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光明日報》記者、中國著名學者戴晴近日提出，中國可借鑒南非模式，對"六四事件"評價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進行個案剖析、尋求認定正義，最終實現社會和解。這種呼喚中共體製內開明派、改革派同社會上理性人群共同發聲化解仇恨的提議被稱為解決"六四"問題的中間道路。戴晴曾因支持不同政見者在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被捕並在秦城監獄關押10個月。近日，她接受了德國之聲記者的采訪。
德國之聲：您能不能解釋一下如何運用南非模式解決"六四"問題？
戴晴：" 六四"已經過去20年了，兩邊一直堅持自己的說法。政府這邊從"動亂"到"暴亂"再到"事件"，現在是什麽都不提。另外一方，無論是受害者還是跑到海外的學生領袖堅持要求平反。所謂平反或者說完全平反，意思就是說，"你們鎮壓錯了，我們被鎮壓了，我們是完全對的"。我自己其實也是"六四"冤案的受害者。" 六四"之後我坐了10個月的牢，之後什麽都失去了，我沒有工作、收入、保險、退休金，什麽都沒有，也不能在自己的國家發表作品。可是我覺得所謂的完全平反並不能讓整個社會和解。現在看起來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像南非當年圖圖大主教通過"真相、正義、和解"的模式解決種族隔離的問題。必須要把真相調查清楚，基本上正義得到雙方的認定，然後才能得到和解。我覺得，按照前19年的模式中國沒有希望和解，再說和諧也都是白說。
德國之聲：您曾對一些媒體說過，您不是很讚同"平反"這樣的說法。
戴晴：對，我不同意說"平反"。30年前，中國開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時有兩件重大事情。一個是思想解放運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另一個就是胡耀邦主持的給右派分子平反，給文革的受害者平反。那麽，平反意味著雙方不平等的關係，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什麽事該平反，什麽事不該平反；誰給誰平反；平反的標準是什麽；平反之後怎樣得到社會承認和補償，在這些問題上受害者一方沒有任何權力。就像現在信訪站門口的那些人，受到冤屈隻能懇請中央為他們平反。但是沒有用。"平反"不是現代社會的用詞，不是法治國家的概念。我們應該依法一個案件一個案件地調查，得出真相，然後尋求正義，最後才有和解。
德國之聲：您覺得現在具備實現"六四"和解的前提嗎？
戴晴：完全不具備。比如說，最基本的真相都沒有弄清楚。89年上麵發布戒嚴令之後為什麽沒有人執行，還是誰想上街就上街？那時候大遊行簡直像節日一樣。到了6月，解放軍的野戰軍調到北京周圍，使用的是狙擊手才用的子彈。這樣的武器怎麽能用在人群裏呢？誰下的命令，軍隊是怎麽調動的，為什麽要用這樣的武器，到現在沒有最基本的調查。同樣的，當時香港、世界各地捐了很多錢，上千萬捐款到了北京。六四學生領袖是不是說了，為什麽說，有什麽權利說"我們期待的就是廣場上血流成河"。血流成河意味著什麽？為什麽要這樣期待？他們是怎樣得到錢，策劃好逃跑路線，最後跑到國外去的。這些都不清楚。可是現在這兩方麵連提都不許提。現在又怎麽能具備了實現"真相、正義、和解"的條件呢？但是條件不存在不意味著我們不能說。我們應該開始把能夠在中國慢慢實現的模式、原理讓大家了解，慢慢地訴諸法律，慢慢地被更多的人接受，才可能有這樣一天。
德國之聲：您現在怎樣評價當年的"六四"民主運動？
戴晴：我特別不同意後來海外很多人將它評價為"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甚至有人說整個共產主義陣營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變色都是受到"六四"民主運動的影響。這是完全不對的。這就不能算是一場民主運動。民主運動有很多基本條件。20年前發生在北京街頭和天安門廣場的事情不具備這些基本條件，差得太遠了。那不過是一些純潔的學生覺得社會有不正義走上街頭呼喊一聲，接著一些人成為了運動領袖，最後實際上是黨內的鬥爭社會化了。利用了學生和民眾，肅清黨內異己，也就是導致趙紫陽下台。這離民主運動差太遠了。更不要說歐洲民主傳統的根底就要比中國深厚。歐洲70年代80年代以來，捷克、波蘭、匈牙利做了很多事。這些中國都沒有做好。所以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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