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在“兩會”期間透露，去年中國GDP總量為30.067萬億人民幣，按照我國當年平均匯率6.948：1美元及中國人口數13.2465億，去年人均GDP已達3266.8美元。以此數據，中國已達到了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所指定的現代化指標。
中國的人均GDP，2003年為1000美元，而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按國際經驗，一般需要10年至15年時間，如德國用了15年，日本用了11年，而中國僅用了5年時間。中國速度究竟意味著什麽？
現在最具統計學意義上的一個流行分析手法，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按世界銀行的定義，凡人均GDP從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的，都叫中等收入國家。其中又分兩個層次：從900美元到3500美元左右，這是低的中等收入國家；在35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是高的中等收入國家。因中等收入國家的區間跨度很大，它涵蓋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國家均為少數，世界呈現為一種橄欖結構。恰恰是在中等收入國家，表現出更多的問題與挑戰，很多國家在中等國家的兩個階段裏艱難前行，甚至徘徊、反複，始終掙紮在11000美元大關以下難以衝出。究其原因，是陷於各式各樣的陷阱中。按照經濟學家湯敏的說法，“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收入分配、城市化、資本賬戶開放、產業升級、社會服務滯後等多方麵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很難順利跨入發達國家行列。“拉美化”與亞洲“四小龍”奇跡，則成為這種語境中最通常的比較研究案例。
湯敏概括的五大陷阱，在中國也存在。比如評價分配懸殊的基尼係數，再如城鄉二元結構等問題，低收入農村人口為主的國情，使中國仍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國家的人口結構特征。城鄉二元分裂還與戶籍製度改革、人口老齡化、產業升級等問題交織在一起。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現在逼近3500美元這一中等收入國家的中軸線，正如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言，“中國‘過河’已過了一半”。這裏是遍布各種陷阱的河中央深水區，向左還是向右，決定了能否順利到達110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彼岸。而改革正在過大關，趟入深水區，方向性選擇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那麽，當我們站在河中央，過去30年改革所形成的“放權讓利”路徑是否應延續？
答案是肯定的，筆者並且認為，過去30年的“過河”偏重於效率，剩下的“過河”應偏重於公平；過去的“過河”偏重於市場，剩下的“過河”應偏重於社會。
現在的中國，製度變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以及人口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隻有繼續“放權讓利”，才能激活民間最深厚的潛力，才能重拾中國前進的動力。而“放權讓利”，則需要不斷消解行政力量對市場的侵蝕，避免國有壟斷勢力的過度膨脹，避免官商勾結加重。筆者想補充的是，腐敗還是一個重要的“中等收入陷阱”，因而反腐敗已成為每年全國“兩會”的“第一焦點”。
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下，“放權讓利”就更多地放權、更多地讓利，啟動國內的消費需求，這也符合“人均GDP越高、居民消費率越高”的規律。外貿依存度極高的日本10餘年持續低迷，此輪經濟危機的打擊猶如雪上加霜，這啟發我們，中國更應立足內需。過去數年，中國憑借龐大的低價勞動力，成為世界供給方；那麽，中國能否憑借龐大的人口規模成為一個最具空間的消費市場呢？果若如此，則是中國百姓之幸，亦是世界經濟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