲發言之前或同時已經發出呼籲，陳雲的發言自然不會令他們意外。“一石激起千層浪”、“爆炸性發言”等等說辭，恐怕隻能說是一種過度形容。陳雲後來有關經濟工作的發言，倒是的確引起了與會者的較大反響。 (

3、天安門事件性質的平反

工作會議開始後不到一周，發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就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性質的平反。關於平反的經過，史實方麵迄今有些不同說法。
從1976年到1978 年，天安門事件問題的處理和性質的平反，可以大致歸納為四個步驟。四個步驟都包含社會呼聲與高層對應的互動。第一步，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黨內外出現平反天安門事件的輿論，高層開始鬆動。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團籍處分的，應予撤消。” 這種鬆動當然很有限度：其一，隻限於“純屬”反對“四人幫”的當事人，規定“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有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絕對不允許翻案”；其二，隻解決當事人的個人問題，不涉及對整個事件的重新定性，維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結論。

第二步，1977年年初，黨內和社會對維持天安門事件的定性不滿，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呼籲平反。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高層再次做了有限讓步。華國鋒在講話中肯定絕大多數群眾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是合乎情理的”，但還是繼續維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結論，稱“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

第三步，盡管把大多數人從“反革命事件”中擇了出來，但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仍然令人不滿，從1977年到1978年，中共內外不斷以各種方式表達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徹底平反的要求。1978年8月以後，事情有了新的進展。高層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捂蓋子”的問題，北京市一些行業和單位進一步為參與天安門事件的職工群眾平反，肯定他們的參與“完全是革命行動”。10月，高層免去吳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職務，調林乎加任市委第一書記。天安門事件不能平反，就北京市來說，吳德的阻力最大。因為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宣布“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蓄意製造政治事件”的就是吳德，盡管吳當年的廣播講話也是政治局授意，並不是吳的個人行為，但無論如何，吳德與此事脫不了幹係，所以吳對平反問題總是顯得拖延猶疑。市委第一書記的人事調整，對於平反來說是一個有利條件。話劇《於無聲處》的上演引起轟動，從社會層麵推動了平反的進程。

第四步，11月15日，《北京日報》報道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宣布廣大群眾沉痛悼念周恩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據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此事是政治局常委14日批準的。當天晚上，新華社發出電訊《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16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電訊。至此，天安門事件的性質終獲平反。新華社電訊的微言大義在於，《北京日報》的報道並沒有“天安門事件”的字樣，也就是說，高層批準宣布的消息沒有天安門事件，而新華社電訊做了文章，突出了這個字眼。正是這個字眼，引起黨內和社會的廣泛擁護和反響。

不同的說法主要涉及新華社電訊稿的問題。據胡績偉、於光遠回憶，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報道後，正在京西賓館參加工作會議的新華社社長曾濤，找同時與會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和《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商議，說《北京日報》的消息寫得很長，把天安門事件這樣重要的問題淹沒在這個長新聞裏了，標題也沒有標出來，他打算把這點摘出來，單獨發一個消息。楊、胡均表讚成。曾很快寫出一個不足三百字的稿子，楊、胡看後都說應該加上一個鮮明醒目的標題。用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完全是革命行動”作題，文字太長，胡便提議索性以“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題，因為兩年多來中央一直說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是“反革命事件”，這個標題就是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曾、楊、胡考慮《北京日報》的報道並沒有天安門事件的字眼，是否有題文不符之嫌。商量的結果，三人認為，過去說到天安門事件，雖然肯定廣大群眾的悼念“合乎情理”，但總要說“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反革命事件”，而這次《北京日報》的報道根本不提，這說明整個事件都是“革命行動”了。三人還找與會的於光遠征求意見，於也表示讚成。當天晚上，曾濤就批發了新華社電訊通稿。

有研究者對新華社當事人做了調查，結果與上麵的敘述不大一樣。按時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杜導正、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周鴻書、新華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穆青的回憶，新華社的電訊稿是周鴻書在15日上午起草的。提出動議的是杜導正和新華社國內部兩位副主任於明和馮健，稿子起草後報送穆青審定。穆青考慮事關重大，與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社長曾濤通了電話。曾濤告訴穆青，他和楊西光、胡績偉、於光遠商量過這件事。至於稿子的標題，周鴻書的回憶稱是國內部值班室的舒人加上去的；而穆青的回憶則稱，最初國內部擬了一個長標題，“幾經反複”後，確定了現題。如何“反複”的，穆青未及詳述。

