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周刊肖武男／目前經濟窘況很難歸咎到金融危機，回顧中國經濟成長過程，多年來走的是「高投資」、「高增長」、「高耗能」和「低效益」路子，稱之「泡沫經濟」也不為過。繼續這種模式，包括現階段為就業、穩定的考量去「保八」，將會有更大的麻煩。
原因無外乎是：中國產業層次和結構存在明顯缺陷：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科技進步不足、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偏低，環境汙染、資源浪費更是驚人。也就是說，這次不出問題，下次難逃一劫，「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我很讚成廣東的做法，騰籠換鳥，利用金融危機，把落後的產業淘汰，把經濟的泡沫擠出去。須知中國項目投資和決策存在太多潛規則和盲目性，拉關係、暗箱操作是企業「成功」的法則，各項監督和管理製度的建設要麽沒有，要麽形同虛設。固然中國發改委、環保、科技、國土、文物等部門均參與項目規劃或審批，但實際操作，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紛紛上馬「麵子工程」、某些利益集團利用行政程序來「圈錢」或保護其合法性等，決定了很多項目即使從構想、規劃、設計、立項到實施「層層有論證、步步有把關」，結果卻讓人匪夷所思，甚至近乎荒唐。
如：中國持有如此巨大的美國國債，入主美國黑石基金、摩根斯坦利，全球性的資源投資，及近期併購力拓的案子等，這些主意是怎麽想出來的？決策到底是誰做出來的？「年年失誤年年悟」的結果是「年年悟失年年悟」，這對一個開始講負責任的政府來說，是否真的應該反思了？
筆者認為，在保證國防和經濟安全的前提下，把四萬億的投入及可能拉動地方財政十幾萬億乃至於更高的投入，加之現有的外匯儲備，甚至整個國家家底，傾力構建社會保障體係是最為明智的選擇。創造財富當然重要，但換一個角度看，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是以犧牲許多人民的利益、價值和尊嚴，包括應該享受各種社會保障權利換來的，這是一筆需要償還的債務。
何況，中國的國家財富也不能那樣隨意被西方（主要指美國）的金融家、政治家卷走，或讓一些人「裏應外合」用「做局」的手段來耗費掉。人民有資格去監督納稅人的錢如何使用，更有權利分享改革的成果。中國的國民性，決定了中國人容易心安理得去做一良民。政府為什麽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把問題徹底解決了？
正確認識金融危機，是正確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用什麽立場去處理金融危機，是當代中國人的基本責任，即：是採用「擊鼓傳花」的方法延續弊病，還是著眼於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來開始「刮骨療毒」？本次金融危機，實質是價值危機，是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價值體係破產的表現，它們主張——人要不斷擴展內心對物質的需求，對自然界進行無窮盡地掠奪，並輔以一種社會、經濟、法律製度和科技手段為保障，其矛盾就是人與自然的衝突。這種危機是必然、不可抗力的規律。
而中國文化，講究「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融，用中國文化重新思考、認識世界和引領人類的未來，是可行的路徑。遺憾是，中國對金融危機的認識，僅局限在金融體製、監管和法律漏洞層麵，還錯誤認為是由於出口疲軟、內需不足帶來的需求問題，採用刺激需求、拉動投資這種緣木求魚、背道而馳的做法，到頭來是飲鴆止渴，還會把經濟的泡沫放得更大。
中國百多年來按照西方的價值觀所做「強國夢」，甚至是對自己文化的否定，幾乎是一條畸路。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可能在沒有文化複興、道德提升和人格塑造先行下，變得繁榮和強大。改革開放三十年，所依據的是鄧小平的三大理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就是硬道理。其本質就是釋放人的原始貪欲為動力，來實現個人的理想和社會的價值目標，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其結果是有悖於改革開放的初衷，也缺乏國家戰略的前瞻性，更有失一個泱泱大國的風範。
西方的近代科技、社會製度、經濟製度和法律製度是仁人誌士的心病和千方百計想拿來的「東西」。全球經濟苦雨飄搖中，人們突然醒悟：那些「東西」恰是造成今天環境、社會、道德和金融危機的源頭。還要害怕的是：自己不知道該做什麽和不該做什麽，這一念之間，可謂上天堂、下地獄。
這些分析，就是想澄清中國的兩個發展目標——近期目標：如何解決心態問題；遠景目標：如何解決價值追求，歸根結底就是把追求快樂作為社會的終極幸福。這恐怕能解決中國目前最大的社會弊端：全民都為錢而瞎折騰，但這樣國家會充滿著祥和，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嗎？
某種程度上說，這次金融危機正是中國的十字路口。
