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在會見希拉裏時說，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溢於言表。圍繞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形式、性質和發展方向等問題，近一年來美國的智囊們沒少出謀劃策。特別是在奧巴馬當選後，中美關係更成為熱門話題，而且被放置在了全球的大平台上。這其中，“中美共管世界”的典型美式思維提法，所謂“中美國”這樣標新立異的概念，頗能吸引人的眼球。
新提法的由來
最早提出中美“G2”構想的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登。他在去年夏天發表於《外交》7/8月號上的文章首次提出，並在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後召開媒體電話會議，宣傳他的中美“G2”構想：如果美國要鼓勵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就應該和中國分享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他建議，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機製應進一步升級為“領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國集團格局”。
他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現行國際體係的有效性越來越差。”而“現在克服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快創建一個中美主導的全球經濟合作框架。”“ 最基本的構想是發展一個中美‘G2’模式，以便在層出不窮的議題上引領全球。其他主要國家(主要是歐盟，在一些問題上包括日本)當然也需要深度參與。”
“隻有這種‘G2’模式，才能準確定位中國的新角色，讓中國人準確地感受到中國是一個全球經濟巨人，是國際秩序的合法建設者和維護者。”伯格斯登說。他把全球氣候變化和主權財富基金作為這種設想的兩個最重要的候選議題，因為中國在這兩個問題上都是關鍵的參與者。
在可行性上，他也提到，對於兩國政府來說，公開使用“G2”的名稱可能並不高明，也不應該這麽做。因此主張美國政府在名義上淡化“G2”，卻在實際施政中把中國作為管理世界經濟的首要搭檔。
隨後，美國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也提出一個“新概念”，即現在廣為議論的“中美國”(Chimerica)。弗格森認為，現在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美國是全球最大消費國，中國是世界最大儲蓄國；雙方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
在奧巴馬總統就職前的1月12日，北京舉辦的慶祝中美建交30周年晚餐會上，任內成功實現了美中建交的前總統卡特在致辭中稱，“美中關係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關係”。美國另一個大政治家基辛格主張，美中兩國應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結構，將兩國關係提升到類似二戰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高度。
隨同卡特一起訪華的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表示，“應當召開由美中兩國參與的G2峰會”，呼籲兩國首腦舉行定期的會談。他強調，“美中之間的關係必須真正是一種與美歐、美日關係類似的全麵的全球夥伴關係”；“美中高層領導人應進行例行的非正式會見，不僅就美中雙邊關係，還應就整個世界問題進行一種真正個人之間的深入討論”。中國所強調的“和諧”可以成為美中峰會一個有益的起始點。
1月17日，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說，“在雙邊關係方麵，美國應該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確立G2的關係。”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應是‘團隊中的發言人’。美國是激勵者和獎勵者，也可以成為調停者。”
誇大其詞的闡釋
彭博新聞社網站1月21日發表文章：《一個17萬億美元的聯盟可能會拯救世界經濟》，為中美“G2” 進行宣傳。文章說，2009年將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原有的領導框架將會日益失去作用。美國和中國應該幫助全球經濟，並使G2的程序正式化。“現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國和中國組成的兩國集團(G2)。”“價值17萬億美元的G2集團則是全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現在到了華盛頓和北京停止相互指責而攜手合作的時候了。”
《日本經濟新聞》2月8日刊登該報評論部副委員長泉宣道的一篇文章，題為《美中“G2”時代拉開帷幕》。文章說，“呼籲召開G2峰會的布熱津斯基在大選期間就曾擔任奧巴馬的外交問題顧問。他的提議恐怕不隻是一種單純的設想。”“G2峰會構想的最終實現很有可能發生在未來4年中。”
日本《產經新聞》駐中國總分社社長伊藤正1月16日發表《實用主義的“中美國”論》的文章，則直言“美中一體論是無視中國政治和社會多元性的機會主義”，認為美中兩國不可能出現“一體化”的結果。
G2也成了今年的達沃斯世界論壇的一個話題，論壇創辦人兼主席施瓦布指出，“我們提出了G2，但是我們可能更需要G3，意思是中國、美國和歐盟。”他認為同樣也要重視小國的參與。
“這確實有點誇大其詞了，但我能夠理解人們為什麽這麽說。”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指出，“中美關係特別是戰略關係是美國新任總統議事表上最重要的事，這有著深遠的經濟和政治影響，所以必須處理正確，歐洲也很重要，日本，其他新興國家都是如此，20國集團是有其意義的，但是人們要確保中美關係能夠發揮有益作用是正確的。”
不切實際且有害無益
對於所謂“G2”的設想，中國國內反應平靜，甚至冷淡。綜合一些學者的看法，基本認為建立所謂中美“G2”模式是不切實際，也是有害無益。
首先美國是否真心讓中國共同發揮領導作用，這一點就很值得懷疑。合作加遏製一直是美國幾屆政府對華戰略的基調，怎麽可能向中國讓渡它的部分領導權？這也不符合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中國從來沒有追逐霸權的意向和圖謀。
其次，世界上不光有中美兩國，現在歐盟是最大的經濟體，還有日本和“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以及其他經濟體。各自的利益訴求多種多樣，中國的實力不足以領先，何談與美國一起共管、共治？誠然中美加強國際上的協商和合作，對世界也將是有利的，但這與中美 G2完全是兩個概念。總之，中美關係還沒有重要到構建“G2”取代“G8”的地步。
再者，中美建立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但這個合作是不全麵的，在許多問題上中美是有分歧的。有的學者認為，這是美國學者和官員麵對深不見底的危機開始病急亂投醫，是想通過承擔國際責任的借口讓中國幫美國渡過金融危機的難關，甚至想借中國急於融入國際社會的機會“收編”中國，把中國變成為美國主宰世界的一個支撐點，成為美國主宰世界的“輪軸-輻條”體係中的一個輻條。
在有關學者看來，中美“G2”構想的提出和引起熱議，映射出當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說明經過30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家地位和國家形象在美國乃至世界得到了有力提升，也說明國際社會企盼中國能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但要清醒的是，當前的危機並沒有使國際社會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改變，美國的“一超”地位沒變，中國也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作為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美提高對話的層次(包括領導人定期或不定期的會晤)，共同致力於戰略性合作，協調立場和政策，無疑將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以及重大國際安全問題的妥善處理和解決。因此，中國加強與美國的關係無可非議，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隻有自身發展好，才有可能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延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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