兩種說法都來自當事人，也許都對，也許有誤，仍待進一步考證。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鮮明提出天安門事件這個重要細節，未得高層授意。據於光遠回憶，16日上午在京西賓館開西北組討論會，正式開會前，與會者都在議論此事，說這件事太好了，紀登奎一言不發，後來終於忍不住說了一句“像這樣大的事，總應該在政治局談一下才對”。紀是政治局委員，可事先對此一無所聞。這證明發表這篇電訊，沒有經過高層。於光遠還回憶了兩個情節：16日午餐和晚餐，他都和曾濤同桌，也在同桌進餐的白棟材（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和汪峰（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都對曾說，如果你因此在新華社呆不下去，歡迎你到我們那兒去。這天晚上，林乎加的秘書到於光遠的房間告訴於，林看到報紙後，以為新華社電訊有什麽來頭，打電話給曾濤；得知沒有什麽來頭，趕緊打電話向華國鋒作了匯報，說標題是新華社加的，事先沒有同市委商量。華沒有說什麽。於後來就此問過曾濤，證實了此事。據時在北京市委辦公廳工作的許孔讓回憶，16日夜，林乎加口授了一個簡短報告，大意是：今天各報刊登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市委沒有宣布這個標題，特此報告。

實際上，事情沒有那麽嚴重。葉選基的文章提到，11月15日，即《北京日報》報道當天，葉劍英告訴葉選基，他曾向華提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從速表態，以免被動。看來高層也有醞釀。新華社電訊稿發出之後，華國鋒有一個舉動，就是11月18日為《天安門詩抄》題寫了書名。《天安門詩抄》是1976年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詩、詞、曲、挽聯的選集本，編者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集體筆名叫“童懷周”，寓意共同懷念周恩來。1977年春就編了幾個本子，另外，七機部五二所和中科院自動化所也曾編輯過同樣題材的本子，但是一直未獲準公開出版。1978年不知通過什麽渠道，送到了華國鋒那裏。華采取題寫書名的辦法，算是最高領導人做出表態。11月19日《人民日報》發了消息。華題寫書名的當天，曾濤得到信息，告訴了於光遠。於在電話裏不無調侃地說：“這一下你安全著陸了。”

天安門事件平反這件事情，是在工作會議期間發生的，又跟中央工作會議有關。曾濤、楊西光、胡績偉、於光遠都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人物，又都在京西賓館開會；新華社當時也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重鎮，他們一手編出這麽一條未經高層授意的新聞，無疑推動了事件性質的最後平反。11月25日，華國鋒在工作會議上講話，明確提到天安門事件：“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這多少有點事後追認的意思。

4、 兩個農業文件

工作會議本來討論的重點是農業問題，主要是討論兩個文件：《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但是，與會代表意見最大的，批評最嚴厲、最猛烈的，恰恰是這兩個文件；對《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意見尤其大。

各組的意見主要是：第一、這個文件寫得太分散，重點不突出；第二、對28年來農業生產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沒有很好總結；第三、對“文化大革命”以來農業的情況的分析和估計是不是符合實際？第四、農業學大寨問題要很好總結經驗，農業學大寨必須從實際出發，不能生搬硬套；第五、措施不得力，國家對農業的投入不夠。與會者意見最大的，是文件對建國以來農業的基本經驗教訓沒有寫出來，沒有緊緊抓住農業現代化這個中心來寫，對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奮鬥目標、措施，寫得不夠。還有些與會者提出了農村體製問題，主張人民公社不應政社合一，而應政社分開。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製過渡問題，與會者意見很多。1960年代開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所謂“三級”指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隊為基礎”指基本核算單位以生產隊為單位，包括生產和分配。“文革”後期學大寨，連大寨的形式都學。大寨修梯田，其他地方都要修梯田。有的地方本來是平原，為了學大寨，硬是在平原堆山修梯田。還有計算工分，農民對於工分是非常計較的，不計較不行，因為到了年底，口糧的分配，食用油的分配，還有現金的分配，都要以工分作為分配的依據。大寨計算工分的辦法是“自報公議”，說是目的在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新社員”。各地推廣“大寨工”的經驗，“大寨工”實際變成了“大概工”。為了向更高更公的所有製過渡，陳永貴提出把基本核算單位盡快從生產隊過渡到生產大隊為核算單位。生產隊相當於現在的村民組，生產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公社相當於現在的鄉。由於農村自然條件和生產狀況很不平衡，有的自然條件、生產狀況好一點，有的落後一點，有的地方富裕一點，有的地方貧窮一點。基本核算單位一擴大，等於將不同條件、不同狀況的地方強行拉平，這叫“窮過渡 ”。農民對這些“大寨經驗”非常不滿，致使生產積極性受到損傷，農業生產隨之下降。與會者認為，這方麵的問題文件沒有很好清理，更談不上總結其中的教訓。