肖武男﹕中國哈爾濱人，以色列海法大學董事局執行董事，世界宗教交流與合作組織執行幹事長、亞太交流協會副主席。在北京當代世界發展研究院、北京清華大學等從事學術研究，及韓國東國大學授課，並有多部著作。
原因無外乎是：中國產業層次和結構存在明顯缺陷：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科技進步不足、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偏低，環境汙染、資源浪費更是驚人。也就是說，這次不出問題，下次難逃一劫，「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我很讚成廣東的做法，騰籠換鳥，利用金融危機，把落後的產業淘汰，把經濟的泡沫擠出去。須知中國項目投資和決策存在太多潛規則和盲目性，拉關係、暗箱操作是企業「成功」的法則，各項監督和管理製度的建設要麽沒有，要麽形同虛設。固然中國發改委、環保、科技、國土、文物等部門均參與項目規劃或審批，但實際操作，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紛紛上馬「麵子工程」、某些利益集團利用行政程序來「圈錢」或保護其合法性等，決定了很多項目即使從構想、規劃、設計、立項到實施「層層有論證、步步有把關」，結果卻讓人匪夷所思，甚至近乎荒唐。
如：中國持有如此巨大的美國國債，入主美國黑石基金、摩根斯坦利，全球性的資源投資，及近期併購力拓的案子等，這些主意是怎麽想出來的？決策到底是誰做出來的？「年年失誤年年悟」的結果是「年年悟失年年悟」，這對一個開始講負責任的政府來說，是否真的應該反思了？
筆者認為，在保證國防和經濟安全的前提下，把四萬億的投入及可能拉動地方財政十幾萬億乃至於更高的投入，加之現有的外匯儲備，甚至整個國家家底，傾力構建社會保障體係是最為明智的選擇。創造財富當然重要，但換一個角度看，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是以犧牲許多人民的利益、價值和尊嚴，包括應該享受各種社會保障權利換來的，這是一筆需要償還的債務。
何況，中國的國家財富也不能那樣隨意被西方（主要指美國）的金融家、政治家卷走，或讓一些人「裏應外合」用「做局」的手段來耗費掉。人民有資格去監督納稅人的錢如何使用，更有權利分享改革的成果。中國的國民性，決定了中國人容易心安理得去做一良民。政府為什麽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把問題徹底解決了？
正確認識金融危機，是正確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用什麽立場去處理金融危機，是當代中國人的基本責任，即：是採用「擊鼓傳花」的方法延續弊病，還是著眼於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來開始「刮骨療毒」？本次金融危機，實質是價值危機，是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價值體係破產的表現，它們主張——人要不斷擴展內心對物質的需求，對自然界進行無窮盡地掠奪，並輔以一種社會、經濟、法律製度和科技手段為保障，其矛盾就是人與自然的衝突。這種危機是必然、不可抗力的規律。
而中國文化，講究「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融，用中國文化重新思考、認識世界和引領人類的未來，是可行的路徑。遺憾是，中國對金融危機的認識，僅局限在金融體製、監管和法律漏洞層麵，還錯誤認為是由於出口疲軟、內需不足帶來的需求問題，採用刺激需求、拉動投資這種緣木求魚、背道而馳的做法，到頭來是飲鴆止渴，還會把經濟的泡沫放得更大。
中國百多年來按照西方的價值觀所做「強國夢」，甚至是對自己文化的否定，幾乎是一條畸路。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可能在沒有文化複興、道德提升和人格塑造先行下，變得繁榮和強大。改革開放三十年，所依據的是鄧小平的三大理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就是硬道理。其本質就是釋放人的原始貪欲為動力，來實現個人的理想和社會的價值目標，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其結果是有悖於改革開放的初衷，也缺乏國家戰略的前瞻性，更有失一個泱泱大國的風範。
西方的近代科技、社會製度、經濟製度和法律製度是仁人誌士的心病和千方百計想拿來的「東西」。全球經濟苦雨飄搖中，人們突然醒悟：那些「東西」恰是造成今天環境、社會、道德和金融危機的源頭。還要害怕的是：自己不知道該做什麽和不該做什麽，這一念之間，可謂上天堂、下地獄。
這些分析，就是想澄清中國的兩個發展目標——近期目標：如何解決心態問題；遠景目標：如何解決價值追求，歸根結底就是把追求快樂作為社會的終極幸福。這恐怕能解決中國目前最大的社會弊端：全民都為錢而瞎折騰，但這樣國家會充滿著祥和，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嗎？
某種程度上說，這次金融危機正是中國的十字路口。
肖武男﹕中國哈爾濱人，以色列海法大學董事局執行董事，世界宗教交流與合作組織執行幹事長、亞太交流協會副主席。在北京當代世界發展研究院、北京清華大學等從事學術研究，及韓國東國大學授課，並有多部著作。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