與會者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稿子的意見少一些，但也不是沒有意見。經過修改後，會議通過了這個條例，但是“原則通過”。“原則通過”暗含還是有不足、有問題的意思。文件有一個內容後來遭到詬病，即對農村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規定了“兩個不許”，即“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中國農村的改革是從實行“包產到戶”開始的，而農業文件卻規定“不許包產到戶”。無怪乎後來有人說，一個改革的會議卻出了個不改革的農村文件。話說得有些挖苦，卻反映了曆史的真實。這說明，當時對農業問題的全麵總結和深刻反思還沒到火候。也說明改革並非一蹴而就，三中全會（包括工作會議）也不是一攬子解決了所有問題，與所有曆史事件一樣，三中全會也有局限性。至於那個加快農業速度的決定的文件，會議沒有通過，而是會後下發各地直到農村基層討論，到第二年9月的四中全會才修改通過的。

5、 對汪、吳、陳、紀的批評 汪是汪東興，陳是陳錫聯，吳是吳德，紀是紀登奎。汪、吳、陳、紀當時都是高層人物，汪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吳、陳、紀是政治局委員。與會者對這4個人意見很大，分組討論中直接點名批評了他們，對汪東興、吳德、紀登奎的批評尤其激烈。

對汪東興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中央專案組、“兩個凡是”、壓製真理標準討論、修建中南海工程等問題上。“文革”中成立了中央專案組，主要負責人是周恩來，下麵是汪東興和楊成武。周恩來逝世後，中央專案組就由汪東興掛帥了。中央專案組管理的都是黨政軍高級幹部的專案，其中不少是政界元老、軍方將帥、社會名流。中央專案組的案件，幾乎無一不與汪東興有關。“文革”結束後，汪又對平反冤假錯案設置障礙。如前所述，與會的許多人“文革”初期即被打倒、立案審查，“文革”後期不得落實政策，所以對汪意見最大。何況，汪堅持“兩個凡是”、壓製真理標準討論，更是引起眾怒。分組討論中，與會者指名道姓批評了汪。以往除非是中央主席要批副主席，在中央會議上指名道姓批評中央副主席，幾乎不可想象。這次對中央副主席的批評，完全是自主、自發的。

對陳錫聯的批評，主要是他在遼寧工作時的問題和毛遠新的問題。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子，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文革”中升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沈陽軍區政委。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是遼寧省革委會主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對毛遠新政治上的升遷給予了直接扶持。毛遠新當時在遼寧炙手可熱、紅極一時。遼寧在“文革”期間是一個重災區，這同毛遠新有重要關係。而毛遠新有這個地位，又跟陳錫聯有直接關係。

對吳德的批評，集中於天安門事件問題。前麵說了，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宣布“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蓄意製造政治事件”的就是吳德。所以，與會者把“天安門事件” 的賬算到了吳德身上。公平地說，吳德發表廣播講話是政治局做的決定。據華國鋒個別談話說，當時政治局開會決定收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吳德還有些擔心，說這樣做是不是合適，會不會引起群眾的反感。但政治局還是做了決定，由吳德講話，實際上是在天安門廣場播放吳德講話的錄音。由於這件事同吳德的關係太直接了，與會者把火都發到了吳德身上。除此，吳德還有一筆賬。粉碎“四人幫”以後，吳德有些“捂蓋子”，使北京市的很多曆史遺留問題難以得到解決。

對紀登奎的批評，主要是 1976年“批鄧”運動中的問題。1975年整頓，應當說，紀是讚成並參與了的。1976年開始“批鄧”運動，紀反過來承認整頓的“錯誤”，指責主持鐵路整頓的萬裏，支持河南的唐岐山等人批判萬裏，使運輸狀況有所好轉的鄭州鐵路局再度陷入混亂。天安門事件後，紀還指示河南參照北京的辦法，“堅決懲辦”所謂 “反革命分子”。紀在中央分管組織人事工作，對老幹部的政策落實和平反也不得力。

汪、陳、吳、紀在會上分別做了書麵檢查，有的還在分組會上做了檢查。這4個人受到批評，對後來高層權力格局的變化有重要影響。

6、胡繩發言“一石激起千層浪”

會議期間，有一個人的會議發言的確是“一石激起千層浪”的，這個人就是胡繩。胡當時是毛著編辦（即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的副主任，同時兼國務院研究室的負責人，但主要工作在毛著編辦。毛著編辦當時在意識形態領域被認為是“ 凡是派”的陣營，汪東興是主任，李鑫、吳冷西、胡繩、熊複都在這個辦公室任副主任（熊複1978年5月調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胡繩其實同“兩個凡是” 的社論沒有什麽關係，並沒有參加社論的起草。“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後，也不見胡繩反對的材料。但他在工作會議上的一番發言，談到了這個討論，引起眾怒。 11月27日，胡繩在東北組發言，對報刊上的文章和各地、各大軍區負責人的有關講話表示肯定，但認為有人宣布在“真理標準問題”上存在分歧，這種分歧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是路線問題，是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這是一種八股老調，做這種宣布是輕率的。胡繩是有所指的。1978年7月，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和《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了一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討論會開得很隆重，影響很大。周揚做了一個講話，高度評價 “真理標準”討論，說“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問題，也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周揚是近代中國“ 普羅文學”的代表人物，左翼文藝理論家。“文革”前，周揚整肅過許多文化界人士，被稱為“文藝沙皇”，但“文革”中他自己又被當作中宣部“閻王殿”的“二閻王”、“四條漢子”之首打倒，並被投入秦城監獄。“文革”之後大概是大徹大悟了，說了這麽一番話，人們當然非常注意。

胡繩是一介書生，長期以來又是“筆杆子”，謹言慎行，但“文革”中仍然被打倒，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幫”之後，“思想解放運動”興起，開始觸及長期以來奉行的極左意識形態，胡繩擔心牽涉毛澤東，引起政局不穩，而沒意識到這場討論的確不是限於理論問題的爭論，就是一場關聯政治的較量和博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命題，沒有什麽好爭論的。之所以引起爭論，就是因為它的實質就是政治。會議一開始，就有許多與會者談到了“真理標準討論”，但尚無爭論。胡繩一發言，很快遭到六個組的“萬炮齊轟”，使得這個問題成了一個突出議題。許多與會代表紛紛批評胡繩，同時批評毛著編辦的幾個負責人，認為毛著編辦是一個思想不解放的單位，是以汪東興為代表的“凡是派”盤踞的地盤。與會者從1977年“兩個凡是”社論開始，一直到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曆數汪東興、李鑫、吳冷西、胡繩、熊複等人在思想解放運動過程中的錯誤。並且提出，中央要對“真理標準討論”有個正式說法，要充分肯定這場討論。所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中，特別肯定了“真理標準討論”，說“這個討論好，越看越重要，越看越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關係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問題”。三中全會的公報也對討論做了高度評價。

7、鄧小平、葉劍英講話稿的起草 關於鄧小平講話稿的起草，近些年來最重要的發現，是於光遠保存的鄧小平親筆起草的提綱。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都是一個秀才班子執筆，然後領導人拿到台上念一通。人們原來以為鄧小平的講話稿也是如此。鄧小平去世後，《百年潮》雜誌采訪於光遠，於偶然提起他有鄧小平寫的工作會議講話的提綱手稿。以正式講話文本與提綱手稿對照，框架、思路、觀點直到語言都是一致的，說明這個講話稿不像以往秀才的作品，而是鄧小平本人設計的，秀才班子不過是根據他的思路、觀點具體執筆寫出來了。比如說，“開動腦筋”就是鄧小平的語言，鄧那段時間經常講“開動腦筋”。還比如，整個框架也是鄧小平提出來的。鄧的提綱一共列了八個問題，正式講話稿分為四個部分，前三個部分正是提綱的前三個問題，最後一個部分無非是把提綱列的有關改革的四個問題捏在了一起，大框架並沒有多少變化。

講話稿是鄧讓胡耀邦、於光遠組織起草的。原來有一個稿子，是胡喬木起草的，鄧廢棄不用了，重新找胡、於組織起草。胡當時是中組部部長，於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具體執筆是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和中央黨校的阮銘。鄧對稿子的起草和修改格外重視，幾次約胡、於等人談話。於光遠保存了至少三次談話的記錄。從內容看，記錄稿比提綱手稿遠為展開和豐富，本該更值得重視，但似乎研究者多注意提綱手稿，對記錄反而多少有些忽略。

關於講話稿的起草和修改，迄今有兩個爭論：一是最初的稿子是鄧小平不滿意還是改主意而廢棄的。阮銘回憶說是前者，稱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鄧為什麽說“不行”，阮銘沒有提供直接材料，按他的說法，是胡喬木起草的稿子是要把鄧小平考慮講的“重點轉移”納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軌道。而朱佳木否認了阮銘的說法，稱因為會議形勢發生了變化，原稿顯得不適用了，所以鄧才要求重新起草。但朱沒有提供鄧感覺“不適用”的任何原始材料。二是重新起草講話稿有沒有胡喬木參與。朱佳木稱是胡喬木找於光遠組織起草新稿的，胡“自始至終”參與了新稿的起草，參加了鄧關於起草講話的幾乎所有談話。而於光遠本人則回憶，找他起草講話稿的是胡耀邦，不是胡喬木；鄧的幾次談話他也沒有見過胡喬木；在鄧同於等人定稿之前，胡喬木與起草這個講話稿並沒有直接關係。

關於葉劍英講話稿的起草，過去也有一些不同說法。阮銘回憶，初稿是胡耀邦找他起草的，稿子出來後胡“很滿意”。吳江也回憶說，最初是胡耀邦找馮文彬（中央黨校教育長）、阮銘和他三人談起草葉講話稿的問題。胡囑咐吳江和阮銘執筆，吳江請阮銘起草，吳做了些修改後上報。吳聽說稿子“基本通過”。朱佳木則說，葉劍英的講話稿是另外草擬的。他稱葉講話的前一天晚上，葉的女兒葉向真和當時的丈夫劉詩昆同去鄧力群家，說中央黨校為葉準備的講話稿由於會議的進展已不適用，他們和葉辦秘書重新寫了兩個稿子，為了和鄧小平準備的講話稿保持一致，需要再做些修改，葉讓他們連夜找鄧力群幫助加加工。鄧力群把葉向真等人起草的稿子，由五個部分調整為三個部分。

最近發表的葉向真文章，提供了新的材料，對以往的說法做了澄清。葉保留了三份原始文獻，又係當事人，所述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據葉文，初稿的確是阮銘起草的。這個稿子，葉劍英沒有 “認可”。時葉向真在家中閑居，此前經曆了4年牢獄之災，出獄後在家中通讀了《列寧全集》，思考了“文革”災難的原因。葉即重新起草，自己口述，由葉向真整理文字，然後再看，並討論修改。改出第三稿時，劉詩昆參加了討論。12月12日改出第四稿，胡繩參加了討論。當天晚上，葉向真和劉詩昆拿著第四稿到鄧力群處，請他提意見，幫助把關。鄧做了些文字修改。葉文根本沒有提及會議進展使得原稿不適用、要保持與鄧小平講話稿的一致等問題，也沒有提及所謂“兩個稿子 ”的問題。

葉向真的回憶解答了筆者心中的兩個疑問：第一，葉劍英為什麽談“反封建主義”問題。葉向真說這實際上是她父親的意思。“文革”中，葉劍英家中18歲以上的公民沒有一個沒坐過牢。葉是元帥，又是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這樣的紅色家庭竟然也有如此遭遇，令人震驚。當然，比家庭遭際更為嚴重的是“文革”對整個軍隊、對整個國家、對黨的衝擊，葉劍英有非常痛切的感受。他認為民主不健全、法製不健全，“封建主義殘餘思想”的影響，是導致災難的重要原因。他跟葉向真談了這些觀點，葉向真就是根據這些意思起草稿子的。第二，這個講話為何風格有些不同？講話稿比較口語化，很少有文件裏那種擺開架勢的排比句式，道理說得實在又很尖銳，跟一般秀才班子寫出來的東西不太一樣。

從提出反對“封建主義殘餘”問題的角度看，葉的講話比鄧的講話更深刻。令人不解的是，官方編輯出版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和《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都沒有收入這篇講話，讀者隻能從《葉劍英文選》查到這篇文獻。

8、人事變動和機構設置

變動高層人事，本來不是工作會議的議題。不過眾多與會者對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不僅提出激烈批評，而且質疑他們擔負工作是否合適，有人甚至直接提議免除其職。與質疑汪東興等人任職相對應，不少與會者呼籲陳雲等人進入中央常委，還建議恢複中央書記處、成立中央紀委。這就牽涉到了人事變動和機構設置的問題。按照程序說，決定中央人事須開中央全會。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來開八屆八中全會，就是因為要調整中央人事，要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拉下來。迄今沒有文獻顯示，中共高層最初準備在工作會議之後召開三中全會。筆者推測，召開三中全會很可能是工作會議期間的臨時動議，因為工作會議已經提出變動人事、設置機構的問題，所以必須開全會決定。

人事如何變動？不少與會者認為汪、陳、吳、紀有問題，應該下來，但鄧小平不同意，他幾次在中央常委跟各組召集人談話的時候，都說到了一個原則，叫“隻進不出”或“隻上不下”。也就是說，汪、吳、陳、紀等人的政治局委員繼續保留，但可以增加新的成員。會議還牽涉到一些中央委員的問題，鄧的意見也是一個不動，繼續保留。這是他確定的一個原則。為什麽不動人事？筆者以為，鄧小平未見得真的不想動，而是另有現實的考慮。當時海外輿論紛紛評論，稱中共高層內部有分歧、有矛盾，正在醞釀“權力鬥爭”。西方一些政要和商界人士有些疑惑和顧慮，擔心中國政局不穩，影響同中國交往、特別是同中國進行貿易的安全。鄧的考慮是：第一，要給海外一個中共高層是穩定的、團結的形象。第二，考慮到當時中國需要大規模的引進，不能影響中國的引進工作。所以提出“隻進不出”，沒有調整汪、吳、陳、紀的職務，也沒有調整部分中央委員的職務。同時又增補政治局成員4人：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增補中央委員9人：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按《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必須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所以全會特別聲明將來要提請十二大追認此次增補手續。另外，成立了一百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由陳雲出任第一書記。但這次全會沒有恢複中央書記處的設置。

四、簡短的評論

對此次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官方和學界都有大量評論，歸結起來，可用“實現重點轉移”來概括。筆者卻以為，這次會議最重要的結果，與其說是“重點的轉移”，不如說是權力核心的轉移，即中共權力的核心從華國鋒轉移到了鄧小平。為什麽這麽說呢？

第一，鄧小平的聲望進一步上升。鄧作為政治領袖的民意基礎，最早是從他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以後開始奠定的。那年他領導整頓，在可能的範圍內觸及和糾正“文革”極左政策，調整和恢複各方麵的秩序，贏得黨內外廣泛擁護。1976年的“批鄧”運動，不僅沒有使他聲望下降，反而博得更廣泛的同情。這年的“四五”運動，國民公開表達了對鄧的同情。粉碎“四人幫”以後，鄧的複出成為眾望所歸。鄧複出之後，主管軍隊、外交和科教，在整頓軍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恢複高考製度、促進科學和教育走入正軌以及落實老幹部政策等幾件大事上，大刀闊斧，成效顯著，贏得更加廣泛的擁戴。這次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與會者對此高度評價，其聲望明顯超過了曾被當作“英明領袖”宣傳的華國鋒。

第二，會議的大政方針的確定，基本上是鄧小平拿的主意。鄧雖然還不是中共第一把手，但已經可以做主了。一是解決曆史遺留問題，是鄧小平最後拍板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問題、彭德懷的問題、陶鑄的問題、康生的問題等等，處理到什麽程度，解決到什麽程度，是鄧小平定的調子。彭德懷的問題，鄧小平說彭還是黨員，沒有開除黨籍，他有錯誤，但是功績比錯誤大得多。二是高層人事變動，也是鄧確定的原則。會議對中央高層的人事調整，增補了新的成員，但也保留了當時遭到詬病的4位政治局成員。這個“隻進不出”的人事調整原則，是鄧小平提出的。三是對毛澤東評價的基調，也是鄧小平定下來的。會議實際上已經牽涉到毛澤東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一個“功大於過”的評價框架，即毛的缺點錯誤同他的功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鄧在會議期間的幾次談話都談到，“中國領導人永遠不會幹赫魯曉夫幹過的事情。”赫魯曉夫被認為是全盤否定斯大林，鄧說“不會幹赫魯曉夫幹過的事情”，那表明不會“全盤否定”毛澤東。這個基調不僅成為工作會議、三中全會對毛評價的基調，而且一直延續到以後。1981年中共中央做的曆史問題決議，其中對毛澤東的評價正是延續了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的說法。直到現在，關於毛的評價，官方仍然沒有改變這個基調。

第三，高層人事的變化，擴大了鄧小平的政治基礎。在政治局層麵，鄧本來就有相當的政治基礎。軍方的幾位政治局成員，幾乎都是鄧的班底。除軍方成員外，其他成員不少在政治傾向上也接近和靠攏鄧。比如趙紫陽。趙時任鄧的家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1977年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趙在“文革”中抵製人民公社的“窮過渡”，就頗得鄧的好感；“文革”後，趙在四川落實農村政策，更為鄧所欣賞。多年以後，鄧談到農村改革，還不忘引用當時流傳的“要吃糧，找紫陽”的民間政治諺語。還比如方毅。方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直接受鄧領導，與鄧的關係密切。政治局增補成員後，鄧的基礎顯然更加擴大了。在常委的層麵，陳雲的重新進入，增加了鄧的政治同盟者。在中央常委裏，鄧陳這時是聯手的關係，也就是說，鄧在常委裏的分量加重了。政治局增補的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3位，自然更是擁鄧的，尤其是胡耀邦和王震與鄧是政治上的同盟者。胡1975年就在鄧小平領導下，到中科院主持整頓，成為鄧的整頓的骨幹；1977年主持中央黨校和中組部的工作，組織和領導 “真理標準討論”，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思想開明而活躍，行事果敢且有魄力。王震資曆很深，又以率直著稱，“文革”中為鄧複出傳遞消息；鄧再次被罷黜後，又拒絕“批鄧”；粉碎“四人幫”後，為鄧再度複出大聲疾呼，是堅定的擁鄧者。這兩位進入政治局，對於加強鄧的政治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央委員會層麵，鄧同樣有著廣泛的政治基礎，老幹部大多政治上擁戴鄧，而9名新進成員都是“文革”中的“走資派”，感情上就與鄧有溝通，其中有的人（如胡喬木）還曾直接在鄧領導下工作，與鄧的關係非同一般。

還要看到，三中全會之後，高層調整了中央一些機構的人事。汪東興被免去幾乎所有兼職：中央辦公廳主任、毛著編辦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兼黨委書記，僅僅保留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的兼職。胡耀邦擔任中央秘書長，姚依林、胡喬木擔任副秘書長，姚依林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胡喬木擔任毛著編辦主任，宋任窮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接替張平化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最為重要的職能機構，基本上也成了鄧小平的班底，強化了鄧在高層權力格局裏的分量。鄧雖然沒有中共第一把手的名義，但實際上他已經成為這個權力的核心。三中全會以後，重大的決策基本上就不出自華國鋒了。所以，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就是一次權力核心的轉移。這個轉移的意義，實質上超過了“工作著重點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